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蘭西作為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代表人物，其哲學毫無疑問是對馬克思哲學的解讀。把“實踐哲學”說成是葛蘭西為了逃避獄吏的監查而使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代名詞，這既不符合葛蘭西《獄中札記》的文本事實，也不符合解讀馬克思哲學的精神要求而成為對葛蘭西實踐哲學與馬克思哲學之間關系的機械認識。事實上，從葛蘭西的《獄中札記》文本來看逃避獄吏的監查並不至於僅從概念上用實踐哲學代替馬克思主義哲學就可以瞞天過海，並且葛蘭西本人在文中也明目張膽地使用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概念，再者，從解讀的基本精神來看，即使是葛蘭西用實踐哲學來標識馬克思哲學，也不能把實踐哲學完全機械地等同於馬克思主義哲學，這隻能說明葛蘭西繼承拉布利奧拉的“實踐哲學”概念對馬克思哲學本質的葛蘭西理解。因為那怕是概念完全相同的重復，也同樣標志著重復者自身的理解，“實踐哲學”作為葛蘭西哲學的標志，它既是馬克思哲學的葛蘭西解讀，也是葛蘭西哲學的本質表現。從而使葛蘭西哲學與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區別開來，形成了葛蘭西解讀的實踐一元論的馬克思哲學。在《獄中札記》中葛蘭西正是從多種思維向度進行了他本人對馬克思哲學的回歸。
1、絕對的歷史主義。歷史主義既是葛蘭西實踐哲學的態度也是葛蘭西哲學的解讀方法。“實踐哲學是絕對的‘歷史主義’，思想的絕對的世俗化和此岸性，一種歷史的絕對的人道主義，人們正是必須沿著這條路線追蹤新世界觀的這條線索。”[1]這樣葛蘭西無論是在對以往哲學的評價上還是在對哲學文本的解讀上都採用了這一必然導致多元化的態度，從實踐本身的歷史因素和實踐環境的歷史因素出發強調實踐和思想的環境性與歷史性。認為任何實踐與思想都必然處於歷史的合理性之中。“把整個過去的哲學評價為愚蠢，不僅是一個歷史的錯誤，因為它犯了一個時代錯誤，要求過去的人們像我們今天那樣去思考﹔而且也是一種真正的形而上學殘余，因為它採用了一種在一切時代和一切國家都有效的，可以用來評判過去的教條主義的思想方式。方法論上的反歷史主義是十足的形而上學，哲學體系被取代的事實並不排除它們曾有一度在歷史上是有效的，並發揮了一種必然的功能，對於它們的落到了路邊的事實，要從歷史的全部發展和真正的辯証的觀點來考察。”[2]文本的解讀同樣堅持了歷史主義的態度。在對待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問題上，葛蘭西並沒有象正統的馬克思主義那樣，而是主張進行歷史主義的分析，認為必須把馬克思本人發表的文字和馬克思去逝后由他的合作者發表的文字區分開來，把作者本人所提供付印的材料和作者“發表”或以任何方式使之流通的一切東西區別開來，這樣以回到真正的本文發現真正本文的思想。葛蘭西的歷史主義還堅持人們在獲得自己的世界觀的時候，總是屬於一個特定的社會集團，因而不能把哲學同哲學史分割開來，也不能把文化同文化史分割開來。研究人們的思想總要不可避免地深入到人們的行動即實踐之中。
2、人對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超越。葛蘭西明確提出實踐哲學要超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而這個超越的立足點或者說基石就是人和人的實踐活動。在葛蘭西看來無論是唯心主義還是唯物主義即使是在馬克思展開批判以后，它們的發展仍然是片面的，認為唯物主義完全脫離了辯証法，而陷入一種機械的決定論傾向。把事物的發展看成是橡樹上結的一定是橡子那樣簡單的必然，從而忽略了其中的偶然性，也就在根本上否定了人和人的活動本質的作用，於是哲學與歷史的發展變得缺乏生機與活力，而形成表達人民群眾意志的必然形式使世界和現實生活合理化為一種特定形式，而使現實的實踐活動陷入一般構架。這樣就“不容許有錯誤的可能性，認為每一個政治行動都是由基礎所直接決定的，所以是基礎的一個實在而永恆的變化。”[3]唯心主義在葛蘭西那裡的遭遇要比唯物主義好得多，因為他把唯心主義的黑格爾主義說成是對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的超越，而實踐哲學又是黑格爾的繼承和超越，至此葛蘭西的實踐哲學在超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過程中卻沾染上了唯心主義的色彩。在這種超越中葛蘭西的最有力的武器就是人與人的活動，在葛蘭西看來，人就是人的活動，因而揭示了人是實踐的人，而實踐是人的實踐，人始終是人的世界的核心。“並不存在獨立的、自在的和自為現實，而隻存在處在同那些改變它的人們的歷史關系之中的現實。”[4]並且現實本身的存在從來都是屬人的。對現實的認識本身也是屬人的，“我們對事物的認識，無非是我們自己，我們的需要和我們的利益。”[5]
3、哲學的大眾化與大眾的哲學化。實踐哲學自身的實踐特點決定了葛蘭西必須重申一種哲學與民眾的關系，在葛蘭西看來，專業哲學家的產生是研究群眾在其實踐活動中提出的問題並把它整理成融貫的原則的結果，哲學的大眾化與大眾的哲學化是理論與實踐統一的真正體現，同時也是社會文化不斷向前發展的過程。哲學的大眾化是葛蘭西所堅信的哲學存在於民眾之中，認為每一個人都是哲學家，隻不過他們作為哲學家的程度不同。“必須打破下面這種傳播得很廣的偏見，正因為哲學是由特定范圍內的專家或專業的和系統的哲學家所從事的專門的智力活動，所以，這是一種奇怪而困難的東西。”[6]但葛蘭西在這裡隻說明哲學與民眾的一致性，並不標志哲學與民眾的完全統一。因為隻有當人們批判自己的世界觀並使之成為一種融貫的統一的時候，哲學家才能從其中產生，哲學家與民眾的分裂正是哲學與民眾統一的前提和開始。群眾是知識分子的土壤、實踐是哲學的基礎，哲學的實踐化與知識分子的群眾化是統一的，在這個統一過程中實踐哲學有自己的統一方法，那就是“傾向於不把‘普通人’留在常識的原始哲學水平上，相反地，倒是把他們導向更高的生活概念”[7]。這樣與以往的理論去結合實踐，哲學家去適應大眾的傾向不同，實踐哲學則強調實踐去追尋理論，大眾的哲學化，也即大眾必須不斷把自己提高到更高的層面，完成哲學化的過程，從而把自身與自身的實踐活動導向更高的理念。正因為如此，把人民大眾導向融貫思維，比任何哲學家的天才發現都要重要和獨創。
4、哲學的政治化。在葛蘭西看來，人們的哲學本身就是一件政治的事情。因而選擇一種什麼樣的哲學也就是選擇一種什麼樣的政治，同樣對哲學的批判本身也不單純是哲學本身的問題，而且也是政治性的內容。因而哲學永遠標明著政治內含，這就是“對於一種世界觀的選擇和批判也是一件政治性的事情”[8]。當然對於哲學的政治化葛蘭西的出發點仍然是人性本身，把政治看作是人的生活本身，於是哲學都必然是政治性的“人在本質上是‘政治的’，因為人正是通過改造和有意識地指導其他人的活動而實現他的‘人性’，他的‘人的本性’的。”[9]但哲學與政治並非完全統一的，因為政治本身在許多時候並不完全標征著他的哲學本身，甚至在許多時候它要否定性表現哲學，這是因為政治本身往往要隸屬於一定集團和組織，結果隻能使個人的哲學被政治掩蓋起來。這就是不能把哲學和政治分離開來的原因。
5、體系化哲學的批判。體系作為近代哲學一個追求，在實踐哲學這裡則被無情的批判，因為任何哲學體系化的最后形成都必然導致最后的自足，而且這種自足恰恰是哲學理論與哲學實踐發展的桎梏。對哲學體系化的批判主要體現在葛蘭西對正統性哲學的批判。“正統性”的觀念認為實踐哲學是自足的，它把構造一種全面而完整的世界觀所需要的基本要素都包含在自身裡面，這是體系的需要。而“庸俗的主張說，科學必須絕對地意味著‘體系’，結果就建立起了各種各樣的體系，然而，它們所具有的，卻只是一個體系的機械的外在性，而不是其必要的內在的融貫性。”[10]並且葛蘭西批判了人們總是要到實踐哲學后面去尋找一種統一哲學的傾向，認為實踐哲學正是在新的歷史階段和思想發展階段上對傳統唯心主義和舊唯物主義的超越而體現了它的獨創性，也“隻有當著把實踐哲學看作是一種開辟了歷史的新階段和世界思想發展中的新階段的完整和獨創的哲學的時候，才能領會辯証法的基本功能和意義”[11]。
6、歷史文化的構造理論與集體意志。葛蘭西強調歷史的發展過程實際上是一個文化的過程，也就是人的生活本身，因而人的行為與活動本身就成了歷史的創生根本。為此他批判了形而上學唯物主義中把“客觀的”觀念顯然打算指一種存在於人之外的客觀性的傾向，強調指出任何客觀的都是一個歷史的過程也即一個文化的過程，這也就是說“客觀的總是指人類的客觀，它意味著正好同‘歷史的客觀’相符合”[12]。“客觀的”意味著“普遍地主觀的”。為了生動地說明了“歷史——文化的構造”理論，他借用了羅素在《哲學問題》中所舉的例子用東和西的產生是一個文化的產物即人造的和約定的歷史的事實，這樣問題就最后歸結為人的尺度。“要是沒有人的存在，人們就不可能想象‘想象’，人們根本不能想象只是在人存在時才存在的任何事實或關系。”[13]要是沒有人，沒有文明的發展，它們就不會存在，對於日本人來說日本仍然是遠東這件事本身就是近代歐洲有文化的階級在世界范圍內領導權的產物。這樣，“合理的和現實的變成同一件事情。”[14]而對葛蘭西來說“人造的”和約定的這些詞往往指歷史的事實，它們是文化發展的產物，而不是理性主義地任意的和個別地設計的構造，這種合理的和文化則是集體的意志即意識形態，葛蘭西認為人是具體的意志，當這種具體的意志是由某些在歷史上規定的文化要素構成的，整個人類對於它的未來更加肯定並能夠合理地設想支配其全部生活的計劃這樣的廣泛意識相符合時就形成了集體意識。這種意識形態就成為歷史構造的主體與文化的執行者，因而最終的結論就是“改造外部世界，一般的關系體系，就是要加強人們自身和發展自身。”[15]而認為倫理上的“改善”是純粹個人的，這是一種幻想和一種錯誤。
葛蘭西實踐哲學對馬克思哲學的回歸的出發點和立足點是人與人的活動，在方法上則堅持了歷史主義的態度，闡述了哲學的大眾化、哲學的政治化，歷史——文化的構造理論最后歸結為具體意志的改造與發展。在實踐哲學的范疇內任何哲學都是“一個時代的哲學，不可能是任何系統的趨向和個別體系。它是一切個別哲學和哲學趨向加上科學意見、宗教和常識的總和。”[16]
參考文獻
[1][2][3][4][5][6][7][8][9][10][11][12][13][14][15][16]葛蘭西.實踐哲學.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 161.143-144.98.29.3.14.8.46.127.128.139.
載於《哈爾濱市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0.4.P4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