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如何“結合實際條件讀經典”

陳晉

《兩種策略》和《“左派”幼稚病》，是列寧的代表作。毛澤東是 1932年 4月紅軍打下福建漳州，得到這兩本書的。此后，這兩本書成為他在革命實踐中制定政策和策略的重要參考讀物。

1933年，毛澤東把《兩種策略》送給彭德懷讀，附信說：“此書要在大革命時讀著，就不會犯錯誤。”毛澤東為什麼這樣講?因為《兩種策略》主要論述無產階級政黨怎樣看待和怎樣參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書中提出的爭取領導權，同農民組成聯盟等革命策略，恰恰是此前國共合作推進大革命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沒有處理好的問題，由此犯了右傾錯誤，導致大革命失敗。不久，毛澤東又將《“左派”幼稚病》送給彭德懷，又附信說：“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書(《兩種策略》)，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會知道，‘左’與右同樣有危害性。”毛澤東為什麼這樣講?因為《“左派”幼稚病》所反對的“左”傾思潮的種種現象，在1933年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頗為泛濫，“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的統治，正走向高潮。列寧所分析的各種“左”傾現象，諸如關門主義，不利用資產階級的內部矛盾去爭取大多數，拒絕去做艱苦的群眾工作等等，在黨內領導層是比較普遍的。毛澤東初讀列寧這兩本書所得的啟發，表明他是聯系中國當時的革命實際來領會其要義的。

在千難萬險的長征途中，毛澤東在擔架上或宿營時，又讀了這兩本書。到延安后，據曾為毛澤東管理圖書的史敬棠說，毛澤東那時還經常讀這兩本書，並且在上面寫著某年某月一讀、二讀、三讀的字樣。此后，無論是作為整風文件，還是干部教材，毛澤東常常把這兩本書列為必讀書目。1945年，毛澤東在黨的七大會議上向高級干部推薦五本馬列著作，就包括《兩種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他還說道，“列寧這兩本書寫得很好”。

列寧這兩本書好在哪裡呢?從毛澤東的著述和談話看，他之所以重視這兩本書，以及這兩本書對他的影響，主要有下面這些觀點。

怎樣看待資本主義的發展

列寧的這兩本書，對毛澤東思考和闡述新民主主義理論，有著直接的啟發。對於資本主義的發展，黨內在相當長的時期裡存在著模糊認識，有些人害怕發展資本主義，主張跳過資本主義，直接進入社會主義。這種傾向在抗日戰爭勝利前夕更加明顯。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 1945年在黨的七大發表的正式報告《論聯合政府》中專門講了這樣一段話：“有些人不了解共產黨人為什麼不但不怕資本主義，反而在一定的條件下提倡它的發展。我們的回答是這樣簡單：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於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於無產階級，或者說更有利於無產階級。”后面這句話，便出自列寧的《兩個策略》。毛澤東在七大上作的口頭政治報告，在解釋《論聯合政府》的這段話時，講得更透徹。他把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的主張概括為“民粹派的思想”，並說：“俄國的民粹派就是這樣。當時列寧、斯大林的黨是給了他們以批評的”，“布爾什維克就不是這樣。他們肯定俄國要發展資本主義，認為這對無產階級是有利的。”

堅持統一戰線政策，反對關門主義

列寧在《“左派”幼稚病》中提出，制定策略決不能隻根據革命情緒，根據一個集團或政黨的願望和決心，而必須對各階級的力量及其相互關系作出嚴格的客觀估計。革命政黨必須把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結合起來，必須利用敵人之間的一切矛盾，在不犧牲原則的前提下找到適當的妥協形式，以爭取大量的同盟者;應當充分掌握無產階級階級斗爭的一切形式，把合法斗爭和非法斗爭結合起來;應當善於把整個工人階級和大多數勞動群眾爭取過來，共產黨員應該到一切有群眾的地方去工作，為此甚至應當參加為反動分子所掌握的工會和資產階級議會。這個思想，對毛澤東影響很大，成為他反對黨內不時出現的“左”傾錯誤的理論武器。比如，中國的“左”傾關門主義錯誤在土地革命時期給革命帶來了嚴重危害，毛澤東在1935年《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中，就根據列寧的這個思想，提出堅決贊成統一戰線，反對關門主義。之后，他把列寧的這個思想引申為黨的基本策略：“爭取團結多數是列寧的思想，后來我們根據列寧的思想概括了幾句話，即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1966年4月21日，在杭州召集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員談話時，又講：“要爭取多數、孤立少數，不然就要失敗。‘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孤立少數，各個擊破。’這四句話是列寧的意思，我概括的。”

俄國革命與中國革命的相近特點

毛澤東說過，自己是先學列寧的東西，后讀馬克思、恩格斯的書。這是因為中國和俄國在找真理、干革命過程中遭遇的問題，有許多相同或相近之處。《“左派”幼稚病》“布爾什維主義的幾個主要階段”這部分，論述了俄國從1903年到1917年十月革命期間尋找和實踐革命理論的歷史。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便引証說，《“左派”幼稚病》“描寫過俄國人尋找革命理論的經過”，中國和俄國“尋找革命真理，這是相同的”。具體說來，中國革命和俄國革命發生的背景，都有封建主義的壓迫;中國和俄國在進行革命時，經濟都落后，中國則更落后;革命起來后，都經歷了一個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時期，都面臨著怎樣看待無產階級政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怎樣處理和農民、民族資產階級等同盟軍的關系;都有一個從民主革命(在中國則先后經歷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兩個階段)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過程;都出現過“左”的或右的錯誤傾向的干擾，等等。正是這些相似和相近的情況，使列寧著作中的不少論述比較適合中國革命的需要。1940年代，毛澤東推薦閱讀《兩種策略》和《“左派”幼稚病》時，經常講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學習世界革命的經驗”，“對外國黨和共產國際的經驗，我們都要吸收”。直到1963年8月3日會見外賓時，毛澤東還強調：“我們走社會主義道路。你要走這個道路就要研究列寧主義。”

列寧總是根據新的形勢需要寫出新的著作

在毛澤東看來，列寧的著作總是根據實踐需要，不斷進行理論創新的。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他講了一段對我們今天還有影響的話：“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隻有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列寧，不寫出《兩個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決1905年和以后出現的新問題。單有1908年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還不足以對付十月革命前后發生的新問題。適應這個時期革命的需要，列寧就寫了《帝國主義論》、《國家與革命》等著作。”

在列寧著作中，毛澤東讀得最熟的，除《兩個策略》《“左派”幼稚病》外，還有《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國家與革命》《帝國主義論》。早在 1926年給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學員講課時，他就談到，列寧曾著《國家與革命》一書，把國家說得很清楚的。“國家於革命后，一切制度都要改變的”。長征初期生病，他躺在擔架上也讀這本書。目前保留下來的一本毛澤東讀過的《國家與革命》上面，還寫有“1946年4月22日在延安起讀”“內戰前夕”等字樣，上面有很多圈畫。在“階級社會與國家”這一章，幾乎每句話的旁邊都畫著杠杠，關於暴力革命的觀點是“馬克思恩格斯全部學說的基礎”這一段，杠杠畫得最粗，圈圈劃得最多，“革命”“消滅”“全部學說的基礎”這些詞組和詞組的旁邊劃了兩條粗杠。毛澤東讀這本書的時候，國共之間的戰爭已不可避免，用革命的暴力推翻、消滅舊的國家機器，已是決定中華民族前途命運的頭等大事。毛澤東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結合中國共產黨人當時的歷史使命，重讀列寧這部著作的。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1960年9月25日會見澳大利亞共產黨領導人，對方談到《國家與革命》一書傳到澳大利亞后，讓此前四五個左派小組聯合起來，成立了共產黨，毛澤東高興地說：列寧的這本書對你們起了這麼大的作用。這本書好。現在許多國家的黨不讀這本書了。

（來源：《學習時報》2013年07月0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