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后，白色恐怖籠罩中華大地，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出版和傳播面臨著嚴峻險惡的環境。國民黨反動派在對革命根據地進行軍事圍剿的同時，在國統區內也進行了 “文化圍剿”，企圖扼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據不完全統計，僅1931年被查禁的進步書刊就有228種。同時，國民黨反動派還採取野蠻的法西斯手段迫害文化出版界的進步人士。
但真理的星星之火是扑不滅的。在嚴酷的斗爭環境中，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懷著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理想和信念，秉持著追求真理的勇氣和堅忍不拔的革命精神，冒著被關押、被殺頭的危險，利用一切公開和秘密的手段，盡一切可能堅持編譯和出版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為了擺脫敵人查封，他們通過各種巧妙的應變形式，在馬列著作的封面、書名、作者、譯者姓名和出版機構及其地址上進行隱蔽和偽裝，對書刊喬裝打扮。這就是“偽裝書”的來歷。
通過“偽裝書”傳播真理
1929年的上海處於白色恐怖之中。然而，就是在今天的上海康定路762號，大革命失敗后，我黨在上海秘密創辦的地下出版機構——華興書局悄悄誕生了。在當時險惡的環境下，華興書局克服了重重困難，採取了種種偽裝，翻譯出版了相當數量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對馬克思主義的深入傳播、對鼓舞人民群眾的革命斗志、對推動革命形勢的發展，都起到了積極的重要作用。
1930年，華興書局秘密出版了華崗重新翻譯的《共產黨宣言》，這是在我國出版的第二個全譯本《共產黨宣言》。該書初版時採取了偽裝本形式，書名刪去“共產黨”三個字，隻保留“宣言”二字，出版社署名為“上海中外社會科學研究社”。華興書局還出版了一批偽裝得更加巧妙、超出人們想象的書籍，這些書看上去是通俗讀物、歷史或現實故事，但裡面的內容卻是馬克思主義文獻或黨的文件。
今天，我們在中央編譯局圖書館仍可以找到這樣的“偽裝書”。這些書籍題為“卓別林的故事”、“閨中麗影”、“海上花列傳”、“東周列國志”、“秉燭夜談”等，而翻開封面和前言之后，內容卻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文獻。一本封面叫《世界全史》的書，翻開后實際上是《列寧選集》第12卷。
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如此之多的“偽裝書”的存在表明了國民黨反動派對進步思想的殘酷鎮壓，同時更映襯出馬克思主義傳播者的智慧和膽識。
秘密出版機構的重要作用
20世紀30年代，北方白區的革命形勢有所回升和活躍，而革命群眾的精神食糧卻極感貧乏。1931年，為了擴大馬克思主義宣傳，滿足廣大革命群眾的迫切需要，北京黨的地下組織在保定成立了又一秘密出版機構——北方人民出版社。為確保安全，從編審、校對到出版、發行均由該社負責人王禹夫一人擔任。
在黨組織的大力幫助下，王禹夫在極為困難的情況下，以巧妙的形式出版和重印了許多黨的文獻和馬克思主義書籍，有力傳播了革命的種子。
1996年1月3日，王禹夫在北京去世。他離開這個世界時沒有給他的家人留下任何貴重的財物，隻為我們這個民族留下了上萬冊的革命書籍。1998年4月，王禹夫同志的親屬將其畢生收藏的圖書資料共計2萬余冊，全部捐贈給了中央編譯局圖書館。當人們看到這筆珍貴的精神財富時，心靈無不為之而震撼！
這一時期，郭沫若、侯外廬、郭大力、王亞南等人翻譯《資本論》的曲折故事，譜寫了一曲革命者百折不撓地傳播真理的壯麗詩篇﹔“中國左翼作家聯盟” 以筆為戟去戰斗，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生活書店、新知書店和讀書生活出版社等一些進步出版機構也積極出版馬克思主義著作，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大革命失敗后，處在國民黨軍事圍剿中的中央蘇區革命根據地，戰斗頻繁，條件極為艱難，但我黨仍十分重視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出版，推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運用馬克思主義來指導中國革命實踐，進一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運動的結合，使馬克思主義得到了更深層次的傳播，使馬克思主義繼續在中國大地上生根發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