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前進規律

——圍繞鄧小平“四句話”的一些思考

陳 晉

分析和總結改革開放的前進規律，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中國共產黨領導改革開放的鮮明思想品格和政治品格﹔也可以從一個側面說明中國共產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動力和前進方式。

就這個話題，我想從鄧小平的幾句話入手來作一些理解。

鄧小平1989年的“6•9講話”和1992年的“南方談話”，是兩篇高屋建瓴論述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一些基本問題的重要文獻。在這兩篇文獻中，都談到了怎樣總結經驗的問題——

要認真總結經驗，對的要繼續堅持，失誤的要糾正，不足的要加點勁。

每年領導層都要總結經驗，對的就堅持，不對的趕快改，新問題出來抓緊解決。（《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8、372頁。）

兩次所談，概括起來就是四句話：“對的要繼續堅持”，“不足的要加點勁”，“不對的趕快改”，“新問題出來抓緊解決”。真知灼見從來是要言不繁。這四句話看似淺白平實，卻深刻而有分量。

回望改革開放歷程，我們可以從不同角度總結和概括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探索方式和前進規律。鄧小平的這四句話，在揭示我們事業的探索方式和前進規律方面，特別鮮明具體，很值得闡發。

上篇：關於“對的要繼續堅持”，“不對的趕快改”， “不足的要加點勁”，“新問題出來抓緊解決”。

（一）關於“對的要繼續堅持”。

在推進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在一些關口處，人們常常要碰到一些疑問，即我們干的這一套，究竟對不對。這時候，能否把對的大政方針堅持下去，至關重要。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的態度一向明確。他說“對的要繼續堅持”，首先是指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制定和確認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國策和重大戰略決策。這些內容是經過幾代人奮斗探索得來的，是從長期的實踐中總結出來並經過歷史檢驗証明是行之有效的，是得到人民群眾真心擁護的，動搖不得，一動搖就要出大問題。在1989年的“6•9講話”中，鄧小平說他“最近總在想”，“是不是因為發生了這次動亂，我們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性就發生問題？”他思考的結論是我們沒有錯，要“堅定不移地干下去”。（參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05、307頁。）

從改革開放的具體政策和實踐來說，“對的要繼續堅持”，意味著對那些尚未總結而又需要給出答案的探索，看准了，就予以肯定或推廣。改革之初，在人們對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議論紛紛的時候，鄧小平明確表示：就這麼干下去，實事求是地干下去就行了。創辦經濟特區，開始搞的時候沒有經驗，一些同志有所擔心和疑慮在所難免。經過幾年實踐，鄧小平1984年實地考察后題詞確認：“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証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1987年，他又進一步總結：“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決定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懷疑都可以消除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51、239頁。）

鄧小平強調“對的要繼續堅持”，還有三層意思給人啟發：第一，他希望人們把握開拓前進的歷史機遇，牢牢抓住改革開放的主動權。如果對正確的政策和實踐猶豫不決，待錯過時機再來實行，勢必會出現效力減弱以至事倍功半的局面。1992年鄧小平講如果喪失了機遇就會犯歷史性的錯誤，就是這個意思。第二，不能堅持對的，未必都是有意為之，還有在不知不覺中出現鬆動和改變的可能。1993年，在審閱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編輯工作總結報告后，鄧小平說：“我的文選第三卷為什麼要嚴肅地多找點人看看，就是因為其中講到的事都是我們一直在做的事，不能動搖。就是要堅持，不能改變這條路線，特別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覺地動搖，變為事實。”為什麼會有“不知不覺”地改變和動搖的可能，這就與堅持得不夠全面、不夠一貫、不夠徹底有關。第三，還須積極作為，在“怎樣堅持”上下功夫。在確立四項基本原則這個基本點后，鄧小平1985年便提出了“問題是怎麼堅持”這個更深入的課題。1993年，他講得更具體：“提出四個堅持，以后怎麼做，還有文章，還有一大堆的事情，還有沒有理清楚的東西。”“在改革開放的同時，搞好四個堅持，我是打下個基礎，這個話不是空的。”（《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65、1363—1364頁。）可見，在實踐中落實“怎樣堅持”比弄清楚“什麼是對的”，更為復雜和困難。

總之，堅持對的，看起來只是總結推廣或繼續確認既有的政策和實踐，但如果缺少能夠作出正確判斷的智慧和敢於決斷實施的膽識，缺少在新的復雜情況下始終毫不動搖地堅持的歷史自覺，缺少理論認識和實踐貫徹的徹底性，是難以做到的。比如，人民群眾創造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出來后，不少同志心有余悸，思想不通，社會上也有很多人不理解。如果在議論紛紛中，我們的領導干部沒有膽識，不出來支持，反而加以否定，包產到戶就出不來。

（二）關於“不足的要加點勁”。

所謂不足，是指改革開放的一些具體政策和實踐，從整體和方向上看是正確的，但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做得還不夠周全、不夠到位、不夠具體。僅就制定政策到落實政策的過程來看，“不足”也有多種情形。有的好政策由於缺少具體的實施條例，便容易停留在一般的號召上面，難以落實﹔有的好政策由於忽視了一些地區和部門的特殊情況，一刀切的結果就可能導致不理想的執行效果。這兩種情況屬於制定政策的“不足”。有的好政策本來具有普遍的適用性，也有具體的落實措施，但一些地區或部門由於認識上的原因，合意的就用，不合意的就找對策，利益的阻塞導致好政策落實不到位。這屬於執行政策不足。衡量是否不足，關鍵要看實踐效果，看人民群眾的反映。真屬於不足，就像鄧小平說的那樣要“加點勁”。

所謂“加點勁”，就是下定決心，在政策和實踐上該完善的完善，該傾斜的就傾斜，該調整的就調整。在改革開放前進過程中，有的事情都看到了，也提出和實施了一些辦法，解決了一些問題，但有的還沒有解決或者沒有完全解決，有的卻可能是更嚴重了，這就需要在堅持既有思路基礎上再“加點勁”，才能有重大改觀。改革開放之初，在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改善他們的待遇這個問題上，一段時間裡效果不太理想。對此“不足”，鄧小平從1977年到1989年，在長達10多年的時間裡抓住不放，在各種場合30多次催促各級領導干部“加勁”解決。他說：“解決這個問題單靠政治不行，還要有物質。”（1979年9月1日）“我看最難的是這一條。沒有一套辦法，怎麼能把幾百萬知識分子骨干用起來？”（1982年10月14日）“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包括改善他們的生活待遇問題，要下決心解決。”“這件事要快一點搞出來。”（1983年3月2日）“這個問題我們始終沒有解決好”，“科學和教育要多投資”。（1983年3月9日）“中國知識分子問題是一個特殊的問題，所以要專門講。這個問題很迫切。”（1984年10月2日）有些領導干部“認識不足，缺乏緊迫感，或者口頭上承認教育重要，到了解決實際問題時又變得不那麼重要了”。（1985年5月19日）“我們不論怎麼困難，也要提高教師的待遇。”（1988年9月12日）“知識分子的待遇太低，這個問題無論如何要解決。”（1989年3月4日）經過如此不懈地“加勁”，各級領導干部不斷提高認識，逐步完善措施，落實更加得力，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知識分子待遇問題便逐漸不是社會的突出矛盾了。

為不足的“加點勁”，需要把握好分寸，既不能隻看到正確和有利的一面而任其自然，無所作為，又不能隻看到其缺陷和生弊的一面大叫形勢不好，推倒重來。要分析究竟是什麼性質的不足，在哪個方面、哪個環節、哪個問題上不足。既然屬不足，其方向就應該維護和堅持。1980年11月，鄧小平談到對外開放起步時期的情況時說：“我們缺乏這方面的經驗，對引進的項目、技術缺乏了解，有很大的盲目性，這樣很危險。當然，這個政策應該說是對的，今后還要繼續，但要總結經驗。”（《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694頁。）這是鄧小平既提醒“不足”，又堅持和維護對外開放基本國策的一個典型例子。

（三）關於“不對的趕快改”。

鄧小平提出“不對的趕快改”，啟發和要求人們不僅要善於總結正確的經驗，也要敢於和善於總結不對的經驗。通常情況下，總結不對的經驗比總結正確的經驗要困難和痛苦一些，這與人們認識和掌握規律的曲折過程有關，與人們對實踐的看法因出發點不同而千差萬別有關，更與是否有改正不對的坦誠胸懷和政治勇氣有關。再加上我們走的改革開放路子是正確的，也沒有出現什麼了不得的大失誤，在這種情況下強調總結不對的經驗，並且要“趕快改”，引起的關注和共鳴程度也可能會小一點。鄧小平1983年6月注意到這個問題，曾提醒說：“即使我們現在的路線、方針、政策都是正確的，今后也還會有失誤，不可避免地還會犯錯誤。”（《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913頁。）走在正確的道路上也不能避免犯錯誤，確為至理名言。毛澤東講這個問題也很徹底，認為馬克思、恩格斯修改自己的手稿就是在糾正錯誤。在1957年11月的一次談話中還說，列寧的“有些口號在提出時是正確的，但是后來變得不正確，有些口號在提出時就是不正確的”，但“列寧每天都在觀察問題”。鄧小平說改革開放“干的是中國幾千年來從未干過的事”，這就更難免有做得不對的地方。特別要說明的是，有的政策在特定條件下提出來，能解決那時面臨的問題，是正確的。但以后隨著實踐的變化，和新問題的產生，原本對的東西，就很可能變得不對了。當然，不對有大有小，更有不同性質，我們要努力爭取隻出現盡量少和盡量小的不對，不出現大的不對。

作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從不回避前進中的失誤。他在1989年3月總結說：“我們最大的失誤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發展不夠。我們經過冷靜考慮，認為這方面的失誤比通貨膨脹等問題更大。”（《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90頁。）幾個月后，在“6•9講話”中，他根據當時的形勢，著重總結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四個堅持和改革開放“對不對”的問題，結論是：四個堅持本身沒有錯，如果說有錯誤的話，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不夠一貫，沒有把它作為基本思想來教育人民，教育學生，教育全體干部和黨員。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改革開放這個基本點沒有錯，要說不夠，就是改革開放得還不夠。現在是改革開放如何搞，開哪方面，關哪方面。鄧小平多次談到類似的看法，反復提醒人們，要一手堅持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一手打擊經濟犯罪﹔一手搞改革開放，一手搞“四個堅持”，總之，兩手都要硬，要克服“一硬一軟不相稱，配合得不好”的情況。這些看法，是鄧小平對改革開放第一個10年中“不對”經驗的總結。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總結，江澤民在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的講話中明確強調：“我們必須認真思考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缺乏一貫性、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的問題，並從中引出深刻的教訓。”（《江澤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0頁。）隨后，黨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加強思想政治教育的具體措施，逐步克服一手硬一手軟的情況。可見，敢於面對、承認和改正“不對”，錯誤的經驗就可以成為事業前進的精神財富。

（四）關於“新問題出來抓緊解決”。

關注新情況，吸取新經驗，制定新政策，以解決新問題，更是貫穿改革開放整個歷史進程的做法。

制定和實施任何政策措施，都離不開客觀的歷史條件。有些政策措施，在當時條件下是正確選擇，能夠有效解決突出的矛盾和問題，但隨著客觀環境的變化，隨著其他政策的實施，早先實施的政策效力可能減弱，或者引出新的矛盾和問題，甚至是新舊矛盾、新老問題交織在一起，這時，如果仍隻依靠或固守原先的政策措施，顯然不夠。鄧小平在1983年6月就提出不要以為政策措施一經制定和實施就一勞永逸的問題。他說：“我們現在問題很多，要經常調整各種政策，要處理好執行這些政策的結果所引起的同其他方面的關系。”（《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913頁。）有的新問題，是在某些政策開始實施即出現端倪，有的則是在一段時間以后才萌生出來。有的新問題是不難估計到的，有的則難以預料。不管遇到哪種新問題，鄧小平都很重視“抓緊解決”。

在改革開放起步的時候，我們曾做了一項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撥亂反正。在此過程中，也出現了另外一股思潮，即懷疑和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社會主義道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人民民主專政。當時“西單民主牆”上的一些言論就是這股思潮的代表，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到了黨內。鄧小平敏銳地看出，如果不及時地表明態度，採取措施制止這種新的苗頭，將不利於國家和社會的穩定，不利於剛剛起步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於是，他在1979年3月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鮮明提出：“我們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頁。）正是這種“新問題出來抓緊解決”的果斷舉措，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堅持改革開放，一開始便成為了新時期基本路線的兩個基本點。

決策者的高瞻遠矚，常常表現為制定和實施某項政策時，能夠看到其未來趨勢，估計到會因此出現什麼樣的新問題，並為逐步解決可能出現的新問題提出設想和創造條件。改革之初，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同時，鄧小平在1980年5月《關於農村政策問題》的著名談話中，還對農村改革的現狀和未來趨勢作了估計。他說：“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這些地方將來會怎麼樣呢？可以肯定，隻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因此，我們“要在這方面為集體化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參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15頁。）10年后，鄧小平又提出，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第一個飛躍”，將來還會出現“第二個飛躍”，即“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些長遠考慮和設想，充分體現了鄧小平決策時立足於未來新情況和解決新問題的戰略眼光。當然，農村經營體制實現第二個飛躍，需要很長的歷史過程，但這並不妨礙人們關注這一歷史過程中逐步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及時總結農民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創造的各種專業合作社和規模化經營的新經驗，適時提出解決新問題的思路和措施。

下篇：鄧小平提出的“四句話”，在揭示改革開放的前進規律方面給我們的啟示。

鄧小平提出和躬行的“四句話”，是由總結經驗這個話題引申出來的。它為我們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探索中，科學有效地總結經驗，提供了多方面的啟示。

（一）根據“四句話”來總結經驗，獲得的認識必然是鮮明和具體的。

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歷程中，任何政策和實踐的效果，都不外乎對的、不足、不對和新問題這樣四種。鄧小平的“四句話”涵蓋了需要總結的經驗內容，指明了如何總結經驗的四個具體鮮明的“抓手”，從而使總結經驗更加有針對性和操作性。這是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一個不小的貢獻。馬克思說過，真理是赤裸裸的。所謂赤裸裸，就是具體和鮮明。切實有效地總結經驗、接近真理，總須有鮮明具體的著眼點和抓手。具體說來，就是把政策的實踐效果加以區別、疏理、判斷和分析，針對上述四種情況，提出或堅持、或加勁、或改正、或解決的政策措施。這樣總結出來的經驗，不是來自既有的理論原則，而是來自客觀事實本身，可以切中事物矛盾的特殊性，拿出的辦法就有針對性，能夠在實踐中切實遵行。

總結經驗當然需要概括出一些在不同歷史階段普遍適用並能長期指導人們實踐活動的理論、原則和方針。但如果沒有具體“抓手”，則做不好乃至做不出科學的概括。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正是通過總結革命、建設和改革不同歷史時期許許多多、大大小小、各種各樣的具體經驗，經過一次又一次堅持對的、彌補不足、改正不對、解決新問題后才成為真理的。總結經驗、深化改革，不應是從概念出發，而應該從問題著手。如果泛泛而談，隻停留在“總體上如何”、“基本上怎樣”這類抽象判斷上面，不對實際情況作具體的區別和深入的分析，便是毛澤東說的“從外面去應用馬克思主義”。這樣去總結經驗是比較容易的，但多半是淺嘗輒止，結論可能是大而化之，既難以對解決實際問題起到切實有效的指導作用，也會因為對新情況、新問題喪失敏銳感覺，而不能根據發展了的實踐總結出新的能夠長期指導人們實踐活動的理論、原則和方針。

總結經驗的四個“抓手”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聯系、互相影響、互相轉化的。有時候，沒有堅持對的就是一種失誤，完善了不足就是堅持了對的。有的問題，你說它是新冒出來的，卻可能是因為沒有堅持住對的、徹底改正不對、及時彌補不足等多種原因促成的。凡此等等，便要求總結經驗不能指眼想眼，指鼻想鼻，不能一葉障目，以偏概全，應該著眼於全局，把各種情形貫通起來考慮，才能看出各種情形的深淺要害和症結緣由。同時，在總結出經驗需要落實的時候，對四個“抓手”都要用力，任何一個方面不積極作為，都可能拖累其他。如果不下力氣彌補不足、改正不對、解決新問題，那些對的政策和實踐，就難免受到影響，盡管主觀上沒有放棄，也不覺得是在動搖，但久而久之，對的東西事實上會出現動搖和偏斜的可能。鄧小平晚年講，“不能改變這條路線，特別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覺地動搖，變為事實”，指的就是這種情況。反過來也是一樣，如果一遇到不對、不足和新問題，就懷疑和動搖本來對的政策和實踐，便可能出現更多甚至更大的問題。

（二）總結經驗不會一勞永逸，解決問題要“趕快”、“抓緊”。

鄧小平提出“四句話”時，前面還有一句話，“每年領導層都要總結經驗”，這個說法同他講的“走一步，看一步”意思差不多，即總結經驗不是偶爾為之，更不會一勞永逸，而是前進路上應該經常去做的事情。

毛澤東說：“所謂經驗，就是實行政策的過程和歸宿。”經常地總結經驗，就是要求對實行政策的過程和歸宿作動態的觀察和總結。不僅在遇到困難的時候要及時地觀察和總結，在事業順利的時候也要冷靜地思考和分析。鄧小平在1989年三四月間兩次談到，“發展順利時要看到出現的新問題”（《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88頁。）﹔“當事業進行順利時，就要提高警惕，避免差錯。要考慮到發展快會帶來什麼新問題”（《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271頁。）。也就是說，經常地總結經驗，不僅要著眼於現實，還要想到未來。而在未來的“新問題”中，就常常包含我們目前感受不到、想象不到、認識不到的情況。有了濃厚的“問題意識”，具備充分的思想准備和對實踐發展的高度敏感性，便能掌握堅持對的、完善不足、改正不對和解決新問題的主動權，從而及時地解決實踐中出現的矛盾和問題。“四句話”中的用詞是“趕快改”和“抓緊解決”，這樣的語氣，也體現在鄧小平的其他談話當中，諸如“發現不對就趕快改”（1984年10月26日），“哪一步走得不妥當，就趕快改”（1985年3月28日），“步子要穩，就是發現問題趕快改”（1985年4月15日）。這些，都傳達出強烈的緊迫感，希望人們見事早、得計快，解決問題迅速。

總結經驗、解決問題為什麼必須抓緊而不能拖延？中國要在一百年左右的時間走完西方發達國家用二三百年才走完的現代化道路，意味著人家在二三百年內漸次出現的社會矛盾在我們這裡可能集中出現，意味著歷史沒有給我們寬余的時間來慢慢消化集中出現的社會矛盾。有些問題剛冒出來時可能看不出有多大壞處，不會引起大的社會動蕩，也損害不了我們事業的根本，但如果聽之任之，由其發展，不大的問題就會積累起來，從量變到質變，經濟問題容易轉化為政治問題，非對抗性矛盾可能轉化為對抗性矛盾。結果，原本只是我們工作中的“不足”卻可能拖成“不對”，原本是小失誤可能拖成大失誤。等出現了大問題才去彌補、改正和解決，付出的代價會更大。由此，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的領導方法就是，看准了的，就要果斷決策、雷厲風行，絕不可優柔寡斷、延誤時機。特別是改革進入攻堅期的時候，在我們面前有許多必須解決而且回避不了的問題，有許多必須抓緊而不能拖延的事情，更需要我們下決心去解決，去推進。

（三）“四句話”昭示出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徹底貫徹實事求是的有效途徑。

薄一波2004年8月在《永久的懷念》一文中說，鄧小平最大的特點之一是，“他真正做到了一切從實際出發，反對任何形式的教條主義”，“對於改革開放，小平同志也始終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一切以實踐的檢驗為依歸，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貫徹到底。小平同志還說過，客觀實際變化了，我們的思想和政策也要隨之相應地變化。拒絕變化就會墨守成規，就不可能進步。所以，我認為，鄧小平同志是徹底的唯物辯証法大師，是徹底的實事求是大師”。這個評價的要旨在於，點出了鄧小平在開辟和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尊重實踐、以人民為師的思想精髓。比如，鄧小平講：“農村搞家庭聯產承包，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農村改革中的好多東西，都是基層創造出來，我們把它拿來加工提高作為全國的指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82頁。）他還說，鄉鎮企業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是“異軍突起”，這是中央沒有料到的，其發明權也屬於農民，中央的作用就是總結推廣。進一步講，正因為他尊重實踐、以人民為師，因此從不把自己的思想封閉在一個固定的和現成的框框裡面，始終把眼光投向發展了的和發展著的現實，從而體現出“徹底的唯物辯証法和徹底的實事求是大師”的思想風范。

在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不從實踐出發制定和實施政策是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不著眼於實踐的發展來完善和調整政策也是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實踐發展了，有了新情況，認識就必須跟著發展，如果還是墨守原來歷史條件下制定的政策，就會落后於形勢，出現新的思想僵化。如果思想一僵化，用鄧小平的話來說，“條條、框框就多起來了”，“隨風倒的現象就多起來了”，“不從實際出發的本本主義也就嚴重起來了”。破除思想僵化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實事求是和辯証法，而最大的實事求是和辯証法，就是敢於及時面對和總結政策實踐中出現的“對的”、“不足”、“不對”和“新問題”。在分析這四種情況時拿事實說話，既不妄自菲薄，也不盲目樂觀﹔提出解決辦法立足現實條件，既不好高騖遠，也忌裹足不前﹔有了新的認識、經驗和辦法，重在務實求真地去落實。在我們的探索中，有的事情是“知難行易”，有的是“知易行難”，無論哪種情況，關鍵都在一個“行”字，即知來源於行、檢驗於行、發展於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鄧小平說：“我們改革開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靠實事求是。”（《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82頁。）

（四）“四句話”體現了站在歷史高處追求真理的徹底的唯物主義精神。

真理存在於歷史的長河之中。大河奔流向東，雖有其總的方向，但具體行程卻不能排除九曲十八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有總的發展方向和目標，但不可能預設出一成不變和萬事俱備的政策實踐。如果單看某一段行程，我們走的路似乎都是直的，隻有站在歷史的高處，才會發現其間的起伏，有起伏甚至曲折，才顯波瀾壯闊。站在歷史的高處，以追求真理的精神來總結對的、不足、不對和新問題，才不至於覺得會打亂我們事業的前進步伐，影響人們的信心。站在歷史的高處，以追求真理的精神來總結我們的決策和實踐，才不至於覺得把對的總結充分就可以淡化其他。有了這樣的胸懷和境界，就可以把堅持對的，彌補不足，改正不對，解決新問題落到實處，這當中，甚至包括放棄自己樹立的一些“菩薩”。如果沒有這樣的胸懷和境界，以為我們所做的一切都完美無缺，使命感和緊迫感或許就消退了，創造精神和創新能力或許就淡弱了，我們事業的前進空間或許就萎頓了。

有的事情，人們面臨的真正困難不是缺乏對它的了解和判斷，而是在知道其難度和復雜性之后，在前景的不確定性面前缺少承擔風險的勇氣和決心。這時候，首先需要“看准”，即要有作出正確判斷的眼光，然后是“果斷”，這就需要膽識，要避免看不准或者是看准了卻不敢決策實行。

有的事情，講理論原則容易理解，涉及具體問題或許就有所盤算和計較。這就需要克服私心，要有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意識，要有以今日之我更新昨日之我的坦誠勇氣。做到了，便顯出徹底的唯物主義精神。在這方面，鄧小平同樣為人們樹立了典范。對“文革”前探索中出現的失誤，他在總結時從來不回避自己的責任，多次講“搞對的有我的份，搞錯的也有我的份”，“反右派擴大化我就有責任”，“大躍進”運動中自己的“頭腦也發熱”，中蘇論戰“這些工作我都參加了，從現在的觀點來看好多觀點是不對的”，等等。對改革開放的經驗教訓，他也是不斷地總結和反思，認為“最大的失誤是在教育方面”，“我們對使用人才的問題重視不夠”，“我的一大失誤，就是搞經濟特區時沒有加上上海”，等等。這些，都體現出站在歷史高處的胸懷境界和徹底的唯物主義精神。

（五）根據“四句話”來總結經驗要尊重和努力掌握歷史發展的客觀邏輯。

根據“四句話”來總結經驗，不是苛求既往、以今非古，不是根據事業發展和現在人們的認識水平，對過去的政策實踐作簡單的肯定或否定，而是按歷史的客觀邏輯，深入分析當時的主客觀條件，說明在什麼樣的條件下有些事情必須或難免那樣做，做了以后出現什麼樣的結果﹔在什麼樣的條件下有些事情可以不那樣做，為什麼又那樣做了，進而說明現在人們應該如何接受那一時期的經驗教訓，應該在哪些問題上有所啟發。用鄧小平的話來講，這就叫“尊重生活和歷史的辯証法”！

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總離不開具體的歷史條件，目的是解決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並基於對利弊的權衡和選擇，追求利大於弊的效果。鄧小平在改革之初提出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這個“大政策”，就是為了破除積弊甚深的平均主義，調動人民群眾的創造性，盡快地發展起來增加社會財富，以解決當時經濟生活水平普遍低下這個主要矛盾。因此，明明知道“先富”政策可能會導致地區發展不平衡、人們收入差距拉大甚至可能出現兩極分化，但隻有解決了主要矛盾之后，才能利用發展起來的優勢去解決這些負面的東西。當然，也不能因為利大於弊就閉眼不看弊，因為要解決主要矛盾就回避次要矛盾。鄧小平提出“先富”政策的同時，對其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果有著清醒的認識，為此強調收入差距不能過大，要求先富裕起來的地區幫助落后的地區，實現“共同富裕”，並說這是一個“大局”。隨著改革的深入，他晚年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又進了一步，提出：“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

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前進規律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4頁。）“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他甚至設想，要在20世紀末把解決這個問題提上日程，“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參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64頁。）鄧小平之所以關注這個問題，是因為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平均主義導致的生活水平普遍低下這種過去被看成主要矛盾的東西不像原來那樣突出了，而過去被看成次要矛盾的東西有開始成為社會的“中心課題”的可能。因此，在總結經驗的時候，一定要深入到歷史運動的內部矛盾的變化過程中去進行分析，認識並尊重歷史發展的客觀邏輯。

我們的事業發展不能超越階段，我們對改革開放的認識也難以超越階段。“四句話”揭示的前進規律表明，我們的事業總是通過解決現階段所碰到和認識到的問題逐步開拓前行的。1992年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時，我們對市場經濟在調配資源方面的優點自然要多講一些，盡管也認識到它有缺點，但畢竟缺少具體實踐和切身體會。經過20年的探索，現實當中出現了諸如住房、看病、環保等群眾反映很大的問題，出現了分配不公、差距拉大的問題，出現了利益群體的分化和固化的問題。這就引起人們思考和總結，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應該注意解決什麼新問題？經過分析，人們對市場經濟的優缺點比在1992年的時候看得更加清楚了，鄧小平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越性在哪裡？就在四個堅持”這個論斷更加引起人們重視了，在實踐中也就更加注意在把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和市場經濟的優勢結合起來上面下功夫了，特別是在那些市場調節力所不及的若干環節中，比較注意用宏觀調控的手段，用政策手段來加強社會保障和社會收入再分配的調節。這樣，既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又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有效克服市場本身存在的缺陷。有了這些新問題、新要求和新思路，我們的認識就在1992年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目標的基礎上前進了。為此，進入新世紀新階段后，我們的提法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所謂完善，是因為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手段還有不到位、不充分的地方，這就需要進一步的改革﹔同時也因為經驗不足，在某些領域出現了過度市場化的弊端，這就需要在改革中進行調整。在這一過程中，彌補不足，改正不對，解決新問題，不僅不會動搖對經濟改革目標的堅持，反而使人們進一步明確了經濟改革的亮點和開拓創新的著力處，即努力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無法解決的市場經濟的固有弊端。據此探索下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將擁有更加廣闊和深入的前進空間。

新時期最突出的標志是與時俱進。回望來路，鄧小平的“四句話”揭示了我們能夠與時俱進的原因所在，指明了我們推進實踐和理論創新的具體途徑，體現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前進規律，即：在堅持“對的”過程中深刻地發展新認識，在彌補“不足”的過程中睿智地完善新理論，在改正“不對”的過程中勇敢地做出新決策，在解決“新問題”的過程中敏感地做出新判斷。30多年來，正是因為遵行了這“四句話”，使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跨越了一道又一道難關，創造出一個又一個嶄新的局面！

〔作者陳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北京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