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底什麼是十月革命道路
評價十月革命道路問題時，不少研究者喜歡把十月革命道路與十月革命后蘇聯發展道路合二為一。我認為二者應該區分開來。
那麼什麼是十月革命道路呢？探討這個問題，首先需要界定十月革命的性質。
應該說二月革命爆發前列寧還沒有預見到革命能在這麼近的時間內爆發，但是出於職業革命家的敏銳的政治嗅覺，列寧意識到了二月革命的爆發給俄國無產階級提供的歷史契機。列寧明確地提出了革命要從第一階段向第二階段，也就是從資產階級掌權向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掌權過渡的問題。
列寧在這裡提到的政權轉到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手中，說的也就是建立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那麼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是不是就是社會主義革命呢？列寧當時在反駁加米涅夫的指責時講到：說我“指望”“這個革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立刻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這是不對的。我不但沒有‘指望’我們的革命‘立刻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而且還直接提醒不要有這種想法”。列寧認為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它的過去是專制制度、農奴制度，它的未來是爭取社會主義的斗爭。列寧在這裡是把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看作一種過渡形式，它的未來才是“爭取社會主義的斗爭”，才是“走向社會主義”。可見，列寧在《四月提綱》中所主張的這個革命第二階段還只是一個過渡階段。在《四月提綱》中列寧所界定的革命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的本質差別是政權在誰手裡的問題。
十月武裝起義的前夕，列寧在很多篇文章中闡釋和強調了奪取政權的思想。列寧堅持舉行武裝起義，其目的就在於奪取政權，一點都不隱諱，“任何政黨，……如果在可能取得政權的時候拒絕奪取政權，那它就沒有權利存在下去，就不配稱為政黨，就任何意義上來說都是渺小的無用之輩。”而許諾民眾如果政權歸蘇維埃掌握就能夠締結和約實現和平、就能奪取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這既是布爾什維克黨的綱領，也是迎合群眾對和平和土地的迫切要求借以爭取群眾的手段。
彼得格勒武裝起義的勝利解決了政權問題，但是並不意味著十月革命的結束。列寧在四年后總結革命的發展階段時，把從1917年10月到1918年1月解散立憲會議都視為革命的第一個階段，而在這個階段，列寧認為革命還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因為當時我們所完成的任務就是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行到底”。盡管這一階段為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的革命做了很多事情。在列寧看來，俄國革命還有簽訂布列斯特和約、打贏三年國內戰爭和在經濟遭到空前破壞的國家恢復元氣幾個階段，總之就是在十月之后還有捍衛和鞏固政權的階段。
這樣說來將十月革命的性質直接界定為社會主義革命就過於簡單了。也許分兩個層次來闡釋它更為准確，那就是：十月革命從根本目標上是為了實現無產階級掌握政權、用社會主義原則建設國家，從這個角度上說它具有社會主義革命性質﹔從具體目標上是為了從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手中奪取並捍衛政權，實現廣大人民對和平和土地的迫切要求，它的未來是為爭取社會主義而斗爭，從這個意義上說，它還只是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階段過渡的一種性質。
界定了十月革命的性質，再來認識十月革命道路，我們是不是可以說，十月革命是列寧領導布爾什維克——無產階級從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武裝奪取政權並捍衛政權的斗爭，十月革命道路是以暴力手段武裝奪取政權為實現向社會主義過渡開辟道路的道路。在奪取政權的斗爭中，布爾什維克路線與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及其他主要資產階級政黨政策之間存在的主要差別是和平和土地問題，不是未來社會的發展道路問題。
國家發展道路的選擇是在結束國內戰爭后才真正開始，有西方學者把整個二十年代稱為蘇聯社會主義發展的試錯期，實質說的也就是道路選擇。
應該說蘇聯發展模式受到十月革命那幾年發生的事情的影響，比如，正是因為十月革命發生的方式、當時國內各階級和社會政治派別的力量對比，使得布爾什維克始終對保有政權處於緊張狀態，以至於因為在立憲會議選舉中處於劣勢而最終驅散了立憲會議，也因此激發了國內的各種反對勢力，引發了國內戰爭，進而才有“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出台。斯大林模式的形成無疑受到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影響。
但是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發展模式並不是十月革命所注定的結果，國內戰爭結束后，列寧所倡導實行的新經濟政策如果不是因為列寧的早逝以及20年代末斯大林在黨內斗爭中的勝利可能就不會夭折，那麼蘇聯社會主義發展模式可能是大大不同的。因此說不能把十月革命道路與蘇聯發展道路混同。二者一個是奪取政權的道路，一個是建設國家的道路。即便是在十月革命武裝奪取政權的前提下，蘇聯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也是存在著多種選擇的。
二、十月革命是否俄國現代化的斷裂
我在最近的幾次與西方學者和俄羅斯學者接觸的過程中，都聽到這樣的觀點：認為十月革命阻斷了俄國發展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的道路，是俄國現代化的斷裂。這個提法本身還是把十月革命與蘇聯發展道路合二為一了。那麼我們就把它們合二為一來說，它是不是俄國現代化的斷裂呢？
在我為會議提交的論文裡引用了西方學者所著的《劍橋歐洲經濟史》裡面的很多數據，對蘇聯前兩個五年計劃時期也就是加速工業化時期的發展情況與沙皇俄國最后幾十年通常被稱為資本主義大發展時期進行了比對，也同英美等國可比時期進行了對比。這裡我舉幾個簡單的數字。據蘇聯官方統計，從1928-1937年的工業年平均增長率是18%，即便是按照西方最保守的估計也有10.5%。而在沙皇俄國最后幾十年被認為是資本主義大發展時期的1860-1913年間，俄國工業生產增長速度年均隻有5%，就是達到峰值時期的19世紀最后10年也隻有年均7%左右。蘇聯在這個時期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無論是按蘇聯官方統計還是西方學者的測算都高於英美在19世紀任何一個時期的增長速度。代表著工業發展水平的制造業在1870年俄國佔世界的3.7%，1913年佔5.5%，1936-38年佔18.5%。我在論文中也引用了俄羅斯經濟學家對俄國經濟百年來發展的描述，並與同期西方進行了比對，按照蘇聯官方數字，蘇聯時期比帝俄時期的經濟指標增長了幾十甚至上百倍。如果說蘇聯官方的統計數字不能完全被認同，那麼按照西方學者通常所做的折扣或者西方學者自己的測算，這些經濟發展指標依然是驚人的。當然，發展是個多維的現象，這些數字所反映的也遠不全面，但是它們仍然昭示著蘇聯時期的成就。
在描述這些成就的同時，我們也看到了與蘇聯工業化特別是超工業化相伴生的慘痛和令人震驚的代價 ，比如說農業，比如說人口，比如說飢餓、強制勞動和死亡。
不過，我們在批評蘇聯實現工業化的途徑的時候應該承認，工業化本身及其蘇聯時期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這是布爾什維克面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全球的擴張所導致的緊迫感，從而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實現追趕型現代化的嘗試。這種嘗試的結果帶來了許多負面的效應，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是從經濟或者工業化本身的角度依然是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階段。
當然，現代化問題是個更復雜的現象，單是從經濟角度講也還應該有更多的研究視角，比如說，應該從研究1917年以前的俄國歷史著手，研究那時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程度、工業化的進程、俄國在世界經濟體中的地位等等，研究蘇聯時代工業化和經濟發展進程以及它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研究同時代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進程。當然，這是個很大的問題，但是不這樣，不足以對“俄國現代化的斷裂”的論點做出判斷。無論如何，做出“現代化的斷裂”這樣的結論不能僅憑蘇聯經濟在20世紀后幾十年的停滯和蘇聯解體、俄羅斯重回資本主義道路這些事實，也不能拿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十年的衰退來作比較。
（來源：《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