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是2006年為《社會企業家的崛起》中文版在中國的面世而寫作的序言。此后兩年，我對社會企業陸續做了一些研究，2008年在英國訪學期間還曾經有幸訪問了引領全球社會企業研究的牛津大學斯考爾社會企業家精神研究中心（Skoll Social Enterpreneurship Center, Oxford University），在那裡結識了一些社會企業研究專家，得到了他們很多的鼓勵。為了與更多朋友分享我對社會企業和社會企業家群體的一些初步理解，我決定將這篇序言通過在國內積極倡導社會創新的“中國政府創新網”再次發布，求教於各位朋友。
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上，福利國家體制對保障公眾利益、解決社會問題所起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體制，也曾經讓許多國家的人民引以為豪。然而，社會經濟體制面臨的環境總是在變遷，體制本身也在不斷演化。在此過程中，能夠適應新環境的體制得以發展，而不能適應新環境的體制則被淘汰，為新體制所替代。福利體制也是如此。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福利國家體制大都陷入了危機。福利國家的出路何在？如何打破福利的僵局？西方福利國家開始了艱難的探索。仔細觀察后，我們可以發現，在這個打破福利僵局的過程中，西方國家的社會企業起到了積極作用。作為組織的領導者，社會企業家在企業的運作中則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由英國人查爾斯?裡德比特（Charles Leadbeater）所著的《社會企業家的崛起》，正是對社會企業家進行全面考察的一本力著。
大概在兩年前，在研究西方福利國家轉型的文獻中，我初次了解到了西方社會企業的發展。當時，從理論研究角度出發，我感到，社會企業的崛起是研究西方福利國家轉型時必須重視的一個重要問題。基於此，后來我又通過國家圖書館和互聯網收集了大量國內外理論界對社會企業的研究文獻。結果發現，在西方發達國家，隨著福利國家的轉型，社會企業在實踐中開始大量出現，西方理論界也對社會企業進行了比較全面和及時的研究。比如，在由Carlo Boraga和Jacques Defourny主編的《社會企業的興起》（The Emergence of Social Enterprise）一書就提出了社會企業研究的三個關鍵問題，分別是“什麼是社會企業真正的專門化特征”﹔“社會企業有什麼貢獻”﹔“社會企業的未來如何”。圍繞這三個問題，該書作者們分析了第三部門和社會企業之間的關系，嘗試創建了社會企業理論。該書的很多觀點非常新穎和富有啟發意義。而在實踐中，美國設有社會企業家精神（social entrepreneurship）獎，每年對成績卓越的社會企業家進行獎勵。與此對照，我國國內社會企業的數量和作用是很微小的，而關於社會企業的研究論著幾乎是空白，就是對西方社會企業的研究論著的譯介也是微乎其微。兩年后，這種局面有了改觀，《如何改變世界：社會企業家與新思想的威力》、《社會企業家的崛起》等書中文版的發行，就是一個很好的開始。無疑，這些努力是令人欣喜的。
通讀《社會企業家的崛起》，可以發現，作者對社會企業家群體進行了宏觀到微觀的解剖。該書不僅分析了社會企業家崛起的宏觀背景，即對公眾利益的探尋和福利國家體制的衰落，也通過5個鮮活的案例，用生動而平實的語言介紹了英國社會企業家的具體行動。此外，作者還從抽象的角度，對社會企業家所需具備的素質，技能和價值觀進行了介紹。而對社會企業運行所必需的社會資本，以及社會企業的組織結構，作者也進行了比較鮮明的論述。其中，有很多的思想和觀點具有較強的啟發意義。比如，裡德比特認為，社會資本的繼承和積累是社會企業家的一個重要責任，而社會資本的意義在於重塑社會網絡，建立社會信任。此外，他還從公共政策問題角度提出了發展社會企業和培養社會企業家群體的思路，認為應該建立起社會企業家、政府部門和商業部門之間的聯盟。這些思想對我們構建和諧社會具有較強的借鑒意義。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進入了急劇的社會轉型期，大量社會問題突現。這些社會問題包括: (1)失業率上升,就業局面依然面臨長期困難; (2) 貧富差距迅速擴大; (3) 不平等增加; (4) 腐敗造成巨大經濟損失; (5) 舊有社會保障體系瓦解而新的健全的社會保障體制並沒有建立和完善; (6) 農民失地引起的社會矛盾加劇; (7) 可持續發展受到資源、能源和環境的嚴厲約束,等等。在這個社會轉型過程中，同時也產生了很多社會弱勢群體。如何保障弱勢群體的權益，增強社會團結性，是我國和諧社會建設必須解決的問題。雖然，近年來隨著我國公民社會的興起，大量非政府組織和非營利組織在公益事業上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非政府組織和非營利組織的服務范圍仍然比較有限。裡德比特在《社會企業家的崛起》中指出，社會企業具有社會性和企業型，它將創新和企業精神結合在一起，創造出了一種主動的社會福利機制，鼓勵服務對象更多地為自己的生活負責，從而能打破福利的僵局。作為社會企業的領導者，社會企業家則擅於建立和利用由各類人才和企業構成的多元化網絡來一同解決社會問題。一個最經典的例子就是3B社區中心（Bromley-by-Bow）聯合倫敦市的大公司、教會和志願者組織一起尋找方法，解決犯罪和青年失業等地方性問題。在此意義上說，社會企業是我國公益事業發展的一種新的選擇。《社會企業家的崛起》一書至少給我國發展社會企業提供了三方面的啟示：一是要倡導社會創新，營造社會企業發展的空間﹔二是要培養大批具有高素質和具有志願者精神的社會企業家，引領社會企業開展社會創新，為解決社會問題作出貢獻﹔三是學習國外經驗，結合中國實際，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企業。
應該指出，社會企業問題所涉及的理論問題比較多，包括社會資本、社區建設、志願者精神、社會排斥、社會創新等。不過，我們相信，隨著對社會企業問題的進一步研究，我國理論界對相關理論的研究將會有新的突破。當前，我國正在積極構建和諧社會。社會企業是從事社會慈善和社會投資等活動的重要主體，對社會穩定起到了積極作用。因此，了解和借鑒西方社會企業的實踐經驗，對構建中國和諧社會的新生力量也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所以，我認為，以《社會企業家的崛起》為代表的論著在中國的出版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作為開放世界的一員，我們理應持一種積極和開放的態度，從理論上為中國社會企業的發展和社會企業家群體的形成提供必要的支持。
（來源：[英] 查爾斯·裡德比特著《社會企業家的崛起》，環球協力社編譯，2006年。）（作者單位：中央編譯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