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譽為“工人階級的聖經”的《資本論》，是馬克思的一部不朽巨著。在我國早期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這部鴻篇巨著的翻譯出版成為許多革命者和進步知識分子的夙願。從事這部巨著的翻譯出版工作，好像一場接力賽：從1930年陳啟修最初譯本的問世，到2003年最新譯本的出版，《資本論》在我國的翻譯出版經歷了70多年。這個曲折艱辛的接力過程，折射出我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翻譯工作者的崇高精神境界，他們的名字和功績值得銘記。
郭沫若：“如果能為譯《資本論》而死，要算是一種光榮的死。”
在我國早期馬克思主義傳播中，李大釗於1919年5月在《新青年》第5期上發表了《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等文章，系統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的歷史地位和《資本論》的主要內容。1919年至1920年期間，李漢俊翻譯出版了德國馬爾西著《馬克斯資本論入門》，這是在中國第一次系統地介紹《資本論》。1922年，陳獨秀在《新青年》第9卷第3號和第6號上發表了《社會主義批評》和《馬克思學說》兩篇文章，也對《資本論》作了較詳細的介紹。所有這些有關《資本論》的介紹，為后來這部巨著在中國的翻譯奠定了基礎。
郭沫若早年在日本留學期間就抱定了全文翻譯《資本論》的決心。1924年他回國后不久，就在上海制定了一個翻譯《資本論》的“五年計劃”。有人勸他放棄這個想法，理由是這項翻譯工程會耗盡一個人的全部青春和心血，日本的高畠素之就因花費十年時間把《資本論》譯成日文，結果積勞成疾而亡。但是郭沫若力排眾議，他說：“如果能為譯《資本論》而死，要算是一種光榮的死。”可是，他的這個宏偉計劃在商務印書館的編審會上卻沒有獲得通過。由於出版社不敢承擔出版《資本論》的風險，郭沫若未能實現自己的抱負，這使他感到十分遺憾，但這並沒有改變他翻譯馬克思主義著作的熱情和決心。在顛沛流離、戰火紛飛的年代，郭沫若陸續翻譯並出版了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的許多著名篇章，如《政治經濟學批判》（1931年出版）、《德意志意識形態》(1938年出版)、《藝術的真實》(1947年出版）等，對傳播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証法起到了重要作用。1938年秋，他還撰寫了《資本論中的王茂蔭》等論文，以確鑿的考証為理解和翻譯《資本論》這部巨著的有關章節作出了貢獻。
陳啟修：翻譯的《資本論》第一卷是中國最早的一個中文譯本
在中國，第一個翻譯出版《資本論》的人是陳啟修。陳啟修早年曾留學日本，在李大釗的影響下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書籍，並與李大釗建立了親密的友誼。1918年他回國后，經吳玉章推薦，受蔡元培聘請，到北京大學法學院任教授。在北大，他與老友李大釗重逢，往來更加密切，1925年春，由朱德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陳啟修在國內無法立足，被迫流亡日本，易名陳豹隱。他以掌握五種外語的優勢，潛心研究馬列主義經濟學，並開始根據德文版並參照日本學者河上肇的日文譯本翻譯《資本論》。1930年3月，陳啟修翻譯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一分冊由上海昆侖書店出版，這是我國出版的最早的一個《資本論》中文譯本。陳啟修原計劃分十冊出版，但在當時艱難的條件下隻出版了第一分冊。
潘冬舟：接著陳啟修的工作繼續翻譯《資本論》，后因信仰馬列主義而被害
早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曾留學蘇聯的潘冬舟，見《資本論》出了第一卷第一分冊沒了下文，便決定接著陳啟修的工作繼續翻譯。他精通六國語言，翻譯速度很快，先后譯出《資本論》第一卷的第二、三、四篇，分為兩冊，即第二分冊和第三分冊，於1932年8月和1933年1月由北平東亞書局出版。他翻譯的《資本論》，文風朴實流暢。不幸的是，1934年底，由於叛徒的出賣，時任張學良秘書的潘冬舟被蔣介石點名抓捕，1935年犧牲於武昌。
對於潘冬舟，張學良曾不勝惋惜地說：“前些天在武漢抓到一個共產黨員叫潘冬舟，這個人通六國語言，很有才華。這樣的人，中國還極少。如果用其所長，一定能為國家做出很大的貢獻。可是，就因為他是共產黨員，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就非殺不可，甚至連我出面保了幾次，都遭到（蔣介石）拒絕，最后還是被殺害了。”由此，革命者翻譯《資本論》的努力再次中斷。
侯外廬、王思華：翻譯的《資本論》第一卷以“世界名著譯叢”名義出版
繼潘冬舟之后，翻譯《資本論》的接力棒由侯外廬和王思華接過，《資本論》第一卷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就出自他們之手。
早在1924年，年輕的侯外廬就結識了李大釗，經常得到他的關懷和教誨。李大釗多次同這個年輕人談到《資本論》，為中國尚無一部較為完整的譯本而感到遺憾。由於受到李大釗的鼓勵和推動，侯外廬決心要翻譯這部巨著。
1928年，侯外廬在法國開始翻譯《資本論》。邊學邊譯，翻譯過程十分艱辛。到1930年回國前，終於譯完《資本論》第一卷的二十章。回國后，侯外廬找到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合作者——王思華。王思華是李大釗的同鄉，當時執教於中法大學，和侯外廬一樣，也有一段受李大釗啟蒙的經歷。由於有著共同的信仰和對《資本論》比較接近的研究基礎和理解水平，侯外廬、王思華兩人一見如故，很快就結成志同道合的朋友，並相約合作，從頭翻譯《資本論》。為了讓《資本論》第一卷盡快與讀者見面，他們將這本著作分為上、中、下三冊進行翻譯。他們的合作是緊張而又愉快的。當時，王思華還是單身漢，住在南河沿大街歐美同學會。1932年的整個暑假，侯外廬每天一早起來，就到王思華的宿舍去“上班”。這個暑假，他們的工作效率很高，翻譯速度相當快。同年8月，上冊已經具備出版條件。9月，生活書店以“北京國際學社”名義出版了他們翻譯的《資本論》第一卷的上冊。又經過3年多的努力，1936年6月，《資本論》第一卷上、中、下三冊的合譯本終於以“世界名著譯叢”名義出版。這一次他們用了筆名，侯外廬署名“玉樞”，王思華署名“右銘”。
為了完成這個譯本，侯外廬前后奮斗苦譯了8年之久。他后來在回憶這段經歷時動情地寫道：“翻譯《資本論》，對我來說實在是艱難。我以德文1928年第四版為依據，找來英文、法文、日文譯本為參考，一個詞一個詞地推敲著前進。若沒有神聖的動力，一個從德文字母學起的人，簡直是無法堅持下來的。”
完成了《資本論》第一卷的翻譯后，侯外廬同時准備第二、三卷的翻譯工作。他原打算與王思華合譯，但由於各種原因而未能實現。於是，侯外廬開始自己翻譯。在友人的建議下，他先把《資本論》第三卷中的地租部分翻譯出來，但在這期間，他也沒有放下第二卷的翻譯。直至抗日戰爭爆發前，侯外廬完成了《資本論》第二卷大部分和第三卷地租部分的翻譯。他把二三卷的譯稿以及他的很多相關的書籍都集中起來放在箱子裡，托人將其帶到延安。遺憾的是，這箱書稿都毀於戰火。隻有《資本論》第二卷的十五章譯稿因沒有放在箱子裡，才得以保留下來。
需要說明的是，在上世紀30年代，商務印書館於1934年出版了由吳半農譯、千家駒校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一分冊的另一個譯本。但是，這個譯本因印數太少和當時的動蕩環境，其影響不大。商務印書館原計劃將《資本論》三卷全部翻譯，但由於國民黨當局的壓制，這個翻譯出版計劃最終被扼殺了。
郭大力、王亞南：合作翻譯的《資本論》（三卷）是第一個完整的中譯本
郭大力和王亞南合作翻譯《資本論》的歷程，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傳播史上的一段富有傳奇色彩的佳話。
1927年，22歲的郭大力從上海大夏大學畢業后，曾一度在上海中學教書，半年之后，因有向學生進行“赤化宣傳”的嫌疑被解聘。1928年1月，他離開上海來到杭州，選擇了既僻靜、房租又便宜的大佛寺住下來，開始翻譯《資本論》。恰巧王亞南也來到這裡，和郭大力一樣，為生活所迫而寄居在大佛寺裡，他想在這裡寫一部長篇小說。王亞南年長郭大力4歲。追求真理的共同願望，使這兩個素不相識的熱血青年意氣相投，一見如故，很快成為知己。在郭大力的鼓動下，王亞南決定潛心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郭大力長期合作翻譯《資本論》。共同的理想把他們緊緊地聯結在一起。馬克思這部科學巨著在中國的翻譯傳播，就在這青燈古佛旁邊的書桌上開始了。
翻譯《資本論》的過程充滿艱辛和苦難，郭大力和王亞南幾經輾轉，分頭按計劃翻譯《資本論》。他們面臨過反動勢力的壓迫，忍受過貧困和疾病的折磨，遭到過整卷譯稿在日寇炮火中被焚毀的災禍，遇到過翻譯工作中成千上萬的難關。但是，他們經過十年的努力與磨難，終於在1938年完成了這部厚達兩千多頁、近三百萬字的《資本論》三卷翻譯工作，並交付上海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版。
1938年，上海已經被日本侵略者佔領。留在上海的進步出版界人士利用上海租界的特殊環境，在日本侵略勢力的四面包圍中仍堅持出版了大量進步書刊。當時，處於秘密狀態下的讀書生活出版社在上海法租界一共隻有兩個小房間。為了工作方便，郭大力住進了出版社負責人鄭易裡為他安排的一個小房間。就在這個簡陋的斗室裡，郭大力夜以繼日地校訂整理他和王亞南嘔心瀝血翻譯出來的《資本論》譯稿。在日本帝國主義包圍下的租界裡，譯者和出版社一共隻有十幾個人，大家齊心協力，隻用了半年時間就出齊了中國第一部完整的《資本論》三卷中譯本。1938年8月至9月，《資本論》這部巨著第一次以完整面貌出現在中國讀者面前。
新中國成立后，中共中央編譯局對《資本論》進行了多次修訂和重新譯校。1960—1974年，中央編譯局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重新譯校《資本論》三卷，后被收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3—25卷。20世紀90年代，中央編譯局再次對第一版譯文進行認真修訂，於2003年推出《資本論》最新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