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馬克思恩格斯生前《資本論》影響史和對《資本論》的主要攻擊

作者:[德]E·考普夫 徐洋    發布時間:2016年01月20日    

  引言:馬克思的理論沒有過時

2012年年中,學術性的、以原始文字發表文獻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MEGA2)第二部分“《資本論》及其准備著作”的第4卷第3冊將在柏林出版(已在2012年8月出版——譯者),該書收入卡爾·馬克思1863—1868年期間撰寫的經濟學手稿的最后一部分。這將是馬克思主義[1]編輯史和傳播史上的一件大事,因為馬克思主義的主要著作就是《資本論》。這樣,總計15卷(23分卷)的MEGA2第二部分就成為MEGA2第一個完成的部分。最終包括114卷(123分卷)的卡爾·馬克思和弗裡德裡希·恩格斯的文獻遺產有朝一日將全部可供感興趣的人們進行學習研究時使用。

研究者越來越不必為了檔案材料而進行開銷巨大的旅行,到圖書館的特藏室研究那些難以辨認的手稿或者珍貴書籍﹔此外,MEGA2的文本也日益被放置到互聯網上。全世界都可以以MEGA2為基礎,進行翻譯,編輯著作集、選集、單行本、專題文集等等。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獻遺產早已成為世界文學的一部分。

自1989—1991年以來,人們日益聽到一種說法,說馬克思有一個“幻景”(像個千裡眼?)﹔今天正是缺少幻景者。但是無論是1991年之前還是之后,世上都不缺少最終說來“正確的”、“真正的”、“人道的”、“民主的”等等的社會主義。但是這些社會主義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者那裡沒有產生任何結果。

革命形勢從來就不是由革命者“制造”出來的,從來就不是從一個集會跑到另一個集會的勤勉的鼓動家造成的結果。不如說革命形勢總是由統治階級過時的政治召喚出來的,那時千百萬人民群眾遭到下面一系列情況的打擊:歉收,瘟疫,帝國主義對工人、農民、職員的軍事征召,飢荒,寒冷,疾病,人、住所、工作的喪失,危機,通貨膨脹,等等。

盡管迄今為止發生了重要的變化,但是從本質來說,恩格斯1845年三月說的話仍然正確:“工人階級的狀況是當代一切社會運動的真正基礎和出發點,因為它是我們目前存在的社會災難最尖銳、最露骨的表現。……為了肅清贊成和反對這種理論的一切空想和幻想,了解無產階級的狀況是十分必要的。”[2]當1878年德國政府在帝國國會上提出禁止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法令時,馬克思在9月指出:“隻有當該社會中掌握政權的那些人不用暴力方法來阻礙歷史發展的時候,歷史發展才可能是‘和平的’。”[3]對既成的現實的社會狀況所作的沒有成見的、經過科學論証的、辯証唯物主義的分析,就社會的所有層次和方面來說,一直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

光是上面提到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文獻遺產的規模就足以使人得出結論說,他們兩人至少是19世紀的偉大思想家,他們的理論活動和組織活動也具有世界歷史的影響。對他們的文獻遺產進行歷史考証性的研究,一如既往是社會科學領域的基礎研究。由於人類居住星球的危機日益廣泛、日漸加深,這種研究就顯得尤為必要。

第一部分:同工人運動的實踐相結合使《資本論》成為偉大的世界文獻(馬克思恩格斯生前《資本論》傳播史概述)

圍繞對《資本論》和馬克思恩格斯其他著作的認識展開的爭論,是馬克思主義影響史的組成部分。誰要是認識了這種爭論的基本特征,他就不對當今的相關討論產生任何驚奇,因為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基本的、被揭示了的和遭到批判的客觀現實關系自從馬克思恩格斯以來並沒有消失。

可以証明,《資本論》(第一卷1867年出版)的影響,自從1869年德國社會民主主義的工人黨建立以后,自從1871年3—5月巴黎公社的統治之后,自從1875年中全德工人聯合會(“拉薩爾派”)和所稱的愛森納赫黨(“馬克思派”)在哥達合並之后,就獲得了新的特質。

工人運動隻要能夠將經濟、理論和政治方面的努力和斗爭結合起來,並且集中起來,就會變得越來越吸引人,就會取得越來越多的成功。一個政治運動,隻有以單個學科和哲學為基礎對自己承擔責任的領域或希望參與的領域的社會階級和社會階層進行分析,從而向那些為經濟關系所決定的利益群體揭示和宣傳最終的目的,才會變得吸引人,才能對於該運動著眼的目標群體來說是成功的。沒有毫無顧忌的科學上的、歷史批判性的努力,就不可能成功地做到這一點。

1872年之后,特別是1877—1878年恩格斯的系列文章《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反杜林論》)發表之后,《資本論》的影響史就同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的影響史結合起來,成為馬克思主義本身的影響史﹔馬克思和恩格斯至晚在馬克思1883年逝世之后便作為國際上革命的工人運動的最重要的領袖而得到承認,或者遭到斗爭。在俾斯麥反對天主教的“文化斗爭”中斷之后,教皇利奧十三世頒布了通諭《宗徒職務的》,號召“抵御社會主義禍害”,連根拔除“社會主義毒草”。 [4]

1878年阿道夫·赫爾德教授的《國民經濟學講授大綱。供聽眾使用》第二版出版了,其中援引了馬克思和恩格斯。[5]1879年第一次在一本為大學生和應試者編寫的復習用書中,出現了關於馬克思的一節。[6]1882—1885年,漢斯·馮·謝爾在古斯塔夫·勛伯格的《政治經濟學手冊》中撰寫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7],古斯塔夫·格羅斯1884年在《德意志人物全傳》第20卷中寫了一篇關於馬克思的大文章,並在發表了一篇大約40頁的內容豐富的論文介紹“馬克思的科學體系”。 [8]馬克思和社會主義運動的追隨者和反對者都對這新的一卷充滿了期待。[9]

在批判者一方,從1867年《資本論》第一卷出版到1897年至少有500次書面的反應﹔僅僅從第二卷1885年出版到第三卷1894年出版,在書籍、小冊子和報刊文章上《資本論》就至少有180次為經濟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法學家和教會代表所提及。其中35次是提及第二卷,其中一次是由自由貿易學派的經濟學家提及,23次由青年歷史學派的經濟學家提及, 7 次由邊際效用學派的代表提及, 3次由法學家提及,1次由容克階層的代表提及。

但是幾乎沒有評論進一步論及第二冊內容本身﹔這一卷被同第一卷一起提及,有人說,這一卷沒有包含什麼新鮮東西,或者只是援引恩格斯在序言中的提示,即第三卷將闡述平均利潤率的問題。

如果說普魯士重要的歷史學教授海因裡希·馮·濟貝爾早在1872年便大聲宣布,不能把馬克思的《資本論》僅僅理解為經濟學著作加以批判[10],那麼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論》1877—1878年發表之后,特別是在《資本論》第二卷發表之后(在該卷序言中恩格斯預告即將出版第三卷),大約從1887年開始(首先是格奧爾格·阿德勒[11]),應當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學說當做包含哲學、經濟學和政治學主要領域的理論體系來加以攻擊(對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和政治結論進行反駁的前提條件是同唯物主義歷史觀作斗爭)的觀點便日益變得鮮明起來。

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接受史和影響史中的關鍵點就是這樣﹔此后,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精神歷史和社會歷史上的重要性日益增長。韋爾納·桑巴特教授1895年在紀念恩格斯逝世的學術文章中談到“馬克思恩格斯的體系”,文章說鑒於該體系的該部分內容,“這樣稱呼是正確的”。 [12]

《資本論》實際上已經傳遍全世界,並且日益起到重要的啟蒙作用和鼓舞人心的作用。撇開馬克思1867年所定的時間期限不說,《資本論》揭示的客觀必然的發展趨勢(勞動的解放)——隻要人類不想加速其自身的毀滅——更加值得關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佔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對資本主義生產的否定,是它自己由於自然過程的必然性而造成的。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在自由勞動者的協作的基礎上和他們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上來重新建立。”[13] 這就是馬克思1878年底簡要表達的社會主義者的綱領性任務的實質: “那是勞動的解放。”[14]

第二部分:對《資本論》的四種主要的攻擊形式

現在應當闡述對《資本論》的四種主要的攻擊形式。在這裡我當然贊同恩格斯1876年10月20日在致庫格曼的信中寫的話:“如果必須批駁學術界流傳的關於馬克思的各種無稽之談,那麼要做的事就太多了。” [15]

(一)攻擊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本身

由於1878年恩格斯出版了《反杜林論》,並在馬克思逝世后出版了《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人們開始認識到馬克思主義是一個由幾大部分組成的理論體系。馬克思主義的對手則認識到:如果要攻擊馬克思主義,就要攻擊馬克思主義的整個體系﹔在攻擊馬克思的經濟學說之前,應當首先攻擊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的哲學。

盡管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留下對他們新的世界觀的總體闡述,但是人們依然能夠找到相關的哲學的、經濟學的和政治理論的豐富論述,並對它們進行系統的整理。說到上面提到的馬克思主義的“核心”,那麼人們可以用一句歸納了最一般的經驗的話表達出來:存在一個客觀現實(即物質),這個客觀現實存在於各種聯系之中並不斷變化,它能夠為人們所認識並由此符合目的地加以改變。

這一句話包含四個方面的內容,它們可以作為辯証唯物主義或者說辯証唯物主義哲學的概覽、邏輯結構的要素來加以運用:(a)哲學唯物主義,(b)唯物主義辯証法,(c)辯証唯物主義認識論。

如果把這種對世界整體的認識——這一點也是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創作為基礎的——從方法上運用到對物質的一部分,即隻運用到對人類的哲學認識上,那麼就會得到關於社會及其歷史的唯物主義理論、一般的歷史理論(社會學)、亦即(並非十分幸運地)所說的歷史唯物主義的邏輯結構:(d)歷史存在及其一般結構(客觀規律和有意識的行為,個體和社會的關系,作為自然歷史過程的人的物質生存條件的生產,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基礎、上層建筑和經濟的社會形態的關系,階級和階級關系[特別是階級斗爭],作為階級社會的政治組織的最重要組成部分的國家,戰爭、和平以及其他全球性的人類問題)﹔(e)社會存在及其發展(隨上述結構產生的是功能、作用、反作用、沖突和運動)﹔(f)社會意識或者一個社會的精神生命過程(社會意識的內容和形式,特別是法,道德,宗教,藝術,各門學科,歷史和現實中的意識形態)。

而馬克思主義的批評者卻反對在社會中也存在著客觀規律的觀點,認為社會中隻有單個的(不能再現的)現象。

馬克思把這一新的哲學應用到對16世紀以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試圖對經濟關系作出解釋的許多著作上。馬克思希望在6冊著作中進行這一批判: 1資本,2土地所有制,3雇佣勞動﹔4國家,5對外貿易,6世界市場。[16]

以上就是在世界歷史上和在世界范圍內從政治上通往一個新的文明類型的物質前提條件,這種新的文明類型建立在“自由勞動者的協作的基礎上和他們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上” [17]。在這個社會裡,“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 [18],並且“每一個單個人的解放的程度是與歷史完全轉變為世界歷史的程度一致的。至於個人在精神上的現實豐富性完全取決於他的現實關系的豐富性,根據上面的敘述,這已經很清楚了。” [19]黑格爾會說,世界市場[第六冊]是正題[第四冊](國家及其經濟職能)和它的反題[第五冊](國際貿易,對外經濟關系)的合題。

這一世界歷史性的變革通常說來應當——如同在所說的總體的物質現實中一樣——通過發展來實現,也就是說通過數量上和質量上的變化,通過矛盾的產生和解決,通過辯証的否定來實現。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指出:“一種歷史生產形式的矛盾的發展[不是摧毀——考普夫],是這種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惟一的歷史道路。”[20]

(二)把馬克思的哲學和黑格爾的哲學等量齊觀

從《資本論》第一卷1867年出版時起,就有人說馬克思運用的是一種唯心主義的辯証法。人們在相關的討論中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談到黑格爾,以便攻擊馬克思的論証。《資本論》第一卷在殖民理論之前的那一段有名的關於“剝奪者被剝奪”的展望,被說成是黑格爾《邏輯學》意義上的思維中的結論。黑格爾問題變成了馬克思問題﹔馬克思是一位“勤奮的黑格爾分子” [21],他的著作闡述的不是現實世界,而是思維的發展。普魯士-德意志的歷史編纂學家海因裡希·馮·濟貝爾1872年如是說:“馬克思是……黑格爾哲學的勤奮的學生。……他的風格並不令人喜悅﹔作為堅定的黑格爾分子,他努力將數量驚人的材料歸結到一個唯一的基本概念的各個發展環節上,這樣一來,他就常常使得他的推理變得令人難以忍受地冗長,變得累贅而笨拙。但是他的闡述具有最高程度的確鑿性和嚴謹性﹔一個人如果認可了他的最初的論述,那麼必不可免地會必然承認他的最后的結論。”[22]

馬克思1873年1月25日對這種攻擊作了回應:

我的辯証方法,從根本上來說,不僅和黑格爾的辯証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即甚至被他在觀念這一名稱下轉化為獨立主體的思維過程,是現實事物的創造主,而現實事物只是思維過程的外部表現。我的看法則相反,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並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

……辯証法在黑格爾手中神秘化了,但這決沒有妨礙他第一個全面地有意識地敘述了辯証法的一般運動形式。在他那裡,辯証法是倒立著的。必須把它倒過來,以便發現神秘外殼中的合理內核。

辯証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國的時髦東西,因為它似乎使現存事物顯得光彩。辯証法,在其合理形態上,引起資產階級及其空論主義的代言人的惱怒和恐怖,因為辯証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証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証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使實際的資產者最深切地感到資本主義社會充滿矛盾的運動的,是現代工業所經歷的周期循環的各個變動,而這種變動的頂點就是普遍危機。這個危機又要臨頭了,雖然它還處於預備階段﹔由於它的舞台的廣闊和它的作用的強烈,它甚至會把辯証法灌進新的神聖普魯士德意志帝國的暴發戶們的頭腦裡去。[23]

(三)把現象作為本質來闡述

對《資本論》的另一種形式的攻擊針對的是本質和現象之間的關系。一位署名為“h”的評論者如此寫道:“我們一開始就碰到的基本公理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數量,或者說生產一個使用價值所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一件商品的價值大小(既交換價值的額度)’,這句話對馬克思來說是一條公理,他不去証明,而只是不斷地用各種不同的說法予以重復……。”[24]在路德維希·庫格曼從漢諾威告訴馬克思這一評論之后,馬克思在1868年7月11日給庫格曼的回信中回答說:

這個不幸的人看不到,即使我的書中根本沒有論“價值”的一章,我對現實關系所作的分析仍然會包含對實在的價值關系的論証和說明。胡扯什麼價值概念必須加以証明,隻不過是由於既對所談的東西一無所知,又對科學方法一竅不通。……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方式,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規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而在社會勞動的聯系體現為個人勞動產品的私人交換的社會制度下,這種按比例分配勞動所借以實現的形式,正是這些產品的交換價值。

科學的任務正是在於闡明價值規律是如何實現的。所以,如果想一開頭就“說明”一切表面上與規律矛盾的現象,那就必須在科學之前把科學提供出來。李嘉圖的錯誤恰好是,他在論價值的第一章裡就把尚待闡明的一切可能的范疇都假定為已知的,以便証明它們和價值規律是等同的。

另一方面,如您所正確地指出的,理論的歷史確實証明,對價值關系的理解始終是同一個東西,只是有時比較清楚,有時比較模糊,有時摻雜著較多的錯覺,有時包含著較多的科學的明確性。因為思維過程本身是在一定的條件中生成的,它本身是一個自然過程,所以真正理解著的思維永遠隻能是同一個東西,只是隨著發展的成熟程度(其中也包括思維器官發展的成熟程度)逐漸地表現出區別。其余的一切都是廢話。

庸俗經濟學家根本想不到,實際的日常的交換關系和價值量是不能直接等同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症結正是在於,對生產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識的社會調節。合理的東西和自然必需的東西都只是作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數而實現。當庸俗經濟學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內部聯系卻傲慢地鼓吹事物從現象上看是另外的樣子的時候,他們自以為這是作出了偉大的發現。實際上,他們所鼓吹的是他們緊緊抓住了外表,並且把它當做最終的東西。這樣一來,科學究竟有什麼用處呢?

但是,在這裡事情還有另外的背景。內部聯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現存制度的永恆必要性的一切理論信仰,還在現存制度實際崩潰以前就會破滅。因此,在這裡統治階級的絕對利益就是把這種缺乏思想的混亂永遠保持下去。 [25]

在學習《資本論》時,應該在第一卷結束之后、第二卷開始之前,去學習馬克思遺稿中1864年撰寫的《資本論》第一冊《第六章。直接生產過程的結果》。它的內容一如既往具有現實意義和方法論意義:從本質上升到現象,從抽象上升到具體。

從1883年馬克思逝世到1885年恩格斯從8個手稿[26]中編輯出第二冊《資本的流通過程》[27]作為第二卷出版。恩格斯可能為漢堡的出版商奧拓·邁斯納提供了下面這篇介紹內容預告出版的文章:

本卷的材料主要屬於“高級經濟學”的層次,它引起的研究同第一卷的情況相比,比較遠離日常的經濟生活。但是如果對流通過程沒有清晰的認識,那麼就不可能理解今天資本主義生產的生命條件,因為流通過程是單個資本家之間進行交換以及他們資本的補償和再生產的中介。對流通過程的研究迄今為止越是研究得少,那麼就給本卷著作的作者(也就是《資本論》第二卷的作者馬克思)提供了越多的機會……

本卷著作的大部分手稿是在人們紛紛抱怨第一卷難懂的時候撰寫的。因此本卷作者例如盡可能清晰易懂地闡述研究對象﹔但是材料的性質卻決定了讀者並不能因此而省去自己思考的努力。[28]

有一篇值得注意的論述《資本論》第一卷和第二卷關系的論文發表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中央機關刊物上:

斯密學派的追隨者一點兒也沒有嘗試去發展他的學說,他們頂多是歪曲他的學說。他們當中的一部分人所做的唯一的貢獻,是搜集了豐富的、各種各樣的實際材料,但是他們沒有能力利用這些材料。

這時候馬克思出場了。他在古典學派擱淺的地方著手,他從徹底分析最簡單的問題開始。……這樣他就回答了這個問題。這就是價值理論。

在市場上人們不再詢問商品的客觀價值,而是詢問商品的價格,即價值的貨幣表現。因此現在應當研究作為價值尺度的貨幣的作用。一經研究就發現,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完全誤解了資產階級的寵兒,漂亮的閃閃發光的貨幣。於是就產生了今天普遍得到默默的承認的貨幣理論,然而非常有趣的是,一些國民經濟學家隻想承認馬克思的貨幣理論,而不想承認他的價值理論,殊不知前者正是后者的必然結果。

現在應當回答的問題是:剩余價值是怎樣產生的?怎樣從貨幣中變出更多的貨幣?通過對一種商品即勞動力商品的特殊性質進行研究,解決了這個問題。……

對這個歷史進程的敘述——通過這個歷史進程,一方面生產資料變成資本,另一方面人民大眾從生產資料上“解放”出來——,構成了《資本論》第一卷的結尾,該著1867年出版了第一版,不久就翻譯為文明世界的一切語言。

這部著作引發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整個國民經濟學被顛倒過來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代表人物驚恐萬分:盡管李嘉圖已經徑直將利潤闡述為不付報酬的勞動,但是這僅僅是指出了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這位冷靜的英國人僅僅宣布,事實就是這樣,也不能不這樣,另一種生產方式是不可能存在的﹔好也罷歹也罷,人類社會必須適應這種現狀。所謂的“平均社會主義者”的夢想是不需要害怕的,這些“平均社會主義者”試圖從李嘉圖的學說引申出一些結論,以便人們進行一些安排,可以將已經查明的剩余價值裝進工人的口袋,從而建立公平的社會。與此相反,馬克思則証明,特殊形式的資本主義生產怎樣在出現並必然造成現狀的同時,也為它自己挖掘了墳墓。馬克思指出,從資本主義制度的自然必然性中怎樣產生出新的力量,無產階級怎樣產生,它怎樣絕對地、必然地出現在資本家階級的對立面﹔這個無產階級必須從積累剩余價值的階級那裡爭取活命的可能,而那個積累剩余價值的階級,也在自我吞噬,因為隨著生產的內部力量的發展,小的企業主就被大的企業主消滅了﹔而處於這兩個打斗的力量之間的小生產者階級、獨立手工業者和商人也不斷遭受侵蝕。在這裡,預言新的世界制度並不是出於虔誠的希望,不是的,新的世界制度來自邏輯演繹的有害鋒芒,來自資本主義規律本身。隻要人們還以公平的名義進行要求,那麼事情就沒有危害。一旦人們站在一種學說的基礎上,這種學說為提供給他們科學,組織起他們的斗爭,那麼事情就嚴重了。現在就必須對這種學說進行斗爭了,直到刺刀見紅。

完全沉默無濟於事,那些人開始嘗試提出異議﹔“馬克思毀滅學”成為一門專業。那些積極的批判是如此軟弱,以致馬克思認為對這些愚蠢的所謂批判行為說上一句話都是有失身份的事情。那些人於是馬上躲到一個更加可靠的棱堡后面:馬克思所說的話,可以加以利用。至於貨幣市場、競爭、地租等更為復雜的現象,馬克思自己沒有講,在這裡人們可以放心地放肆地提出自己的觀點,因為這些從馬克思的學說中得不到解釋。那些人成功了。——這時候第二卷出版了,攻擊社會主義的人部分遭受打擊,又一塊陣地被奪走了。

遺憾的是,老天沒有讓馬克思活到出版第二卷的時候。他的朋友和學術同志恩格斯在馬克思逝世后承擔了這一艱巨而崇高的任務。

這裡要探討的是“資本的流通過程”。………

此外,還應當闡述“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正是在這裡,古典國民經濟學家犯下了最大的錯誤。他們簡單地認為,一國的年產品在其居民當中分為工資、利潤和地租。現在真相大白了:運用在生產資料中的部分根本就不能分配。隻要過程還要繼續下去,那麼固定資本就必須至少保持原來的數量。可以分配的只是工資和剩余價值。然而由於生產不是按照計劃進行的,消費資料的生產和生產資料的再生產就非常有可能陷入巨大的混亂,資本家之間的摩擦和競爭就會出現,一切遠遠不是順利進行,總是這裡或者那裡會出現阻塞。

這個第二卷非常不幸,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完全誤解它了,在這一點上第二卷甚至比第一卷還不幸。這裡也發生了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幾位先生稱贊第二卷是具有很高學術價值的著作,他們對第一卷可不想這麼說,而實際上整個研究仍然是直接建立在價值學說和剩余價值學說的基礎上的。與第一卷相比,第二卷被閱讀得更少,因為馬克思在第一卷中搜羅了豐富的歷史資料,並予以高超的運用,而第二卷純粹是抽象的。

9年之后才能夠實現第三卷的出版,這一卷闡述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從而賦予整個體系以終結。[29]

上面的文章有助於闡明經濟學中本質和現象的關系。

從1885—1894年,恩格斯歷盡艱辛,將馬克思遺留的手稿,特別是1864—1865年期間產生的規模巨大的“主要手稿” [30],編成《資本論》第三卷出版。馬克思在開篇的地方,就從第一冊到第三冊對資本主義生產的產生和本質的闡述如何上升到對它的現象的闡述的問題,對讀者簡要作了解釋:

在第一冊中,我們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身作為直接生產過程考察時呈現的各種現象,而撇開了這個過程以外的各種情況引起的一切次要影響。但是,這個直接的生產過程並沒有結束資本的生活過程。在現實世界裡,它還要由流通過程來補充,而流通過程則是第二冊研究的對象。在第二冊中,特別是在把流通過程作為社會再生產過程的中介來考察的第三篇中指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就整體來看,是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的統一。至於這個第三冊的內容,它不能是對於這個統一的一般的考察。相反地,這一冊要揭示和說明資本運動過程作為整體考察時所產生的各種具體形式。……因此,我們在本冊中將闡明的資本的各種形態,同資本在社會表面上,在各種資本的互相作用中,在競爭中,以及在生產當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識中所表現出來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31]

這裡馬克思談的同樣是1868年致庫格曼的信中所論述的本質和現象的關系、內容和形式的關系、同資產階級批評者相對的對資本主義生產的研究和闡述的關系。與第一冊和第二冊不同,馬克思在第三冊研究的不再是作為單個過程的資本主義生產和單個資本的再生產過程,而主要是總資本的運動,即“各個資本、資本的各個組成部分和收入(= m)互相之間的社會交錯現象”。[32]

恩格斯用下面的方式為更廣大的讀者寫了闡明這一關系的文字:

馬克思主要著作的第三冊構成他的理論部分的終結。第一冊闡述資本的生產過程,第二冊闡述資本的流通過程。在研究了資本在其中活動的兩種主要職能、它們各自的和本身的條件、過程和結果之后,作者在第三冊中闡述了資本主義運動過程的總過程,生產和流通兩個階段是作為這個總過程的環節包含在其中的。第一冊闡述的是剩余價值是如何產生的,第二冊闡述的是剩余價值是如何實現的,第三冊闡述的則是剩余價值是如何分配的。正是剩余價值分裂為各個低一級的部類——產業利潤、商業利潤、利息、地租,並由不同的利益集團佔有,構成資本的引人注目的總運動,作為決定性的力量出現在社會的表面。[33]

這樣一來,也就駁斥了早先對《資本論》的攻擊: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闡述的資本在現實世界中根本就不存在。這裡關系到從哲學上理解涉及經濟學關系時的本質和現象的相互關系。

與此相關的是第三卷出版前后的討論,這是恩格斯1885年在第二卷序言中發動的。恩格斯在序言中寫道:“使李嘉圖學派破產的,有以下兩點:第一,勞動是價值的尺度。第二,按照李嘉圖的價值規律,假定其他一切條件相同,兩個資本使用等量的、有同樣報酬的活勞動,在相同的時間內會生產價值相等的產品,也會生產相等的剩余價值或利潤。”[34]

在《資本論》第三卷序言中恩格斯談到6位經濟學家,這些經濟學家試圖解決所提出的問題。隨著《資本論》第三卷的發表,就開始了一個直到今天仍未停息的爭論:從《資本論》第一卷到第三卷的轉形問題。康拉德·施米特曾寫信給恩格斯說,根據價值規律,所有的商品都按照它們的價值交換,而價值規律只是一個“必要的虛構”。恩格斯1895年3月12日在致施米特的信中寫道:

您對價值規律的責難,從現實的觀點來看,涉及一切概念。……兩者的這種差別正好是這樣一種差別,由於這種差別,概念並不無條件地直接就是現實,而現實也不直接就是它自己的概念。由於概念有概念的基本特性,就是說,它不是直接地、明顯地符合於使它得以抽象出來的現實,因此,畢竟不能把它和虛構相提並論,除非您因為現實同一切思維成果的符合僅僅是非常間接的,而且也只是漸近線似地接近,就說這些思維成果都是虛構。……利潤率和一般經濟規律……而只是一種近似值,一種趨勢,一種平均數,但不是直接的現實。其所以如此,部分地是由於它們所起的作用被其它規律同時起的作用打亂了,而部分地也是由於它們作為概念的特性。[xxxv]

恩格斯鑒於上述公開的討論,產生了一個想法:為《資本論》第三卷寫一篇增補或者補充很有用,在這篇增補中,他將闡述利潤率形成的自然歷史過程,但沒有寫完。假如人們在閱讀第二篇《利潤率轉化為平均利潤率》之前先閱讀這篇增補,或許從方法上講是有裨益的。

(四)恩格斯被說成簡化者,貶低他對《資本論》所作的貢獻。

對弗裡德裡希·恩格斯進行攻擊是直到今天一直存在的又一種攻擊馬克思主義的形式。恩格斯被說成簡化者,他為《資本論》作出的貢獻被貶低。

在1867年《資本論》出版之后就有讀者說,馬克思的著作是恩格斯22年前撰寫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續篇。但是只是在恩格斯發表他的論著《反杜林論》之后,人們才開始大量引証恩格斯。恩格斯論証了,新的世界觀在邏輯上必然包括哲學的、經濟學的和政治的(社會主義的)基本認識。這引致反動的批判者攻擊這一方案。他們指出,1875年在哥達合並的社會主義者力圖運用這個世紀的全部知識來推翻現存社會的政治制度。恩格斯被誹謗為“幫凶”、“差役”、“門徒”、“使徒”等等。因為事實是,當時年輕一代社會主義者(例如卡爾·考茨基)只是在學習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論》之后才開始理解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想說的理論。於是,德意志帝國國會1878年10月通過了《反社會黨人非常法》,也就是說禁止一切社會主義團體、集會和篇幅在20印張以下的著作。同時教皇利奧十三世——上文已經提及——頒布通諭,號召“抵御社會主義禍害”,連根拔除“社會主義毒草”。

在恩格斯1885年和1894年編輯出版了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從而在科學上有力地証明了馬克思的科學能力之后,針對恩格斯的攻擊大大增強了。這些批判者對恩格斯編輯出版《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異常惱怒,他們巴不得馬克思根本沒有撰寫《資本論》第一冊的續篇的流言最好是事實。需要注意的是,恩格斯在此期間還撰寫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再版了馬克思和他自己的著作,更重要的是他還是國際工人運動理論上的和實踐上最經常被咨詢的顧問。1883—1894年期間,出版《資本論》並非這位63—74歲的老人獻身其中的唯一工作。如果不算秘書艾森加爾騰(恩格斯由於眼疾而在一段時間裡請艾森加爾騰幫忙,在辨認馬克思難以看清的手稿時自己口授,艾森加爾騰筆錄),恩格斯獨自一人在將近12年的時間裡完成了一項工作,這項工作在莫斯科、柏林、哈雷、仙台和東京的大約50位MEGA2編者至少需要30年的時間才能完成!人們從恩格斯1859年為《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撰寫的書評和1867年為《資本論》第一卷撰寫的書評可以看出,恩格斯不僅能夠正確地理解馬克思的《資本論》,而且能夠更進一步,向讀者指出閱讀《資本論》方法,解釋馬克思的敘述順序。恩格斯不僅在理論水平上和馬克思相當,而且還能夠向馬克思建議,怎樣撰寫才能夠將復雜的理論問題闡述得讓並非科班出身的哲學家、經濟學家的一般讀者容易理解。恩格斯的重要性之一在於宣傳普及馬克思的思想,但並不是膚淺化和庸俗化。恩格斯從馬克思的遺稿中編輯出版了《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這是恩格斯的天才的功績,我認為除恩格斯外任何人也不可能做到,即便今天的馬克思批判者或者恩格斯批判者也不可能做得更好。

在我看來,這是一個歷史事實:沒有恩格斯偉大的理論上的和方法上的才能,馬克思早就會像19世紀其他許多著作家一樣被遺忘了。沒有恩格斯,我們今天可能根本不會這樣多地談論馬克思的《資本論》。沒有恩格斯,就沒有馬克思主義。如果我們看一看MEGA2,我們會發現恩格斯的著作也佔了很大一部分。並不是像有些人說的那樣,馬克思是偉人,而恩格斯是簡化者、庸俗化者。有了恩格斯編輯的《資本論》的幫助,19世紀和20世紀的國際工人運動就能夠利用馬克思主義的這部主要著作來反對資本主義剝削,自1917年開始在列寧的領導下,也在理論上和方法上利用它在遭受世界大戰摧毀和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制度。

《資本論》已經傳遍世界。馬克思恩格斯以后,沒有出現過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聯系的功能所作的合理闡述和可為領導和塑造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及其對外經濟關系使用的牢靠的理論基礎。大批大批的批評者一方面自1885年以來直到今天都依靠馬克思恩格斯過活,另一方面他們這樣做,就常常遭受飛蛾般的命運。他們的名字被人遺忘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卻隨著每一次“反駁”的企圖(這些企圖每一次都証明,所有迄今為止的這樣的企圖都失敗了)而流芳百世。這首先同兩個問題域相關。第一,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哲學的、經濟學的和政治的基本認識具有體系性的、符合邏輯的相互關系(恩格斯實際上為這一理論體系的創立、發展和傳播以及該理論體系同工人運動的結合作出了巨大貢獻,然而這一貢獻迄今常常被低估)。第二,對事實作這樣的理解,即經濟的聯系和過程一方面具有一種自然的內容(在所有的人類社會,勞動對象、勞動資料和勞動者都必須首先合理結合起來),另一方面表現為一種社會的形式(最根本的問題是誰是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的所有者)。事情經常清楚地表明,馬克思主義或者《資本論》的批判者最害怕的莫過於有意識的、有計劃的、統一領導的勞動者共同體的政治統治。

在對社會、世界市場、危機和全球治理進行反思的時候,人們也能夠看出,繼續重新利用,並在新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2)的基礎上利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遺產是很有益處的。至少對於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應當將政治經濟學從私人貨幣佔有者發財致富的學問變成一門有關自覺地、有計劃地生產和分配地球上的勞動人民的物質生存條件的科學理論,勞動人民同時是最重要的生產資料的社會性的所有者,他們在世界市場上互利互惠,和諧合作。我認為這就是維護馬克思恩格斯傳統的政治經濟學家的創造性的任務。

注釋:

[1] 我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是一個體系,是卡爾·馬克思和弗裡德裡希·恩格斯的觀點的總體。

[2]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85頁。

[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194—195頁。

[4] 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的世界觀一直存在於公眾話語中。2007年11月底,教皇本尼迪克特十六世發表了他的第二個通諭《通過希望得救》。該通諭說,自從發現美洲以來,自從弗蘭西斯·培根提出他的世界觀以來,理性和自由的范疇在歐洲日益佔據進步信仰的中心,這一點從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和伊曼紐爾·康德的哲學就可以看出來。“19世紀執著於進步信仰,將之作為人類希望的新形態,並進一步將理性和自由視為人們在希望之路上必須追隨的指路明星。但是,越來越快的技術發展進程以及與此相聯系的工業化卻創造出嶄新的社會形勢:出現了產業工人階級和‘產業無產階級’,他們可怕的生活條件弗裡德裡希·恩格斯在1845年以令人震撼的方式進行了描述[指《英國工人階級狀況》——考普夫]。該書的讀者一定清楚地意識到:不能再這樣繼續下去了。必須加以改變。但是這一改變將撼動和顛覆資產階級社會的整個結構。1789年的資產階級的革命之后,就輪到新的無產階級的革命了:進步不能僅僅小步走。進步需要革命的跳躍。卡爾·馬克思肩負起召喚這一時刻的使命,運用語言的和思想的力量力圖將這一嶄新的、偉大的、(或者如他所說)最終的通往拯救——康德稱之為“上帝之國”——的歷史步驟發動起來。在彼岸的真理消失之后,現在就應該建立此岸的真理。對天國的批判轉變為對塵世的批判,對神學的批判轉變為對政治的批判[指的是馬克思1844年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考普夫]。通向改善、通向最終的好的世界的進步,不再從科學中就能得到,而是要從政治中得到,這是一種經過科學思考的政治,它認清了歷史和社會的結構,指明了革命的道路和萬物轉變的道路。馬克思以詳盡的精確性(盡管也具有黨派片面性)描寫了他那個時代的形勢,並運用偉大的分析能力闡述了通往革命的道路[指《資本論》——考普夫]——不僅在理論上,而且還同產生自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一起開啟了這一革命道路。他所作的期許由於他清晰的分析以及明確指出根本變革的手段而魅力十足,並且一再取得成效。‘革命’隨之也來了,在最為激進的俄國。” (§ 20) 還從來沒有一份教皇通諭如此明確地提到馬克思恩和格斯的名字,如此詳細地表述他們的立場。

[5] Siehe Adolf Held: Grundriss für Vorlesungen über National?konomie. Zum Gebrauche seiner Zuh?rer verfasst. Zweite Auflage. Bonn, 1878, S. 24 und 50-52.

[6] Siehe Ludwig Heinrich Schmidt: Repetitorium der National-Oekonomie für Studirende und Prüfungs-Candidaten (Juristische Repetitorien, Bd. 14). Leipzig 1879, S. 14.

[7] Siehe Hans von Scheel: Socialismus und Communismus. In: Handbuch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 hrsg. von Dr. Gustav Sch?nberg. 1. Bd. Tübingen 1882, S. 89-99 sowie denselben Artikel in demselben Werk, 2. Aufl. 1885.

[9] Siehe Gustav Gro?: Marx: Karl. In: 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 20. Bd. Leipzig 1884, S. 541-549; derselbe: Karl Marx. Eine Studie. Leipzig 1885 (au?er einem Vorwort von Ende Juli 1884 enthaltend die Kapitel I ?Die Jugendzeit Marx’“ [S. 1-14], II ?Marx als Arbeiterführer und Publicist“ [S. 15-43] und III ?Das wissenschaftliche System Marx’“ [S. 44-82]).

[9] Siehe Hans Knoop: Der Mehrwerth. Bremen 1883, S. 1: “馬克思和社會主義的批評者一方並不比贊同者一方更少地覺得遺憾:馬克思的著作《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卷1867年第一版,1872年第二版。我們全部引用第二版)沒有完成﹔通過其續篇本來能更清楚地看出,馬克思的推論導向的是謬誤和完全站不住腳的結論。”萊比錫大學政治科學講師卡爾·瓦爾克爾1882—1884年出版了他的5卷本的包羅廣泛的《國民經濟學手冊。供學生、農場主、實業家、商人和其他受教育者閱讀》(Karl Walcker, ?Handbuch der National?konomie für Studirende, Landwirthe, Industrielle, Kaufleute und andere Gebildete“)第一版。在第5卷第224頁,他在第113節《傳記》中寫道:“馬克思的偉大著作:《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卷。資本的生產過程》,1867年出版第一版,1872年出版第二版,1883年出版第三版,這是由恩格斯完成編輯的一版。恩格斯還將出版第二冊《資本的分配和流通》。”又參看古斯塔夫·科恩《國民經濟學的體系。供學生閱讀的讀本》( Gustav Cohn: System der National?konomie. Ein Lesebuch für Studirende. Erster Band. Grundlegung. Stuttgart 1885)關於《資本論》的第150頁:“第二卷已經許諾將從遺稿中編輯出版。”

[10] Siehe Heinrich von Sybel: Die Lehren des heutigen Socialismus und Kommunismus. In: K?lnische Zeitung. 29. M?rz 1872, 3. Blatt.

[11] Siehe Georg Adler: Die Grundlagen der Karl Marx’schen Kritik der bestehenden Volkswirtschaft. Kritische und ?konomisch-litterarische Studien. Tübingen 1887, a. a. O.

[12] Siehe Werner Sombart: 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 Berlin 1895, S. 20.

[13] 馬克思:《資本論》(根據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翻譯),經濟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731頁。參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74頁,那裡敘述有改動。

[1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645頁。

[1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4卷第201頁。

[16]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88頁。

[17]馬克思:《資本論》(根據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翻譯),經濟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731頁。參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74頁,那裡敘述有改動。

[18]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36頁。

[19]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1頁。

[20]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62頁。

[21] Moses He? in einem Manuskriptfragment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konomie“, im Zentralen Zionistischen Archiv zu Jerusalem.

[22] Heinrich v. Sybel: Die Lehren des heutigen Socialismus und Communismus. Zwei Vortr?ge, gehalten in Barmen. Erste Folge. In: Die K?lnische Zeitung. Nr. 89 [1. Blatt] vom 29. M?rz 1872.

[23] 馬克思:《<資本論>第二版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23頁。

[24] ?h.“: (Rezension zum ersten Band Marx’ ?Kapital“ unter der Rubrik ?Rechts- und Staatswissenschaft. Statistik“) in: Literarisches Centralblatt für Deutschland. Leipzig. Nr. 28, vom 4. Juli 1868, S. 754-756. - Siehe den zitierten Satz in MEW, Bd. 23, S. 54.

[25] 馬克思致路德維希·庫格曼(1868年7月11日),《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289—290頁。

[26] 它們首次發表在MEGA2, Bd. II/11.。

[27] 恩格斯的《資本論》第2卷編輯稿首次發表在MEGA2, Bd. II/12。

[28] B?rsenblatt für den deutschen Buchhandel und die mit ihm verwandten Gesch?ftszweige. 52. Jg. Nr. 148. Leipzig. 30. Juni 1885, S. 3065, Sp. 1/2.

[29] M. P. [Julian Marchlewski]: Der Dritte Band des ?Kapitals“. In: Vorw?rts. Berliner Volksblatt. Nr. 21. Freitag, den 25. Januar 1895, 2. Beilage. – Wieder ver?ffentlicht: Julian Marchlewski ?... zu Nutz und Frommen des k?mpfenden Proletariats ...“ Der dritte Band des ?Kapitals“ 1894/1895 im ?Vorw?rts“. In: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Nr. 68. Frankfurt am Main. Dezember 2006, S. 151-167.

[30] Siehe MEGA2, Bd. II/4.2.

[31]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29—30頁。

[32] 馬克思致恩格斯(1868年4月30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2卷第70頁。

[33] B?rsenblatt für den deutschen Buchhandel und die verwandten Gesch?ftszweige. Nr. 265, 14. November 1894, S. 7208/7209.

[34]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23—25頁。

[34]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693—694頁。

專家學者

  • 編輯
  • 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