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勝千裡：振翅掃遍全中國

李穎

 

毛澤東在香山

 七屆二中全會作出的各項政策規定，不僅對迎接中國革命在全國的勝利，而且對新中國的建設事業，都具有巨大的指導作用。圖為七屆二中全會會場。

 

1949年1月14日，毛澤東發表《關於對時局的聲明》，揭露蔣介石的和談陰謀，提出8項條件作為和平談判的基礎。圖為擁護八項和平條件的宣傳畫。

 

1949年4月20日午夜，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在西起江西九江東北的湖口，東至江蘇江陰的500裡戰線上強渡長江。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宣告了國民黨政府在全國統治的覆滅。

 

《論人民民主專政》為新中國的建立，奠定了理論和政策基礎。

 

70年前的今天——1949年3月25日，毛澤東率中共中央進駐香山。香山是黨中央和毛澤東進京最早居住和辦公的地方，是黨中央在人民解放戰爭走向全國勝利這個重大歷史轉折時期的指揮部。

在香山期間，毛澤東和黨中央發出向全國進軍的命令，指揮百萬雄師過大江，譜寫了“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軍事篇章﹔積極推動國共和談，廣泛會見民主黨派人士和社會各界代表，精心籌備召開新政協，譜寫了和平統一、協商建國的政治篇章﹔科學研究社會經濟狀況，正確制定“四面八方”經濟建設方針，譜寫了促進生產發展、改善民生的經濟篇章……雖然黨中央和毛澤東在香山隻有短短的半年左右，但是這段時期在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史上，卻具有極為重要而特殊的歷史地位——不但孕育了貫穿過去、直抵現在和未來的紅色基因，而且為中國革命精神園地樹起了一座巍峨的精神豐碑。

“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毛澤東在率中共中央進京“趕考”前夕，曾如此豪邁地向全黨宣示！可以說，中國共產黨人“建設一個新世界”的序幕，恰是在香山時期正式拉開的。為深刻展現黨中央在香山時期的戰略部署、方針決策、政治活動、理論創造等各方面的卓越探索和歷史貢獻，本刊以“為新中國奠基”為主題，從決勝千裡、政治協商、四面八方、革故鼎新這四個層面梳理和闡述這份優異的香山答卷，從中緬懷老一輩豐功偉業，凝心聚力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借此為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獻上一份特別禮物。

1945年4月21日，黨的七大預備會議在延安舉行，毛澤東在會上闡明七大的工作方針：團結一致，爭取勝利。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作口頭報告。他滿懷激情地說：“像北平、天津這樣大的三五個中心城市，我們八路軍就要到那裡去。我們一定要在那裡開八大”，“我們要做好准備，由小麻雀變成大鵬鳥，一個翅膀掃遍全中國”。快速發展的革命進程印証了毛澤東的判斷。1949年3月，中共中央由西柏坡移駐北平香山。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庄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經過28年浴血奮戰，中國共產黨終於帶領全國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

從延安到西柏坡：黨的七大和七屆二中全會，接續描繪新中國藍圖

1945年4月23日，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被裝飾一新，七大開幕典禮就在這裡舉行。

第二天，七大舉行全體會議，毛澤東向大會作政治報告。他寫了《論聯合政府》的書面報告，會前發給代表。這個報告，分析國際國內形勢，總結抗戰中兩條路線的斗爭，闡述黨的一般綱領和具體綱領，並指出中國人民應當爭取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前途。會上，毛澤東沒有照本宣科，而是就其中的一些問題及其他問題作了口頭報告，主要涉及三個方面。第一，路線問題。毛澤東說：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這就是我們黨的路線，我們黨的政治路線。第二，政策方面的幾個問題。毛澤東共講了11個問題，著重闡述了發展資本主義及准備轉變的問題，即由游擊戰轉變到運動戰，由鄉村轉變到城市。第三，黨內的幾個問題，實際上是黨的建設問題。毛澤東特別提出“講真話”問題，就是“不偷、不裝、不吹”，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講懂得一寸，不講多了。毛澤東的口頭報告內容豐富，深入淺出，詼諧幽默，不時引起陣陣笑聲和掌聲，使大家加深了對《論聯合政府》報告精神的理解和把握。這個報告，給在場的代表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會指出：在中國面臨著兩個前途、兩種命運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就是要竭盡全力去爭取光明的前途，反對黑暗的前途。“如果我們能夠團結全國人民，努力奮斗，並給以適當的指導，我們就能夠勝利。”這也是七大的中心任務。聽完毛澤東的報告，代表們對建立新中國充滿必勝的信心。

七大后，全黨緊密團結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貫徹七大路線，很快取得了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之后，又面臨著建立什麼樣的國家問題。1946年6月全面內戰爆發。人民解放軍很快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在解放區更加普遍深入地開展土地制度改革，黨領導的第二條戰線斗爭不斷發展。1948年發出“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五一”號召，得到各民主黨派和社會各界的熱烈響應。1948年秋，人民解放戰爭進入奪取全國勝利的決定性階段。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科學分析戰爭形勢，當機立斷，及時抓住戰略決戰的有利時機，連續組織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一環扣一環、一個勝利接一個勝利地向前發展。

與此同時，在三大戰役進行期間和結束以后，國民黨統治集團在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和策劃下，發動了一場“和平攻勢”。他們企圖利用和平談判的手段，達到“守江謀和，劃江而治”的目的，以便爭取喘息時間，伺機卷土重來。對於這場主要由桂系勢力掀起的新的所謂和平運動，一部分中等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曾寄予希望。

在危與機並存但機遇又大於挑戰的形勢下，帶著籌建新中國的歷史重任，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中共中央最后一個農村指揮所——西柏坡，召開了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全會清醒准確地判斷了革命即將取得勝利的形勢，著重討論了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的問題。全會指出，黨著重在鄉村聚集力量，用鄉村包圍城市這樣一種時期已經完結，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並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全會描繪了新中國的美好藍圖，提出了中國從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從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途徑的規劃，闡明了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構成及其經濟政策。全會確定了不拒絕同南京政府談判，但也不許討價還價的方針。毛澤東要求全黨“要准備一副清醒的頭腦去對付對方採用孫行者鑽進鐵扇公主肚子裡興妖作怪的政策”。

在中國革命轉折關頭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這次會議所作出的各項政策規定，不僅對迎接中國革命在全國的勝利，而且對新中國的建設事業，都具有巨大的指導作用。而與這次會議一起載入史冊，成為黨最可寶貴的精神財富的，還有毛澤東提出的“兩個務必”。

從西柏坡到香山：進京“趕考”，走向全國勝利

1949年3月17日晚，七屆二中全會已結束而公報尚未發表時，中央書記處決定：3月23日啟程向北平進發。

為確保中共中央機關的搬遷和安置做到萬無一失，1949年初中央就成立了“轉移委員會”，由周恩來主管，楊尚昆和曾三具體負責，著手進行“大搬家”籌備。

首先是駐地的選擇。為選擇中共中央遷移北平后的駐地，1月中旬，楊尚昆先后派李克農和范離到北平選址。經過實地勘察，並同葉劍英、彭真商量，他們建議中央機關遷移北平后暫駐離北平市區20公裡的西郊香山。這是出於以下幾個方面的考慮：一是確保安全。二是香山的慈幼院有一批現成的房屋可以利用，雙清別墅、來清軒可以供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臨時居住。三是有利於機關干部逐步適應從農村到城市環境的轉變。2月1日，楊尚昆將這一方案報告周恩來，周恩來表示同意。2月底，李克農來電報告具體安排方案。為了保密，中央機關對外用代號，稱“勞動大學”。設立三個臨時辦事處：第一站設在城內弓弦胡同15號，稱“勞大籌備處”，由賴祖烈負責﹔第二站設在城外青龍橋，由王范負責，稱“勞大收發處”﹔第三站就是香山駐地，由邊紀中、田疇負責，稱“勞大招待所”。中央機關分駐在香山，中央軍委機關分駐在西山一帶，中央警衛和公安部門分駐在西直門、頤和園至香山一帶。為了便於聯系群眾，工青婦等群眾團體駐在城內。

其次是安全警戒問題。北平曾是國民黨華北“剿總”的所在地，特務機構林立，還有美英的國際間諜，另有從東北、華北和西北流竄進北平的暗藏特務。國民黨北平的黨政軍機關雖然已被我軍管或宣布解散，但社會政治環境一時還來不及清理。對此，周恩來十分重視，作了周密布置。四野派吳烈所部一個師進駐香山一帶，並在香山制高點“鬼見愁”設立了一個高射炮陣地。楊尚昆還派一位掃雷專家和一位無線電專家與范離一起，作為先遣人員進駐香山。

再次是交通電訊問題。從西直門到香山，當時沒有正規的公路，汽車上不去。楊尚昆從四野調來一個工兵連，用20天時間趕修了一條公路，汽車可以直上香山，到雙清別墅，這是中央進北平前修的第一條公路。楊尚昆還特地請來廖承志，把電台廣播的交替問題安排好。

3月19日，周恩來在西柏坡主持召集各單位負責人會議，由賴祖烈報告香山駐地的情況。會上宣布中央書記處在25日抵達北平，指定楊尚昆24日提前到達北平。與此同時，北平方面成立了迎接中央遷平組織委員會，由葉劍英負責，成員有聶榮臻、程子華、劉亞樓和李克農4人，並准備舉行隆重的入城儀式。毛澤東知道后，主張縮小規模，減少浪費，改在西苑機場檢閱駐平部隊，會見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無黨派愛國人士。

3月20日，第四野戰軍派保衛部長錢益民、副參謀長蘇靜等人，帶領一大批同志，開著130余輛各類汽車，從北平到西柏坡給黨中央搬家。

3月23日，新華社向全國發布七屆二中全會公報時，毛澤東和中央書記處的同志率領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離開最后一個農村指揮所，向北平進發。出發時，毛澤東對周恩來說，今天是進京的日子，進京趕考去。周恩來笑答，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說，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毛澤東一行共坐了11輛小汽車和10輛大卡車，毛澤東坐的是第二輛中吉普。行車途中，毛澤東非常高興，不停地與警衛人員談天說地。

毛澤東一行本來是准備趕到保定住宿，因為路不好走，23日天黑以前就夜住唐縣淑閭村。毛澤東住在村民李大明家裡。毛澤東的衛士回憶：“這一夜毛主席沒有休息，前半夜同村干部座談﹔后半夜坐在小凳子上，趴在木板支的床上寫材料。”24日下午到涿縣，夜宿四十二軍軍部大院。25日凌晨2時從涿縣上火車，清晨到達北平西郊的清華園火車站下車，到頤和園益壽堂休息。下午，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到西苑機場，舉行了盛大的閱兵式。當夜，中共中央和解放軍總部機關在香山住下，毛澤東入住雙清別墅。至此，“大搬家”圓滿完成，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在香山安頓了下來。

從香山到中南海：政治軍事並駕，理論探索先行，為新中國奠基

1949年3月底，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移駐香山時，國共雙方力量對比已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此時的形勢正如毛澤東所說：“中國人民將要在偉大的解放戰爭中獲得最后勝利，這一點，現在甚至我們的敵人也不懷疑了。”

盡管各方面形勢對我們十分有利，我們取得解放戰爭的最后勝利指日可待，但為了早日結束戰爭，減少人民痛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一刻也沒有停止爭取和平方式解決戰爭問題的努力。早在1949年1月14日，毛澤東就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義發表關於時局的聲明，提出以“懲辦戰爭罪犯”“改革土地制度”等八項條件為基礎，願意和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他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和軍事集團進行和平談判。在聲明最后，毛澤東嚴正宣示：“對於任何敢於反抗的反動派，必須堅決、徹底、干淨、全部殲滅之。”

在毛澤東和周恩來到達北平的前一天，即3月24日，南京國民黨政府宣布組成以張治中為首席代表的和平談判代表團。蔣介石已在此前的1月21日宣告“引退”，其“總統”職務由“副總統”李宗仁代理。李宗仁政府的打算也是守江謀和。為了爭取時間，國民政府願意以中共所提八項條件為基礎進行和平談判。26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國民黨政府，談判從4月1日開始，地點在北平，中國共產黨方面的代表是周恩來、林伯渠、林彪、葉劍英、李維漢（4月1日又增加聶榮臻），以周恩來為首席代表。

從4月2日到12日，由國共雙方代表個別交換意見。經過國共雙方多次交換意見、反復協商后，4月15日，中共代表團將《國內和平協定最后修正案》送交國民黨政府代表團，並限4月20日前就協定表明態度。國民黨政府代表團一致同意接受這個和平協定，但國民黨當局拒絕在協定上簽字，談判宣告破裂。

4月21日，毛澤東、朱德發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20日夜至21日，由以鄧小平為書記的總前委統一指揮，第二、第三野戰軍在第四野戰軍先遣兵團和中原軍區部隊配合下，發起渡江戰役，百萬雄師強渡長江。國民黨政府“劃江而治”的圖謀破產。23日解放南京，延續22年的國民黨統治宣告覆滅。5月27日解放上海。第四野戰軍先遣兵團也於5月橫渡長江，解放武漢三鎮。隨后，解放軍各路大軍繼續向東南、中南、西北、西南各省進軍，至9月解放大陸大部分國土。

形勢如此喜人，住在雙清別墅的毛澤東更為忙碌、興奮。他每天和許多人民團體領導人、愛國人士、民主黨派交談，研究國事，廣泛聽取各方政見。王稼祥夫人朱仲麗就回憶：“毛主席的客人盈門。每逢客人的汽車在雙清別墅的門前停下，人們就發現毛主席已笑容滿面立於大門口迎接，親熱地拉著客人的手步入室內。”雖然忙，但毛澤東心中難掩勝利的喜悅，不僅身體胖了，而且他還抽空去戲院聽聽梅蘭芳、程硯秋的京劇，侯寶林的相聲。

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在這篇文章中，他總結中國近百年革命的歷史經驗，闡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讓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必然性，提出人民民主專政這一科學概念。他說：“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專政必須和國際革命力量團結一致。這就是我們的公式，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經驗，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綱領。”毛澤東關於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國家學說的豐富和發展，為新中國的建立，奠定了理論和政策基礎。

除了《論人民民主專政》這篇重要文章，從4月4日到9月16日不到半年的時間內，毛澤東還連續發表了《南京政府向何處去？》《向全國進軍的命令》《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別了，司徒雷登》等10多篇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論著，解決了建立新中國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

6月15日，因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毛澤東暫住中南海豐澤園菊香書屋。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開幕前夕，毛澤東正式由香山雙清別墅移居菊香書屋。隨后，中共中央和軍委機關也陸續遷入北平市內。

總之，香山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指揮人民解放戰爭走向全國勝利的指揮部，繼井岡山、延安、西柏坡等黨史重要時期后，香山時期在中國共產黨歷史進程中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作者為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主任、研究員）

（來源：《北京日報》2019年0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