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新中國外交走過了60年輝煌而又曲折的發展歷程。60年來，中國堅持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按照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處理國家關系，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在風雲激蕩的國際環境中處變不驚，經受住了嚴峻的考驗，國際地位顯著提高，國際影響不斷擴大，為國內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贏得了越來越有利的國際環境和外部條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一、新中國成立到20世紀50年代末：新中國外交初步創立和鞏固
一個國家的外交是與它的國內政治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是它的內政在對外關系中的延續。因此，一國對外政策的制定必須服從於這個國家的利益，必須服從於它的立國原則。新中國外交政策的制定也是如此。新中國外交是國內政治制度的對外部分，它是一種嶄新的外交制度，因此，無論在性質、原則和方式等方面都與舊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外交制度根本不同。所以，1949年春夏之交，在三大戰役取得輝煌勝利，大陸的全部解放已經在望，新中國即將誕生之際，毛澤東等新中國領導人先后提出了“另起爐灶”、“打掃干淨屋子再請客”、“一邊倒”三大決策，建構起了中國新型外交的原則框架，為新中國外交的創立奠定了基礎。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會上通過的具有憲法和法律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對新中國的外交政策、原則都作了全面的規定，把三大決策和有關對外政策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政策的原則，為保障本國獨立、自由和領土主權的完整，擁護國際的持久和平和各國人民間的友好合作，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根據這一基本原則，《共同綱領》規定了新中國外交的一些具體政策：（一）關於國民黨政府與外國政府所訂立的條約和協定問題。《共同綱領》規定：“對於國民黨政府與外國政府所訂立的各項條約和協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應加以審查，按其內容，分別予以承認，或廢除，或修改，或重訂。”這就是說，對於那些平等的、友好的條約，新中國當然予以承認﹔而對於那些“已經並將繼續使中國陷入內亂、喪權辱國、殖民地化和崩潰危機中”的條約，新中國理所當然予以廢除。（二）關於與外國政府建交的原則。《共同綱領》明確規定：“凡與國民黨反動派斷絕關系、並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採取友好態度的外國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與之談判，建立外交關系。”這裡規定了建交原則、建交條件和建交方式，明確規定新中國與外國的關系須經談判，重新建立。（三）關於對外貿易關系。《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礎上，與各外國的政府和人民恢復並發展通商貿易關系。”此外，《共同綱領》還對保護國外華僑的正當權益、保護外國僑民以及外國人在中國的居留權等做出明確規定。
上述規定，成為新中國對外工作的指導方針和法律依據，為開國后的外交工作指明了方向。
新中國肅清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和勢力，埋葬了舊中國的屈辱外交，以嶄新的姿態昂然登上世界舞台。新中國積極同世界各國建立和發展新型平等的外交關系。鑒於建國初期的特定環境，採取了“一邊倒”的外交戰略，同蘇聯締結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友好合作也有相當大的開展。在同各社會主義國家迅速建交的同時，也重視發展同周邊新興的民族獨立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外交關系或民間交往。隨著與各國外交關系的建立，派遣大使並建立使館也開始有條不紊地進行。並根據平等互惠的原則，建立了領事關系，設立了領事機構。此外，隨著民間外交的廣泛開展，民間外交機構也開始建立。以上機構的建立，為新中國外交的順利開展提供了組織上的保証和條件上的便利。
與此同時，頂住了美國壓力，通過朝鮮、印度支那、台灣三條戰線同美國的反復較量，大顯國威。粉碎了帝國主義對新中國的孤立、封鎖和威脅，維護了國家的獨立、主權和尊嚴，贏得了世界的尊重。
在此期間，中國政府還遵循和發展了列寧關於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和平共處的思想，率先倡導了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贊同﹔參加了有益於世界和平的日內瓦會議和萬隆會議，為恢復印支和平、增進亞非團結做出了歷史性貢獻。
新中國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承認，到1959年10月，已同33個國家建立正式外交關系，同英國、荷蘭建立代辦級關系，同未建交的近百個國家開展了民間交往。新生的共和國在國際驚濤駭浪中站穩了腳跟，並以獨立自主、熱愛和平而又不畏強暴的嶄新風貌屹立於世界東方。
二、20世紀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末：新中國外交曲折發展
歷史發展到50年代末，整個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美蘇兩國都力圖保持兩極格局，但在它們的盟國中，獨立自主傾向開始有所發展﹔民族獨立解放運動風起雲涌，越來越多的國家在獲得獨立后走上和平中立的道路，這一切表明戰后初期形成的兩個陣營對峙的政治格局開始改變。在此背景下，蘇聯的外交政策有了重大調整和改變。赫魯曉夫提出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平競賽的外交總路線，確定了美蘇合作主宰世界的戰略目標。與此同時，蘇聯為了自己的外交利益，大國主義逐漸暴露出來，試圖把中國外交納入蘇聯全球戰略的軌道，不惜要求中國犧牲主權和領土完整，導致中蘇關系惡化，公開走向破裂，直至兵戎相見。1964年勃列日涅夫成為蘇聯最高領導人后，變本加厲，對中國施加的軍事壓力越來越大。在中蘇、中蒙邊界上，蘇聯駐軍由赫魯曉夫時期的10多個師增加到50多個師100多萬人。不僅如此，蘇聯還挑動東歐一些國家反對中國，使中國所依靠的社會主義陣營不復存在，“一邊倒”對外戰略也由此徹底劃上了句號。與此同時，美國繼續推行敵視新中國的政策，在中國周邊通過各種軍事條約，構筑反華軍事包圍圈，並發動了對越南的侵略戰爭，從南面威脅中國，戰爭的陰影猶如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在中國的上空。
這樣，中國處於同時與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尖銳對立的狀態。整個60年代，新中國外交進入最困難、最曲折發展的時期。面對來自美蘇兩面的夾擊，為擺脫外交上的被動局面，中國對外戰略做出重大調整，斷然放棄50年代“一邊倒”戰略，轉向實行在世界范圍內建立反帝、反修“兩條線”的戰略。中國把外交立足點轉向“兩個中間地帶”國家，依靠亞非拉第一中間地帶，爭取歐洲、日本等第二中間帶，把亞非拉國家作為外交工作的重點。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萬隆會議精神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同它們的團結合作。這一時期，中國大力支持亞非拉各國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的斗爭﹔奉行睦鄰友好政策，同周邊國家解決了歷史遺留下來的邊界問題或雙重國籍問題﹔同更多的亞非拉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高層互訪日益頻繁。尤其是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周恩來出訪亞非13國，提出了著名的中國處理同阿拉伯國家和非洲國家的五項原則和對外援助的八項原則，產生了深遠影響。
同時充分利用資本主義世界的內部矛盾，尋找突破口，努力加強對西歐和日本的工作。1964年中法建交，法國成為西方大國中第一個同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系的國家，標志著西方世界開始分化。中日民間外交有聲有色，為70年代初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基礎。
從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新中國外交在毛澤東、周恩來的正確領導下，在國際環境極為險惡的情形下繼續有所發展。從1960年到1964年，又有17個國家同我國建立了外交關系，其中絕大多數是亞非拉國家，從而拓寬了外交空間，緩解了美蘇對我實施孤立與圍堵政策的壓力，增強了與美蘇威脅和壓力相抗衡的力量。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運動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中國外交受到沖擊，一度遭到嚴重破壞，對外關系基本上處於停滯狀態，幾乎陷於中斷。據統計，在“文革”開始后的一年多時間裡，中國同已建交和半建交的40多個國家中的近30個國家先后發生外交糾紛。而在60年代后期，同中國新建立外交關系的國家隻有一個。領事關系也受到了極大的沖擊，領事機構急劇減少。到60年代末，外國在中國設立的領館由60年代初的30個銳減到6個，而中國在國外的領館也由14個減少到5個。
三、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新中國外交大踏步前進
值得慶幸的是，“文革”給新中國外交帶來的沖擊和破壞沒有持續太久。中國外交畢竟是由毛澤東領導、周恩來親自主管和把關，因而能夠及時糾正外交工作中一度出現的偏差，外交失控的現象很快得到有效控制。從1969年“五·一”節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會見一些外國駐華使節起，中國陸續重新向外派駐因參加“文革”而奉召回國的駐外大使，主動修復因極“左”思潮而遭到破壞的對外關系，中國外交很快便回到正常的軌道上來。
進入70年代，國際形勢又發生了很大變化。首先，美蘇軍事力量的對比向著有利於蘇聯方向發展，呈現出蘇攻美守的戰略態勢。隨著蘇聯軍事力量的增強，它追求的目標已不再是與美國合作共同主宰世界，而是力求取代美國，獨霸整個世界。這嚴重威脅著美國的既得利益和霸主地位。其次，世界多極化趨勢進一步發展。隨著西歐和日本經濟的迅速崛起，逐漸形成了美國、西歐、日本三大經濟中心，使美國同西歐、日本的關系，逐漸由原來的“盟主”關系變成“平起平坐”的“伙伴”關系。而東歐各民主主義國家也比較明顯地表現了對蘇聯的離心傾向，蘇聯對它們的控制能力在下降。第三，亞非拉地區的民族解放運動向縱深發展。它們不僅成為國際事務中越來越重要的政治力量，而且作為重要的經濟力量而興起，要求建立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國際新秩序。
面對新的世界格局和國際斗爭的戰略態勢，毛澤東審時度勢，提出了劃分三個世界的戰略思想，實現了一次意義深遠的戰略大調整。這一時期中國外交指導思想是依靠第三世界，爭取同第二世界的聯合，反對美蘇霸權主義。對於美蘇兩霸，也不是平均對待，而是根據美蘇爭霸中的戰略態勢，以及蘇聯對中國構成的主要威脅，重點反對在爭霸中處於攻勢的蘇聯霸權主義。從而形成了“一條線、一大片”的對外戰略，即從中國、日本、歐洲，一直到美國結成一條線，加上周圍一大片國家，共同對付蘇聯霸權主義。這一戰略意味著最終拋棄兩大陣營劃分世界和以社會制度、意識形態決定國家關系親疏的立場和觀點，而是把推動世界反霸斗爭和維護國家利益作為中國外交的出發點。
在這一正確的外交思想指導下，70年代中國外交有了大踏步前進，取得了空前的勝利。主要表現在：
1.恢復了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這是新中國外交取得的重大勝利，進一步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加強了對國際事務的作用和影響，為開展更加廣泛的國際交往創造了條件。
2.打破中美關系僵局，實現了中美關系正常化。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鬆訪問中國，與毛澤東、周恩來舉行了會談。經過艱苦談判，
3.中國進入全方位外交的時代，迎來了建交新高潮。中國加入聯合國以及尼克鬆訪華的“破冰之旅”，推動了中國與其他西方國家關系的改善，導致了70年代的建交高潮。截止1975年，歐洲的絕大部分國家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都與中國建交。整個70年代，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國家從50個猛增到120個。中國在國際上有了更加廣闊的外交天地，改變了文革中一度面臨的萬馬齊喑的外交困局，創造出中國外交的新局面、新氣象。
隨著一系列外交成就的取得，新中國外交制度也得到了完善和加強。外交機構進一步健全，對外交官的遴選和培訓也趨於系統化、正規化。隨著建交國家的日益增多，使館迅速增加，領事關系也有所發展。尤為重要的是，隨著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恢復，中國逐步向所有屬於聯合國系統的政府間組織派出代表，以取代國民黨台灣當局派出的所謂“代表”。從此，中國進入了政府間多邊外交的許多領域。中國設在國外的多邊外交常設機構逐年增多，聯合國系統的組織設在中國的辦事處也從無到有，不斷增加。
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外交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20世紀70年代末期，國際國內形勢都發生了重大變化。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召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從此，中國進入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由內政所決定，中國外交也經歷了具有深刻意義的偉大變革，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科學判斷國際形勢和我國外部環境，是做好外交工作的重要前提和基礎。作為新時期中國外交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的一個偉大貢獻就在於洞察國際風雲變幻，科學把握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和力量對比，對戰爭與和平問題以及當今時代特征做出清醒的、符合實際的判斷：世界大戰可以避免，在一個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分析概括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這為我們集中精力進行經濟建設提供了科學依據和思想基礎。
內政決定外交。隨著國內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相應地要求外交戰略進行調整，以適應國內經濟建設的需要。為此，中國認真總結前30年外交工作的經驗教訓，對外交戰略及時作出一系列重大調整。果斷改變70年代“一條線”、“一大片”戰略，實行“真正的不結盟”，大力開展全方位外交。改變長期奉行的“以政治劃線”的外交思維，不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異同論親疏，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發展與各國的友好合作關系。實行對外開放，加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一時期中國外交工作的目的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明確，除一如既往地維護國家獨立、主權，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外，核心任務就是為國內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
上述外交戰略的調整，是鄧小平外交思想的體現和反映。它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外交思想，充實、完善了毛澤東、周恩來制定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成為新時期中國外交實踐的光輝指南。在它的指導下，中國的對外關系呈現出更加活躍的新局面。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際形勢風雲變幻，持續了近半個世紀之久的冷戰格局瓦解，世界進入新舊格局交替的大變動時期。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創造性地繼承和發展了鄧小平外交思想，科學把握世界變化趨勢和特點，因勢利導，引導中國外交取得新的成就。
進入21世紀以來，國際形勢處於深刻演變之中。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冷靜分析、科學判斷，不斷完善外交戰略，提出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提出堅持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推動建設和諧世界的新世紀中國對外戰略。中國外交開創了生機勃勃、豐富多彩的新局面。
1.與主要大國關系健康穩定發展
20世紀80年代初，中蘇關系開始鬆動。為打破中蘇長期對峙局面，鄧小平提出消除三
大障礙，舉行高級會晤的設想。經過艱難的磋商談判，中蘇兩國最高領導人舉行高級會晤，“結束過去，開辟未來”，於1989年5月實現了中蘇關系正常化。蘇聯解體后，中國不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劃線，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同俄羅斯及新獨立的原蘇聯各共和國也相繼建立了友好合作的外交關系。1996年，中俄建立戰略協作伙伴關系。2001年，中俄簽署《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將“世代友好”的和平思想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
此外，與日本、歐盟各國關系有了長足發展。1998年，中國與歐盟建立建設性伙伴關系，與日本建立致力於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伙伴關系。2008年5月，胡錦濤主席對日本進行時隔10年的首次國家元首訪問，開創中日戰略互惠關系新局面。
2.大力發展同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系，營造有利的周邊環境
“四鄰安，國乃興”。集中精力致力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一個穩定的國內環境，同時也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不能設想在戰爭或戰爭威脅始終存在的環境下一心一意搞建設。同時地緣關系決定了對中國經濟發展影響最密切的還是周邊地區，在中國的國際環境中，周邊環境最為重要。建國以來，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經歷了曲折的發展歷程，曾與蘇聯、印度和越南發生過激烈的武裝沖突，兵戎相見。進入新時期以來，中國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周邊外交方針，積極努力改善周邊環境，妥善處理同鄰國的歷史遺留問題，加強了與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和務實合作。
中朝之間的傳統友好關系繼續鞏固和加強。與此同時，1992年中韓建交，實現了同韓國關系的正常化。中國同蒙古的關系得到全面恢復和發展。同東南亞國家的雙邊關系有了很大改善。繼與印尼復交、與新加坡和文萊建交、與越南和老撾關系正常化后，1997年中國與東盟確定建立睦鄰互信伙伴關系，東盟—中國（10+1）、東盟—中日韓（10+3）合作成果顯著。
中國在同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南亞國家的友誼得到加強的同時，同印度的關系得到顯著改善。在中亞繼與中亞五國建交后，又與俄羅斯共同推動成立上海合作組織，並推動上合組織成員國締結長期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上合組織進入全面務實合作階段。
3.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團結與合作進一步加強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把發展中國家作為對外關系的基礎。中國繼續支持廣大發展中國家維護國家獨立和民族權益、發展民族經濟的斗爭，探討和拓展同發展中國家進行互利合作的新途徑。按照“平等互利、講求實效、形式多樣、共同發展”四項原則，不斷擴大同發展中國家的經貿合作與交流。中國同77國集團建立了行之有效的合作關系，並作為觀察員參加了不結盟運動的重要活動。2006年1月，中國政府發表了《中國對非洲政策文件》，提出了中國願與非洲建立和發展政治上平等互信、經濟上合作共贏、文化上交流互鑒的新型戰略伙伴關系。同年，中國成功主辦“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這是新中國外交史上主辦的規模最大、領導人出席最多的國際會議，對鞏固和發展我國與非洲國家的友好關系具有重大意義。與此同時，加強了同巴西、南非、墨西哥等新興發展中大國的協調與合作，初步探索出了一條相互協商、互利共贏的新途徑，形成了一種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的戰略合作關系。
4.積極開展多邊外交，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獨特的建設性作用
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多邊外交日益成為中國外交活動的重要領域。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積極參與聯合國及其專門機構和其他國際組織的活動，積極參與解決全球性和地區熱點問題，履行對國際社會的承諾，承擔力所能及的責任，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獨特的建設性作用，向國際社會展示了負責任大國的良好形象。迄今已向22項聯合國維和行動派出維和人員兩萬人次。[①]中國全面參與多邊外交各領域的活動，在聯合國、八國集團同發展中國家領導人對話會（G8+5）、20國峰會等多邊舞台上，中國領導人開展高層外交，提出許多富有價值的主張和倡議。
此外，隨著改革開放形勢下整個外交工作的空前活躍以及對外關系的全面發展，中國駐外使領館機構不斷發展壯大，使領館工作也更加規范化、更富有成效。新時期中國外交堅持以人為本、外交為民，切實維護我國公民和法人在國外的合法權益。設立外交部領事保護中心，不斷加強領事保護的機制建設，中外領事關系進入了一個全面發展的新時期。
綜觀新中國外交60年從創立走向輝煌的歷程，盡管經歷了許多風雨，但它畢竟經受住了國際風雲變幻的嚴峻考驗，並在維護國家獨立、主權和安全，提高新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威望，為國內經濟建設服務等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表明新中國外交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優越性。展望未來，中國外交在60年豐富經驗的基礎上將更加成熟與自信，中國外交的前景將更加燦爛輝煌。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特色外交制度研究”[05BGJ022]的階段性研究成果之一。）（來源：《上海黨史與黨建》2009年第8期）（作者單位：中央編譯局世界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