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一個美好社會——民主左翼的方案

作者:張文紅    發布時間:2009年12月31日    

[]安德麗亞 娜勒斯  []喬恩克魯達斯  張文紅 譯

一、歐洲正處於轉折點

歐洲正處在一個轉折點上。我們的銀行停止運轉、企業倒閉、失業率上升。市場失效留給各個大洲的是一片經濟廢墟。

但這不僅是一場資本主義的危機,而且也是民主和社會對市場權力進行調控和管理的失敗。值此危機時刻,我們拒絕試圖繼續迄今的經濟秩序,這種經濟秩序以不可持續的增長、不平等和焦慮為特征﹔但我們也清楚地知道,同樣也不存在一個我們可以直接返回的社會民主主義的“黃金時代”。

未來是不確定的,充滿風險。我們面臨著氣候變化、石油資源枯竭、社會日益紊亂的危險。然而這也是一個充滿機遇和希望的時刻,在此期間,我們可以更新我們的共同目標,實現為了所有人的自由和平等的歐洲夢想。為了應對風險,實現希望,需要一種新的政治主張。

在布萊爾-施羅德宣布歐洲第三條道路10周年之際,民主左翼提出一份替代方案:美好社會。

美好社會的政治涉及民主、集體、多元化。它是民主的,因為隻有每一個個人的自由參與才能保証真正的自由和進步﹔它是集體的,因為它以我們對彼此相依的認知和共同利益為基礎﹔它是多元的,因為通過政治制度和經濟活動的多樣性以及個人的文化認同,社會可以獲得創造一個美好世界所需的能量和創造力。

為了達到以這些價值為基礎的美好社會,我們決心致力於:

>恢復政治的首要地位,拒絕政治從屬於經濟利益﹔

>修復個人和國家之間民主的伙伴關系﹔

>創建一個民主的國家——它是負責任的、更加透明的,並且在各個層面,包括在經濟上加強我們的民主制度﹔

>拓展並保護個人的公民自由權利﹔

>再度主張教育、健康、福利等公共品的利益相對於市場利益的優先權﹔

>根據階級、性別和種族重新分配風險、財富和權力,以建立一個更加平等的社會﹔

>使人人都有好工作成為可能﹔

>重新認識並且尊重不同種族、宗教和文化﹔

>把人類和我們這個星球的需要置於利潤之上。

這一美好社會的基礎是以大眾繁榮為目標的生態上可持續的、公正的經濟發展。對此,既無捷徑也無現成的藍圖。我們將以上述價值和目標為基礎,在這條道路上一步步共同前進,把我們的世界建成一個宜居的更好場所。正如維利·勃蘭特所說的,“我們需要的是現實思想和理想主義奮斗的結合。”

盡管我們在民族國家層面的工作已經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我們還要認識到資本是在全球范圍運行的,而民主在很大程度上仍未超越民族國家的范圍。這一認識使德國和英國的社會民主黨人走到一起,並在這一過程中使彼此強大。下一步就是要在這份文件的基礎上建立泛歐洲的社會民主黨人網絡,這些人和我們一樣,不是要回到過去,而是希望建設一個美好社會。

二、從經驗中學習

19996月,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和德國總理格哈特·施羅德發表了一份歐洲社會民主黨人的共同聲明。這一聲明匯集了英國人的“第三條道路”和德國人的“新中間”思想。他們明確指出,社會民主的這種新模式已被廣為接受:“社會民主黨人在歐盟幾乎所有國家都進入了政府。”今天的情形則恰恰相反,社會民主黨人處在歐盟幾乎所有國家的政府之外。

“第三條道路”和“新中間”相結合的社會民主主義歷史階段是對1970年代經濟危機之后保守主義政治長期佔優勢的一種回應。資本主義的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出現了——摧毀了戰后關於社會福利的共識,建立了基於新自由主義價值和自由市場經濟的新共識。

“第三條道路”和“新中間”的選舉勝利是妥協和限制相結合的產物。無論是英國新工黨還是德國社會民主黨都未能針對變化建立起持久的聯盟。在2005年的大選中,這兩個政黨的得票都比19971998年減少了數百萬張,兩黨也都在地區性選舉中頻頻失利。大量傳統工人階級中的支持者對新工黨和德國社民黨——作為工人階級利益的歷史上的捍衛者——喪失了信任。很多人不參加選舉,而少數人則認同了其他宣稱能夠代表他們利益的政黨,比如德國“左翼黨”以及更加令人不安的英國法西斯主義政黨英國國家黨(British National Party, BNP)。在20世紀使工黨和社民黨賴以生存的工人階級的機構和文化或消失或喪失了其社會生命力。

社會民主主義的“第三條道路”和“新中間”模式不加批判地接受了新的全球化的資本主義。這樣,他們就低估了缺乏調控的市場的破壞潛力。他們誤讀了發生在歐洲社會的結構性變化,認為以階級為基礎的社會已經讓位於更加個性化的、精英的文化。然而,新資本主義並未建立起一個無階級的社會。在市場引導之下的全球化框架內,經濟發展帶來了史無前例的繁榮和富裕,但是“第三條道路”政策卻未能阻止社會的分化。經過為期10年的社會民主黨的政府之后,階級不平等依然是社會的決定性結構特征。通常所說的生活機會,即教育和培訓方面的成功依然取決於個人的家庭背景。

新自由主義時代終究要歸於自我毀滅。現在,經濟崩潰把我們帶到一個轉折點。我們面臨著這樣的選擇:或者重返過去——不可持續的發展、以自由市場為主導的個體化和消費至上的世界、高度不平等和焦慮以及無法應對氣候變化的危險帶來的挑戰﹔或者提出一種建立在公正、可持續、安全基礎之上的新的發展觀——在生產和消費之間達到健康的平衡,在我們作為個體以及作為社會成員的工作和生活之間達到平衡。存在著某種替代方案,一定要

在歐洲層面上建立起這種替代方案。

三、美好社會

我們的價值——自由、平等、互助、可持續發展——保証了一個遠離貧困、剝削和恐懼的美好社會。我們擁有對美好社會和一種更加公正的經濟的願景,它能夠創造一種安全、綠色和公正的未來。但是,為了達到這一目標,資本主義現在必須對民主承擔義務,民主也要進行更新和深化,以適應這一任務。一個美好社會不能自上而下建立起來,而隻能源於由人民發起的、為了人民的運動。建立一個美好社會將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最大挑戰,並將塑造未來幾代人的生活。

我們的價值

社會民主主義的一種新模式以我們的價值為起點。在此基礎上,我們能夠建立美好社會。

在這個新的全球化時代,我們一定要作為自由、平等的個體共同生活在多元化的社會裡,並且是作為歐洲公民共同生活在一起。我們必須建立起這樣的政治制度,它能夠使人產生身處於一個公正的社會的感覺﹔我們必須和世界上的其他地區進行接觸,以建立全球治理的民主形式。

一個更加美好、公正和更加開放的世界的理念得到了千百萬人——他們正在尋求共同生活的新道路——的共鳴。它是一個希望——通過全球和地區層面的社會運動、無數單個事件的運動、集體行動、壓力集團和眾多非正式的個人對政治、慈善和社會問題的參與而表達出來。民主左翼的任務是通過民眾中的爭論、集體的政治行動和運動把這種理念發展成人人都能享有的公共品。

美好社會是團結互助、社會公正的。互助產生信任,而信任反過來又構成個人自由的基礎。自由源於安全感、歸屬感以及受尊重和敬佩的經歷。這一切都是美好社會的重要前提。我們致力於一種尋找自我、自我實現的生活。這種自我實現的渴望包含著每一個人的權利,即尋找並達到自己作為人的獨一無二的生活道路。但它並不是傾向於自我中心的市場資本主義,因為若把自我實現與其他權利割裂開來,無異於違背了這種權利。團結互助表達了我們之間的彼此依賴。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裡,團結互助是無邊界的。

對於——人們可以最大限度地掌控自己生活的這樣一種——未來而言,自治是核心思想。自治不是特許專利,而是伴隨著義務以及集體生活對個人生活的約束。自治的一個前提條件是,每個公民都擁有資源——金錢、時間、交往關系和政治認知——這一切使他們為自己創造一種美好生活成為可能,也就是擁有體面的工作、教育和社會保障的權利。市場不能公正地分配自由,因此就要創建一個廣泛的政治共同體來決定資源的公正分配。個人自治就是這一政治共同體的產物。民主及其革新形式是美好社會的政治核心。

美好社會的主導原則是公正,公正的道德核心是平等。每一個人都是無可替代和具有同等價值的。在美好社會裡,不論其背景如何,每一個人都得到同樣的尊重和保障﹔每一個人在生活中都擁有同等的機會。我們要從法律上反對階級歧視、種族主義、同性戀恐怖症以及對女性的偏見,並在文化、教育和工作領域對此進行堅決斗爭。

上述價值框架構成生態上的可持續發展。美好社會是我們這個星球的一部分,並且與地球上的生態結構相適應。美好社會尋求使好工作和好生活成為可能的途徑。

一種公正而可持續的經濟

美好社會的中心是作為生產力的人。隻有通過經濟制度的重組,我們才能創立一個自由、平等的社會。新自由主義共識並沒有帶來它所承諾的個人自由,而是創造了一種資本主義的贏家通吃的文化。這種文化損害了社會,並由此損害了個人。新自由主義共識也未能創造出自由的、自我調控的市場。

我們要發展一種植根於美好社會價值和制度的新型經濟。這種經濟將以多種不同的經濟結構和所有制形式為特征,並將確保雇員能夠共同參與其所在企業的經濟決策。從這一經濟多元論出發,我們可以保証不再重返那種導致危機的全球失衡的經濟增長。

我們要推動一種生態可持續的發展,它符合人類的公正需求並提高所有人的生活質量。氣候變化、石油短缺、對能源和食品安全的需求都要求大規模的經濟轉型。思考並實行一種新的繁榮模式的時刻已經到來,這種模式可以在全球實現,卻不會引發生態災難。質的增長、有意義的工作以及技術進步可以帶來更多富足和更高質量的生活,而市場自身卻不能實現這些目標。國家在將來要更加積極主動,參與構建長期經濟計劃和發展,以實現一種可持續的經濟。

經濟改革可以始於由政府把一般利益(經管)的服務——城市管理服務行業、交通、郵政、銀行以及公共服務——重歸公有制或者將其置於國家控制之下。這是能夠保証這些服務的最負責任、最公正、最經濟的可持續之路。為了更加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必須為市場建立起新規則,形成更有力的激勵機制。

市場國家及其機構必須轉變成為民主的、更多地代表公民個人和小企業的公民國家。為保証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我們一定要保持國家的有效職權在全國層面和地區層面的平衡,要加強公民社會組織和工會的代言人作用。

必須恢復政治優先於金融市場的地位。在銀行領域,要建立一種具有多樣性區別的、更加傾向於消費者的商業模式,包括商業銀行、合作銀行、地區銀行和貸款機構——它們都在多個范圍內運轉。我們必須確保銀行業的重組,建立企業管理的透明而又負責任的形式。調控和監管的新框架將限定銀行的作用及其在實踐中的運行模式,以及主管人員的薪酬體制。政府隻有借助其民主權力,連同其全球伙伴和稅收機構才能達到重組所必需的水平。

擺脫經濟危機要求新的全球聯合,各國要開始進行合作而不是繼續競次race to the bottom, 即達到底線的競爭)。要在國際層面和歐洲層面對金融市場進行調控。必須通過引入雇員代表具有明確知情權、參與權和共決權的某種全球經濟民主,把跨國公司置於民主的監管之下。需要改革對經濟業績具有巨大影響的私人評價機構,並使之受到公共權力機構的監督。資本的自由化和全球化導致財富從貧困經濟體向富裕經濟體的再分配,在世界范圍內加劇了經濟崩潰的制度風險。為了有助於經濟發展並對脆弱的經濟提供保護,需要進行資本調控、鏟除避稅天堂、對全球性融資交易予以征稅。

要制訂一種新的工業政策,以適應歐洲及其國民經濟未來可持續發展的重點和需求。制造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佔比例日益減少,工業領域的就業率下降,工資停滯。國內市場的需求萎縮,一些國家的需求缺口被廉價的抵押支持信貸所填充。這種經濟增長的捷徑目前也被封堵。因此,必須維持工業的核心結構並使之現代化,以保証就業並為服務業領域的進一步發展奠定基礎。

不能繼續維持全球經濟在一些經濟體的巨額貿易盈余和另外一些經濟體的虧損赤字之間的不平衡狀況。這是不可持續的,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如何才能在歐洲地區范圍內以及全球范圍內擁有更加平衡的貿易關系。

經濟政策必須確保某種多樣性的商業模式和多種經濟所有制形式。我們不想用國家壟斷來代替壟斷資本主義,而是要求對市場進行調控,以達到公眾的富足和最大限度的經濟多元化。為了其自身的基礎設施項目,應該鼓勵包括地方政府在內的各級政府獲得資本市場的資金,接收抵押並募集來自債券的資金。

為了確保碳中和(carbon neutral)經濟,為了確保能源安全,現在需要發展綠色生態市場和可持續的能源技術市場。在中短期內,應對氣候變化最有效的解決方案是建立一個以某種上限和排放交易機制(Emissionshandelssystem)為基礎的全球性碳市場。現在,應該把能源效率作為應對經濟危機的核心,因為它對於創造就業和控制排放都是最快捷的途徑。需要發展一種歐洲各國政府協調一致推行的綠色(生態)戰略。先進並且在很大程度上節省開支的可更新能源技術具有替代碳排放密集型(emissionsintensiv)發電廠和核電廠的潛力。為了確保可承受的基本供暖價格,必須對能源市場和能源價格進行調節,能源供應企業則要使其價格透明。

知識經濟依然重要,我們要把投資集中在發展創新和高附加值產品上。但是,與知識和文化相關的經濟活動一定要超越其目前佔優勢領域的界限,並且不應該僅僅以盈利為目的。

市場本身不能保証高質量的研究和發展。生產、產品轉化與升級需要政府強有力的啟動支持和高風險的資本市場之間的平衡。成功以能夠承擔風險的具有活動能力的、自信的機構文化為基礎。目前的高等教育還不具備這個條件。相反,大學被商業需求和績效指標所支配,忽略了具有集體特色的教育學習文化這一方面,而這恰恰是創新可能最先出現,、思想和交流最為活躍的地方。必須把高等教育從市場和商業需求中分離出來,必須使它繼續作為公共品。

要發揮服務部門的巨大潛力,特別是在教育、培訓、健康、護理和社會服務領域。

在地區和全球層面,我們都需要一種新的農業體制。要投資於一種可持續的、有機的糧食生產體制,這樣,糧食在地區層面生產、加工、消費,財富也因此保留在地區層面。

好工作和社會保障

我們要為一個社會的歐洲而努力工作,在其中,人優先於利潤,社會利益置於市場利益之上。經濟民主是社會歐洲方案的核心,其目標是充分就業的國民經濟、公平的薪資,以及保証良好的勞動條件、保護工人不受歧視和剝削的勞動力市場法規。社會的歐洲為其公民提供一種穩定的社會保障,以抵御疾病、失業、貧困、傷殘,並在退休后提供適當的養老金。一個社會的歐洲必須超越勞動領域,還要涉及舒適的住房、優質的能源和交通網絡、優質的醫療服務、公平的教育制度以及能為個人帶來好工作、好生活的職技能培訓機會。這一方案在全球經濟中具有競爭優勢,而不是經濟成功的障礙。

我們要通過社會福利和社會基礎設施的某種結合使人們擺脫貧困並有助於刺激需求。稅收體制要有利於收入和財富的公平分配。低收入者不必交稅,那些收入最高的人將來則應繳納其適當的部分。必須從法律上嚴格限制稅收漏洞和避稅計劃。

預防性的福利政策是重要的,而且需要進一步加強,但這一概念不能被用作削減社會福利的托辭。我們要強化個人責任,並且預防性地幫助每一個人提高職業能力。不過,經驗表明,某種過於強烈地集中在個人身上的責任容易使社會弱勢群體產生恐懼和社會不安全感,尤其是在經濟衰退時期。為了過上脫離貧困和社會排斥的有尊嚴的生活,人們需要幫助。社會福利的要求是一項公民權利,它有助於公民應對在人生各個階段出現的變動和生活困境。

退休政策涉及整個經濟體制,並在社會投資戰略和財富分配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不斷提高的預期壽命以及金融市場無力保証個人養老保險的恰當回報使得社會保障問題成為經濟的首要問題。過去10年裡,養老金從收費型向資本融資型轉變(以確定的收益計劃代替確定的繳費計劃)的結果是把風險從國家和企業一邊轉嫁到個人身上。為了所有雇員的利益,必須扭轉這一趨勢,以有利於公共保障體系的現收現付模式(pay-as-you-go system[1]

勞動力市場的政策措施必須更加靈活。短期勞動合同、借調勞工、轉包和個體經營者的增加實際上逐漸削弱了雇員的權利。無論是在勞動條件簡陋、低技能、低工資的工作領域,還是在要求熟練技能、收入高,但有時也面臨困難的合同條件和勞動條件的工作領域,就業人數都有所增加。由於愈來愈多地使用臨時工和借調勞工,這種情況現在也擴展到其他經濟領域。我們可以通過調控來終止低工資、低技能和不穩定的工作。強大的工會是對剝削的最佳抵御。可以通過實行有生存保障的最低工資來改善工作和生活質量,但我們必須確保工作條件和護理義務、監護義務的諧調一致。要擴展技能培訓規劃,並使之民主化、激進化﹔還要擴展這一領域的共同決定,從而為人們提供擁有好工作、過上好日子的方法。

一項民主的新政策

工會、教會和政黨等在過去曾使人們接觸到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動的機構都面臨著成員大量流失的挑戰。許多人對代議制民主感到不滿意。他們對政治家和政黨失去了信任。我們生活在一個很多人對未來充滿悲觀看法的社會裡。其原因在於我們的民主近30年來隻表達了社會的一種景象,即由市場和利潤統治的社會。經濟危機是一次民主的危機,但它也提供了一個重振政治的機會。

盡管存在著對政黨的失望,在我們的社會裡仍舊有大量不同層面的政治、文化和集體參與。政治變得更加個人化和更加道德化,並且植根於眾多不同的信仰和生活方式之中。一些人拒絕舊的集體形式和單一政治文化。這種發展狀況激發人們探尋民主政治結構和民主政治文化的新形式,它們能夠使政治權力機構、社會運動與選民之間重新聯系起來。鄉鎮被授權(empowerment),以社會公正和可持續發展為主題的競選活動變得更加激烈和更具活力。

權力必須始於底層,並自下而上地通過代表授權。我們不能創造出社會轉變的集體代言人,對此,隻能由人們自己來授權。但是我們能夠加強民主,創造使那些代言人凸現出來的前提條件,並使我們能夠與之建立聯盟。借助真正的權力以及對政治決策的切實影響,這些人能夠發展民主的精神。

我們需要一種信息自由的、媒體更開放的新文化。對於競選活動、動員公眾意見以及讓政治權力代表對自己的行為做出解釋等情況來說,支持整合的網絡和數據庫愈來愈重要。政黨仍然是我們民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們保証了制度的連續性,而網絡則經常具有暫時性的特征。把握二者之間的協同作用(Synergie)大有裨益。為此,政黨必須允許自身文化和機構的開放性與民主化。

我們要像維利·勃蘭特所說的那樣,“勇於(實行)更多的民主”。我們要加強我們的民主文化——通過在必要的地方進行選舉改革,通過提供包括在我們黨內的更多積極參與和審議決策過程的機會。這是歐洲強大的社會民主黨和工人黨的基本前提。自上而下交流的時代結束了。技術專家政府也是如此,他們向民眾談論必要性,而不是用真實的論據去說服人。人們不再相信那些媒體政治顧問(spin-doctor)。

未來幾年的主要任務是建立並鞏固公共生活中的政治信任。信任是所有政治行動和社會行動的基礎。建立信任的最好方法是團結人們去討論共同的目標和決定,並達成共識,而不是排斥他們。當我們發起並參與公開辯論,而不是試圖逃避這種辯論時,信任才會產生。

民族國家能夠而且必須——獨自地、共同地——更有力地致力於民主革新的進程。但是,如果我們要把經濟危機作為另一種未來的出發點,而不是返回過去失敗的政治中去的話,就必須利用歐洲政治共同體。歐洲大陸的理想——保証公民在可持續發展和公正的社會裡盡可能自由而滿意地生活——接近實現了。但這一理想的實現還需要更加豐富的想象力和更加雄心勃勃的行動。

四、建設一個更美好歐洲的政策

社會歐洲的政策

歐洲需要一個建立在“社會生產力”理念之上的“后裡斯本戰略”。社會生產力涉及社會增長:提升勞動的社會價值和質量﹔考慮產品的社會成本和環境成本以及發展可持續的消費模式。要超越單純的數字和金錢價值來改善公民的福利和總體生活質量。必須以更加平等的方式進行財產分配。必須實行高效的調控標准,以保証高效、可承受和全面的公共服務,公正的工資,良好的工作條件,全民免費教育,人道地對待移民以及全球團結。

金融市場

我們的社會歐洲戰略必須從克服經濟危機開始。歐盟成員國經常以犧牲其伙伴為代價去實現自己政治戰略和目標。通過共同努力,我們將為更廣泛合作、更加公平和更多社會公正的歐洲奠定基礎。現在迫切需要一個全歐洲的、協調一致的財政刺激。這種刺激政策的作用遠遠大於某一國家的單獨行動。通過協調一致的反應,赤字攀升和有效經濟刺激之間的折衷對整個歐盟的益處遠遠大於對某一單個國家的益處。

我們要在歐洲范圍內實行金融治理和經濟治理。在歐洲,對金融市場的調節是不充分的。一個歐洲層面的監督機構可以實現適度自有資本的要求,增加金融市場參與者投資行為的透明度,支持各國監督機構之間的高效信息交換。在以生產為導向的歐洲經濟中,歐洲金融市場要成為穩定和發展的源泉。強調實現股東價值(shareholder value)將阻礙對固定資產的投資,進而阻礙經濟增長和就業。

因此,要改革歐洲中央銀行和歐洲貨幣聯盟。這將提升英國申請加入歐元區的希望。必須以法律形式擴大歐洲央行的授權(Mandat),這一法律也能夠改變歐盟理事會和歐洲議會。除了穩定價格之外,這種授權也可能是其他必要的社會目標,包括避免和降低失業率、穩定金融體制、支持歐盟的其他經濟政策措施以及與歐盟之外的強國進行金融合作。

要大幅提高歐盟的中央財政預算,使之能夠——比現在——對更多的資源進行再分配。與這一改革相伴的是,在得到歐盟理事會和歐洲議會支持的時候,歐盟委員會要有權利實行赤字財政。

在中期內,《穩定與增長公約》應被歐盟成員國預算政策的協調條約所取代。在這方面,協作與集中在某種程度上肯定是一種替代方案。協作的范圍愈廣、愈可靠,中央財政預算就能做得愈小——但這兩項措施必須有可能對歐盟的總體稅收和支出政策施加某種影響。

就業和社會保障

歐盟的強大之源在於各個成員國的差異性。社會歐洲的目標不是要強迫所有國家實行同一個制度,而是人們認同共同的公共福利目標。與各國平均收入相適應的歐洲最低工資有助於限制歐洲日益增長的工資差別,從而防止“社會傾銷”(Sozialdumping)。要在實踐中實行歐洲最低工資,為此必須與工會緊密合作,並成立一個類似於英國低工資委員會的機構。

歐洲法院的一系列裁定——如拉法爾、維京、呂弗特案例——通過對1996年的“勞動派出指導原則”條款進行實質性修改而放鬆了對勞動力市場的控制。現在需要改革這種狀況,以恢復勞資談判和雇員的罷工權利,並在歐洲全面實現派出雇工和移民工人的平等權利。

歐洲需要公平的稅收政策。歐洲目前的稅收競爭致使納稅負擔從企業轉嫁到個人收入和個人消費之上。這種發展是倒退的和不公正的。為了確保各國社會保障體系的財政基礎,有必要協調公司所得稅政策。在中期內,歐盟應該在歐洲公司所得稅和歐洲金融交易稅的基礎上擁有自己的財政資源。要從法律上取締離岸避稅天堂,企業利潤應該在獲取收入的國家交稅。

能源供給安全和可持續性

歐洲一定要成為全世界生態上最可持續的經濟地區。當美國開始競爭“世界上最綠色的經濟”頭銜時,歐洲必須參與,因為勝利者最終將是整個人類。我們要在全歐洲推行發電廠的生態標准,它規定一系列愈益苛刻的排放標准,從而推動二氧化碳捕集與存儲的進程。制定類似於歐盟汽車排放指標的發電廠排放標准將使政府很難同意批准新建一座沒有二氧化碳捕集技術的火力發電廠。

歐洲層面上未來可實現的混合能源將削減對煤炭的需求,並通過降低對國外石油和天然氣的依賴程度來提高能源供給的安全性。這將大大削減二氧化碳排放量,長遠看也將降低取暖費用。要把目前的雙邊談判項目擴大到整個歐洲范圍。

全球的社會公正

社會的歐洲一定要致力於公正的世界貿易。歐盟依然遵循著自由貿易的進攻性綱領。目前,歐盟正和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區國家進行被稱為經濟伙伴關系協議(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s, EPAs)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這將嚴重威脅所涉及國家的發展。歐盟最近的“全球歐洲”貿易戰略就是試圖強迫許多國家簽訂極端自由的、使大企業獲利的貿易協定。我們必須全面審視歐盟的貿易戰略,並制定一種把窮人和邊緣人的權利置於核心地位的新戰略。要使貿易政策更加民主、更負責任,包括更廣泛的信息共享和公民社會的真正參與。

歐洲的民主

為了在經濟領域加強歐洲的民主,我們應利用成立歐洲上市公司監事會的可能性,使雇員代表參與董事會的共同決定成為可能。

歐盟要建立一個全歐洲的公民社會。它參與選舉過程,支持歐盟的民主機構並使之受到批判性的審核。歐盟在做出重大決定之前,必須先進行公開討論。為響應公眾意見,由公民直接選舉產生的歐洲議會必須擁有立法權和選舉委員會主席的權力。

五、討論呼吁

本文闡述了美好社會的基本思想。但美好社會這一項目隻能由社會本身通過討論和積極行動去繼續發展。因此,我們呼吁公民社會、社會運動、工會和我們的黨員以及歐洲所有其他國家參與討論並繼續發展本文提出的思想和理念。我們的討論呼吁面向希望一個社會公正、可持續發展和民主的歐洲的每一個人。

這僅僅是開始。


[1]現收現付模式以德國最為典型,因此又被稱為" 德國模式"。其基本特征是社會保障成本的代際轉移是以收定支,即由在職職工承擔已退休職工的社會保障成本﹔支付給退休者的社會保障資金是直接來自該時點的在職勞動者負擔的社會保障費用。這一模式要求有較小的人口壓力、年輕的人口結構、較強的國家實力、完備的稅收體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