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寫作《由亂而治——俄羅斯政治歷程(1990－2005)》一書的過程中，不，確切地說，應該是在多年從事俄羅斯問題研究的過程中，我一直在思考這樣一些問題，經歷了近70年社會主義建設的輝煌和曲折之后，龐大的蘇聯如何在一夕之間解體了？新生的俄羅斯為什麼會選擇那樣一種激進的轉軌方式？20世紀90年代風起雲涌的俄羅斯政壇到底是哪些因素在其中角力？普京為什麼能取得如此閃光的政績，經濟迅速恢復和持續增長，政治穩定而可控，社會廣泛認同？經過了普京的堅強整肅之后，俄羅斯何時能夠重新崛起？在過去的十幾年間，這個歐亞大國從經濟衰敗、政治和社會動蕩，到今天的增長、秩序和復興，俄羅斯的政治發展歷程引人關注。

◆“亂”: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當時的基本政治生態

1991年底，有著近70年歷史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解體，俄羅斯作為最大的繼承人在舊聯盟的廢墟上站立起來，成為一個獨立的民主國家。葉利欽時代俄羅斯的改革是激進快速的、推倒重來式的、“革命性”的變革:迅速推翻蘇聯幾十年來形成的舊蘇維埃政體，代之以議會民主、多黨制、三權分立的西方式民主制度﹔在政治民主框架確立后，立即推行了以“休克療法”和大規模私有化運動為標志的激進的社會經濟改革方案。改革之初，自由主義思想家們所渴求的迅速建立資本主義制度並使之不可逆轉的願望實現了，但與此相伴的是一落千丈的經濟、動蕩的社會和政局。俄羅斯作為一個大國在世界上的經濟和政治地位都迅速衰落。

在1998年橫掃全國的經濟和金融危機之后，俄羅斯的政治局勢進入了最混亂和動蕩的時期，經濟一片蕭條，政壇一片混亂，南部車臣戰火又起，普京就是在俄羅斯人民瀕臨絕望的境況下，崛起於俄羅斯政壇的。

◆治:務實的政策使俄羅斯不再風雲變幻

在普京總統的第一任期內，他對俄羅斯政治、經濟和國防都進行了大規模的整肅。普京在保持了政治繼承性的基礎上調整政府組成，理順總統與議會的關系，重新劃分中央與地方的權利，建立總統垂直控制的國家權力體系，懲治敢於覬覦政治權力的寡頭，堅決打擊恐怖主義。俄羅斯政壇不再像葉利欽時代那樣的風雲變幻，普京為俄羅斯贏得了政治穩定，也為實現經濟發展建構了前提。

在經濟方面，普京依然堪稱是自由主義經濟的支持者。但是，他更強調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強調建立一種“可控制”的市場經濟，改革涉及到財稅體制、銀行系統、土地制度等一系列重要環節。在有利的世界能源價格環境下，俄羅斯擺脫了困擾整個葉利欽時代的經濟衰退，成為世界上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

在外交領域，俄羅斯放棄了帝國的幻夢，實現了從浪漫主義到實用主義的回歸，在普京的全球穿梭外交中，俄羅斯尋找到了符合自身國家實力的國際位置，在為國內經濟利益服務的宗旨下，贏得了世界更廣泛的尊重。

普京的第一任期並非不存在問題，他對國家的治理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際都有批評和指責，但是無論如何，是普京執政為俄羅斯的老百姓帶來了安寧，帶來了收入增長和生活的改善，帶來了久違的大國自豪感，而這些無疑是比所謂的“獨裁”和“專制”更能深入人心的東西。也正是因此，普京才能贏得居高不下的社會支持率。現在，第二任期過半，面對俄羅斯政界和社會要求總統連選連任的呼聲，普京多次予以拒絕，表示要尊重憲法，尊重已經確立的民主體制。

◆關於俄羅斯由亂而治進程的思考

在俄羅斯十幾年的由亂而治的歷程中，有一些特別值得深思的問題。

一是葉利欽時代俄羅斯改革道路選擇的評價問題。激進的政治民主和經濟市場化改革確立了議會民主、多黨制、三權分立的西方式民主制度，卻引發了經濟的滑坡以及社會的動蕩，從而引致了國內國際學界對葉利欽改革道路的一片譴責之聲，有人將俄羅斯這段時期的改革稱為“罪惡的資本主義”。但是，剝開混亂的經濟和政治秩序的外衣，仔細梳理，我們可以發現，自1993年以全民公決的方式通過新憲法后，俄羅斯沒有再發生過嚴重的政治對抗，盡管整個上世紀90年代社會動蕩、政局不穩，但各種派別各種層面的政治力量斗爭基本是在憲法的框架下進行的。“憲政民主”體制的建立應該說是葉利欽時代最重要的改革成果。也許我們無法測算和估量，民主政體的確立和逐漸成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對經濟改革起到推進作用。但有一點可以確認，盡管俄羅斯的老百姓對上世紀90年代有諸多的抱怨，有諸多的承擔，但是在每一次賦予他們權力的選擇中，他們都選擇了對既定改革道路的支持，比如，1991年3月對是否實行總統制的全民公決，1993年12月對新憲法的全民公決以及作為認可改革政策體現的對歷次總統選舉的投票。這說明了什麼呢，我想至少可以說明，俄羅斯的居民們對舊蘇聯體制義無反顧的摒棄和他們對民主的尊重以及對經濟改革前景的期待。單從這一點，我們也不能簡單地說葉利欽時期改革道路就是錯誤的，盡管它也存在諸多問題，需要調整，這也正是其繼任普京所要做和正在做的事情。

二是“可控民主”政治制度問題。普京走上俄羅斯政治舞台之后的一個半任期內，有效地化解了府院之爭、削弱了地方勢力，將俄羅斯政壇上的各大主體——政府、議會、各聯邦主體、各主要政黨和媒體悉數控制在手中。在俄羅斯憲政體制的格局內，一種中央集權的垂直的國家政權體系得以確立，一種權威主義的治國模式——“可控民主”制度基本形成。

在轉軌之初、特定的國內國際環境下，“可控民主”作為有效地促進經濟發展、保持政治穩定和打擊恐怖主義而採取的過渡形式，作為俄羅斯強國路途中的一個步驟，應該說是基於俄羅斯歷史文化傳統和現實狀況的一種合適的選擇。在這種新的政權體制下，總統掌握的權力資源得到極大增強，反對派已基本失去制約力量。無疑，總統的絕對控制力量保証了各種政令、法案的通過暢行無阻，使克裡姆林宮各項改革政策能夠順利推行。但是，總統的權力超越了一切社會政治力量，國家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之間也就失去了有效的制衡，在國家統一和可控的目標下潛藏著一種危機，那就是俄羅斯的命運過於維系於普京。

三是普京時代的改革道路與葉利欽時代改革道路的關系問題。有一種觀點認為，普京的改革道路就是對葉利欽道路的摒棄和否定，其實不然。因為不管是“可控民主”，還是“可控制的市場經濟”，終究是在民主和市場經濟的框架內，葉利欽時代所通過的憲法、確立的國家政體和基本的民主原則都依然存在，市場經濟制度的架構和方向都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是在民主和市場經濟的實現方式中強調加強國家的控制和調節作用，改變的只是對葉利欽時代一些過激政策和措施的調整，而所有這些調整正是根基於已經建立起來的民主和市場制度。

如果說到葉利欽時代與普京時代的最大不同可能就在於，葉利欽強調的市場與民主是西方式的，而普京的公式裡則在市場和民主之外加上了俄羅斯現實。普京採取漸進的、逐步的和審慎的方法，並非是指對葉利欽改革道路的拋棄，因為當採取了激進的方式完成制度變革之后，所有的制度磨合、修補與調整的過程都隻能是漸進式的。事實上，這種漸進式調整在葉利欽時代中后期包括切爾諾梅爾金、特別是普裡馬科夫任總理時已經開始了，只是由於不停的政府危機、人員更迭而少有成效。

葉利欽道路與普京道路不是能夠割裂開來看的，應該是二者的有機相加才是真正的俄羅斯的道路。這種道路概括地說，就是:從計劃到市場經濟的轉軌採取的是政治和經濟體制改革同步，甚至政治改革先行的辦法，在憲政民主框架建立之后，用激進的方式實現對舊經濟制度的破除和新經濟制度的確立，再以漸進的方式對新制度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摩擦和不適進行修補和調整。

《由亂而治》從1990年寫到了2005年底，而俄羅斯依然在改革和發展之中。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的復興仍然需要時間和空間，仍然可能經歷挫折或失敗，但是，籠罩在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上空的陰霾已經散去，這個時候應該說不遠了。

（來源：《北京日報》理論版2006年1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