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的內政與外交是彼此關聯、息息相關的，它們同屬上層建筑，是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兩個方面。關於內政與外交之間的關系，有一句至理名言“外交是內政的延續”，這一命題是由馬克思、列寧的一些思想總結、概括而來。馬克思在談到19世紀60年代美國的外交政策時，曾深刻指出：“在美國的對外政策上，也同在對內政策上一樣，奴隸主的利益成為指路的星辰。”[①]列寧也指出：“把‘對外政策’和一般政策分開，或者甚至把對外政策和對內政策對立起來，是根本錯誤的、非馬克思主義的、非科學的想法。”[②]他還說：“我國的內外政策歸根結底是由我國統治階級的經濟利益和經濟地位所決定的。”[③]以上論述深刻地揭示出外交與內政的關系。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因此，作為統治階級的代表，統治者為了本階級的利益，必然要利用國家這個機器制定政策為其服務。所以，任何國家為了達到鞏固其統治和發展的目的，都制定了自己的對內對外政策。二者既有聯系又有區別，一般來說，一個國家對外政策的制定必須服從於這個國家的階級利益，必須服從於它的立國原則。因此，內政是決定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動的最重要的因素，外交實質上反映了這個國家對外部環境的要求和為實現這些要求所作的努力。當然，內政與外交是互為影響、辯証統一的。不僅內政決定外交，內政是外交的基礎和出發點﹔反過來外交也影響內政，外交決策如何，外交實踐的成功與否都會影響國內，對國家的政治生活和經濟建設產生積極或消極的影響。
2009年7月，胡錦濤在第十一次駐外使節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指出：“各級領導干部一定要不斷提高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能力，樹立寬廣的世界眼光，科學把握當今世界的深刻變化及其特點，深刻認識國內大局和國際大局、內政和外交的緊密聯系，主動順應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正確應對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和科技進步的發展趨勢，深化對內政外交互動規律的認識，善於從國際形勢和國際條件的發展變化中把握改革發展穩定全局，把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更好統一起來，更好為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服務。”[④]明確提出了要深化對內政外交互動規律認識的任務。
從學術界的研究現狀看，由於目前研究新中國外交與內政的關系在中國外交研究中還是一個新課題，存在著許多薄弱環節及有待加強之處。因此，從內政與外交互動的角度對中國外交戰略與國內經濟建設的關系進行專題研究與考察至今仍屬鮮見。本文試圖彌補這一不足，以新中國60年內政與外交的發展為脈絡，以建國后黨的外交戰略選擇的四次變革為分期，從外交戰略與國內經濟建設發展互動關系的層面上對新中國60年外交進行深入探討，以期總結建國以來處理對外關系的成敗得失、經驗教訓，從中得出有益啟示。目的在於更好地指導當前外交制度的建設，不斷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理論，使其更好地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服務。
一、新中國成立到20世紀50年代末：“一邊倒”外交時期
從新中國成立到50年代末，中國外交的基本特點和方針是“一邊倒”，即聯合蘇聯及各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國際統一戰線，以共同反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實施“一邊倒”的外交戰略是新中國領導人面對當時的國際環境，從維護國家安全、獨立和經濟發展利益出發所做出的現實主義選擇。
（一）眾所周知，一國對外戰略是以追求和維護國家利益為最高原則，而國家安全利益是國家利益的首義，因此一國對外戰略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要保障國家安全。聯蘇抗美“一邊倒”也是如此。建國初期，新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十分嚴峻，而國內百廢待興，建設任務極其繁重。為此，必須在國際上尋求強有力的安全支持，而在當時唯一可能爭取的國際盟友便是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這樣，從維護國家自身安全利益的客觀需要出發，中國提出了“一邊倒”的對外戰略，它符合盡可能爭取國際盟友以對付共同敵人這一國家行為的一般准則。
1950年2月簽署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以條約的形式把中蘇同盟關系固定下來。其中明確規定：“一旦締約國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與日本同盟的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