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6月22日,納粹黨獨裁政權取締了德國社會民主黨(SPD)。其實,在希特勒於1933年1月30日接掌政權之后,新政權就不斷擠壓德國社民黨的活動空間。同年5月,社民黨主席團將駐地轉移到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一直到1938年,德國社民黨都在那裡從事反對納粹獨裁的斗爭,然后,搬遷到巴黎,1940年又從巴黎遷到倫敦。

在德國國內,最初幾年裡,社民黨隻能在地方或地區層面在地下繼續領導黨的工作。當德國1939年入侵波蘭,從而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已經幾乎不存在有組織的抵抗活動了。但是在許多地方,社民黨的黨員仍以私人聯系的方式團結在一起,並在思想上為納粹獨裁統治結束后的時代作著准備。在1944年7月20日未能取得成功的刺殺暴君希特勒的計劃中,社民黨人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流亡國外的最后幾年裡,1933年以前與社民黨分裂的一些小團體重新與社民黨合並。其中之一就是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AP),后來的聯邦總理維利·勃蘭特直到1944年都屬於這個黨。在集中營裡的政治犯當中也存在著統一的努力。民主社會主義者在1945年4月16日的《布痕瓦爾德宣言》中號召所有反對納粹的人進行合作。即使在不知道這份宣言的情況下,在被盟軍解放的許多城市裡,已經自發地組成了共產黨人和社民黨人在一起共同工作的反法西斯委員會。許多左翼政治人士,當然不是全部,都希望超越魏瑪共和國時期共產黨和社民黨之間出現的鴻溝。

與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不同,德國在1945年春季和夏季並沒有革命的氛圍。到處都彌漫著崩潰的感覺。當務之急是重新恢復日常的生活、糧食供應和交通。在城市裡,必須在廢墟中安排出大量的臨時住所。

一、德國社民黨在西部佔領區的重建

在西部佔領區,即英國、法國和美國掌控的德國部分,政治活動是受到嚴格管轄的。最初,隻允許地方層面的聯合。甫一解放,社民黨的支部就在幾乎所有地方都立即重建起來。現在重新掌握控制權的,幾乎全是在1933年以前就已經擔任領導職務的那些黨員。沒有人坐等中央的號召。

盡管如此,還是很快就出現了跨地區的領導群體。在西部地區,庫爾特·舒馬赫(Kurt Schumacher)以漢諾威為中心,嘗試超越佔領區的界限,重新組建德國社民黨。1933年以前,舒馬赫是納粹黨最激烈的反對者之一。當時,他屬於一個青年社民黨人的團體,這一團體毫無保留地捍衛魏瑪共和國,並要求社民黨採取更多行動。納粹黨人因此特別憎恨他。舒馬赫為此在集中營遭受了十年的懲罰,但這並未能夠令他屈服。盡管集中營的歲月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負傷嚴重地影響了他的健康,然而他還是在德國無條件投降之前就已經開始進行重建社民黨的組織工作了。他提出要求,擔任德國社民黨的最高領導人。到1945年9月,他已經能夠將西部佔領區大部分地區層級的社民黨組織團結在自己身后。在書面聲明中,他們向他賦予黨的領導權,直到全國黨代表大會的召開。

舒馬赫為社民黨在戰后德國爭取領導地位。隻有德國社民黨反對一切獨裁者,並且從未在自己的基本價值上作出妥協。基於這一經驗,他堅決拒絕全體德國人民都對納粹罪行負有集體責任的觀點。舒馬赫想要給那些沒有參與納粹犯罪的隨波逐流者以第二次機會。應當鏟除納粹主義和軍國主義的社會基礎和思想基礎。民主化應當推進到全部生活領域。對於經濟,舒馬赫擬定了一種有計劃的控制。希特勒的勝利表明,資本主義還與最殘忍的獨裁統治相容。隻有在一種社會主義的經濟秩序下,民主才能夠長期存在。舒馬赫主張,對於宗教和世界觀要寬容。

舒馬赫還建議自己的政黨在哲學問題方面接受多樣性。在德國社民黨內,應當不再僅僅接受馬克思主義。一個人不論以什麼理由証明自己贊同民主社會主義的價值,都能夠成為社民黨黨員。這也意味著向基督教的一種開放。舒馬赫認為,德國社民黨傳統上的無神論過時了。

舒馬赫堅定地拒絕德國共產黨(KPD)。對他而言,德國共產黨不是德國工人階級的政黨,而更多地是蘇聯的代理人,令人懷疑它總是根據莫斯科的利益和命令行事。對於舒馬赫來說,德國社民黨和德國共產黨的合並是絕不可能的。在他看來,工人運動在1917年到1919年之間產生的組織分裂隻能在社民黨內部克服。因此,他也贊成重新接納1933年以前分裂出去的社民黨左翼黨員。除了上面提到的社會主義工人黨之外,其中還包括國際社會主義戰斗聯盟(ISK),它代表著一種基於倫理的社會主義。國際社會主義戰斗聯盟的許多成員后來都在德國社民黨內取得了最高層的領導職位。這位德國社民黨主席說的是社民黨的一種新建,而不是社民黨的重建。不應簡單地回歸到魏瑪共和國時期的僵化的社民黨。因此,舒馬赫也不認為簡單啟用1933年以前的領導干部具有太大的意義。

1945年10月,在漢諾威的文尼希森(現在屬於下薩克森州,當時的英國佔領區),召開了第一次跨佔領區的社會民主黨人會議。在西部,包括三個西部佔領區的代表,還包括依然健在的流亡時期的社民黨主席團成員。他們都支持舒馬赫,大會代表也同樣支持舒馬赫。

來自柏林的是1945年6月成立的德國社民黨中央委員會的代表。這個中央委員會同樣提出了代表全黨的要求。舒馬赫懷疑,社民黨人在蘇聯佔領區是否能夠毫無阻礙地開展工作。他拒絕了柏林人的領導權要求。達成的妥協是,到全德國范圍的黨代會召開之前,舒馬赫代表西部佔領區的社民黨人,中央委員會代表蘇聯佔領區的社民黨人。

舒馬赫堅決同共產黨人和蘇聯劃清界線並不意味著他贊成未來的德國單方面倒向西方。舒馬赫認為,嚴格拒絕西方盟國的路線會危害到德國重新統一的可能性。他呼吁在兩大集團之間建立一個強大而獨立的國家。因此,德國社民黨既不能選擇美國式的私人資本主義,也不能選擇蘇聯式的國家資本主義。

在1945/46年冬天之后,召開全德國范圍的黨代會已不可能了。在蘇聯佔領區,蘇聯和德國共產黨要求共產黨人和社民黨人迅速合並的壓力愈來愈大。1946年4月,兩黨合並成為德國統一社會黨(SED)。德國西部的社民黨人清楚,這是強迫之下的一種合並。

1946年5月,在漢諾威召開了戰后第一次德國社民黨代表大會。在隨后的幾年裡,社民黨主席團的駐地也在漢諾威,直到20世紀50年代初,搬到聯邦德國新首都波恩。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代表們曾在納粹的監獄和集中營裡度過了多少歲月。在德國社民黨主席的匿名選舉中,舒馬赫獲得了245票中的244票。

德國社民黨很快就重新獲得了可觀的黨員數量。1946年秋天,社民黨在西部佔領區的黨員人數超過63萬。但與舒馬赫的想法不同,社民黨幾乎不是新建:2/3的黨員都是1933年之前就已入黨的。干部也主要是由這些過去的老人擔任。不僅是年輕人,而且也包括流亡者,想要取得領導職位非常困難。因為對於他們的回國,西方盟國長達數月都不允許,當他們最終能夠返回家鄉的時候,眾多職位早已分配完畢了。此外,社民黨人當中有一些人責備流亡者不能理解1933年以來德國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事情。這樣,流亡就可能成為污點。

人們認為,資產階級政黨曾經幫助希特勒上台,從而注定會破產。然而,與這種認識相反,1946/47年進行的第一次鄉鎮選舉和聯邦州議會選舉無論如何都是令人失望的。雖然與1928年帝國議會選舉的成功相比,西部佔領區的社民黨在同一地區取得了更好的結果。然而,社民黨的大本營傳統上在當時的蘇聯佔領區,即德國東部。盡管與1928年相比的得票率提高了,但社民黨在西部佔領區隻獲得了35%的選票,因此落在基民盟/基社盟的后面,聯盟黨在選舉中獲得將近38%的選票。社民黨無法靠這樣的結果取得西部佔領區的領導權。

重建國際間的黨際關系同樣出現了困難。即使舒馬赫和其他許多社民黨人曾毫不含糊地、激烈地反對希特勒,而且其中不少人還因為抵抗而付出了生命,然而社民黨卻總是遭受未能阻止希特勒的指責。舒馬赫對於改善與周邊國家政黨的關系幾乎沒有貢獻。他堅定地要求德國統一、拒絕割讓領土的講話在國外看來是粗暴的,而且還經常被看做是民族主義的。直到1947年底之后,德國社民黨才被允許參加建立社會黨國際的准備工作。

這一時期,在西部佔領區已經出現了許多不同於社民黨方向的發展趨勢。社會主義的實驗在西部佔領軍那裡不受歡迎,即使在英國也一樣,雖然自1945年起,工黨在那裡執政。但當地的官員很少是社會主義者。此外,基民盟/基社盟擁有更多選民的支持,和其他較小的資產階級政黨一起構成多數派。左翼多數派地位不止一次地在數學上存在過,但由於共產黨和社民黨之間的深刻鴻溝,左翼多數派地位在政治上從未出現過。社民黨和基民盟的大聯合政府在兩黨內部都沒有獲得多數人的支持。

通過1948年6月的貨幣改革,西部佔領區最終作出了反對德國社民黨經濟綱領的決定。1949年8月的聯邦大選証明了這一點。社民黨未能再一次達到1946/47年地方選舉的35%的得票率,而僅僅是29%。雖然基民盟/基社盟也經歷了損失,隻取得了31%的得票率,但他們是最強大的政黨,擁有足夠的潛在同盟伙伴,並且能夠讓康拉德·阿登納出聯邦任總理。社民黨隻能停留在———多年以來,正如其所表現的———反對派的角色。

二、從重建到強迫合並:蘇聯佔領區的德國社民黨

蘇聯佔領區的獨斷統治由蘇聯佔領軍掌握。雖然1945年5月戰爭結束時出現了零星的地方性秩序委員會,但他們的活動空間很小。軍管當局監督著德國行政單位的建立,用意識形態上可靠的人員佔據著關鍵崗位。除去為了對被俘的國防軍士兵進行政治改造而於1943年在蘇聯成立的聯合會“自由德國”全國委員會之外,以瓦爾特·烏布利希(WalterUlbricht)、古斯塔夫·索博特卡(Gustav Sobottka)和安東·阿克曼(Anton Ackermann)為中心的三個德國流亡共產黨小組佔有特殊地位。他們發展成為佔領區統治的支柱。他們從莫斯科乘飛機回來,擔負起地方的宣傳鼓動工作,例如負責分發由紅軍出版的報紙。

1945年6月10日,蘇聯軍管當局允許成立政黨,包括允許成立工會。根據駐德蘇聯軍事管理委員(SMAD)的第2號命令,初期成立的組織應當具有反法西斯的性質。此外,佔領軍要求建立民主結構,加強公民自由甚至被稱做是強制性任務。然而,這些根據意識形態立場可以有多種解釋的概念具體意味著什麼,仍然還不清楚。沒有向這些政黨創始人提供詳細的信息,軍管當局保留了大量的控制權限和指示權限。盡管如此,他們還是遠遠早於這些想法在西部佔領區具體化之前,使得建立一個形式上多樣性的以及跨地區的政黨體系成為可能。

這些決定發出的信號所起的作用是使人們看到克服戰爭導致的困境的希望。然而,與此同時,蘇聯政策選擇的方向也愈來愈明顯地呈現出來:在整個蘇佔區,各地建立的軍隊司令部中意的都是共產黨人。他們緩慢並且在許多地方是在創始小組監督下進行的重建工作相應地獲得了巨大資助。

德國共產黨中央的成立宣言上標明的日期是1945年6月11日,並且與此前一直執行的路線有很大偏差。威廉·皮克(Wilhelm Pieck)領導的中央委員會沒有提出將蘇聯制度移植到德國,而是宣稱要繼續完成因1848年革命失敗而開啟的資產階級民主改造。而且綱領文本中還包含了顯著的溫和特征。在所提出的要求中,肯定沒有建立一個統一的工人政黨。德國共產黨更多的是建議成立一個所有反法西斯政黨的同盟,對此並沒有提出清晰、明確的領導權要求。

不久,生活在柏林的幾名社民黨人向公眾公布了一份建黨倡議書。從1945年6月15日開始散發的文件上的倡議者包括奧托·格羅提渥(Otto Grotewohl)、馬克斯·費希納(Max Fechner)和埃裡

希·W.格尼夫克(Erich W. Gniffke),他們自認為是全德國認可的社民黨中央委員會。這份倡議書呼吁工人運動在組織上的統一,甚至已經按照這種不現實的想法准備了一份綱領草案。而這時,庫爾特·舒馬赫在西部佔領區正在致力於社民黨的新建,他拒絕與共產黨的任何合作。至於未來的國家形式,社民黨中央委員會幾乎逐字逐句地引用了共產黨的綱領。隻要想一想1933年以前工人運動分裂導致的那些耗盡力量的沖突,就可以理解這種不同尋常的合作意願了。社民黨人比德國共產黨實質上更激進的建黨倡議書使人們認識到這樣一種意圖———將所追求的統一政黨作為有效預防再次獨裁統治的措施而進行理想化。

柏林的政治進程只是很緩慢地推進到蘇聯佔領區的各州和各省。當然,至少在大城市是知道允許成立政黨的。因此,逐漸出現了一些社民黨的地方性團體。中央委員會的建黨倡議書在當時傳播的速度緩慢。畢竟社民黨人幾乎沒有自己的宣傳機構,而德國共產黨領導的報紙在延遲了好些天之后才給予報道。此外,在許多城市和地方,對於建立社民黨的許可被有意拖延。蘇聯佔領當局在集會審批、紙張配額和汽車、汽油分配等方面都偏向共產黨人。要建立一個社民黨的地方支部,常常需要至少好幾個星期。

1945年秋,共產黨人偏離了他們幾個月前還在建黨倡議書中極力呼吁的反法西斯聯盟的政策。取而代之的是,他們現在開始加速推進兩個工人政黨的合並。這種突然的思想改變特別是由社民黨中央委員會日益增強的批評立場所引起的。1945年9月14日,奧托·格羅提渥在柏林面對社民黨的干部以及現場的一個共產黨代表團宣布,還不具備工人運動組織合並的前提條件。根據格羅提渥的觀點,相當多的共產黨人還尤其缺乏一種民主意識。盡管如此,他仍然堅持自己的判斷,即從現在起就在全德國建立一個統一的政黨。考慮到佔領軍的控制,這種幾乎無法實現的條件促使坐在聽眾當中的威廉·皮克立即作出反應,表達了自己的反對意見。僅僅幾天之后,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就開始強有力地推進兩黨盡可能迅速的一種合並。

也是在這種發展趨勢的影響下,蘇聯佔領區的社民黨和共產黨人一起加入了多個州的工作組。德國共產黨在這些工作組中出任主要領導,而社民黨的同志們則往往擔任次要角色,例如在蘇佔區北部的梅克倫堡所表現出來的那樣。為社民黨人所接受的聯邦州工作組盡管作出了如此令人吃驚的人事安排,但還是以擴大這兩個工人政黨在反法西斯聯盟以外的合作為任務。最終的結果應當是實現勞動人民在政治上的統一。

此時,社民黨人可以對自己的組織狀況非常滿意。盡管存在佔領國的重重刁難和地區差異,社民黨在蘇佔區的黨員數量仍持續上升。而共產黨則不能提供這樣的成功。他們的黨員人數增長緩慢。

1945年11月11日,奧托·格羅提渥強調了他的要求,即建立一個全德國統一的社會民主黨。毫無疑問,這比在蘇佔區內同德國共產黨的受限制的合並更加緊迫。盡管如此,這位不偏不倚的中央委員會主席仍像從前一樣,絕不會從根本上放棄他原來的立場。不過,根據格羅提渥的意願終將建立的統一政黨無論如何都應當由社民黨人主導。

出於多種原因,德國共產黨人和蘇聯的軍事管制部門向社民黨施加愈來愈大的要求其進行調整的壓力。除了細心觀察到的黨員發展情況之外,還有另外一個動機具有重要意義。正如此前不久匈牙利議會新選舉結果所表明的,共產黨人的政策在民眾當中缺乏支持。這種情況隨即在奧地利得到証實,引起共產黨人深思。畢竟,在蘇聯佔領區遲早也要舉行議會選舉。因為一定要防止失敗,所以共產黨人就要依靠與德國社民黨的緊密合作,並且不懼在必要時刻強迫實現兩黨合作。

1945年12月20—21日,在柏林召開了所謂的60人會議。這場主要由德國共產黨領導所希望的、蘇聯佔領區兩個工人政黨干部的會面是和社民黨中央委員會約定好的。會議最后通過了一份共同決議。雖然奧托·格羅提渥在談判的第一天就嚴厲批評了共產黨人的多種不民主行為,然而,顯然是在佔領國的壓力下,這種反對態度仿佛在一夜之間就消失了。1945年12月21日,以令人吃驚的一致意見通過的決議以共產黨人的一份草稿為基礎,因此是一個后果嚴重的信號。雖然社民黨人成功刪除了對他們來說不能接受的段落,諸如在未來的選舉中制定共同的候選人名單,但在社民黨的基層和公眾當中卻產生了這樣一種印象,即與共產黨的合並就在眼前。

最后,60人會議所採納的決議就構成工人運動組織上統一的開端。基於這一原因,共產黨人建議深化兩個工人政黨在地區層面的合作。與此相適應,共同建立從地方到州一級的充滿活力的社團和培訓機構就具有了特別重要性。為此,命名為《統一》的一份新雜志就要提供富有成果的討論議題。

鑒於佔領軍壓制性的條件,卡爾·莫裡茨(Karl Moritz)在維斯馬的英勇行為就顯得尤其突出。隻想列舉這樣一位老社民黨人鑒於最近的發展趨勢而作出抵抗行為的例子。在靠近波羅的海沿岸梅克倫堡州的這座城市,60人會議之后已經沒再舉行過隻有社民黨人參加的會議了,而全部是和德國共產黨一起舉行共同的干部會談。在大約120名共產黨人在場的情況下,莫裡茨敘述了德國社民黨成員被共產黨方面詆毀、欺騙或佔便宜的諸多事例。沒有提及庫爾特·舒馬赫的名字,莫裡茨用這位實際上的西部德國社民黨主席的話再三提醒在場的將近80名社民黨人,不要為目前正在爭奪黨員的德國共產黨充當獻血者。盡管提出了這些清晰明確的請求,兩黨的領導人還是一致通過了一份決議,雖然其中沒有德國共產黨提出的迅速成立統一政黨的要求,但在其他方面還是採納了共產黨人的文本建議。相反,卻沒有考慮社民黨提出的在全國范圍內進行意見征詢,以作為尚處於談判中的兩黨合並的決定性前提條件。

總而言之,維斯馬事件令人感受到了社民黨已經很受限制的行動空間。當與德國共產黨的合並幾乎已是不可能避免時,像莫裡茨那樣的政治家仍然在嘗試,用假裝的合作意願去推遲合並時間,或者至少賦予它一種社會民主主義的特征。

1946年2月,在蘇聯佔領區范圍內成立了共同的“統一政黨的州組織委員會”。這些委員會加強了德國共產黨和德國社民黨迄今為止的州工作小組。其首要任務是為即將到來的兩個工人政黨的合並准備所有的組織措施。

此外,共產黨的幕后策劃者安東·阿克曼於當月在《統一》雜志第1期發表的關於《德國通向社會主義的特殊道路》一文起到了促進統一的作用。必要時首先隻在東部建立統一社會黨———正如文章中所宣稱的———的目標是建立一個議會民主的共和國,因為在目前這種時候按照蘇聯模式來安排德國是錯誤的。用這一觀點可以安撫對合並持懷疑態度的社民黨人,以爭取他們支持兩黨合並。

這時,庫爾特·舒馬赫和奧托·格羅提渥在不倫瑞克舉行了一次會談。不能忽視的是,社民黨這兩位最高代表人物之間的鴻溝愈來愈大。即使是為處於強大壓力之下的中央委員會提供一點點策略上的支持,也被舒馬赫拒絕了。他更多的是勸說格羅提渥解散蘇聯佔領區的德國社民黨,從而暗中破壞共產黨人的計劃。

當奧托·格羅提渥隨后成為蘇聯佔領區內與德國共產黨合並的無條件的鼓吹者時,佔領國還在招攬其他的合並支持者,同時並未放棄施加壓力。最后,薩克森和圖林根的社民黨主席奧托·布赫維茨和海因裡希·霍夫曼在中央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建議,在即將到來的復活節開始兩黨合並。這一建議的支持者還包括同樣也來到柏林的梅倫堡州的黨主席卡爾·莫特曼。

面對這樣一種“從下層”推動的、明顯在部分社民黨成員當中受歡迎的與德國共產黨的合並,反對者們無能為力。所提出的理由不乏某種吸引力。當弗蘭茨·達勒姆(Franz Dahlem)作為共產黨領導人的代表強調,面對物質困境將繼續共同地、並且以為隻通過一個統一的政黨就能夠實現徹底清除納粹的時候,社民黨中央委員會成員埃裡希·格尼夫克還在呼吁手工業者和腦力勞動者同志般的合作。此外,這種具有理想化特征的兩黨一體化努力還擴展到對重建政策特別重要的目標群體,即年輕人。

按照社民黨領導層和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約定,統一社會黨的成立應當通過分別舉行的兩黨代表大會進行確認。相應地,1946年2月和3月,在蘇聯佔領區范圍內舉行了社民黨的縣級會議。一項重要的議程是為即將成立的、與德國共產黨干部對等組成的德國統一社會黨縣級主席團選舉社民黨的代表。同時,要為各州黨代會作准備,以便對統一社會黨的成立問題作出正式決定。

隻有在柏林的西部城區,德國社民黨成員才能在一次意見征詢中自由表達自己的觀點。82%的黨員拒絕與德國共產黨合並。在這座分裂的城市的東部城區,蘇聯佔領軍禁止進行表決,並採取了暴力手段。

不少社民黨人同1946年4月19—20日在柏林舉行的社民黨中央黨代會保持距離。兩個不平等的工人政黨在蘇聯佔領區的合並是已經決定了的事情。至少可以讓新成立的統一社會黨的黨章在某些點上適應社民黨的觀點。然而,還是有無數社民黨黨員像1933年納粹掌權之后那樣,有針對性地焚燒那些在新形勢下可能有危險的政治材料。此外,上萬名社民黨人放棄申請登記成為4月21/22日與共產黨人共同建立的統一社會黨的成員。在隨后幾年裡,不情願在新黨內進行合作的前社民黨政治家仍然不斷受到蘇聯佔領軍的壓制。此外,一些干部和黨員成為不久之后就開始的清黨的目標。

在蘇聯佔領區於1946年秋根據共產黨人的意願舉行的鄉鎮選舉和州議會選舉之后,德國統一社會黨愈來愈明顯的斯大林化於1947/48年達到了第一個顯著高潮。這一轉型過程的核心是,力求建立起中央集權的、嚴格等級化的國家黨和干部黨。要在這個按照蘇聯模式建立的“新型政黨”內比以前更堅決地將決策壟斷權和信息壟斷權交到領薪的、通過補選而補充進來的那些干部手中。在這一過程中,在德國統一社會黨內本來就近乎寥寥無幾的多元參與形式徹底失去了影響。首先是社民黨黨員不得不擔心會成為清洗行動的犧牲者。那些措施最近在統一社會黨內經常發生,用做對不順從同志的紀律約束。此外,在反對“社會民主主義”的大規模政治運動中,還系統地將前社民黨黨員從可能具有影響力的政黨管理崗位和國家管理崗位清除出去。這裡使用的手段多種多樣,一直傳播到蘇聯的勞教所。

回顧過去,德國統一社會黨的成立標志著無法挽回的斷裂。1989年10月7日,在幾十年的壓制與迫害之后,民主德國的社民黨(SDP)在教會組織和其他公民運動的環境內成立時,德國社民黨的傳統路線基本上已被淹沒殆盡了。

三、結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德國社會民主黨在西部和東部的重建是在物質條件和政治條件增均較困難的情況下進行的。基於在納粹統治下所遭受的壓制和迫害,建黨者們共同的道德要求是獲取擁有廣泛的自由塑造空間的政治領導權。然而在事實上,是同盟國佔領軍說了算。他們通過命令和指導決定了政黨、國家和管理機構重建的路線。當社民黨主席庫爾特·舒馬赫在三個西部佔領區堅決拒絕與德國共產黨合作的時候,社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奧托·格羅提渥在蘇聯佔領區的行為則不那麼始終如一。在莫斯科指導的佔領軍的壓力下,他最后在1945/46年之交放棄了對德國共產黨和社民黨合並的抵抗。在民主德國成立之前,這樣成立的統一社會黨就已經成為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黨和干部黨,在所有政治層面都強力推進國家指導的計劃經濟。其間,舒馬赫在德國西部強調社會民主主義事業能夠包容各種各樣的世界觀。在經濟領域,他鐘愛建立一種社會市場經濟。但是在西部,社民黨必須在1966年第一次參與聯邦政府之前忍受將近20年的政治反對派角色。然而,在州一級層面,德國社民黨早已作為政治力量承擔政府責任。

(作者單位:中央編譯局馬克思主義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