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軟實力面臨的困境及其解決路徑

作者:趙可金 彭萍萍    發布時間:2012年07月27日    

在世界近現代歷史上,任何國家的崛起都必然伴隨著思想的崛起,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正在探索一條史無前例發展道路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思想的崛起意義更為重大。中國具有極其豐富的文化資源,不僅擁有5000年的文明史,而且積累了豐富的文化、藝術、建筑、繪畫、詩詞歌賦等資源,甚至在治理國家方面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全球文明交流和碰撞中具有潛在優勢。2009年,美國著名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發表了一份關於中國軟實力的報告,以姚明、《臥虎藏龍》、在中國的外國留學生增長和“北京共識”等例子,鼓噪美國重視中國日益增強的全球影響力,過分夸大中國軟實力,指出中國軟實力的崛起威脅到美國利益,並呼吁美國採取措施遏制中國軟實力的發展。①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時代,如何開發中國的文化資源,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回應來自國際社會中的誤解和偏見,越來越成為擺在中國面前的重要戰略課題。

一、關於軟實力建設的理解

當今世界激烈的綜合國力競爭,不僅包括硬實力的競爭,也包括軟實力的競爭。“軟實力”(soft power)一詞,最早由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約瑟夫·奈在《注定領導》一書中提出,他將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區分為“硬實力”和“軟實力”。“硬實力”是指一個國家的經濟、軍事與科技實力。“軟實力”則是指一個國家的文化影響力,包括意識形態和政治價值的吸引力、民族精神和社會文化的感召力、政治動員的能力、運作國際組織的能力等。②“軟實力”理論提出后,引起了國際范圍內的大討論,特別是關於如何進行軟實力建設,學者們提出了不同理解。歸結起來,主要有以下四種看法:

一是將軟實力建設等同於硬實力建設,認為隻要國家硬實力強大了,軟實力自然會得到提升。近代中國飽受列強欺凌的屈辱歷史令大多數中國民眾堅信“弱國無外交”,在處理國際事務時,“受害者心理”根深蒂固。相當多的人認為,隻要國家強大起來,國際社會自然就會尊重中國,巍然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有的人認為,隻要中國自己建設好了,根本不必顧忌國際社會,甚至還有的公然漠視國際社會的理念、處事方法和行為准則。③同時,有不少人將國家復興等同於物質力量的發展,忽視了文化價值和社會制度等軟實力的發展,在國家軟實力建設上,一手硬、一手軟的問題比較突出。誠然,一個國家的經濟發達與否對於國家軟實力建設十分重要,但片面依賴硬實力建設是不夠的,還必須輔之以政治、文化、社會等各領域的共同努力。

二是將軟實力建設等同於政治操作和理念貢獻,認為隻要提升政治操作能力,就能提升國家軟實力。在此種觀點看來,國家軟實力的核心是政治實力,在崛起過程中,中國要准備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採取更透明的對外政策,更注重與周邊國家及歐洲國家的關系,注重提升國家的戰略信譽,在戰略信譽與經濟利益發生沖突時,採取經濟利益服從於戰略信譽的原則。④中國隻有兩個選擇:一個選擇是中國變成西方“王制”的一部分,但這意味著必須改變政治制度,成為民主國家。另一個選擇是中國建立自己的系統,這是中國對外戰略的方向。⑤還有學者明確提出,要敢於向西方“普世價值”叫板,大膽確立自己的一整套話語。⑥此種看法部分地抓住了軟實力建設的核心,亦即軟實力的核心是一個政治問題,是不同價值觀體系之間的博弈,政治目標越清晰,體系越完備,信譽越強,軟實力會越強。然而,軟實力問題涵蓋的范圍要比政治和外交事務的范圍大得多,僅僅靠政治操作和理念貢獻,短期可能會帶來軟實力的提升,長期則不能鞏固軟實力。中國不僅要在政治上敢於確立話語權,而且需要在經濟上、社會上和文化上配套進行,為軟實力夯實物質基礎和社會基礎。

三是將國家軟實力建設誤以為國家道德建設,以君子修身齊家之道指導國家軟實力建設,忽視了其獨特的形成規律。長期以來,中國傳統君子安身立命的思維主導著國家軟實力觀,片面認為身正不怕影子歪,酒香不怕巷子深,不善於主動在國際社會鎖定目標,長期經營,提升國家的軟實力。一些學者認為,隻要一個國家的道德水平高了,自然就有國際軟實力,文化強大了也會帶來軟實力的提升。事實上,國家軟實力與個人的道德修養是完全不同的,過分以個人道德修養思維來塑造國家軟實力,往往不能產生預期效果。

四是將國家軟實力建設簡單地理解為開展對外宣傳,傾向於採取國內政治宣傳的做法,簡單地把中國的情況介紹給國際社會,沒有抓住國家軟實力建設的核心內容。一大批從事新聞傳播學研究的學者認為,軟實力是掌握在媒體控制者的手裡,掌握在媒體所隸屬的特權階層手中,誰控制媒體,誰就會在媒體上傳播自己想說的軟實力。在這些學者看來,中國之所以軟實力不足,最根本的原因在於沒有掌控媒體權。要想提升中國軟實力,需要開通向世界傳播的媒體渠道,比如開播中國網絡電視台、構建華文媒體聯盟、創辦外文媒體、推動中國的衛星信號在世界各地落地等。誠然,中國軟實力雖然受到媒體技術因素的弱勢影響,比如對外傳播力度不夠、語言障礙、在國際議題的設置上缺乏主動性等,但根本上並不取決於媒體。一個頗具說服力的例子是,盡管美國掌握著全世界最龐大的媒體機器,在2001年以來對中東—波斯灣地區明顯加大了媒體傳播的投入,但2001年以來中東地區的反美情緒卻迅速上升,美國在該地區的軟實力受到重大損傷。

不管存在什麼分歧,從根本上來說,軟實力是一個國家對其他國家所具有的磁石般的強大吸引力。在全球化時代,軟實力對國家的興衰更加重要。一個國家的強弱,不在於船堅炮利,而取決於其政治制度、社會精神、核心價值觀及其國際吸引力。全球化解放了資本、技術、人才、信息等生產要素,哪裡對生產要素具有吸引力,它們就會往哪裡聚集,哪裡就會實現國力的迅速增長。在全球化時代,“國富論”的邏輯已經從自我積累式的規模膨脹為要素集中式的內涵優化,國力的成長越來越依賴於一個國家“軟實力”的建設。

二、中國軟實力的晚近落后

中國有5000年的文明史,蘊藏著深厚的傳統文化資源,形成了堅定的民族精神,在鑄造軟實力方面擁有獨特的優勢。秦漢以降,中華文化自成體系,確立了“天人合一”的思想體系,並構成了禮制教化的一整套文明秩序。從中國文明史來看,我們在價值層面和思想層面並不比西方落后,甚至中華文明長期獨領風騷,形成了完整的體系。著名哲學家梁漱溟先生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早熟的文化,在長期的歷史中,整個傳統文化內部各要素(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相互適應,彼此和諧,儼然是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並在這個有機體中已經內生出一種自我調適、自我發展、自我完善的機制,這種機制是如此地有效,以致於它很少依賴外部環境或受制於外部環境,它使傳統社會沿著內生的方向前進,而可以不必顧及外部環境的干擾,至少不會為此付出很大代價。⑦

然而,近代以來,隨著西方工業化世界的興起和西方殖民主義列強在全球的擴張,東西方文明體系發生正面碰撞,並慢慢處於下風。美國歷史學家費正清認為,盡管從表面看清朝的統治到18世紀晚期還處於空前的鼎盛時期,但是到19世紀中期,它就証明是一個軀殼中空的巨人。⑧第一次鴉片戰爭打破了清朝天朝大國的迷夢,清政府被迫同西方列強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列強索取了協定關稅、領事裁判、片面最惠國待遇、在各口岸停泊兵船等特權,同時條約規定清政府開放五口岸通商,並准許各國在各口岸派設領事。這些條約不僅嚴重破壞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而且改變了雙方200多年來的通商關系和政治外交關系,極大地挫傷了中華文化的國際軟實力。由於遭遇西方政治文明體系及其競爭力的有力挑戰,使長期以來形成的“泱泱大國”的文化中心優越感喪失,進而引發了民族心理的嚴重失衡,文化優越感逐漸演變成了文化自卑感,各種全盤西化思想流行於世。西方人在認識中國的時候,往往也普遍存在著一種文化優越感,試圖從西方的理論概念出發把中國“客體化”,以西方社會理論大廈的價值體系為坐標思考將中國納入西方體系的途徑。西方現代化的普世邏輯逐漸取代了對中華帝國的“想象威脅”,導致黑格爾等人得出“中國沒有自己的歷史”的論斷,並進而導致西方人從“歐洲的路燈”照亮的地區出發認識中國,帶有極強的對策性和意識形態色彩。其中,費正清的“沖擊—回應”模式最為典型。費正清在其名著《美國與中國》中堅持認為西方力量對中國停滯的傳統具有決定性的改造作用。⑨19世紀以后,中國對國際社會的吸引力下降,中國的軟實力受到極大的沖擊。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遭到了西方列強的外交孤立和經濟封鎖,長期不能參與國際主流社會。盡管中國積極推動中外文化交流,促進中國文化走出去,比如各種文化代表團的出國演出,但更多的是服務於外交和政治目的,並非是致力於尋求國家軟實力發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與世界互動日益深化,經濟和社會文化交流日益頻繁。但是,受制於眾多結構性矛盾,加上中國長期奉行韜光養晦的戰略方針,在一系列戰略問題上多做少說或者隻做不說,極大地限制了中國的軟實力。由於硬實力上的落后導致在處理對外事務中缺乏展示自己軟實力的信念和決心,中國在提升軟實力問題上始終處於一種不自信的狀態,制約了中國經濟發展所具有的軟實力效應。近年來,中國政府逐漸意識到軟實力建設的重要性,通過各種方式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在俄羅斯、美國、法國等國家推行“中國文化節”、“中國年”等活動,面向廣大普通公眾,通過文化交流拉近距離,增進對彼此的了解。⑩此外,孔子學院、中國文化中心、宋慶齡基金會、中國電影集團公司、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中國對外文化集團公司、中國東方歌舞團等機構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在與日俱增,中國人文交流在全球化時代變得越來越活躍,影響也越來越大。

然而,盡管中國對提升國家軟實力越來越重視,但長期以來中國並沒有將豐富的人文優勢轉化為權力優勢。對很多西方人來說,中國文化十分神秘和陌生。除了那些漢學家和中國通之外,中國文化走出去也更多停留在華人圈內,走不出華人社區。為什麼中國豐富的文化資源在轉化為國家力量優勢上表現不佳,沒有成為像西方一樣具有脅迫性的國家競爭優勢?對於此種現象,不少學者作出了不同解釋。有的學者認為,中國文化更多是以中文作為載體,而西方人掌握中文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此種語言隔閡是制約中華文化軟實力釋放的根本障礙。然而,經驗表明,即便是中文水平很高的外國人,也未必完全理解中國文化的精髓,甚至對一部分對中國抱有政治和意識形態偏見的外國人而言,越是了解中國文化,可能越對中國文化抱有更深的偏見。

還有學者將中國文化軟實力滯后歸結為政治差異,認為政治價值觀和政治制度的差異制約了中國文化軟實力。大多數西方國家恪守“普世價值”的個體主義至上信念,將中國集體主義至上的價值觀貶斥為“暴政”、“專制”和“獨裁”,甚至從“宗教救贖”的“傳教士情結”出發不惜代價地發難,主動圍繞一些價值觀議題展開批評和指責,給中國話語權造成矛盾和麻煩。然而,對於那些國際漢學家而言,盡管政治價值觀不同,但依然對中國文化抱有很高的興趣,政治分歧並非是決定中國文化軟實力的關鍵。

此外,還有學者將中國軟實力的滯后看作是中國人不善於交流、缺乏國際交流的機會,主張大力推動公共外交,推動公眾之間的跨國交流。然而,隨著奧運會、世博會和孔子學院等一系列公共外交活動的舉辦,中外交流大幅度拓展,中國國際知名度有了很大提升,但依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軟實力滯后的問題。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仍需另尋出路。

三、中國軟實力的困境

從根本上來說,作為一種社會關系,一國軟實力是一個由內而外的釋放過程,既取決於中國文化資源自身的特性,也取決於中國文化在國際社會中的傳播,片面強調任一方面都不利於軟實力的提升。因此,分析中國軟實力的困境,既要重視考察中國文化的特性本身,又要重視中國文化的國際傳播戰略和機制。結合兩方面的因素,不難發現中國軟實力的困境主要存在於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文化精英化。

與西方近代文化相比,中國文化更多屬於少數社會精英的文化。在中國社會,文化被視為一種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文化與社會地位、財富和名譽等因素緊密聯系在一起。在中國,有文化的人被視為是“聖賢”、“賢能”或者“有學問的人”,可以從社會中獲得更多的資源,受超大規模社會緊張的人與資源關系制約,有文化的社會精英不願將文化世俗化,轉化成為被社會大眾所共享的公共資源。因此,中國文化的精英化使得文化資源變成了一種硬實力,而不是軟實力,文化始終走不出少數社會精英的小圈子,沒有轉化為具有世界號召力的軟權力。

首先,中國文化沒有做好特殊性與普世性的轉換。任何文明都是特殊性與普世性的統一。作為人類文明的一部分,中華文化在歷史上曾與其他文明體系有過三次重要交鋒。在漢唐時期,中華文化與佛教文化交鋒,成功地吸納了佛教文化,使之成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宋元之后,中華文化與伊斯蘭文明交匯,產生了影響至今的回教文化,並成為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分支。明清之后,隨著西方世界的興起,中華文化與西方基督教文化交匯,催生了西學東漸浪潮,中國汲取了西方基督教文明中的大量成分,匯入中華文化的主流。然而,經過三次文明交融、交匯和交鋒,中華文化都與各種外來文化實現了融合發展,但中華文化始終停留在亞太地區,沒有成為一種普世文化,始終是一種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地區文化。

其次,中國文化沒有做好經典化與世俗化的轉化。中華文化不乏國粹精品、能工巧匠,在文化藝術領域可謂星光燦爛、經典雲集,但其缺陷是文化世俗化和大眾化程度比較低。中國文化為少數社會精英所掌握,在文化品位上更注重高雅文化,過於追求陽春白雪,大多數文化學人不願意主動做下裡巴人式的世俗文化,不願意將文化產品社會化和大眾化,普通百姓缺乏應有的共享文化盛宴的機會。從對外角度而言,中華文化觀是不平等的“華夷秩序”,明確上下親疏,確立朝拜冊封禮儀。一方面要求諸蕃貢使來朝表示自己奉大以誠和一心向化——向往中華文明的追求﹔另一方面作為“回禮”,天朝大國遣使赴各國之冊封,對諸“藩”國的朝貢、向化之心與實際行動表示嘉獎﹔同時要求諸“藩”王“常奉正朔”,“寧人保國”。因此,在此種文化觀下,成為中國人的條件是接受中國文化,否則就是蠻夷。即使接受中國文化的人,也僅僅是少數人,而不願意傳播給更多的人。

再次,中國文化沒有處理好融合性和沖突性的關系。盡管早在《易經》中就確立了“自強不息”和“厚德載物”的文化精神,但中華文化自秦漢以后,受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思想的影響,更強調文化的融合性,淡化文化的沖突性關系。尤其是經過宋明理學的改造,中華文化崇尚“和而不同”,恪守“天不變道亦不變”的保守信條,中國文化不喜歡激烈的沖突,喜歡包容,尊崇厚德,缺乏西方文化那種咄咄逼人的進攻性。因此,中華文化沒有主動向世界擴張,更強調內聖外王,重視道德教化,缺乏基督教文明外方傳教的“使命感”。中華文化更安於作為一種地區文化,沒有文化擴張的欲望和內在激勵,此種安分守己、敬天保民的思想限制了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使得不僅宋明之后的中華文化軟實力受到制約,而且在硬實力比拼上也漸趨下風。

第二,文化非杠杆化。

任何文化要想成為更大范圍內大眾追隨的生活方式,均需要具有一系列功能強大的支點和杠杆。以西方文化為例,自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以來,西方文化之所以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強大的文化權力,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西方文化獲得了宗教革命、工業革命、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民族國家等一整套社會權力杠杆。通過這些杠杆,西方文化將自身的文化精神融匯到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中去,逐漸轉化為不可抗拒的文化權力。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整個世界受到歐風美雨的強大沖擊並非完全是西方文化價值觀的軟實力影響,更重要的是借助於硬實力的載體和各種社會性權力的杠杆實現的。

近代以來,中國對國際社會的吸引力之所以下降,從根本上說並非軟實力的下降,而是國家硬實力的衰落。西方國家依然對中國的文化感興趣,照樣掠奪中國的文物和字畫,西方的漢學家們一刻也沒有停止研究中國的步伐。對他們而言,中國文化充滿著無盡的玄妙和魅力。雖然他們認為中國落后,卻不敢公開說中國沒有文化,隻能說“中國病了”,它猶如一頭睡獅,“一旦醒來,必將震驚世界”。

同時,相比西方文化,中華文化始終缺乏有效的社會權力杠杆。中國世俗化的信仰結構決定了缺乏西方宗教革命帶來的持續性信仰權威支持,道德化的禮俗社會賦予中華文化以不可計數的倫理信條,這些倫理信條指導著民眾的日常生活,成為杜贊奇先生所說的“權力文化網絡”。但是,這些並沒有轉化成為對其他國家民眾的“文化軟實力”。近代以來,在工業革命、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民族國家等一整套現代性規劃的沖擊下,中華文化始終沒有獲得抗衡西方文化的能力和空間。因此,中華文化在海外傳播上缺乏西方文化得天獨厚的社會權力杠杆,大大限制了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能力和空間。如何從總體上為中華文化走向世界提供有效的杠杆,建立一整套將中華文化資源轉化為文化權力的體制和機制,將是提升中華文化軟實力的關鍵所在。

四、提升中國軟實力的路徑

在全球化和信息革命飛速發展的今天,鑄造中國軟實力,需要挺直腰杆,大大方方地向世界介紹中國,以深厚的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為依托,順應時代潮流,掀起中國文化建設的高潮,不斷為軟實力注入嶄新的時代精神和世界影響,使之發揚光大。同時,要積極探索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體制和機制,大力推進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不斷開辟提升中國軟實力的新舞台。具體來說,提升中國軟實力的路徑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一是實現文化軟著陸。中華文化是一個博大精深的文明體系,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要善於通過柔性化的手段,實現剛性的文化軟實力目的。特別是要用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文化藝術形式表達中華文化理念,將看上去與西方文化存在深刻差異的中華文化理念,用西方民眾熟悉的方式和手法傳播出去,創建有中國特色的文化品牌。因此,不僅要對外建立中華文化的傳播網,也要在國內將觸角伸向千家萬戶,遍及社會各界。同時,還應積極開發道德倫理領域中的資源,不斷提升中國文化的道德感召力,使之成為中國文化的資源。惟有如此,才能建立強大的公共外交,實現中華文化的軟著陸。

二是實現社會軟崛起。作為一個新興發展中大國,中國崛起速度非常快,國際社會難免會對此產生恐慌心理。但是,中國既不能因此而放慢發展速度,畏首畏尾,也不能對於此種顧慮毫不在乎,置之不理。妥帖的辦法是在硬實力崛起的同時,重視軟實力的崛起,充分發揮人文交流的優勢,通過大規模的社會交往和文化推廣取信於人,用心與心的對話感化世界,讓國際社會接受一個強大、繁榮和信任的中國。

特別是要重視開發中國社會文化中的優勢資源,比如中醫、中藥、飲食、服飾、武術、氣功、京劇、戲曲等,這些社會文化資源目前在海外受到推崇,是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的重要載體。要善於挖掘這些社會文化中蘊含的中華文化理念,凝練和提升文化價值觀成分,夯實中華文化軟實力的社會基礎和群眾基礎。

三是實現國家軟驅動。傳統上,驅動一個國家對外行為的主要動力是利益和權力,凡是有利於國家利益的事就做,不利於國家利益的事情就不做。然而,要想成為一個真正的大國,不僅要看重利益,還要看重價值,既要講原則,不惟利是圖,又要負責任,不文過飾非。同時,要把文化立國擺在突出重要的戰略位置,不僅要弘揚傳統文化,還要創造新文化,以此獲取國際社會的尊重和信賴。

近年來,隨著中國全面加入國際主流社會,隨著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博鰲論壇、太湖文化論壇等眾多人文外交平台的建立,中國人文外交正在煥發出前所未有的生機和活力。展望未來,中國外交應在准確研判國際、國內形勢的基礎上,明確以人為本和人文搭台、外交唱戲的指導思想,著手制定實施統攬全局的人文外交戰略,全方位推進思想外交、文化外交和公民外交,為實現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作出更大貢獻。

注釋:
  ① See Carola McGiffert, Chinese Soft Power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rch 2009.

② See Joseph S.Nye, Jr.,The Powers to Lead,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Colorado: Perseus Books Group, 2004.

③ 轉引自王義桅《三個代表與中國的公共外交》,載於《學習月刊》2003年第10期。

④ 閻學通《軟實力的核心是政治實力》,載於2007年5月22日《環球時報》。

⑤ 參見閻學通、徐進等《王霸天下思想及其啟迪》世界知識出版社2009年版。

⑥ 潘維《敢與西方展開政治觀念斗爭》,載於2008年1月28日《環球時報》。

⑦ 參見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學林出版社1987年版。

⑧ \[美\]費正清《中國:傳統與變革》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40頁。

⑨ 參見\[美\]費正清《美國與中國》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

⑩ “中華文化美國行”專門設立了網站,整個活動前后持續了近一個月。

(作者單位:趙可金,清華大學中國戰略與公共外交中心﹔彭萍萍,中央編譯局馬克思主義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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