今年是蘇聯解體、蘇共垮台20周年。自從蘇聯劇變以來，學術界對它的原因及其教訓進行了很多研究，也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但是分歧還是很大，政治立場的不同、看問題的方法的差異乃至個人目的的不同，得出的結論肯定是不一樣的。我在這裡不想去全面談論蘇聯劇變的原因和教訓，隻想著重談談我們從蘇聯劇變中最應該吸取的教訓是什麼。

一、必須加強干部的競爭性選拔機制，防止干部選拔中的宗派主義傾向。

蘇聯的干部制度長期以來就實行一種叫做“職務名冊”（Номенклатура）的制度，這種制度實際上在十月革命之后就開始實行，只是最初還沒有規定這一原則的指令性文件。負責這一工作的是1920年在俄共（布）中央和各省委會成立的登記分配部。它專門負責提拔和調動黨的負責工作人員、干部登記等方面的工作。中央登記分配部隸屬於俄共（布）中央書記處。斯大林主持中央書記處以后，這種做法制度化，成為干部選拔任用的常態制度。“職務名冊”最初有兩份：第1號“職務名冊”由中央委員會同意並批准，第2號“職務名冊”須得到中央組織分配部的同意。沒有進入第1號和第2號名單的職位選拔與任命，必須按照每一個國家機關確定的、征得中央組織分配部同意的名單來進行。它們就稱作主管機關3號“職務名冊”，或者就叫第3號“職務名冊”。其他則是地方各級機關的“職務名冊”。干部的任用，上到中央高級干部，下到農場廠長，都是根據各級“職務名冊”來進行的。

這種干部制度的實行，可以說其產生的后果是非常嚴重的。在任命干部時，首要的一個標准往往考慮的不是干部的個人能力，而是其所謂的政治素質，用斯大林的話說，就是要把那些“善於執行指示、能夠理解指示、能夠把這一些指示當做自己的東西並且善於貫徹這些指示的人安置在各種工作崗位上。否則，政策就會失去意義，就會變成空談。因此，登記分配部的工作……具有重大的意義。……必須嚴格審查每個工作人員。”^[1]另一個重要的標准是對領袖的忠誠程度。如，聯共（布）十七大后，對斯大林崇拜與否成了一條政治准則，吸收黨員、職務升降、“派別活動”的劃分、“人民公敵”的定案等，一概以此為准。盡管有許多人對社會主義、對蘇維埃國家十分忠誠，但只是在領袖崇拜上稍有疏漏，就立即被降職、免職，甚至被置於人民公敵的位置，並從肉體上加以消滅，一大批久經考驗的老布爾什維克因此死於非命。而那些把斯大林稱為“偉大的領袖和天才導師”、“一切進步的和先進事物的象征”、“一切時代最偉大的人物”等的人卻飛黃騰達。貝利亞就是靠肉麻的吹捧得到斯大林的賞識而調到莫斯科並進入最高領導層的。在各個時期參加過反對派或者與反對派多少有些聯系的人一概被排除在外，這實際上使得蘇共形成了一種狹隘的宗派主義干部政策。這種政策不可能成為選拔優秀人才的機制，相反卻難以避免任人唯親，裙帶之風，隻會把許多有文化的、才華橫溢的人才排斥在干部隊伍的大門之外。同時，這種干部制度的實行，也助長了阿諛逢迎、溜須拍馬之風。

二、謹防黨內、國內形成特權階層，從內部瓦解執政根基。

自從蘇聯實行干部“職務名冊”制度以后，蘇聯黨內外就逐漸形成了一批特權階層——在冊權貴。蘇聯的特權階層壟斷著國家的一切執政資源，包括政治經濟資源、輿論宣傳工具，掌握著蘇聯黨政軍以及企業和社會團體等干部的任命權，他們中大多貪污腐敗、恣意妄為，嚴重敗壞蘇共的聲譽、消解人民群眾對蘇共的信任和支持，並從根基上動搖蘇共執政的合法性。這個官僚特權階層，趁著戈爾巴喬夫改革之風大肆侵吞國有資產，化公為私，據為己有。尤其到了20世紀80年代后期，這個階層的私有財產急劇膨脹。為了使自己擁有的財產合法化，他們實際上成了公有制的最有力的摧毀者和私有化的最實際的推動者。正如著名經濟學教授大衛·科茲所分析的：“到80年代就完全不同了，佔據蘇聯黨政機關要職的‘精英’們開始放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代之以典型的物質主義、實用主義。盡管這些‘精英’們還在不斷重復官方的論點，但相信者是極少數。他們開始考慮實行什麼改革方案對自己最有利。許多人認為民主社會主義會減少自身的權力，改革前的社會主義雖然賦予他們某些特權，但又限制了他們把權力傳給子女和聚斂更多的財富。顯然，實行資本主義最符合‘精英集團’的利益，這樣，他們不僅是生產資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實現個人財富更快地增長，又能合法地讓子女繼承權力和財富。”^[2]因此，蘇聯解體、蘇共的垮台，在很大程度上可說是蘇聯特權階層的“自我政變”，是為了使他們長期以來通過非法手段佔有的社會財富和各種權益合法化，是他們主動選擇的結果。1991年6月，美國一個社會問題調查機構在莫斯科作了一次關於意識形態問題的調查，調查對象是掌握著高層權力的黨政要員。調查採取特定小組討論的方式，一般要同調查對象進行4—5小時的談話，通過談話以確定他們的思想觀點。分析結果是：大約9.6%的人具有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他們明確支持改革前的社會主義模式﹔12.3%的人具有民主社會主義觀點，擁護改革，並希望社會主義國家實現民主化﹔76.7%的人認為應當實行資本主義。^[3]蘇聯劇變后的進程也確實表明了這一點。在蘇聯時期的那些“在冊權貴”在蘇聯解體以后搖身一變，變成了新體制下的新官僚或者富翁。

可以說，蘇聯解體原因雖然是很復雜的，但是關鍵原因還應當從蘇聯共產的內部去找，這也是符合辯証法的，畢竟內因在事物發展中是起決定性作用的。這個教訓是很深刻的，務必認真汲取。

三、必須從制度上形成監督制約機制，防止權力使用處於無法監督的狀態。

在蘇聯存在的70多年時間裡，絕大部分時間都是一黨專政，黨國一體，政治經濟體制高度集權。領導人的權力處在無人監管也無法監管的狀態。如何在制度上做到使權力的運用合規合法，做到不致濫用權力，一直是蘇聯社會沒有解決的問題。

在列寧在世時，就曾感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所以當時設立與中央委員會平行的機構——中央監察委員會來行使監督的職權，並且特別規定：中央監察委員會由黨代表大會選舉產生，與中央委員會平行地行使職權﹔享有和中央委員會委員同等的權利，有權參加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並有發言權﹔監委的決議，同級黨委員會必須執行，而不得加以撤銷，如果有不同意見，可以把問題提交聯席會議解決，如果同級黨委會不能取得協議，可以把問題提交代表大會或本級代表會議解決﹔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必須專職，不得兼任黨委會委員和其他行政職務，等等。列寧設想，通過賦予中央監察委員會的這些職權，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們，“應該形成一個緊密的集體，這個集體應該‘不顧情面’，應該不讓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總書記，還是某個其他中央委員的威信，來妨礙他們提出質詢，檢查文件，以至做到絕對了解情況並使各項事務嚴格按照規定辦事。”^[4]監察委員會如果能真正地行使自己的職權，無論對黨的中央領導人還是一般黨員，都能起到很好的監督作用，對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組織局、書記處）的權力濫用也能起到制約的作用。監察委員會建立以后，也曾起到過很好的作用。但是，因為建立的時間很短，機構也不完備，人員素質和思想認識水平參差不齊，他們在履行自己的職權時常常顯得軟弱無力。因此，列寧晚年，對此非常憂慮，他在病床上還反復強調了加強中央監察委員會的重要性。

但是，要加強中央監察委員會，這與加強個人集權顯然是相矛盾的。隨著斯大林個人集權的發展，他逐步縮小了中央監察委員會和地方監察委員會的職權范圍，使之從一個與中央委員會的平行機構變成了中央委員會的下屬機構，使之完全喪失了監督的職權，這就使得蘇聯共產黨干部手中的的權力行使完全失去了監督。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共產黨的腐敗已經非常嚴重：腐敗已經由大多是“個案”發展到“窩案”﹔由小數額發展到大數額﹔由級別較低官員發展到部長、州委書記、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甚至勃列日涅夫的家族成員等高級干部。到了戈爾巴喬夫時期，蘇聯腐敗尤其是特權階層的腐敗更是發展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

四、必須切實關照廣大人民的切身利益，防止黨與群眾關系的異化。

干部實行的是任命制，而非選舉制。這些經過任命的干部，由於不是公民投票選舉產生的，所以他們在行使權力時，用不著也根本不會去考慮選民的意願，唯一要顧忌的就是任命他的上級機關及其領導人，也就是隻對上負責。蘇聯的特權階層按照官職級別的高低，享有蘇聯普通百姓無法享受到的各種“福利”特權。蘇聯的這種“特權等級制模式”大大加深了群眾與領導之間的隔閡。他們表面上標榜“社會平等”、“黨員干部是公仆”，實際上卻在無所顧忌地濫用人民賦予的權力，享受各種特殊待遇，甚至於腐化墮落。這是廣大人民群眾無法諒解的。正像格·阿·阿爾巴托夫所說的那樣：特權腐敗在蘇聯不僅造成了國家物質上的損失，“道德上的損失就更為慘重：社會分化加劇﹔經常遇到磨難的大多數人對那些不僅享受福利照顧而且享有種種特權、任意攫取不義之財而又逍遙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與日俱增，埋下了社會沖突的地雷，黨、政府、整個領導層的威信下降。”^[5]當各種腐敗現象被大量揭露后，人民所接受的社會主義的理想精神和道德標准迅速趨於崩潰，從而對蘇共產生了嚴重的信任危機，並對其執政的合法性提出了巨大懷疑。正如葉利欽在《我的自述》中所寫的:“當人們了解到這令人憤怒的社會不公，並看到黨的領袖不採取任何措施以制止黨的高層人物對財富的這種不知羞恥的掠奪，就會失去最后一丁點的信任。”^[6]

有一組調查數據也清楚地表明，蘇共在人民群眾心目中也不是他們的代表了。據1990年的一項調查表明：人民認為蘇共領導階層代表勞動人民的隻有7％，代表工人的4％，代表蘇共黨員的11％，代表黨政官僚和機關人員的達85％。^[7]這是在蘇共接近解體之時人民說出的真話。

當然，蘇聯解體、蘇共垮台給我們留下的教訓很多，也很深刻，但是，在當下，我覺得我們最應當汲取上述這四條教訓，嚴肅認真地處理好我們黨、我們國家當前出現的種種問題。隻有做到警鐘長鳴，才能不斷增強我們黨執政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