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弗蘭茨·瓦爾特　 張文紅譯

《德國社會民主黨：從無產階級到新中間》一書曾在德國引起很大反響。該書作者德國哥廷根大學教授、《明鏡》周刊專欄撰稿人弗蘭茨·瓦爾特專門為該書中文版撰寫了序言。主要內容如下。

一

自1998年以來，社會民主黨從未間斷地統治著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而令人奇怪的是，這在社民黨基層卻沒有引起愉悅。在德國國內，幾乎碰不到一個為其政黨和政府而自豪的同志。社會民主黨昔日的烈焰如今只是冷灰殘存了。

這些烈焰正是曾經刻畫了社會民主黨人性格的熊熊燃燒之火。特別是在歷史上的艱難時期——在專制國家直到1914年都在詆毀和壓制他們的時候——社會民主黨人更是其政黨的激昂斗士。距離權力越遠時，社會民主黨人就越熱情地投身於他們的“事業”。社會民主黨雖然處於社會的邊緣，很多時候是孤單寂寞的，有時是受屈辱的，偶爾還受到威脅，在絕大多數時期是沒有影響力的，但是他們的氣氛是樂觀的，而且對未來充滿信心。

長期以來，這正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真正本質：即它是天生的反對黨。社民黨在反對派的位置上度過了110多年﹔他們隻在不到30年的時間裡單獨執政。反對派——長期以來——是他們的命運﹔社會民主黨人——長期以來——喜歡這種宿命。因為這使他們偉大而自信，並且使得他們獲得了更好的人的光環﹔因為他們在幾十年中不只是簡單的反對派。歷史上，他們曾經在四分之一世紀裡遭到國家的迫害、被驅逐出境、被投進監獄﹔在最惡劣的時期，曾經被嚴刑拷問、被殺戮、被處決。但這一切卻未能阻止社會民主黨的發展。相反，國家的壓迫還在道德層面上提升了他們的政治使命。對於德國的社會民主黨人來說，這種體驗是最起碼的：即他們在痛苦中成長。因此，社會民主黨人簡直就是樂於承受痛苦。社會民主黨人是作為反抗受壓制的公正的、經過痛苦考驗的斗士，而不是作為執政當局的代表，經歷了他們真正偉大的幸運感。

因此，當社會民主黨人，幾乎是不情願地，進入政府的時候，往往就表現得非常束手無策。面對引以為自豪的苦難時期的偉大夢想，社會民主黨參與的小聯盟政府總是很平庸。無論社民黨何時參與執政，其成果看起來都是無關緊要的，而且與其原本的要求相悖。因此，德國人有了這樣一種印象，即社會民主黨人並不真正適於執政，他們在執政時總是經歷著自己內部的爭吵，令人驚奇地以自我毀滅的方式誹謗自己的成就。

但是，社會民主黨絕不因此就是國家主義的政黨。相反，它長期回避國家。所以，社會民主黨人也很少擁有改變國家的精確計劃，他們幾乎在任何時候都沒有經濟轉軌的具體方案。社會民主黨在德國太過執著於自身文化了。然而，這種閉關自守的文化的界限在社會民主黨100年的自救運動中同樣清晰可見。社會民主黨人建立了令人欽佩的工人教育體系，但它卻從來沒有取代國家認可的高中畢業考試或者大學畢業考試。通過社會民主黨的公民社會，沒有實現工人階級的歷史解放，沒有建立至少是對所有社會階層平等的機遇前提。

不是工人教育體系，而是國家在20世紀60─70年代推進的教育改革實現了社會的繁榮。“新中間”時代在這些年裡開始了。或許這也意味著傳統的社會民主黨——從前那種專業工人最高等級的解放運動的終結。那主要是維利·勃蘭特時代之前的社會民主黨，即在德國以社會地位升遷為導向的專業工人的政黨。100多年來，這個雄心勃勃的、有才干的階層一直由於資產階級教育特權而被禁止通過教育擺脫他們的社會處境，通過知識在社會裡向上攀升。通過勃蘭特總理和施密特總理時期的教育改革，專業工人的上層獲得了其歷史機遇。從此，這個以前由車工、礦工和印刷工人組成的政黨日益成為由教師、管理職員、社會工作者和平等問題專員組成的“新中間”的政黨。

從那時起，落在后面的其余的工人階級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依然是孤單的。社會民主黨從前的領導人升遷了，現在說著另一套話語，衣著更好更貴，喝著葡萄酒，而不是啤酒了，住房更加精致而且位於市中心，遠離了從前的住處。因此，作為共同主體的其余的無產階級和次無產階級崩潰了。無組織的下層階級和“新中間”的社會民主黨之間的聯系斷裂了。其余的工人階級失去了政治的家園，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沒有哪一個其他社會階層像他們那樣易變，最終在選舉棄權、投票給基民盟和支持新的“左翼黨”之間逡巡﹔反之，社會民主黨則和自己從前的主體脫離了，放棄了這些人或者任其留在黨內。被拋棄了的主體因而宣布放棄對黨的忠誠。在這個過程中，社民黨自21世紀以來在一次次州議會選舉中失敗。

二

這樣，社民黨隻在老聯邦共和國的一個州仍然擔任州長。在共和國經濟繁榮的現代化地區，從德累斯頓到斯圖加特，社會民主黨人被困在一種近乎無望的少數派境地之中。在過去的幾十年裡，社民黨還可以利用萊茵和魯爾之間的地區，以及黑森州、薩克森州或者漢堡的優勢來均衡由於結構性的或歷史的原因引發的在德國南部的劣勢。然而這一切都結束了。

如果論述社民黨的話，那麼就等於是概括了一部失敗的歷史。流失的不僅僅是黨員群眾和有戰斗力的干部群體。一同消失的還有恰恰是在傳統的社會主義裡數量眾多的、往往有點古怪的，但卻始終形象生動的知識分子和思想家。斐迪南·拉薩爾、埃德華·伯恩施坦、卡爾·考茨基、羅莎·盧森堡、魯道夫·希爾弗丁——可以從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歷史上再隨意舉出50個具有理論原創力的人物的名字。再一次地，這一切都結束了。

而且，社會民主黨人與工會人士的生活世界完全脫離了。長期以來，這兩個區域形成了一個組合，在其中，企業經驗和政治能力結合在一起。然而，今天卻沒有一個工會領導人還屬於社會民主黨的聯邦議會黨團﹔地方的企業職工委員會委員也不再同時是社民黨地方支部副主席和社民黨市議會黨團成員。在歷史上，工會人士和社會民主黨人之間關系緊張的情況總是不斷出現，但1999年之后發展起來的這種極度的疏遠在歷史上卻是全新的——尤其是許多大工會中堅力量的重要部分很可能不僅僅是短期地背棄了社民黨。社會民主黨人從前安全的前沿陣地，現在似乎成了“左翼黨”招募新人和培養干部的地方。無論如何，在100多年裡，工會人士曾是社會民主黨的一個支柱。在此處也是：這一切都結束了。

在過去幾十年裡，社會民主黨人經常表現得不靈活。他們過度的派別之爭往往是令人緊張的。他們在權力政治詭計上的欠缺有時是令人同情的。然而，一個非常令人感動的光環卻圍繞在這個100多年來盡人皆知的反對派政黨周圍：它是非特權階層人民的、主張下層人民的解放和尊嚴的政黨。這一切也都結束了。

從前，人們接受社民黨的光環，是因為它的黨員、干部和議員本身就來自較低的階級，在政治上不屬於具有社會影響的階層。然而，這種狀況也徹底改變了﹔這恰恰標志著社民黨歷史上決定性的轉折。至少在其干部和議員的圈子裡，社會民主黨是成功晉升者的政黨。社會民主黨人在2007年的綱領性口號——教育、終身學習、機遇、成就——反映了德意志聯邦福利國家時代社會民主黨內社會地位升遷者的成功生平的經驗。但它和失敗者的新體驗，和社會最低三分之一階層在多次斷裂的共同生活歷史中由於教育失敗而遭受的恥辱毫不相干。這兩個世界彼此之間是完全陌生的。

三

在這個被社會民主黨人拋棄的世界裡，新的“左翼黨”正在與20世紀90年代還是社民黨領袖和總理候選人的奧斯卡·拉封丹一起嬉戲。在左翼黨內，拉封丹在其轉黨之后牢牢掌握著統治權——和1997年非常相似。當時，他以強硬的手腕率領著社會民主黨人，並以這種方式堅定而充滿活力地把他們拉進政府。在很大程度上，2007年的奧斯卡·拉封丹的行為與辯論方式和1997年的奧斯卡·拉封丹完全一樣。這正是社會民主黨人今天的問題：他們的每一個指責——左翼黨的行為是平民主義的，是蠱惑煽動的，是追尋虛幻目標的——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揭發了他們自己，至少是自己剛剛過去的，固有的政治口號。借助這些口號，他們在1998年成功地進入內閣。

因此，社會民主黨人完全陷入了窘境。作為掌權的政黨，他們在政府任期核心時期的執政往往與從前綱領中的承諾完全不同。盡管如此，他們隨后在選戰期間還是能夠令人信任而又令人驚異地打出社會福利這張牌，並招來冷酷的新自由主義的威脅，以便在某種程度上重新集合起此前還深感失望的、有時已經放棄了選舉的支持者。

然而，這種手法在未來幾乎不可能再成功了。因為奧斯卡·拉封丹現在作為一位政治家在政黨世界登場了，他也精通，甚至更加精通這種表演﹔他也能夠雄辯地在社會問題上炫耀，鼓動性地、強硬得多地要求社會公正，公開抨擊“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陰謀詭計——這樣就能夠把選票引到新左翼社會主義者的陣營。

四

概括德國社民黨目前的兩難處境，其實就是成功導致了挫折和衰落。因為社會民主黨的改良主義至少對於其核心群體，即專業工人的精英，是非常成功的。這一群體實現了社會主義所最終關心的物質富裕、教育和文化參與、參與公民社會和被認可。但社民黨的這一傳統核心群體因而也到達了公民社會的中間。他們發跡了，是德國新的，當然也是自由主義的，肯定更加合群的，無疑更少偏見的統治集團的一部分。現在，社會民主黨的核心群體不再站在與資產階級社會敵對的反對派立場上了。

在這個意義上說，德國社會民主黨當然也不再是左翼的，甚至不再是社會主義的運動。社會主義曾是我行我素者和受虧待者的意識形態。其中包括很多具有偉大才能和天賦的人，包括雄心勃勃的力量，這種力量催人向前向上，並向資產階級表明將竭盡全力清除其生活道路上的障礙和封鎖，必要的時候還將粉碎它﹔其中蘊含著社會主義解放運動的基本的力量﹔它同時也是社會民主主義之火的燃料。從這些素材中培育出了權力意志、堅強不屈、果敢堅毅，有時還有社會民主黨領袖——如奧古斯特·倍倍爾、赫伯特·魏納、維利·勃蘭特，是的，還有奧斯卡·拉封丹和格哈德·施羅德——在權力政治上絕對不可或缺的勇敢。所有這些人都在資本主義社會忍受了其最初的社會力量的低下。他們將個人的挫折與抱負轉化為政治參與，轉化為社會民主黨的解放的熱情。

這些具有天賦的、執著地向前向上鑽營者中的倒數第二個人[1]和1998年至2005年的聯邦總理格哈德·施羅德一道同行。社民黨現任主席庫特·貝克可以說是這種出身和（衣著）式樣的最后一人。目前跟隨社民黨的、國會裡的后備力量通常已經是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受過大學教育的人。他們缺乏被歧視和受屈辱的體驗，因而也就缺乏通過批評令人煩惱的社會狀況而獨具特色的基本渴望，缺乏向處於社會優勢的對手展示更多成就的基本渴望。新的一代不再像歷史上的社會主義那樣，幾十年都在考慮“反對現實”，而是——被他們教條地看作“別無選擇”的——基本現實的極端熱心的辯護者。他們組成的新社會民主黨日益成為特氟隆政黨——具有平滑的表面，但其實什麼東西在它上面都呆不住。

社會民主黨往往是已經經歷了嚴重的危機和萎縮時期，然而隨后總是能夠令人驚奇地再度恢復元氣。作為雄心勃勃的受虧待者的反對派運動，它總會通向活潑沸騰的再生的源泉。但是，一些人認為，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社民黨不再是解放運動，而更多地是作為社會民主和經濟民主的政黨處於其歷史的秋天。作為新發跡者的利益群體，社民黨在21世紀將發揮另一種作用。在這個世紀裡被剝奪權利的人同樣必須調整，因為他們需要一個新的政黨、一種新的思想、一種新的政治和社會意志構成方式。這並非完全不可能，即21世紀新的被剝奪權利者隨后將發現，20世紀工業社會工人精英的老政黨是一個頑強的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