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人的解放與人的一切的解放是馬克思主義的最高本質，也是馬克思主義的終極追求。鄧小平理論作為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在實踐中往往被人們忽略了它的最高本質，即鄧小平理論的人文精神。人們隻把它看成是發展生產力、發展經濟的理論，從而在社會主義建設中造成了隻重視物質的生產、經濟的增長而忽視文化的進步與人的發展的現象。事實上，物質文明的大發展不可能脫離精神文明與人類文化的同步發展。本文對鄧小平理論的最高本質──人文精神進行了初步的思考，以期得到對鄧小平理論的全面理解。
理論總是具體的、屬於一定時代的理論。它必須反映和解決一定時代提出的問題。理論價值的最終實現也必然要落實到時代性問題的解決上。脫離時代現實的理論必然是抽象、空洞的理論。鄧小平理論作為中國現時代的理論，充分體現了理論的時代性、創造性本質，從當今時代的現實出發，擺脫抽象的原則，超越理性的思辯，以質朴的語言、思想和方法，對中國與世界的現實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從根本上提出了解決中國現代化建設問題的思路與方法。它繼承與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表達了當代中國的人文精神。
一、人文精神的當代內涵
人文精神是一種隨著歐洲中世紀神學走向衰落而興起於文藝復興時期的，與神學相對立，反對神性、呼喚人性，追求人的自由與解放、個人獨立主體意識的一種社會文化意識。一方面，人文精神作為人類社會的普遍社會意識，它的最高本質是終極性的。也就是說，人文精神始終是人對自己存在與發展的理解和把握，體現為對人的自由與解放的高度關注，對“人的異化的揚棄”的不懈追求，高揚主體性以實現人的“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另一方面，人文精神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抽象的歷史概念，它沒有固定不變的具體內涵，它與人的發展，與人類社會的主題歷史進程有著密切的聯系。在不同的時代，人類社會發展的現實基礎不同，面臨的問題不同，因而存在與發展的主題歷史進程也不同，這樣，便形成了不同的時代精神。人文精神鮮明地反映時代精神，在不同的時代中，必然表現出不同的時代性本質。
目前，人類社會的發展走出了以“人的依賴關系”為基礎的最初階段，進入到“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的第二發展階段。與此相適應的人類文化是一種主體性文化。主體性文化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第二階段的文化形態，競爭是它的本質特征，表現為個人主體性的高揚。個人主體意識背叛了最初的群體意識，個人不再屬於上帝，也不再屬於城邦，“我隻屬於我自己”。每個人都努力使自己成為一個獨立的人，有自由人格的人，使自己成為社會中與其他人平等的主體，個人成了一切的出發點。主體性文化的這一本質，使人類社會的發展在政治上由民主政治代替了專制政治，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代替了以封建等級社會的不平等為基礎的人治﹔經濟上由商品經濟代替了自然經濟，“每個個人以物的形式佔有社會權力”。
主體性文化的競爭本性，使人類社會的發展與實踐走向了創造性與開放性。當今人類社會的存在與發展最大限度地打破了繁多的界限。主體性文化的競爭性、開放性發揮了它對社會實踐的最大作用，人的思維方式、觀念意識的開放性借助現實的物質基礎在人與人、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的交往中表現得淋漓盡致，血緣與地域的聯系紐帶徹底消失，村落化的地球人類展開了廣泛而全面的交往。彼此把對人的依賴轉移到對物的依賴上，人與人、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通過物而相互聯系、相互依賴、激烈競爭、共同向前發展。人成了世界性的人、民族成了世界性的民族、國家成了世界性的國家。
當代人文精神在主體性文化的作用下，必然由於競爭而具有創造性，由於交往的世界性而具備發展的全球視野，由於對物的依賴而提升經濟在發展中的地位。從某種意義上說，鄧小平理論正是在關注中國的現實與中國人的發展基礎上，對當代中國人文精神的科學解讀。
二、創造性的理論思維
區別於以往的一些傳統理論，鄧小平理論是真正具有現代思維的理論。它並不試圖佔有超時空的終極真理，也並不企圖去完成需要人類的全部歷史存在才能完成的事業。它創造性地把人文精神從抽象的原則中解放出來，歸還給現實，使理論脫離抽象的思維走向現實的實踐。
在以往的理論研究中，我們往往脫離現實的人及其實踐，研究的對象不是人類社會發展中的現實實踐，而是一些隻有在想象中才存在的經院式抽象物。於是，在理論探索中每一欣喜的收獲，都只是更加背離現實，遠離人的生活，理論不但不能指導人的生活與社會實踐，相反卻總成為束縛人的生活與社會實踐的桎梏。
實踐總是最關心人的生活，最關心人的生活現實。理論反映實踐、指導實踐，也必須最關心人的生活與人的生活現實，它排斥一切抽象的原則與主觀的范式，而在人的生活現實中創造性地思維。鄧小平理論充分發揮理論思維的創造性，從現實的人及其創造性實踐活動出發，突破傳統理論框架的束縛，擺脫兩極對立思維方式的糾纏，創造性地運用了現代思維方法。“黃貓、黑貓，隻要捉住老鼠都是好貓”的“貓論”，姓“資”姓“社”不是問題的根本，根本在於“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P372）從價值論入手，重視的不是事物的本質，隻有事物對人的生活與發展的意義與價值才是根本。
事實上，鄧小平理論從抽象的理論思辯中走出來，帶著強烈的創造性進入人的現實生活。它首先分析了當今世界的現實存在與發展，進行了時代性反思﹔在世界性的人類存在中，思考中國的發展問題﹔從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出發，論述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存在與發展不僅必須具有人類普遍性的世界意識，也必須具有超越現狀的創造性意識。中國的發展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實踐是人類追求自由與解放的最現實力量，而創造性則是人類實踐的高尚靈魂。
創造性特色與實踐精神相統一的鄧小平理論正是當代中國建設與發展、當代中國人走向自由與解放的思想靈魂，是當代中國人文精神的理論表達。
三、發展的全球視野
世界化的人類與人類的世界化日益成為當今人類的存在主題。世界在更大程度與更深層次上走向一體化。經濟、科技以及人類根本利益等不斷走向同一，世界性的分工與世界性的大生產這些人類存在面臨的共同問題都使人類的存在與交往日益上升為世界普遍性的歷史。但是，一體化的人類利益、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並沒有消除國家間的競爭，也沒有消除世界性的掠奪﹔相反，在變化了的主題與形式下變得更加激烈和深入。
鄧小平理論對世界的現實進行了高度的理論概括。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人類的世界普遍性交往在更大程度上展開。人類存在與發展面臨許多共同問題，諸如環境問題、生態問題、淡水資源問題、核威脅問題等越來越多。然而“當前世界上主要有兩個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發展問題。”[1]（P281）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性的兩大主題，和平是東西問題，發展是南北問題。這兩個問題緊密聯系在一起，其中任何一個問題的解決都以另一個問題的解決為前提和基礎，而任何一個問題的解決又都為另一個問題的解決提供有利條件。它們的世界性意義，使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必須為它們的解決作出自己的貢獻。
在論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時，鄧小平理論指出，發達國家的發展需要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離不開發達國家的支持和幫助。西方發達國家雖然科技先進、經濟發達、生產力水平高，但它們發展較早、人口較少、國內市場狹小、資源貧乏。它們繼續發展面臨的許多問題，諸如市場問題、勞動力問題、資源問題等在西方發達國家內部是不可能解決的。正如鄧小平指出的，他們“如果不幫助發展中國家，西方面臨的市場問題、經濟問題，也難以解決。”[1]（P79）幫助和支持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是西方發達國家自身繼續發展的需要。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更離不開開放的世界，國家真正的政治獨立、經濟發展、科技文化進步都需要發達國家的支持和幫助。隻有這樣，發展中國家才能在開放的國際大環境中，立足於本國本民族的政策措施，實現本國本民族的大發展。
鄧小平理論關心的主要是中國人的現實生活，中國的存在與發展。“中國是個大國，又是個小國。所謂大國就是人多，土地面積大。所謂小國就是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還比較窮。”[1]（P94）這無疑是對中國現實的最精確把握。中國是個大國，中國的存在與發展問題在一定意義上就是整個人類的存在與發展問題。然而，中國又是個小國，科技不發達，生產力落后，經濟薄弱，現代化水平低。因此，這決定了中國的發展必須立足於本國的實際，加強與世界發達國家的多方面合作，爭取發達國家在技術和資金上的幫助，發展經濟，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是人類的發展對中國的要求，也是中國為人類發展作出貢獻的根本。中國的建設必須立足自身、著眼全球，在世界的共同發展中實現中國的發展。
四、發展生產力──當代人文精神的最高關懷
現實的人、現實的生活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現實實踐必然要以一定的實踐現實為基礎。真正的理論必然是對實踐現實與現實實踐的現實性與超現實性相統一的把握。
人的存在在本質上是雙重性的本質存在，即生命存在與超生命存在雙重本質的統一。所謂生命存在就是人的自然性存在，與其他動物無差別的自然性，是超生命存在的載體和物質基礎。人隻有有了生命存在才能有條件創造超生命存在，生命存在是人存在的重要本質。所謂超生命存在就是超越自然性的存在，與其他動物相區別的本質存在，是人之所以為人的規定性。
超生命的存在是開放性的存在，是人存在的最高本質。人存在的兩種本質統一表現為人的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發展需要。
中國是沒有經過資本主義充分發展而由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國家，人民的溫飽問題還沒有得到徹底解決。然而在過去長時期內，人們卻隻從抽象的原則出發，用抽象的主觀范式理解我國的實踐現實，指導現實實踐，片面追求人的超生命本質，拋開實事求是的精神，企圖一勞永逸佔有永恆的真理，試圖一次性地完成解放人類的事業。結果，對人類自由與解放脫離現實的追求，使人的發展絕對抽象化，對真理終極佔有的企圖卻更遠地離開了真理，人成了生活在理想的彼岸、沒有任何現實性的抽象存在。
鄧小平理論恢復了理論的實事求是精神，在發展的全球性視野中創造性地把人的發展從抽象的原則變成現實的理性，把人的生活還給了人自己。從中國的實踐現實出發，關注中國人的生存需要，指出中國尚處在不發達階段，科技落后、經濟薄弱、現代化水平低、國民生產總值人均佔有量少，生存問題還沒有徹底解決，許多人連溫飽都談不上。因此，中國的現實問題是大力發展生產力、發展經濟、提高科技文化水平，在充分滿足人們生命存在本質要求的基礎上進一步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的生存質量，這就是中國社會發展的最大現實。中國的建設必須實事求是地面對這一實踐的現實。對此，鄧小平指出：“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在開始的一段很長時間內生產力不如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不可能完全消滅貧窮。所以，社會主義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力，逐步消滅貧窮，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P10）“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1]（P373）實事求是地在中國發展的基礎上具體地談論人的價值和人，這是當代人文精神的體現。
鄧小平理論打破傳統的抽象性思維與脫離現實的主觀范式，以創造性、開放性的理論思維，分析當代人類的世界性主題，實事求是地指出：中國人的發展與解放的最現實道路就是發展生產力、發展經濟。“思想提出的問題並不指向抽象的概念，而是面向個人具體的生存”（馬爾庫塞語）。人的發展與解放是鄧小平理論的終極關懷。作為鄧小平理論核心內容的“發展生產力、發展經濟”，並不是鄧小平理論對人的發展與解放的遺忘，恰恰相反，是對人的發展與解放在現時代高度關懷的理性結論，是當代人文精神在中國的現實要求。
“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隻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2]（P9）發展生產力不是人的真正解放，增長經濟也不是人的根本追求，但卻是實現人的發展與解放的最現實道路，是鄧小平理論把當代人文精神與中國現實相結合的徹底結論。鄧小平理論的人文精神作為鄧小平理論的最高本質，是中國現時代精神的徹底化。
參考文獻
[1]《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載於《社會科學》（上海）1997.1.P1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