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危機與世界歷史的轉折點

——2009年全球左翼論壇綜述

作者:李百玲 李姿姿 黃文前    發布時間:2012年01月09日    

200941719日, 2009年全球左翼論壇在美國紐約市佩斯大學(Pace University)召開。根據當前的國際形勢及其主要特點,這屆左翼論壇的主題設定為“轉折點”(TurningPoint),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和社會活動家共2000余人出席了論壇。論壇設定了200余個分會場,圍繞政治經濟與當前的危機、馬克思主義理論、政治與社會運動、文化與日常生活、美國政治、種族、性別、生態環境、社區組織、食品、醫療、住房與教育、勞工、宗教、藝術等主題進行了廣泛討論, 800余人做了主題發言。中央編譯局、中國社科院、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等我國部分科研機構和高校也派出學者與會,分享觀點,交流經驗。現將論壇主要內容介紹如下。

一、當前危機中的資本主義及可替代體系

鑒於此屆論壇的召開正值2008年金融與經濟危機席卷全球之際,論壇的一個重要主題便是探討當前的金融危機、奧巴馬新政與美國資本主義發展前途。這屆論壇提出,美國和世界正處於一個政治轉折的歷史關頭。

在論壇的開幕式以及“經濟危機的性質是什麼?”、“瀕於蕭條:世界資本主義的轉折點?”、“復興規劃與金融重建”、“帝國主義與全球經濟危機”、“美國要轉向國家社會主義嗎?2009年國家經濟的一個分析”、“銀行的國有化:究竟意味著什麼?”、“馬克思主義與經濟危機”、“馬克思主義的全球經濟危機理論”等分會場中,左翼學者們從經濟、政治、文化、環境、馬克思主義等維度討論了當前的危機,並對如何克服危機、突破資本主義體系、建立一個替代的經濟體系甚至一個替代的世界進行了廣泛討論。

在對當前金融危機的諸多分析中,左翼學者從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立場出發,對危機的根源、發展趨勢以及克服危機的途徑和未來發展方向進行了闡釋。美國左翼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馬薩諸塞州立大學教授大衛·科茲(David Kotz)對當前資本主義危機的性質和可能后果做了系統深入的分析。他認為, 2007年從美國開始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是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系統危機,新自由資本主義的體制性特征促進了這些年的經濟發展,同時也導致了系統危機蔓延的長期趨勢。上世紀80年代,曾爆發儲蓄信貸危機;上世紀90年代,股市泡沫破滅;到了21世紀,則發生了房市泡沫及其破滅。新世紀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全面爆發,宣告了新自由主義的破產。經濟危機造成大量工人失業,很多人淪為赤貧階層。政府為克服經濟危機做出各種努力,政策調控發揮了一些作用,但這些努力最終只是醞釀了下一次更為嚴重的危機,因為各種調控措施會產生威脅和破壞力更大的經濟泡沫。資本主義因其固有矛盾,不可能從根本上擺脫周期性經濟危機的長期影響。隻有馬克思主義理論不僅科學地解釋了當前危機產生的根源,而且開出了可能的處方。在社會現實的影響下,社會主義的支持者會不可避免地增加,對於進步團體來說,則有機會變革全球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

新學院大學經濟學院的理查德·沃爾夫(Richard Wolf)教授,對當前的危機作出了清晰的高水平的馬克思主義的解釋,他的研究涵蓋了美國資本主義發展的150年。他認為美國工人階級在過去30年之所以能夠維持其生活水平,只是通過增加勞動力,延長工作時間達到的,並深陷重重債務之中。由於同樣的原因,美國資本主義在根源於債務的投機泡沫中未能幸免於難。現在美國面臨劫難,是公開討論社會主義的時候了。

多倫多約克大學政治學教授利奧·帕尼奇(Leo Panitch)提出,馬克思早在150年前就准確預言了當今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出現及其不可避免的后果——經濟危機的發生。資產階級為了創造利潤而不斷對金融工具進行各種“創新”和“衍生”,同時也催生出了經濟泡沫,埋下了金融危機的導火線。所以當泡沫最終破裂的時候,產生了一系列連鎖反應。當前的危機是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所必經的一個階段。新學院大學社會學教授安華(Anwar Shaikh)對資本主義經濟的歷史性起伏和當前危機的全景給予了馬克思主義的解釋,並對現階段的成熟資本主義社會進行了批判。他認為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核心特點是逐利的競爭,人們要想在競爭中生存,就必須把牟利作為追求的終極目標,從而喪失了道德自律和人的本性。

同時,許多左翼人士在資本主義危機中看到了機遇和希望,提出了社會主義發展前景和藍圖。密歇根州立大學的卡爾·戴維森(Carl Davidson)重申了馮·約翰的計劃,即市中心年輕人的綠色工作計劃,但是將其盡可能置於更大的改革框架計劃內,努力爭取團結進步的多數派,幫助擺脫當前的危機。同時,為了保障社會主義任務進行得順利,也必須要團結好戰的少數派,因此他提出了團結經濟運動以及合作改革實踐,爭取在資本主義的當下,擁有指向社會主義未來的可能性。

芝加哥洛約拉大學教授戴維·施韋卡特(David Schweickart)提出了馬克思主義領導理論與工人控制市場社會主義理論。他堅信存在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可以保証高效、合理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的公平民主。他支持計劃經濟,但不是以前那種反市場的中央集權的五年計劃式的計劃。他支持在市場調節失效的地方進行宏觀計劃,那是一種將優先決定權下放,並將社會投資基金的公共控制作為一種民主計劃形式地方化的市場社會主義模式。

二、經濟危機與左翼運動的新趨勢

此次經濟危機在給工人利益帶來巨大沖擊的同時,也暴露了資本主義制度的脆弱性,許多國家爆發了大規模的游行和罷工,給左翼力量推動歷史改變提供了一個新的契機,因此,左翼政黨和社會組織在危機中的反應和行動成為論壇的中心議題之一。

德國的激進左翼政黨左翼黨(Die Linke)對金融危機下左翼力量面臨的機遇和挑戰作出了較為深刻的分析。來自德國左翼黨的卡特雅·凱平(Katja Kipping)指出,經濟危機爆發后,一些西方國家採取了國有化、限制高管薪酬以及擴大公共投入等方案,而這些措施都是以往左翼政黨所主張但遭到右翼政黨激烈反對的,因此,經濟危機為左翼提供了實踐社會民主的機會。與此同時,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也存在威權主義和反民主勢力上升的風險。因此,左翼對經濟危機及其影響應該持一種積極而審慎的態度,其中有幾個問題值得特別關注。第一,直面危機的根源。官方聲稱,危機是由部分人的貪婪和無節制造成的,但我們必須直言不諱地指出,受金融市場驅動的資本主義體系是危機的根源;第二,防止那些應該對本次危機負責任的人逃避責任,轉身變成危機的管理者;第三,不應該由人民來承擔危機的代價,應該團結就業者和失業者,反對政府通過削減社會福利來轉嫁危機;第四,政府刺激經濟的計劃應優先考慮低層民眾的利益,而不是富有階層;第五,區分“國有化”和“社會化”,前者指的是由中央政府直接管控,而后者意味著人民的民主管理,它通過兩種方式來實行,一是經濟民主,即工人對工廠的參與式管理,另一種是合作社,它是資本主義經濟管理和消費模式的替代性方案;第六,就未來銀行的所有權問題舉行全民公決。

另一個重要的歐洲激進左翼政黨意大利重建共產黨(Partito della Rifondazione Comunista)也反思了重建共產黨遭受的挫折和未來的行動方略。意大利重建共產黨的成員尼古拉·尼科羅斯(Nicola Nicolosi)指出,當前的形勢對左翼既是挑戰也是機會,一方面,意大利重建共產黨所參與的中左聯盟在20084月的意大利議會大選中敗北,左翼受到嚴重的挫折,但與此同時,左翼的社會運動卻取得了不小的進展,由學生和教師發起的公共學校運動以及大規模的勞工運動都顯示了強勁的反資本主義力量。面對日益高漲的左翼社會運動和力量逐漸衰微的左翼政黨這一矛盾現象,意大利重建共產黨決定向左轉,主張將社會運動力量注入政黨中,同各種反對資本主義的政黨以及左翼運動組織加強協作,凝聚政治黨派之外的各種社會、文化、勞動層面的民眾力量,建立一個反資本主義的統一陣線,推進左翼對右翼的替代。

此外,法國新近成立的左翼黨(Parti de Gauche)則介紹了法國左翼在金融危機下的新動向。左翼黨成員拉奎爾·加裡多(Raquel Garrido)指出, 2005年法國對歐洲憲法說“不”,表明了法國左翼力量的增長,但這種局面並沒有維持太久, 2007年左翼在法國總統大選中受到挫敗。拉奎爾·加裡多認為其原因就在於左翼自身的分裂。由於傳統左翼政黨排除大眾對政治和社會事務的參與,不能真正代表基層民眾,法國社會產生了擴大民眾參與、團結分裂的左翼運動的需要,因此20081月,法國激進左翼政黨“革命共產主義聯盟”(LCR Ligue Communiste Révolutionnaire)成立了一個反資本主義政黨(Nouveau Parti Anti-capitaliste),試圖建立一個能夠團結所有社會及民主力量的統一戰線,整合一切反資本主義的力量,改變左翼政黨力量衰微的局面。

總體來看,金融危機的爆發和歐洲傳統左翼政黨近年來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將很多傳統的左翼選民推向了極左或極右等邊緣性政黨,給激進左翼政黨聯合各種社會力量組建反新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統一陣線提供了一個契機。但是,由於激進左翼政黨在自身定位上尚不十分明確,加之內部各派系在行動策略和目標上存在巨大差異,因此各種新左翼政黨的復興將給歐洲社會和左翼運動帶來何種影響仍有待觀望。

三、資本主義危機中的“中國模式”與中國道路

2008年金融危機席卷全球的大背景下,左翼人士對危機下的世界展開了內容廣泛的討論。由於社會主義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獨特地位和影響力日益凸顯,尤其是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不斷蔓延的情況下,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以其獨特的競爭力和適應性愈加吸引著國際社會的關注。因此,左翼論壇也聚焦中國,在關於亞洲主題的分會場中,四分之三都圍繞中國問題展開。在“全球經濟風暴中的中國”、“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中的中國:轉折點?”、“中國面臨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加劇”、“21世紀中國對民主與社會主義的貢獻”、“中國發展模式”、“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加劇下的中國”等主題分會場的討論中,左翼學者們就金融危機給中國帶來的影響、挑戰與機遇、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等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西方左翼學者對於在實踐中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促進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特別是促進經濟快速發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普遍予以肯定。紐約中美友好協會前會長高思尼(Sidney J·Gluck)教授在回顧了中國建國六十年的重大政治經濟事件后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是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功的基礎和保証。由鄧小平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形成了一種不同於原蘇聯的政治經濟模式,從而有效地避免了原蘇聯的失敗。盡管中國並非實現快速發展的唯一國家,但在這樣一個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曾經貧困落后的國家能取得持續穩定的發展本身就是一個奇跡,應該獲得世界的肯定和贊揚,中國的經濟發展對世界而言不是威脅而是機遇。

而在這次的全球金融海嘯中,中國之所以能夠避險,與中國獨特的金融監管模式和體制機制分不開。中國不是單純依靠市場手段發展經濟,而是重視政府政策措施與市場手段的有機結合。亨特學院亞洲問題研究專家鄺治中(Peter Kwong)教授認為,在全球金融危機中,中國經濟也面臨困難的形勢,出現了大批工人失業和工廠倒閉的現象,預計今年的經濟增長速度也會下降。但西方經濟學家仍然認為,在全球經濟風暴之中,中國比其他多數國家處於更有利的位置,因為它有獨特的經濟體系。他們尤其羨慕中國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能夠實行凱恩斯式的經濟刺激計劃而無需公眾討論。盡管面臨很多實際困難,政府仍然可以給困難企業和個人給予直接援助,而無需借助任何機構。同時,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外匯儲備。當然,中國經濟也有一些問題,領導人主要關心的一直是通過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吸引外資促進GDP增長。事實上,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來到城市尋找工作,中國農村經濟的停滯迫使2·5億農民移民涌進勞動力市場。缺乏必要的勞動保護,工人們的廉價勞動是外資獲取巨額利潤的源泉。跨國公司從中國工人那裡取得的利潤促使中國制造更多的西方消費品,並使跨國公司進一步追加在中國的投資。有西方觀察人士希望,經濟危機期間中國國內矛盾的激化會使中國採取更加自由的政策——正如羅斯福在大蕭條時所做的那樣。而與他們的“期待”相反的是,當前的危機既沒有使中國領導人過於關注內需增長,也沒有導致政治自由化。

華爾街金融分析師、密蘇裡大學經濟學教授邁克爾·赫德森(Michael Hudson)分析了美國和中國國際地位的變遷。他認為,由於長期以來的積累以及金融危機的直接誘因,許多外國人將美國視為違法的國家。美國金融體系引發了全球性金融災難,因而曾被視為楷模的美國發展模式,而今備受世人指責。中國模式盡管還存在不足,但其成功卻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認的。隨著中國國際政治地位的提升,中國與俄羅斯等國合作,正在尋求脫離美國的獨立存在,這些力量正在致力於加速美國以金融和軍事霸權為主宰的世界秩序的破產。如果中國、俄羅斯及其盟友能夠實現願望,美國帝國主義及其霸權將不再能號令世界,世界格局也將因此呈現另一番面貌。

總體而言,左翼密切關注著全球金融危機和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之中的中國,但從態度上看,有些人還對中國存有誤解和嚴重的偏見,比如有人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是對世界資本主義的趨附;有人刻意強化中美兩國工人的競爭和敵對;有人指責中國內部的政治控制和世界市場式的經濟發展方式;有人質疑中國模式能在多大的程度和可能性上與美國版的西方資本主義模式相抗衡。此外,還有一種擔憂的聲音,認為中國模式作為一種“模式”還不成熟,還需在實踐中得到驗証和校正,如果不能克服其中的一些不穩定和負面因素而在世界推廣開來,未免前景堪憂。

  四、經濟危機與中國工會的現狀與未來

勞工運動歷來是左翼論壇的焦點之一,在今年的左翼論壇中,由於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日益加劇,勞工問題格外受到關注,與會者的討論包括了工人階級的力量變化、勞動福利、底層工人的斗爭、非正式部門勞工的組織化、全球工會、工會力量的衰弱以及新時期的勞工戰略與策略等問題,其中,中國的勞工問題受到學者的廣泛關注,與會者對此進行了深入的探討。紐約城市大學的張曉丹教授分析了中國政府、工會和企業的三方關系。她指出,近幾年來,中華全國總工會的作用發生了很大變化,通過組建工會、指導工會工作、建立維權中心、化解勞資矛盾等措施有效地保護了勞動者的權益。她認為中國工會的作用發生變化與其說是工會在新的社會環境中的一種“自我調適”,不如說是由於國家作用的改變。首先,國家從企業的直接管理者轉變成企業和工人之間的協調者,這直接影響到工會的地位和功能;其次,為了保持自身的合法性和回應工人抗爭帶來的挑戰,國家通過媒體和工會等機構重新樹立自己保護工人利益的形象,工會的作用也因而帶有庇護主義的色彩;第三,在這種庇護主義的意識形態下,勞動者通過國家機構和官方的話語體系來實現自己的目的,這也提高了國家和工會的合法性。她認為不能僅從西方的經驗出發,用工會代表工人進行討價還價作為衡量工會是否有效的標准,而要考察工會背后的利益以及工會所處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環境。

美國的社會運動活動家埃勒·戴維·弗裡德曼(Elle David Friedman)比較了中美兩國的勞工運動。她指出,中國和美國的勞工運動存在諸多相同之處,首先,兩國的工人都面臨相同的問題,即經濟脆弱、缺乏安全、社會福利水平下降,相對於資方而言都屬於弱勢群體;其次,盡管兩國工人的權益都在立法上受到保護,但實際上由於制度或現實的原因,部分工人的權益難以得到切實保障;最后,能夠從正式的工會組織那裡獲得保護的工人都隻佔工人中的一小部分。兩國勞工運動的不同之處在於,工人規模和工會的成員數量不同,社會制度不同,勞動立法也存在差異。埃勒認為,中國如果延續低勞動力成本的策略,必將受到來自其他不發達國家更廉價勞動力的競爭,因此中國需要改變經濟增長模式,提高勞動力技能和福利水平,增強自身的競爭力。

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的厄爾·布朗(EarlBrown)則呼吁美國工會扭轉對中國的偏見,從積極的意義上看待中國的崛起。厄爾·布朗指出,和美國相比,中國有著較深厚的國家主義傳統,國家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著更為重要的作用,這也使中國的政府可以在保護勞工利益上有更大的作為。布朗認為,盡管中美兩國在貿易等問題上還存在差異,但這些分歧不應該阻止美國工會和中國在很多共同關心的問題上的合作。隨著中國和美國的經濟相互依賴日益加深,中美經濟已經成為不可分割的一體,兩國面臨許多相近的問題,中國和美國都越來越需要對方,應該以合作而不是敵視的態度來對待兩國的貿易和勞工問題。

左翼論壇將美國及世界各地的左翼知識分子和社會活動家聚集一堂,它的普遍性和無派別為左翼人士提供了一個聚集地,促進了更加統一、公平的動態對話。本屆論壇的參與者對這次論壇的成功舉辦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很高的評價。他們普遍認為本屆左翼論壇“延續了20世紀60年代的傳統,將知識分子和活動家聚集一堂,分享觀點、策略、經驗和視野”。

塔拉(Alum ShamsTare)等人更是直接指出:“左翼論壇非常重要,因為它有助於進步的組織和結構。論壇選擇在大學召開,提醒我們政治活動植根於學術界。希望更多的人能夠從左翼論壇中汲取精神,受到鼓舞,無論他們的政治立場是什麼。”面對危機之中的世界,左翼人士也感到或許有力量實現有效的進步和變化。因此,除在理論上進行探討之外,在論壇召開的同時,一些左翼人士也各自進行聯系和宣傳,商討更進一步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