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澤東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品性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劃時代的體系的真正的內容都是由於產生這些體系的那個時期的需要而形成起來的。所有這些體系都是以本國過去的整個發展為基礎的，是以階級關系的歷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學的以及其他的后果為基礎的。”[1]毛澤東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形成於中國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反映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使命與訴求，推動著中國近代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進步與發展。
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立場，他認為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於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這裡，毛澤東不僅揭示了經濟、政治對文化的決定作用，而且也強調了文化對經濟、政治的影響及指導作用。毛澤東從“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2]出發，深入分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應當建立的中華民族新文化。
首先，新文化必須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性特質。毛澤東指出，“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主張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的。它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帶有我們民族的特性。”[3]新民主主義文化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文化，反映著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現實，表達著反對帝國主義壓迫的現實需要與根本訴求，這就使這種新文化首先必須把“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主張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作為自身最重要的歷史使命。而作為“我們這個民族的，帶有我們民族的特性”的文化，也必然要根植於中華民族的土壤之中，從內容上反映我們這個民族自身的政治、經濟、文化和人民生活等的基本精神，從形式上具有我們這個民族自己的形式，即能夠滿足中華民族自身革命需要，有利於表達中國革命現實訴求的形式。
其次，新文化必須滿足反帝反封建的科學性要求。毛澤東指出，“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科學的。它是反對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張實事求是，主張客觀真理，主張理論和實踐一致的。”[4]新民主主義文化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的文化，它不僅要反對外國的帝國主義，也要徹底反對國內的封建主義。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為無產階級和全人類的解放指明了科學的道路，提供了科學的思想基礎。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必須繼承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以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為基礎，堅持科學性的要求，在內容上要“反對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張實事求是，主張客觀真理，主張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在對待外來文化和傳統文化的態度上，要堅持批判與繼承相結合的辯証法。
第三，新文化必須堅持反帝反封建的大眾化立場。毛澤東指出，“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大眾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並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5]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革命，它的出發點是人民大眾，它的依靠力量是人民大眾，它的目標是為了實現人民大眾的根本利益，這就決定了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大眾化立場，也是民主的立場，這裡的大眾與民主是統一的。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實現國家富強中國夢的重要思想武器，它指導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具體實踐，有力推動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進程。
二、毛澤東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理論的新革命性體現
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理論是新中國成立后，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過程中逐漸形成的，體現著毛澤東文化理論旨在從根本上變革人們的世界觀、實現社會大變革的新革命性特征，而這種新革命性特征則主要體現為:
一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革命性。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就十分重視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指出“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備﹔在革命中，是革命總戰線中的一條必要和重要的戰線。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這個文化戰線上的各級指揮員。‘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可見革命的文化運動對於革命的實踐運動具有何等的重要性”[6]。社會主義制度確立以后，對於文化建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毛澤東以對政治、經濟等與文化辯証關系的科學分析為基礎，在新中國成立初就明確提出，“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7]。由此，毛澤東不僅客觀揭示了我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以后“文化建設的高潮”的歷史必然性，而且也指出了文化建設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主義文化作為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內容，對於社會主義國家“出現於世界”的重要意義。這意味著與資本主義國家相比，社會主義國家的優越性不只是體現為經濟的更加強大與更快發展，同時也體現為文化的更加繁榮與更大進步。
二是馬克思主義指導和共產黨領導的重要性。“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8]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各個歷史時期，毛澤東始終強調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各項事業中的領導地位，始終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1939年冬，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就明確指出，“中國革命是包括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現在階段的革命和將來階段的革命這樣兩重任務的。而這兩重革命任務的領導，都是擔負在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雙肩之上，離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9]在1945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毛澤東又指出，“我們的黨從它一開始，就是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為基礎的黨，這是因為這個主義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最正確最革命的科學思想的結晶。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10]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是毛澤東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對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提出的根本要求。
三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與“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基本方針。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標志著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建立。從此，為適應生產力快速發展要求，迅速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積極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大力繁榮社會主義文化成為社會主義建設面臨的主要任務。而由於文化自身的復雜性和特殊性，使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在人們的思想觀念上面臨一系列困惑，毛澤東從文化發展的客觀規律出發，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立場，結合“國家需要迅速發展經濟和文化的迫切要求”[11]，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基本方針。事實上，早在1942年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中，就提出過“應該容許各種各色藝術品的自由競爭”。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講話中，毛澤東明確提出:“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並強調講學術，要“這種學術也可以講，那種學術也可以講，不要拿一種學術壓倒一切”。[12]對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毛澤東指出，就是要提倡“藝術上的不同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的不同學派可以自由爭論”。對當時一些人關於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會不會削弱馬克思主義在社會主義思想文化建設中的指導地位，會不會造成對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過多的批評等人們思想上的擔憂等問題，毛澤東運用對立統一的辯証法分析指出，“正確的東西總是在同錯誤的東西作斗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真的、善的、美的東西總是在同假的、惡的、丑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相斗爭而發展的”[13]。“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並不會削弱馬克思主義在思想界的領導地位，相反地正是會加強它的這種地位。”[14]
馬克思認為，“歷史不外是各個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遺留下來的材料、資金和生產力﹔由於這個緣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變了的環境下繼續從事所繼承的活動，另一方面又通過完全改變了的活動來變更舊的環境。”[15]這裡，馬克思不僅給我們揭示了歷史發展的繼承性和超越性法則，而且也揭示了文化發展的繼承性和超越性本質，即任何文化的發展都必須利用以前各代創造的文化，包括其他各民族的各代文化，因為任何文化都不能是任意展開的，沒有任何歷史條件的，而是有其現實前提的、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進行的。因此，如何對待以前各代的文化，如何對待其他各民族的文化，也就是外來文化，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
毛澤東從歷史的邏輯出發，提出了對待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的基本方針，即“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在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問題上，毛澤東提出要堅持“向古人學習是為了現在的活人”的“古為今用”方針。因為“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於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16]毛澤東指出，“我們必須繼承一切優秀的文學藝術遺產，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東西，作為我們從此時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原料創造作品時的借鑒。有這個借鑒和沒有這個借鑒是不同的。”[17]在如何對待外來文化的問題上，毛澤東提出要堅持“向外國人學習是為了今天的中國人”的“洋為中用”方針。毛澤東強調，“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世界上所有國家的有益的東西，我們都要學。”[18]“對於外國文化，排外主義的方針是錯誤的，應當盡量吸收進步的外國文化，以為發展中國新文化的借鏡。”[19]因為“每個民族都有它的長處，不然，它為什麼存在?為什麼發展?”無論是對待傳統文化還是外來文化，毛澤東都強調要堅持一分為二的批判繼承原則，堅持“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堅決反對全盤照搬或全盤否定的錯誤做法，包括在傳統文化上的復古主義和虛無主義，在外來文化上的排外主義和全盤西化等。毛澤東指出，“繼承中國過去的思想和接受外來思想，並不意味著無條件地照搬，而必須根據具體條件加以採用，使之適合中國的實際。我們的態度是批判地接受我們自己的歷史遺產和外國的思想。我們既反對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對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們中國人必須用我們自己的頭腦進行思考，並決定什麼東西能在我們自己的土壤裡生長起來。”[20]
同時，為實現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根本追求，毛澤東針對不同領域還提出了不同要求:就整個國家和全民族的文化水平來說，發展社會主義文化要堅持普及和提高相結合的原則﹔就文化發展的手段來說，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要正確開展文化批評﹔在文化建設的主體上，毛澤東提出在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要團結知識分子，充分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切實建設一支強大的知識分子隊伍等。毛澤東的文化建設理論，在社會主義建設條件下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文化的繁榮發展，在總體上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的不斷豐富和發展明確了思路，奠定了基礎。
三、貫穿於毛澤東文化理論始終的革命邏輯
在毛澤東的文化理論中，始終伴隨著革命的邏輯，這種革命的邏輯，嚴格說來，是與其對文化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的認識緊密相關的，具體體現為毛澤東文化理論中的革命思想。從根本上看，毛澤東文化理論中的革命邏輯是近代中國革命在文化上的要求、反映和具體體現。因為近代中國革命承載的歷史使命不僅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不僅是政治上埋葬封建專制主義，也不僅是在經濟上以工業化的現代經濟關系取代以農業文明為根基的封建經濟關系，而是在更深層的意義上，近代中國革命實際上蘊涵著必須進行的文化方面的啟蒙和革命，必須承擔起實現文化從傳統農業文明到現代工業文明歷史性變革的根本使命。對此，毛澤東明確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而奮斗，而且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斗﹔一切這些的目的，在於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在這個新社會和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21]文化的啟蒙和革命與民族的獨立和解放以及政治上、經濟上的歷史性變革統一為近代中國革命的主題，而文化的啟蒙與革命則是其中最基礎性的因素，文化變革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更為長期和復雜的歷史使命。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由於毛澤東對形勢與任務的實際認識不同，毛澤東文化理論中的革命思想對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也起了不同的作用。我們必須全面地、歷史地認識毛澤東文化理論中的革命思想，不能把他晚年的錯誤實踐與其關於文化啟蒙與革命的思想簡單等同起來，甚至將其完全歸因於文化理論中的革命思想，進而全面否定毛澤東文化理論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毛澤東文化理論中革命觀念的形成是與其早期在中西文化比較中，對中國近代社會積貧積弱、屢遭外侵的文化“由來”診斷密切相關的。早在1912年6月《商鞅徙木立信論》的文章中，毛澤東就指出，“吾於是知吾國國民之遇也，吾於是知數千年來民智黑暗，國幾蹈於淪亡之慘景有由來也。”[22]在1917年2月《致黎錦熙信》中，毛澤東又明確提出，“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而不徒在顯見之跡。”“天下之心皆動，天下之事有不能為者乎?天下之事可為，國家有不富強幸福者乎?”從而主張“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23]此后，毛澤東不斷以各種形式提倡並貫徹這一思想。1918年，毛澤東和蔡和森、蕭子升在長沙成立“新民學會”，最初的宗旨就是要“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培育有文化的“新民”。1919年8月，在《民眾的大聯合》一文中，毛澤東又提出“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經濟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從九重冤獄，求見青天”[24]。這其中“思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從本質上來講就是在文化方面的革命，而且毛澤東將“思想的解放”置於首位，其重要程度可見一斑。毛澤東這一時期形成的文化領域的革命觀念在其后的文化思想發展中雖有變化，但卻未易其根，時有表現。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繼承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又反作用於社會存在的思想，堅持文化與政治、經濟之間的辯証關系，堅持在與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的辯証統一中認識和把握文化的革命問題，他指出“文化革命是在觀念形態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並為它們服務的”[25]。其時，毛澤東文化思想中的革命邏輯一方面是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重要內容之一，另一方面又服務於新民主主義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因此，毛澤東強調要開展“文化運動”，尤其要開展“農民的文化運動”，普及和提高農民的文化教育，因為“中國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這個裡面，最大多數是農民”[26]，而歷來隻有地主才能真正接受文化教育，成為有文化的人。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對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毛澤東確定蘇維埃文化教育的總方針“在於以共產主義的精神來教育廣大的勞苦民眾，在於使文化教育為革命戰爭與階級斗爭服務，在於使教育與勞動聯系起來，在於使廣大中國民眾都成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因此，“為著創造革命的新時代，蘇維埃必須實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動統治階級所加在工農群眾精神上的桎梏，而創造新的工農的蘇維埃文化”。[27]毛澤東這一文化的革命思想是毛澤東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重要組成內容，對於推動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不斷勝利起到了重要作用。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文化的革命思想在其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理論中，主要體現為文化繁榮與教育發展的實踐，即“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后，發展教育、科學和文化事業，提高人民的科學文化水平，在落后的國家中還有一個掃除文盲的問題”[28]。
到1966年之前，毛澤東早期文化理論中革命的觀念得到進一步發展，思想文化領域斗爭的作用被特別強調。毛澤東認為，“現在經濟形式已經改變了，是社會主義經濟了﹔上層建筑應該適應這個經濟形式，上層建筑的形式也應該有所改變，內容也應該有所改變。”[29]他指出，“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搞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無論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30]這一時期，毛澤東文化理論中的革命思想主要體現在側重於“世界觀的轉變”，並突出強調“世界觀的轉變是一個根本的轉變”[31]，從中可以看出他已經開始出現片面化和極端化的傾向。一方面，毛澤東對文化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作用的認識一定程度上偏離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辯証關系的基本理論，沒有遵循關於文化與政治、經濟關系的辯証法，片面突出了文化層面的革命對於政治、經濟發展的影響作用，片面強調了其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修正主義”的作用﹔另一方面，毛澤東對當時國內文化領域斗爭形勢作了錯誤的估計，包括對文藝界的社會主義立場、知識分子的社會主義性質等問題的認識也出現了偏差。他認為文化戰線上存在著尖銳的階級斗爭，“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他還認為，“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32]再加上當時國際范圍內無產階級思想與資產階級思想斗爭的影響，毛澤東文化理論中的革命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導致“文化大革命”爆發的重要思想原因，並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思想路線。
毛澤東文化理論中的革命邏輯，既包含著對馬克思主義的文化革命理論尤其是對列寧關於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理論的繼承發展，也明顯受到中國傳統文化深刻而復雜的影響。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不同歷史時期，毛澤東文化理論中的革命思想也具有並不完全相同的內涵。早期主要側重於人們思想觀念上移風易俗的新民教育，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主要突出在文化與政治、經濟的辯証關系中實現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則分別強調了發展教育、科學和文化事業，提高人民的科學文化水平，以及后來作為根本轉變的“世界觀的轉變”。基於此，我們對毛澤東文化理論中的革命思想要作歷史的和具體的分析，既要看到這一邏輯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片面性，吸取深刻教訓，又要避免把毛澤東文化理論中關於革命的思想與“文化大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等同，從而完全否定毛澤東的文化理論與思想在中國近代革命和建設時期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以及今天對於我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意義。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4頁。
[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頁。
[3][4][5][6][9][16][21][25]《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頁，第707頁，第708頁，第708頁，第65頁，第707—708頁，第663頁，第699頁。
[7]《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頁。
[8]《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頁。
[10][17][19]《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3頁，第860頁，第1083頁。
[11][12][18]《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頁，第54—55頁，第41頁。
[13][14]《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5頁，第787頁。
[1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頁第540頁。
[20]《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頁。
[22][23][24]《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頁，第86頁，第393頁。
[26]《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頁。
[27]《毛澤東同志論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8—12頁。
[28]《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修訂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2頁。
[29][30][32]逄先知《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0頁，第339頁，第1330—1331頁。
[3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339頁。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編譯局辦公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