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德國社民黨主席安德麗亞•納勒斯和英國工黨政治家喬恩·克魯達斯開始合作起草一份共同戰略綱領。他們兩人都是各自政黨的左翼領袖。2009年4月初，這份名為《美好社會》的文件在英國和德國同時發表。這一文件旨在替代施羅德和布萊爾1999年共同發表的綱領性文件，即所謂英國的“第三條道路”和德國的“新中間”。
納勒斯和克魯達斯希望通過《美好社會》文件啟動左翼的討論。兩人都要求建立另一種更加民主的社會，另一種經濟制度，另一種政治模式，要求更多的對話和更少的權威。此外，兩人還致力於歐洲層面的民主，支持超國家的財政控制。英國工黨甚至同意為此加入歐元區。
2009年4月8日，德國社民黨副主席納勒斯在德國《星期五》周報上第一次介紹了德國社民黨和英國工黨左翼共同起草的這份戰略文件。以下是訪談內容：
記者：安德麗亞•納勒斯女士，“美好社會”會成為德國社民黨的新2010規劃嗎？
納勒斯：不，“美好社會”對我們來說主要是一場辯論。在施羅德-布萊爾文件及其第三條道路思想公布10周年之后，現在是制定新項目的最佳時機了。
記者：為此，您需要來自英國的幫助？
納勒斯：這兩個政黨——德國社民黨和英國工黨——在過去幾年裡有著相似的經歷。比如，兩黨都喪失了同樣多的核心選民。社民黨必須和左翼黨辯論，工黨必須和自由黨辯論。有很多關於黨的現狀及原因的相似分析。這是一個很好的出發點。現在要向前看。
記者：但“美好社會”文件讀起來像是左翼針對2010規劃提出的一個對立模型。
納勒斯：由於圍繞2010規劃的長期辯論——順便提一下，不論是贊成者還是反對者——，我們在社民黨內扼殺了所有理智的行動。幾乎不可能公開進行關於新政治思想的辯論，因為人們總拿一把尺子去衡量某個建議在多大程度上偏離或証實了2010規劃。當我們現在談論經濟危機的政治結果時，就不能再束縛自己。我們希望通過這份文件做到這一點。
記者：為什麼恰好是現在呢？
納勒斯：因為我們現在——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中——處在一個時代的轉折點上。我們確實希望通過我們的論綱和施羅德—布萊爾文件完全聯系起來。毫無疑問，施羅德和布萊爾做出了他們的貢獻。例如，教育政策贏得了應有的地位，使得我們不致耽誤自己的未來。但是社民黨或工黨的羅盤不能指向過去。
記者：施羅德-布萊爾文件也屬於過去嗎？
納勒斯：施羅德和布萊爾已經對新自由主義霸權做出了理智的回應，但卻並未因此將之擊退。隨著新自由主義的失敗，我們現在面臨著新的形勢。如果我們現在“勇於實行更多民主”，新的活動家和新的聯盟就有可能推動一次克服新自由主義思想的社會轉變。由於只是部分實現了與全球化和個性化相聯系的願望：富裕和日益增加的個人自由還遠沒有徹底回答公正和參與的問題。
記者：非常好。但由此得出什麼結論呢？
納勒斯：我們相信，現在是一個新開始的時刻了。在政治上，有必要復興民主，包括採用某種新形式。不是需要詮釋，而是需要道理。這不是命令式的決定，而是關於一種新型社會和一種新經濟制度的辯論。無論是在政治中，還是在社會或企業中，都不允許存在不遵循民主原則的地方。如果認真地對待這一權力要求，那麼就擁有了一個基本的開端。我們要自下而上地組織這件事。為此，需要廣泛的共識，而這隻能通過廣泛的辯論才能達成。這是我們面臨的一項偉大任務。
記者：那我們祝願在社民黨內部的辯論中樂趣多多。
納勒斯：這不是社民黨的內部辯論，而是也涉及到其他的社會政治活動者，例如工會，或者還包括價值觀保守者，他們現在也想重新確定個人和集體的關系﹔或者還包括綠黨，他們在危機之后正在尋求符合生態原則的經濟增長路徑﹔或者還包括強調公民權利的那部分自民黨人，他們沒有把自由權利、公民民主與無情的市場競爭相混淆。美好社會的核心理念是把公民作為民主的、經濟的和社會的活動者。我們是公民陣營——因為我們是指所有公民，而不是少數幾個人。
記者：您希望多一點民主，一個美好社會？您能因此就把過去幾年裡新自由主義釋放的力量控制住了？人們幾乎能夠認為，您成為順從的左翼了。
納勒斯：不是順從。一種新制度隻有在贏得新的廣泛共識之后才有可能成為現實。沒有社會的這種一致意見，我們就不能打破現有結構，而這些結構現在是固定在市場中的。隨著經濟危機的到來，我們正經歷著脫離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轉折點。我們需要新的指導思想。市場自身不具有價值，它只是一種工具。為了控制市場，我們需要新的，民主法定的機構，例如一個歐洲議會，它能夠自己啟動立法，並對歐洲經濟政策施加影響。
記者：經濟危機還是一個很新的現象。在人們的頭腦中，經濟危機幾個月前才到來。而您已經想知道它將朝哪裡走？
納勒斯：但這個問題已經擺在眼前了：在這場危機中，生產性的、健康的企業屈服了，因為他們不再能夠得到必要的流動資金。因此，我們確實想搭建一座橋梁，去幫助企業。我們將花一些時間建成這些橋梁，但這不是要社會化。如果經濟危機被克服了，這些橋梁會被再次拆掉，然后企業就重新依靠自己了。但是我希望多一些共同決定和員工入股。這是一點小進步。
記者：您幫助企業——作為酬勞，就要多一點共同決定。您想通過這種方式使資本主義多一些左翼社會色彩。您這一步跳得不是太近了嗎？
納勒斯：反問一下：您認為我們在本次經濟危機結束時將建成一個的新社會主義嗎？我不這樣認為。我們要達到的是一個負責任的、社會調控的資本主義，一種不再分裂我們社會的經濟制度。而這一切不會從天上掉下來。這是關於一個社會的歐洲的經濟民主問題。所有這一切意味著權力的放棄和分享。請您相信，這是很艱難的，並將帶來相當大的沖突。
記者：您在這份文件中批評政治向市場力量屈服了。如何重新贏得政治的優先權？
納勒斯：通過使民主機構的決定向公民負責，而不是跟著企業的利益跑﹔通過社會提供或者至少是社會控制公共品。在企業也要實行民主——不僅是在德國。從前，隻要一涉及共同決定，我們在歐洲就會被視為畸形。而現在則是到處都在講：看看德國。我們的英國朋友突然一下子認為有雇員代表參見的監事會是很吸引人的。這跟從前完全是不同的。就在不久之前，人們還普遍認為：德國人做的都是錯的，而其他人做的則都是對的。
記者：這讓您生氣嗎？
納勒斯：不。這一漫長過程表明，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工會不僅是正確的，而且他們現在也得到了權利。在德國，存在堅實的社會伙伴、共同決定和參與，它們並未止步於企業。對我來說，這是真正的經濟民主剛剛開始。而它能夠成為整個歐洲的樣板模式。
記者：為歐洲建立新的政治模式是這份文件的目標碼？
納勒斯：這是一份呼吁書，目的是為希望建設一個美好社會的社民黨人提供一個全歐洲的網絡。也許一些人認為這在經濟危機中是虛幻的。我認為正相反：現在正是時候。
記者：這是相當高的要求。
納勒斯：我的要求是：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要樹立新的文化和政治統治地位。關於“美好社會”的討論應該為此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