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社會民主黨(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簡稱德國社民黨(SPD)，是西歐各社會民主黨(社會黨、工黨)中最具代表性的政黨，它既是德國現在的主要執政黨，也是德國歷史最為悠久的政黨。經過140多年的發展，該黨逐步完成了從革命黨向改良黨，從工人階級政黨向人民黨的轉型。
一、德國社民黨的思想和組織結構特點
1、德國社民黨指導思想的演變
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863年成立的全德工人聯合會和1869年成立的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德國社會民主工黨是第一個在民族國家范圍內建立的無產階級政黨。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德國社民黨一直是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工人黨。
1891年通過的德國社民黨《愛爾福特綱領》標志著馬克思主義成為該黨正式的理論基礎。《愛爾福特綱領》分為理論和實際政策兩個部分。理論部分根據馬克思主義觀點，簡明扼要地闡明了資本主義滅亡的必然性和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實際政策部分則提出了一系列實際要求，如普選制、人民直接立法、言論集會結社自由、8小時工作制等等。
1921年，社民黨又通過了《格爾利茨綱領》，其中規定黨的性質是“城鄉勞動人民的黨。它力求使一切依靠自己勞動成果為生的體力和腦力勞動者在共同的認識和目標下團結起來，為爭取民主和社會主義而共同奮斗。”這是將社民黨的性質由工人階級政黨轉變為人民黨的最初嘗試。此外，新黨綱還明顯地弱化了對社會主義歷史必然性的論証，同時加上了倫理學的論証，宣布“爭取無產階級解放的階級斗爭”既是“歷史的必然”，也是“道德的要求。”這預示了社民黨意識形態多元化的發展趨勢。
二戰結束之初，社民黨仍繼續用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詞句來支持和粉飾改良主義政策，黨仍然以工人階級政黨自居，馬克思主義從形式上看也仍然是黨綱的理論基礎。
但是，戰后德國的社會條件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1959年11月，社民黨順應社會現實，通過了著名的《哥德斯堡綱領》。這標志著德國社民黨在政治理念上的徹底轉變：拋棄了一切馬克思主義的詞語和論証，不再把馬克思主義視為黨的指導思想，主張世界觀的開放性和多元化。綱領公開聲明：“社會民主黨已經從一個工人階級的政黨變成了一個人民的政黨”，並且宣布：民主社會主義“植根於基督教倫理學、人道主義和古典哲學”﹔社會民主黨“是一個思想自由的黨”，“是由具有不同信仰和思想的人組成的一個共同體”﹔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是“自由、公正、互助”﹔實現社會主義的途徑是“在平等的條件下同其他民主政黨進行競爭，以贏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這就徹底切斷了世界觀和理論方面形式上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淵源關系。在經濟政策方面，新綱領主張實行混合經濟，在重申公有制要求的同時，為私有制和市場競爭保留了位置。
哥德堡綱領最終奠定了德國社民黨在新時期的基本路線，使社民黨最終實現了“非意識形態化”和從工人黨向人民黨的轉型。1971年12月通過並沿用至今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組織章程正式確認了黨的轉型，它宣布：“德國社會民主黨是一個民主的人民黨。它聯合具有各種不同信仰和思想傾向的人們，隻要他們承認和平、自由、公正和團結，承認男女之間的社會平等和保護自然環境。”
1989年12月通過的《柏林綱領》強調社會民主黨是一個“左翼人民黨”，建立一個“自由、平等、沒有階級和特權的團結互助的社會”是黨的政治目標﹔再次肯定並重申了“自由、公正、互助”這三大價值，並把這三大價值看作是“判斷政治現實的標准，是衡量一個新的和更好的社會制度的尺度，同時也是每一個男、女社會民主黨人的行動指南。” 1999年，該黨在上台執政后又著手規劃修改黨綱。
經過140多年漫長曲折的發展，德國社民黨完成了從革命黨向改良黨、從工人階級政黨向人民黨的轉型。這種轉型是由客觀環境和德國社會歷史條件的變化所決定的，因為在議會民主制條件下，一個政黨要上台執政，就必須爭取到大多數選民的支持，單純依靠工人階級，難以取得這樣的多數。
2、德國社民黨的組織結構
德國社民黨的組織結構分為聯邦、區、分區、基層支部等。這種劃分與行政區劃並不完全一致，主要是由於黨的歷史或地方政權變更造成的。每一級組織在政治上是獨立的，隻要他們的章程不違反高一級的政黨法（尤其是聯邦政黨的章程法和政黨法），他們在意志形成方面也不受上一級黨組織決議的約束。
社民黨最基層的組織單位稱為支部，目前有大約12500個支部。支部的核心是黨員大會，所有黨員都有表決權。由黨員大會推選出一個主席團。主席團通常由一位主席，兩位副主席，一位司庫和若干委員組成。黨員大會還負責選舉分區層面的代表。支部的上一級是分區組織（大約相當於縣級組織），共有350個。在這一層面，社民黨通常有1至4位專職的黨務工作者。社民黨的分區通常與地方行政區或者聯邦議會選舉區一致。這350個分區組織又分屬於20個區組織，其中14個區同聯邦州一致。在這一層面也有一個黨代會（代表由分區提名產生）、一個主席團和一個仲裁委員會。社民黨的最高機構是聯邦代表大會，至少每兩年召開一次。黨代表大會負責選舉黨的領導，包括1名黨主席，4名副主席，1名司庫，1名總書記和45名理事會成員。此外，社民黨還有一個由各個區不記名投票選出的110名代表以及來自議會黨團、社民黨執政的州政府和歐洲議會的咨詢人員組成的委員會，稱為“小黨代會”。
社民黨黨員有權參加地方組織的黨員全體大會，有權提交申請（所有的12500個支部均可提議召開聯邦黨代會）以及選舉地方組織的主席團和參加分區黨代會的代表。隻要是社民黨的成員，原則上就可以當選任何一級領導職位。
在德國社民黨內，還有一個黨的法院機構——“仲裁委員會”。仲裁委員會的權力小於黨的主席團，但是它充分顯示出作為德國政黨法最基本的民主設想：隻有黨的非主席團成員和未受雇在黨內擔任工作的同志才可以被選進仲裁委員會（不一致性）。他們的工作是完全獨立的，不受任何指令的約束。仲裁委員會不僅僅負責黨紀訴訟程序，也負責在出現爭議的情況下對黨章進行解釋（章程爭議程序）以及對選舉異議程序作出決定。
社民黨還設立了各種專業委員會，或加強與特殊社會群體聯系，如青年、婦女、老年人等，或關注某些特殊專業問題，如法律、教育等。
社民黨通過黨報黨刊公布黨的政策和綱領，讓黨員了解黨的主張。黨的機關報《前進報》每月出版，寄給黨員。黨的每一級組織都有互聯網，可以從網絡上了解社民黨的情況，包括會議記錄。可以通過電子郵件向擔任領導職務的人傳遞信息。普通黨員也可以參加地方一級和區一級的所有活動和委員會會議。黨組織在憲法、法律范圍內必須公布支出收入情況。
二、維系黨的團結以及黨與選民聯系的新形式
1、努力利用各種媒體宣傳自己的主張，拉近與民眾的距離
在德國，目前有大約900家媒體印刷機構（雜志和期刊）和60多家電視節目制作單位，僅在柏林就有大約4000個專職記者（其中大約300個記者定期為社民黨報道），新的媒體還在不斷發展。一個家庭大約可以接收40個電視頻道，三分之一的選民擁有互聯網接口。而德國熱衷政治的人並不多，核心選民的數量也有限，大部分的人都要靠爭取。因此，德國各個政黨都非常看重借助媒體與公眾交流的形式。
德國社民黨較早地意識到了信息時代媒體對於政黨活動的重要意義。因此，該黨十分重視利用現代媒體手段宣傳推廣自己的政策主張，引導輿論為本黨服務，塑造黨的形象，擴大黨的影響。努力從原來新聞報道的對象成為報道主體，利用媒體來塑造黨的良好形象。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該黨就提出了盡快把黨從“新聞報道的對象”變成“影響新聞報道的主體”的戰略目標，把擁有“適合媒體社會的交流能力”視為該黨新時期黨建工作的重要目標之一，加緊向黨的中高層干部傳授與媒體打交道的本領，要影響媒體而不是隻讓媒體報導。與民眾進行多渠道的溝通與交流，建立了自己的網站和宣傳主頁，發布黨內文件，擴大黨對社會的政治影響，力爭在民眾心目中保持一個良好的政黨形象。
德國社民黨在 1998 年大選時，精心策劃了有關競選的一系列活動，使該黨在整個競選過程中始終處於媒體關注的中心。施羅德更是贏得了“媒體總理”的稱號。執政后，該黨的主要內閣成員都聘用了“新聞形象顧問”，以強化執政黨的形象。社民黨還加強了黨總部對全黨新聞工作的指導和協調，以維護黨的“統一形象”。近年來，該黨特別重視保持黨的領導層團結一致的形象。
2、開展黨的綱領大討論，力求使綱領和政策符合時代要求
由於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意識形態影響力下降，在理論綱領和戰略目標方面出現危機，社民黨極力賦予原有的價值目標以新的意義，突出包容性和開放性。在堅持“公正、自由和互助”是永恆價值觀的同時，強調要使這些價值觀念符合時代發展的要求。
社民黨在 1999 年 12 月召開的黨代會上決定修改黨的綱領，為此展開了全黨大討論，已持續數年之久。黨內重大問題交黨員討論是一個不需要投入大的成本又能很快提高黨的活力的辦法。大規模的政治問題討論本身就被看作是提高黨的吸引力的一種手段。社民黨認為，討論黨的綱領的過程比最終出台的新綱領更加重要，因為討論就是統一思想、澄清認識的過程。在關於黨綱的討論中，參加者不限於德國社民黨黨員，還邀請了非黨人士及歐洲其他國家的社會黨參加，使得綱領革新成為全黨思想觀念更新的自然進程。
社民黨在不放棄基本價值觀的前提下，對其進行延伸性闡述，重新界定自由、公正、互助的內涵。2003 年7 月16 日,社民黨在柏林的總部舉行了題為“關於公正原則的對話———對一個老問題的新回答”的研討會。會上,時任社民黨總書記的奧·朔爾茨發表了題為《21 世紀的公正和團結一致的中間派》的講話，提出了應在13個方面理解新時期的公正。其基本觀點是增加個人對集體的責任，擴大個人對國家的自由﹔強調應先有“機會公正”、經濟發展，才會有“分配公正、結果公正”﹔突出社會強者對“互助”的責任，擴大個人在互助中的能動性。這篇講話在德國引起了很大反響。
社民黨還根據社會階級結構的新變化，努力擴大黨的選民基礎和社會階級基礎，爭取民心。施羅德的“新中間”思想就是從社會新變化出發，進一步向中間層滲透，向全體選民最大限度地開放，尋求跨階級的支持，擴大自己的生存基礎。社民黨在1998年的競選綱領中強調，要邀請一切社會力量與之合作，要依靠從雇員到企業家、從手工業者、自由職業者到工程師、科技人員，從工會員工到所有中間階層的一切人。主張建立“在社會和文化上更加復雜、更加多元化的公民聯盟”。
3、倡導建立“網絡黨”和“項目黨員制”
隨著現代通訊技術的發展，尤其是網絡技術的出現，使政黨與民眾進行交流的形式發生了不同於以往的變化，政黨必須適應這種變化。德國社民黨在這方面進行了有益的嘗試，提出建立“網絡黨”的主張。所謂“網絡黨”，就是利用因特網為黨與黨外人士、黨的領導和普通黨員搭建了一個交流和對話的平台，加強了中央與地方、黨員與公眾的溝通，同時還利用現代媒體改進黨的宣傳方式，及時把黨的信息向公眾傳播。其意義不隻限於利用現代化通訊工具迅速獲得和傳遞信息，更重要的是通過計算機把人們的興趣聯系起來，形成一個共同參與的網絡。1995 年，社民黨率先在因特網上建立網頁，使人們可以不受時間和地理條件的限制，隨時從網上了解社民黨的政策主張、領導人的言行和黨內政治生活的重大安排。黨通過網絡與人民聯系，人們還可以在網上登記入黨。目前，社民黨總部處理的地方來信中，有 80%以上為電子郵件。社民黨在網上成立“虛擬組織”，以網絡技術為平台開展組織生活，打破參加黨內討論的時空限制。社民黨還啟動兩個重要計劃：一是“紅色電腦”計劃，在 2002 年前已把黨的 12500 個基層組織全部聯入內部信息網﹔二是“紅色手機”計劃，打算到 2004 － 2005 年，做到通過移動通訊終端（如手機）向所有黨員發布有關消息。目前社民黨總部與黨的各州級機構之間已經實現了內部聯網，黨的領導成員在網上直接同黨員見面。
社民黨還允許各級黨組織成立各種論壇，允許這些論壇向同級黨代會提交提案、派送代表等﹔強調保留黨內公決形式，以使每個黨員都有機會發表自己的意見﹔允許非黨員參加基層黨組織的生活，參加各級論壇和主題工作委員會的討論。社民黨有一個設在柏林“勃蘭特之家”的文化論壇。該論壇定期邀請一些學者和專家，就某些重大社會問題，政治問題，經濟問題以及文化問題進行探討，主要目的就是為社民黨出謀劃策。論壇的會議記錄顯示，幾乎所有德國當代知名左派知識分子都曾光顧過這個論壇，甚至有些其他國家的左派知識分子也在名冊當中。社民黨認為，必須將黨的組織向社會開放，黨內生活向社會公開，允許非黨員參與黨的政治生活，增強黨對群眾的吸引力。
除了發起上述各種類型的討論會，包括網上討論，社民黨還都在嘗試建立“項目黨員”制度，設想在繼續以居住地原則設置黨組織的前提下，也按照人們感興趣的問題或項目設立黨組織，允許那些對黨的部分政策主張持贊成態度、但又不准備承擔黨員所有義務的人在一段時間裡入黨並隨時退黨。這些隻參加黨的某些項目活動的成員被稱作“項目黨員”。
4、與工會建立伙伴關系，尋求后者的支持
德國社民黨和德國工會聯合會（DGB）之間的互相合作是戰后德國工人運動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社民黨始終重視這支重要的社會政治力量並注意發展同工會的關系。雙方的友好合作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社民黨積極開展工會工作。戰后德國社民黨的主要綱領——從1959年的哥德斯堡綱領到1986年的新原則綱領草案，都有專門論述工會的內容。哥德斯堡綱領強調了工會的獨立任務，認為工會是不斷民主化過程中的重要支柱
社民黨1968年紐倫堡代表大會決定，黨的主席在每次黨代會后都要任命—個工會委員會，其成員包括由社民黨人擔任的各產業工會主席、DGB主席和德國職員工會主席，其任務是在重要的社會政治問題上向黨提出建議。1973年10月，社民黨雇員問題工作委員會在杜伊斯堡成立。到80年代，社民黨工會工作組織網絡已基本形成。1950年，DGB成員有5,449,900人，1969年增加到6,482,390人，即近二十年間增長了18.9%﹔到1980年增加到7,882,527人，即十年間增長了21.6%。這就是說，社會民主黨執政時期也是DGB會員急劇增長的時期。
社民黨還通過法律，確定工會的要求和國家振興經濟的措施，給工會以支持。1969年以來，社民黨在就業政策方面採取了促進就業法、對長期失業者的就業援助、為嚴重病殘者提供工作和崗位培訓等措施﹔在疾病保險、退休金保險、家庭政策、婦女政策等方面也都採取了許多社會政治措施。工會單靠自己的力量是難以爭取到這些的，對工會及其工作的成就來說，社民黨是否執政的問題具有實質性的意義。
第二，工會是社民黨重要的社會基礎和選舉支持力量。社民黨開展工會工作的目的在於爭取工會的支持，並對工會施加影響。社民黨在其擴大選民和黨員方面的主要依賴力量亦是工會。社民黨和工會在德國相互獨立，但二者又有廣泛的共同目標和行動上的相互支持，始終在代表各自的政治利益方面相互補充，工會的政治發展和社民黨的政治發展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在社民黨與自由民主黨和聯盟黨的政治辯論中，工會通過獨立地宣布自己與社民黨的政策基本一致的要求，實際上可以起到幫助社民黨擴大自己回旋余地的作用。同時，工會作為統一工會也能夠對聯盟黨施加壓力。奉行工會獨立的DGB能夠在社民黨影響范圍之外動員公開的抗衡力量，實際上起到了幫助社民黨的作用。
在動蕩的競選時期，工會一直是社民黨真誠可靠和傳統的伙伴。社民黨戰后最好的選舉結果是通過工人實現的——1972年的工人選票佔70%， DGB對此功不可沒。在1998年施羅德與科爾的競選中，DGB拿出800萬馬克選舉經費支持社民黨和施羅德。在2002年聯邦競選中，社民黨主席施羅德強調“德國之路”和“社會公正”，以爭取工會等社民黨基干選民的支持。選舉前4個月，施羅德在DGB的全國代表大會上呼吁：“我尋求你們的支持”，並認真傾聽當時冶金工業工會主席茨威克爾的意見，后者和時任DGB主席的舒爾特、服務業工會主席比斯爾斯克也直截了當地號召工會會員再次投票幫助紅綠聯盟繼續執政。
三、社民黨政府近年推行福利改革引發的社會矛盾及社民黨所採取的措施
2002年，德國社民黨和綠黨再次贏得聯邦議會選舉，施羅德也因此連任聯邦總理。然而，施羅德和德國社民黨政府面對的是巨大的挑戰，因為德國正面臨著來自兩個方面的巨大壓力：一是經濟全球化及其給德國經濟帶來的日益激烈的競爭環境﹔二是德國社會老齡化加速，社會保障系統的財政基礎難以為繼。為了使德國走出經濟連年疲軟的陰影，“紅綠聯盟”政府不得不下決心對福利制度進行徹底變革。
施羅德2003年3月14日在國會宣布了題為“2010規劃”的改革方案，2003年12月19日，聯邦德國議會和參議院通過了這一方案。“2010規劃”的改革措施涉及了從減稅到勞動力市場改革，直到社會保障體制等各個領域，包括削減養老金和失業補貼、削減失業者的福利、拒絕接受就業指導中心提供的工作機會的失業者將受到懲罰等等，涉及了德國社會大多數人的利益，觸動了社會福利國家的一些根本特性，在社民黨內部及全德國都引起了強烈反響，遭到了巨大的阻力，引發了一系列社會矛盾和問題。
1、社民黨內的不同意見及爭論
“2010規劃”的改革政策在社民黨內部，尤其是在社民黨基層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批評。很多社民黨黨員都認為德國的社會福利是社會民主主義在戰后幾十年斗爭的勝利成果，削減社會福利的改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不符。黨內左派人士在2003年4—6月份發起了社民黨歷史上的第一次簽名請願行動，旨在阻止改革。雖然最后沒有征集到所需的簽名，但這一行動已經表明了社民黨內對改革的強烈抵抗情緒。
2003年9月26日，聯邦議會就醫療改革方案進行投票表決。在投票前，施羅德曾警告社民黨議員和執政伙伴綠黨議員，如果他們不支持醫療改革方案，就會使執政聯盟破裂，紅、綠兩黨就要下台坐冷板凳了。但即使如此，社民黨內仍有6名左翼人士在表決時“倒戈”，投了反對票。
社民黨內對施羅德的批評日益激烈，改革政策在黨內難以貫徹，加上自2003年夏秋以來社民黨選民支持率持續降低，迫使施羅德在2004年2月6日宣布辭去社民黨主席的職務，並提議由社民黨聯邦議會黨團主席明特費林擔任這一職務。施羅德公開承認他並不情願放棄黨主席的職務。之所以這樣做，是鑒於德國正處於戰后最重要的改革進程中，他認為自己有義務為這一進程負責。他希望通過辭職實現一種分工，即他集中精力於政府總理一職，負責實施福利體制的改革﹔而明特費林作為議會黨團主席和黨主席，負責在這一過程中帶動社民黨與總理同行。
2、來自工會和其他社會階層的批評
“紅綠政府”目前的福利體制改革引發了德國工會與社民黨的尖銳矛盾，雙方的關系面臨著嚴峻考驗。工會反對降低社會福利的改革，認為“紅綠聯盟”政府大幅度削減社會福利的改革對社會下層尤其不公正，認為社民黨背離了其傳統價值，因而工會對這場改革持公開的拒絕態度。自“2010規劃”頒布以來，德國工會聯合會（DGB）已經在全國范圍內組織了多次示威抗議活動。
工會人士指出，正是由於社民黨放棄其傳統價值，趨向新自由主義政策而使工會在公共社會裡已經沒有了對話伙伴，所以工會高層干部贊成建立新的政黨組織。
2005年1月22日，這股抵抗改革的力量在哥廷根成立了一個“站在社民黨左側”的新的左翼政黨——“選舉替代方案——工作和社會公正”，並選舉了理事會、確認黨章和黨綱。
2004年8月，德國聯邦議會通過了關於勞動力市場改革的哈茨方案第四階段的內容。改革所涉及到的相關人員目前已經開始填寫一份長達16頁的“個人申請生活保障費”申請書。這項將於2005年1月1日實行的改革引起了許多德國人的不滿，尤其是在德國東部地區。自2004年8月份來，東部的人們紛紛走上街頭，抗議政府的改革，並且，他們沿用了前東德時期著名的“星期一示威游行”的傳統，連續舉行了多次游行，在德國引發了激烈的爭論和廣泛的不安。
3、社民黨所採取的措施
民眾的反對令社民黨認識到政府對改革必要性的宣傳力度不夠。為了使改革措施贏得更廣泛的支持，施羅德以及社民黨其他領導人不斷利用電視講話、國會辯論、媒體訪談等各種方式號召社民黨黨員、工會及德國民眾要面對嚴峻的現實，即為了刺激經濟，德國作為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福利國家，不得不改革和縮減很多福利制度。紅綠聯盟政府還在著名雜志上刊登大幅廣告，詳細解釋改革內容，消除民眾的誤解。到2005年初，德國的大部分民眾已經基本接受了紅綠聯盟政府的福利改革和勞動就業市場改革的措施。
在“星期一示威游行”舉行了兩次之后，社民黨領導人也宣稱理解人們上街游行，畢竟大家生活在一個民主國家。但施羅德強調不會再對哈茨第四階段改革計劃進行修改，他呼吁媒體更好地幫助人們了解勞動力市場的改革，了解哈茨第四階段改革計劃。2004年8月11日，德國政府終於在民眾強烈抗議的呼聲下，就修改哈茨勞動市場改革方案第4階段事宜召集內閣有關成員緊急會議，並作出了修改哈茨方案第四階段的決定。
此外，社民黨還加強了與工會的溝通。通過與工會領袖舉行多方面的會談，逐步說服工會不再大張旗鼓地反對改革。目前，工會已經表示，不再舉行反對哈茨第四階段改革計劃的游行。這樣，社民黨逐步緩和了改革初期與工會之間劍拔弩張的關系，不至於失去工會這個傳統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