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閱讀史略（一）
陳晉
常言道，書山有路。毛澤東一生登攀書山之路，別具風景。
毛澤東的閱讀史，從一個方面反映了他的精神成長史、認識發展史、思想升華史、情感愉悅和情感表達史。更重要的是，毛澤東的閱讀生涯和他的實踐活動密不可分，他的閱讀史，也是他的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的互動史。
在不同時期，因背景不同，任務不同，境遇不同，需要解決的問題不同，關注的重點不同，個人的興趣和精神狀態不同，毛澤東重點閱讀的內容也有所不同。總體上來看，各個時期的閱讀，都或隱或顯地為了樹信仰、求真知、促實踐、達情意。從這幾個角度來梳理毛澤東的閱讀史，可以更切實而具體地了解他在不同時期為什麼讀書，重點讀什麼書，怎樣讀這些書，如何運用書本知識，這樣一些在我們今天看來不無借鑒和啟發意義的話題。
一、求學年代：閱讀與尋找“本源”
出身農家的毛澤東，在韶山發蒙之初，和當時其他農家孩子一樣，不過是略識之無，為謀生之備。他當時的讀物，無非是私塾必教的《三字經》《幼學瓊林》等蒙學讀本，以及《論語》《詩經》等典籍文本。在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還陳列著他當時讀過的《詩經》和《曾文正公家書》。此外，毛澤東也像其他青少年一樣，喜歡讀《水滸傳》《精忠傳》《西游記》等傳奇小說。這類讀物，屬於中國傳統文化在民間的普及和延伸。
父親毛順生，是一個典型的走上水的農民，一心想的是把毛澤東培養成種田的好把式，最多是像他那樣，兼做一些米谷生意，識些字，有糾紛能講出道理﹔會用算盤，做生意時不至於吃虧。這種安排，使毛澤東在讀了幾年私塾后，不得不延宕學業，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種田上面。
直到讀鄭觀應那本他“非常喜歡的”《盛世危言》，裡面講，中國之所以弱，在於缺乏西洋的器械---鐵路、電話、電報、輪船，應該把這些東西傳入中國，這才使毛澤東眼前出現了一片新天地，真正把讀書與立志聯在了一起。1910年秋天，他考入湘鄉縣東山高等小學堂，離家時抄寫一首日本人寫的詩留給父親，“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實際上，17歲的毛澤東並不清楚他的志向到底是什麼。但以“學”立“志”，且志在四方的決心，表達得很明白。
從1910年秋到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到1918年6月從湖南第一師范學校畢業，近9年時間，除當兵半年，自學半年，毛澤東主要在學校讀書。年齡比多數同學要大，社會經歷也豐富一些。這使他在讀書問題上多有主見。
毛澤東在湖南一師讀書時有個外號，叫毛奇。關於這個外號的來歷，一是說源於他崇拜當時的德國元帥毛奇，一是說他和同學們談論“立志”，常稱“讀書要為天下奇”，即“讀奇書，交奇友，創奇事，做奇男子”。按后一種說法，毛澤東把“讀奇書”，當作了成為“奇男子”的首要條件。
在青年毛澤東心目中，所立之志，相當程度上要靠讀書才能接近和確定，由此宣稱，“學不勝古人，不足以為學”。他當時幾乎有一種要讀盡世間書的雄心壯志，為此，1915年一度考慮從湖南一師退學去自修，原因是學校教的東西不能滿足他“學以立志”的追求。后經人勸說，才打消這個念頭。
那麼，毛澤東在這期間通過讀書要立的志，即他讀書的目的是什麼呢？
從他留下的文稿來看，最早談到的讀書目的，是“修學儲能”。所謂“儲能”，即為未來干事情儲備知識才能，和今天的青少年學子所追求的沒什麼兩樣。但很快，毛澤東的追求便超越了這個階段。特別是在經歷了袁世凱稱帝的亂局后，他深感袁氏之流，不能說無才無能，但“其胸中茫然無有，徒欲學古代奸雄意氣之為，以手腕智計為牢籠一世之具，此如秋潦無源，浮萍無根，如何能久？”看來，光有才能智計，終不能做成大事。
1917年8月23日，毛澤東給他的老師黎錦熙的一封長信中，對修學到底應該儲什麼“能”，讀書到底應該立什麼“志”，來了一番徹底的反思。他說：今天許多人讀書立志，說是將來要當軍事家、教育家等等，是出於對成功前輩的羨慕，模仿別人不算是真正的志向。隻有根據“宇宙之真理”來“定吾人心”，才算真有志向。什麼是“宇宙之真理”呢？毛澤東說那個東西叫“大本大源”。“本源”這個概念，源自朱熹，為近代湘學士風所追慕，說起來很虛玄，其實很有些像黑格爾說的那個“絕對真理”。要找到這個“本源”，途徑在“倡學”。也就是說，讀書學習的目的，在於尋找和確立心中的“本源”，然后“以大本大源為號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動者乎？天下之心皆動，天下之事有不能為者乎？”
青年毛澤東曾經很敬佩曾國藩，甚至說出“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這類的話。許多人對此事不太理解，或者予以回避。也是在給黎錦熙的這封信中，毛澤東談到當時敬佩曾國藩的原因，是曾國藩所以能夠以一介書生平定洪楊，在於他學有“本源”，有了這個“本源”，曾國藩可以“動”湘軍之“心”，以傳統的大道理和信念來治理湘軍。毛澤東所敬者，唯在此耳。在這封信中，毛澤東還說，近人當中，康有為“似略有本源”，無非也是看重康有為寫出了《孔子改制考》和《大同書》這樣的著述，提出了一些改良社會的具體主張和目標理想。特別是其“大同”理想，在毛澤東看來，很有些“宇宙之真理”的味道，而毛澤東當時的社會理想，恰恰也是讓人人“共躋聖域”，“天下皆為聖賢，而無凡愚”，和康有為的想法比較接近。直到1949年寫《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還把康有為作為“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人物來提，認為他寫了《大同書》，但“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
正是沿著讀書求“本源”的思路，毛澤東在當時很注重閱讀哲學和倫理學方面的著作，希望從中找到真理，然后“從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這個思路，他1917年9月23日和同學張昆弟等人談得很徹底：“現在國民性惰，虛偽相崇，奴隸性成，思想狹隘，安得國人有大哲學革命家，大倫理革命家，如俄之托爾斯泰其人，以洗滌國民之舊思想，開發其新思想。”再沿著這個思路往前走，毛澤東1918年4月組織成立新民學會，提出“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的宗旨，這就把尋求學術真理，以動天下之心的目的具體化了。
為了尋找“本源”，毛澤東當時下工夫讀的書主要有兩大類。
第一類，是中國傳統的文史哲典籍。
這類書籍，為當時毛澤東廣泛閱讀，打下終生受用的國學基礎。從毛澤東當時的通信和文稿來看，他比較喜歡和讀得比較深的，有《老子》《庄子》《墨子》《論語》《孟子》《禮記》《中庸》《大學》和《朱子語類》《張子語類》等諸子經典﹔有《尚書》《左傳》《漢書》《史記》《昭明文選》《昌黎先生集》《古文辭類纂》《讀史方輿紀要》等文史作品。漸漸地，毛澤東意識到，要讀盡傳統的經史子集是不可能的，由此提出了一個變通的法子，他稱之為“擇書”。1915年22歲那年，作為湖南一師二年級學生，毛澤東在汗牛充棟的國學典籍中，選出77種經、史、子、集，開列給朋友，說要有學問，必須讀完它們。這封談論“擇書”的信留存了下來，可惜開列的書目卻佚失了。
讀傳統典籍，毛澤東比較多地受到以王夫之、顧炎武為代表的明清實學和晚清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湖湘學派的影響。他很看重顧炎武《日知錄》，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曾文正公家書》《曾文正公日記》，譚嗣同的《仁學》，以及他的老師楊昌濟的《論語類鈔》《達化齋日記》等論著。這些書對毛澤東的影響，主要在修學儲能和修身處世方面，特別是對他既張揚進取又勤苦務實的個性養成，有明顯作用。
總的來說，青年毛澤東讀傳統典籍居多，這是那時學子們的普遍現象。他的不同之處在於，不是被動接受，而是常常帶著研究的眼光來讀。如果翻看《毛澤東早期文稿》，很容易引發一個猜想：假設毛澤東后來沒有成為革命家，而是當學者做學問，他一定會成為文史領域的學術大家。
第二類，是介紹西方“新學”的著述。
毛澤東發蒙的時候，科舉廢，學堂興，新學大倡，各種介紹西學的報刊書籍比較普及，西學東漸已成時代風氣。但在湖南韶山沖這個閉塞山區，新思潮的沖擊力似乎還十分微弱，教育環境依然是舊式、傳統的。正是讀了鄭觀應《盛世危言》這本介紹西方文明以促中國社會改造的著述，毛澤東開始“睜眼看世界”，下決心走出家鄉繼續學業。正是新學把他引向了新的天地。
從1910年下半年赴湘鄉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后，毛澤東孜孜攻讀傳統典籍的同時，時刻關注新學。現在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裡，還保存一本毛澤東當時讀過的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第4號，他在該刊所載的梁啟超《新民說.論國家思想》一文處，批了如下文字：
正式而成立者，立憲之國家，憲法為人民所制定，君主為人民所擁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專制之國家，法令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悅誠服者。前者，如現今之英、日諸國﹔后者，如中國數千年來盜竊得國之列朝也。
這段批語，可珍貴者有三：它是目前發現的毛澤東留下的最早的閱讀批語，也是目前發現的毛澤東表達政見的最早文稿，它表明毛澤東關於現實政治的思考起點是康梁維新派的主張。此外，像康有為《孔子改制考》這類打著傳統旗號呼吁變法圖強的著述，當時對毛澤東的影響也不小。后來在保安，他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說，“當時我正在讀表兄送給我的兩種書刊，講的是康有為的維新運動。其中一本叫做《新民叢報》，是梁啟超主編的。這些書刊我讀了又讀，直到可以背出來。那時我崇拜康有為和梁啟超”。
其實，當毛澤東讀到維新派康有為、梁啟超的著述時，他們的主張已經過時了。1911年毛澤東到長沙，第一次即時讀到反映新學的報刊，思想開始跟上現實時代。當時在知識界和思想界引領潮流的報刊是《甲寅》《民立報》等，毛澤東后來說，他在《民立報》上看到廣州黃花崗起義的報道，看到“同盟會的綱領”，覺得是“激動人心的材料”。從此開始遠離康有為、梁啟超改良派的主張，轉向孫中山、黃興革命派的立場。這期間，他從鼓吹革命的報刊《湘漢新聞》上，第一次知道“社會主義”這個名詞，還讀了江亢虎寫的關於社會主義及其原理的小冊子。在湖南一師上學期間，他是醞釀新文化運動的《青年》（1917年改為《新青年》）雜志的熱心讀者，對上面的一些文章，甚至可以背出來。
毛澤東比較集中地閱讀西方新學著述，是1912年在長沙定王台圖書館自學的半年期間。其中，嚴復翻譯的一批名著，給他印象很深，諸如亞當.斯密《原富》、孟德斯鳩《法意》、盧梭《民約論》、約翰.穆勒《穆勒名學》、赫胥黎《天演論》、斯賓塞《群學肄言》, 涉及哲學、政治、法律、經濟、社會學等各個方面。毛澤東當時還讀了一些俄、美、英、法等國的歷史、地理書籍，古希臘羅馬的文學作品。或許受到倫理學老師楊昌濟的影響，更由於中國傳統文化向來講求心性修養，毛澤東初讀新學著作，比較感興趣的，是西方倫理學和哲學方面的內容。他1917年讀蔡元培翻譯的德國哲學家泡爾生《倫理學原理》，全書約10萬字左右，竟寫了12000多字的批語。他還手抄過楊昌濟翻譯的一部《西洋倫理學史》，共7冊。
這些新學書籍，對青年毛澤東產生了思想啟蒙作用，使他能夠跳出中國傳統典籍來思考一些理論問題，促成他在中西文化思想的比較中作出求變求新的選擇。毛澤東1950年重新看到自己早年批注的《倫理學原理》時，便對人說當時“覺得很新穎，很有道理，越讀越覺得有趣味。它使我對於批判讀過的書，分析所接觸的問題，得到了啟發和幫助”。
1918年4月，即將從湖南一師畢業的毛澤東，寫了首《送縱宇一郎東行》詩，送給准備赴日本留學的羅章龍。他在詩中很自信地宣稱：“滄海橫流安足慮，世事紛紜從君理。管卻自家身與心，胸中日月常新美。”讀書學習，把握本源，管好身心，保持胸中日月常新常美，滄海橫流的人間之事，似乎就不難打理了。此番理路，呼應了剛剛成立的新民學會“改造學術與人心”的宗旨，也是毛澤東和他的朋友們在學生時代求學宗旨的一種概括。
二、五四運動前后：閱讀與選擇主義
青年時代的毛澤東，職業理想有兩個：教師和記者。1921年1月初，他已經是中國共產黨長沙早期組織的負責人，在新民學會的新年大會上，還明確表示：“我可願做的工作，一教書，一新聞記者，將來多半要賴這兩項工作的月薪來生活。”這年秋天，在參加中共一大后，毛澤東補填《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終生志業調查表》，在“終身欲研究之學術”欄中，鄭重填寫“教育學”，在“終身欲從事之事業”欄中，填寫的是“教育事業”，在“將來終身維持生活之方法”欄中，填寫的依然是“‘教育事業之月薪酬報’及‘文字稿費’”。
歷史沒有讓毛澤東去當一名教師或記者。他從湖南一師畢業時，新文化運動漸進高潮。隨后爆發的五四運動，猛然間把他推入各種各樣的社會活動。在北京、上海、長沙等地，組織湖南青年赴法勤工儉學，領導湖南學生和教育界愛國運動，為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四處奔走，倡導湖南自治，參加建黨建團活動，創辦自修大學培養進步青年等等。雖然公開和正式的職業一度是長沙修業小學歷史教師和湖南一師附小主事，但他事實上已開始走上職業革命家之路。
再沒有進學校讀書的毛澤東，在繁忙的社會活動中，依然鐘情書本。可以說，恰恰是這個時期結合社會實踐和政治活動需要的閱讀，使他的探索異常活躍，認識不斷提升，思想飛速地奔跑，在三年左右的時間裡，從一個無政府主義者轉變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毛澤東1918年夏天到北京不久，便在新文化運動中心和策源地北京大學得到圖書管理員助理職位。這對喜歡讀書的毛澤東來說，就像是一頭牛闖進了菜園，可以放開肚皮啃吃新鮮的“知識青菜”。毛澤東在這裡認識了李大釗、陳獨秀、胡適、邵飄萍、梁漱溟等文化名人，和傅斯年、王光祈、陳公博、張國燾、鄧中夏一干進步青年也多有來往，這無疑是難得的幸運，也使他接觸新思潮的起點大大提高了。
1920年夏天，為了在湖南傳播新思潮、新文化，他創辦了文化書社。他在《發起文化書社》一文中說：“願以最迅速、最簡便的方法，介紹中外各種最新書報雜志，以充青年及全體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從而期望“新思想、新文化的產生”。對這個書社，毛澤東從頭到尾非常敬業。他以特別交涉員的身份請胡適、陳獨秀這些名人給他擔保，從各個出版公司選進圖書，還列出推薦書目，撰寫售書廣告，招募讀書會友，發布營業報告，很有些像今天的民營書店或個體書商。在此期間，除領導新民學會活動外，毛澤東還先后發起成立和准備組織健學會、問題研究會、俄羅斯研究會、自修大學，等等，大力推薦和閱讀各種新書。
毛澤東當時的閱讀，已遠遠不是為“修學儲能”，也不是為接近先前腦海中那個說不清楚的抽象的“大本大源”，而是同尋找現實的救國方案緊緊聯系在了一起。1921年元旦期間，新民學會在長沙開新年大會，毛澤東便主張把原來“改造學術與人心”的宗旨，改變為“改造中國與世界”。讀書的目的，已明確為尋找“改造中國與世界”的“主義”。
“主義”為什麼重要？毛澤東1920年11月25日給羅?階的信中提出，“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因此，一班刻苦勵志的人，最緊迫的是“要變為主義的結合”。
“主義”是五四時期思想界、理論界使用頻率最高的幾個外來詞匯之一。對當時的先進知識青年來說，尋找救國之道與尋找主義，是可以互換的表述。
研究新思潮中的各種主義和學說，是1918年從湖南一師畢業到1921年這段時間毛澤東極為迫切的閱讀和思想探索主線。在1919年7月14日《〈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他提出，西方社會的變革運動，就是因為有各種各樣的主義為倡導，“見於教育方面，為平民教育主義。見於經濟方面，為勞獲平均主義。見於思想方面，為實驗主義”，這才“成功或將要成功許多方面的改革”。7月21日，他在《湘江評論》上發表《健學會之成立及進行》，明確提出該會的原則是，“研究及傳播最新學術”，“研究范圍，大體為哲學，教育學，心理學，論理學，文學，美學……諸問題，會友必分認一門研究”。10月23日，他在《北京大學日刊》上發表《問題研究會章程》，說得更明確：“在各種問題研究之先，須為各種主義之研究。下列各種主義，為特須注重研究之主義：（一）哲學上之主義﹔（二）倫理上之主義﹔（三）教育上之主義﹔（四）宗教上之主義﹔（五）文學上之主義﹔（六）美術上之主義”。 1921年2月，在新民學會會員的一次聚談中，毛澤東再次主張：學會的共同行動是研究主義，“所謂研究主義是研究哲學上、文學上、政治上、經濟上以及各種學術的主義”。同時要求會員們在看書的基礎上，定期研究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實驗主義等“五六個主義”。
圍繞“主義”問題，毛澤東這段時期注重閱讀的書刊，主要有以下三類。
第一類，是五四時期各種傳播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的刊物。
傳播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的刊物，當時主要有《新青年》《新潮》《每周評論》《改造》《少年中國》《勞動界》《新生活》《時事新報》《民鐸》等。五四時期創辦的這些刊物，引領思想風尚，塑造著進步青年的思想面貌。毛澤東是這些刊物的熱心讀者。比如，在1919年9月5日給黎錦熙的信中，他說：“《民鐸》六號所登大著《國語學之研究》，讀之益我不少，與同號《俄羅斯文學思潮之一瞥》同可謂近數年來不多見的大文章。”他1920年夏天在長沙創辦的文化書社，主要經營的也是這些刊物。這些刊物在宣傳新文化、新思想、新思潮時，常自覺或不自覺地傾向於某種主張，以作為改造中國的方案。
那個時候，毛澤東對各種主張都感興趣，算得上是新思潮的“追星族”。1919年7月陳獨秀被捕，毛澤東寫文章聲援，稱“我們對於陳君，認他為思想界的明星”﹔他還到天安門廣場聽李大釗發表《庶民的勝利》的演講﹔他組織湖南來京青年同蔡元培、胡適座談﹔他參加由邵飄萍組織的新聞研究會，由楊昌濟、梁漱溟、胡適等人組織的哲學研究會，由王光祈等人發起的少年中國學會。1920年5月，美國哲學家杜威到上海宣傳他的實用主義，毛澤東正好在上海，也趕到人群中歡迎。1945年在延安還對黃炎培講：我在25年前就有緣見先生啦，歡迎杜威博士，你主持會議，台下一大群聽眾之中就有一個毛澤東。1920年10月，毛澤東自願為湖南教育會舉辦的“學術演講會”作記錄，演講者除了各有主張的蔡元培、章太炎、吳稚暉、張東蓀等中國文化界名人外，還有西方哲學家杜威、羅素等，他所作記錄整理出7篇，供《大公報》迅速刊布。
第二類，是直接譯介西方近代理論和思潮的出版物。
毛澤東在長沙創辦文化書社后，從1920年10月到1921年4月半年時間，先后撰寫過三個“書之重要者”書目予以推薦。被他列入的重點書，都是他親自選進或率先閱讀的。這些書目，按類歸納，大致情形如下：
譯介西方社會科學方面的論著有：《柏拉圖之理想國》《赫克爾一元哲學》《歐洲政治思想小史》《近世經濟思想史論》《近世社會學》《西洋倫理學史》《歐洲文學史》《現代教育的趨勢》等。
譯介西方近代政治思潮方面的論著有：《現代思潮批評》《政治理想》《社會改造原理》《杜威五大講演》《美國民治的發展》《克魯泡特金的思想》《歐美各國改造問題》《協力主義政治經濟學》《歐洲和議后之經濟》《國際聯盟講評》《到自由之路》《工團主義》《實驗主義》等。
譯介西方自然科學方面的論著有：《科學與人類進化之關系》《試驗論理學》《天文學》《科學通論》《達爾文物種原始》《創化論》《生物之世界》。
第三類，是馬克思主義和有關蘇俄研究的著述。
通過和李大釗、陳獨秀的接觸，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方面的書，越來越引起毛澤東的興趣。在選擇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他后來提到有三本書對他的影響很大，這三本書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考茨基的《階級斗爭》和柯卡普的《社會主義史》，都是在1920年讀到的。在這年創辦的文化書社經營書刊中，他認為重要並大力推薦的，有《馬克思資本論入門》《新俄國研究》《勞農政府與中國》《科學的社會主義》。1920年9月，毛澤東組織湖南俄羅斯研究會，確定以“研究俄羅斯一切事情為宗旨”。經他推薦，湖南《大公報》連續轉載了上海《共產黨》月刊上的一批重要文章，如《俄國共產黨的歷史》《列寧的歷史》《勞農制度研究》等。
尋找主義，是為了確立信仰。毛澤東當時重點閱讀上述三類書刊，大致反映他的閱讀和思想探索之間的關聯。其關聯的特點，頗給人啟發。
---毛澤東通過閱讀尋找“主義”，不只是停留在書本上、書齋裡和頭腦中，而是習慣於把讀書所得，拿來四處宣傳，甚至拿到行動中來嘗試和檢驗。比如，他讀了盧梭的教育小說《愛彌兒》，便在1919年寫的《民眾的大聯合》一文中，呼吁實行盧梭在小說中提出的“回到自然”的“自教育”，以脫離社會壓力的“苦海”。胡適提倡多研究些問題，毛澤東就准備組織一個問題研究會，還寫了一份《章程》，提出要研究71類問題，發表在《北京大學日刊》上面。他看到周作人介紹日本新村主義的文章，隨即到周作人家裡去請教，回到湖南后，又起草一份《新村建設計劃書》，還跑到岳麓山一帶去找地方，想邀約一些朋友到那裡建個“新村”，做個實驗。1920年，他讀到拉丁美洲有一種叫工讀主義的時潮，就在上海組織幾個人半工半讀，靠給人洗衣服維持生計。這年在上海見了陳獨秀，受托回湖南宣傳新思想，組建社會主義青年團，他就辦起了文化書社。
---在青年毛澤東看來，選擇“主義”是件大事，必須經過比較研究和慎重思考。他當時不斷地選擇，不斷地拋棄，恰如住旅館一樣，他在不同房間留住過，隨之便匆匆離去。其中，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共產主義，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主義，歐文等人的合作主義，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杜威的實用主義，尼採、叔本華的唯意志主義，羅素的社會改良主義，甚至包括社會達爾文主義，等等，都是他或長或短徘徊過的“思想房間”。
---毛澤東確立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是他經過對各種主義的反復比較而認為其他主義都行不通，沒有比馬克思主義更好的方法，才逐漸確立起來的。他1920年12月1日給蔡和森的信中說，採用“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並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採”。這個說法，符合那一代共產黨人尋找真理的客觀實際。毛澤東說他在此前關注過、宣傳過甚至嘗試過的一些主張，總是“理論上說得好聽，事實上是做不到的”。
即使在跨進馬克思主義門檻的最后一刻，毛澤東也沒有放棄對各種“主義”的優劣作再次比較。1921年1月初在新民學會新年大會上，還專門對各種主義進行比較討論。毛澤東提出了“改造中國與世界”的五種“主義”，供大家討論，然后進行最終選擇。這五種“主義”是：社會政策（社會改良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列寧的主義）﹔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羅素的主義）﹔ 無政府主義。
參加會議的謝覺哉，在1月3日的日記中寫道：“連日新民學會開會，關於主義爭辯甚厲。……同一學會，則以奉同一主義為宜。”從保留下來的會議記錄看，毛澤東在會上就他提出的五種“主義”，分別作了一些分析：
社會政策，是補苴罅漏的政策，不成辦法。社會民主主義，借議會為改造工具，但事實上議會的立法總是保護有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否認權力，這種主義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如羅素所主張極端的自由，放任資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採用。
盡管有毛澤東這樣一番解釋，參加這次會的新民學會會員還是不得不舉手表決。結果是：毛澤東等12人主張布爾什維主義，2人主張社會民主主義，1人主張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3人棄權。
毛澤東從“五四”到建黨期間的讀書經歷，不由得使人感慨。五四時期為新思潮推波助瀾的風雲人物，都是一色的知識分子，正是這些原本以讀書為業的人，通過閱讀和相應的實踐，分別選擇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未來道路，其中不少人后來成為了中國革命的中堅。這種通過閱讀和比較最終確立信仰的現象，很值得思考。
在那個年代，閱讀確確實實與尋找真理有關。一旦尋找到真理，並真正懂得和理解，就不輕易改變，直至堅定地守望它、維護它、實行它。拿破侖有一句名言：世界上隻有兩種力量，一種是劍，一種是思想。需要補充的是，劍從來都是由思想來指揮的。因此，思想的力量是根本的，也隻有在正確思想指導下的實踐，才能科學有效地改造世界。
當然，關於讀書與信仰的關系也很復雜。讀書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或者說，讀書不是衡量一個人的精神世界高下的唯一標准，而只是聯結實踐和信念的一個中介。這個中介，可以引向不同的實踐和信念。
例如，蔣介石也曾經讀過馬列主義著述。1923年10月4日，他在日記中寫道，“上午復看《馬克思學說概要》，習俄語，下午看《概要》”﹔10月18日又寫道，“看《馬克思傳》，下午看《馬克思學說》樂而不能懸卷”﹔11月21日還寫，“看《列寧叢書》”。看來，蔣介石當時確實用了些心思讀馬列，他當時也算是國民黨進步陣營中的人物，但他的信仰和實踐，終究相去甚遠，背道而馳。1945年，蔣介石還讀了中共七大制定的《黨章》，對《黨員與群眾》《上級與下級》兩節十分推崇，認為這兩段寫得太好了，“讀了得益匪淺，本黨必須要奮起急追，否則消亡無日”。蔣介石閱讀的例子告訴我們：有文化的政治人物多半喜歡讀書，讀書對他們的思想信念確實能起到作用，但是，讀什麼書並不意味著就信仰什麼，關鍵在於基於什麼立場來吸收書本內容，並且要看其有否實踐書本內容的興趣。
三、風雲歲月：閱讀與實行革命
投身革命以后，毛澤東的讀書和實踐需求，就密不可分了。
讀書與革命，畢竟是兩件事，讀書取代不了革命，革命也取代不了讀書。毛澤東1964年8月25日就對一個外國青年學生代表團說道，“隻有馬克思主義的書教育我們怎樣革命，但是也不等於讀了書就知道如何革命了，讀革命的書是一件事情，實行革命又是一件事情”。這是他的經驗之談。正是在“實行革命”的過程中，毛澤東感到把革命書本運用到革命實踐不易，光有實際經驗沒有書本知識是不行的。因此，在“實行革命”的風雲歲月，他始終把讀書視為根據實踐需要獲取思想資源的重要途徑。
從1921年到1935年這14年間，毛澤東先后領導工人罷工、主持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工作、主辦報紙刊物、從事農民運動、領導紅軍打仗、創建革命根據地、主持中華蘇維埃中央臨時政府工作、參加和領導長征，他依書仗劍，一路風雲起伏，干得轟轟烈烈，又驚又險，甚至九死一生。他逐步從一介立志救國救民的書生，成長為成熟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政治家和戰略家。這期間東奔西跑、南征北戰，有計劃的書齋式閱讀少了，但讀書的作用卻更加具體和實際了。
大革命時期，毛澤東的閱讀，和他作為革命活動家、宣傳家的關聯很大。他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名副其實地搞宣傳，除主編宣傳部刊物《政治周報》以外，還閱讀和指導一些地區和部門辦的報刊。此后專注農民運動，主要途徑也是宣講教育，還是離不開和書刊打交道。
確切記載毛澤東這期間讀書活動的材料不多，但他當時下工夫編纂的兩套叢書，可反映他閱讀和思考的內容。
據毛澤東1926年5月20日在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作的《宣傳工作報告》，他主持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工作期間，實施了一套5輯60本的《國民運動叢書》編纂計劃。這個計劃制定得很詳細，具體編纂書目為毛澤東開列，主要有國際政治經濟、世界革命運動、國民黨思想及其策略、蘇俄研究、國內政治經濟5個方面的內容。為使這套叢書能夠切實發揮思想普及作用，毛澤東要求，每冊字數至多12000字，不能在這個規模內編纂成書的，如《中國近百年史略》《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等，可以分冊出版。對有的書，怎麼編纂，毛澤東還具體作了說明。例如，關於《中國近百年史略》，毛澤東要求“此書應注意外交之失敗及民族思想之發展，不宜純記政治成為一姓家傳”。關於《從原始共產社會到封建社會》，毛澤東注明：“有一書可以依據，原書為俄人某所著，純以唯物史觀為根據解釋過去歷史。原為三本世界史略，今擬分為三冊分題三名，則分合皆便，或可加小題曰‘世界史略之一’”。這裡說的蘇俄人寫的“世界史略”，尚不知原著書名，但為他讀過無疑。關於《將來之國際大戰》，毛澤東注明，“此為各帝國主義國家武力與蘇俄武力之比較及新式戰備之研究，取材於俄國軍事委員長福龍斯（伏龍芝---筆者注）之論文”。關於《中國國民黨史概論》和《孫文主義》兩本書，毛澤東要求“由中央委員擔任編輯，不另征稿”。
為了完成這個編纂計劃，毛澤東還聘請當時在商務印書館工作的中共早期黨員沈雁冰（茅盾），擔任駐滬編纂干事。茅盾晚年在回憶錄裡說：這套《國民運動叢書》，“對當時的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都有重大教育意義。這套叢書究竟出了幾種，現在記不清了”。
1926年5月底，毛澤東被迫辭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之職，專任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他推動工作的重要辦法，仍然是通過閱讀來宣傳理論政策，進行思想教育。為此，毛澤東主持編纂了一套《農民問題叢刊》，目的是總結推廣國內外農民運動經驗和理論，以促進和指導全國農民運動的發展。毛澤東還為這套叢書寫了一篇題為《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的序言，開篇即稱：“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並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農民運動不趕速地做起來，農民問題不會解決﹔農民問題不在現在的革命運動中得到相當的解決，農民不會擁護這個革命。這些道理，一直到現在，即使在革命黨裡面，還有許多人不明白。” 編這套叢書的現實針對性和實踐價值，鮮明道出。這套叢書計劃出版52種，實際出版了26種，包括：《列寧與農民》《俄國農民與革命》《中國農民問題研究》《土地與農民》《社會革命與農民運動》《日德意三國之農民運動》《孫中山先生對農民的訓話》《中國國民黨之農民政策》《革命政府對於農民運動宣言》《廣東農民運動概述》《湖南農民運動目前的策略》等等。這些小冊子的印發，為大革命時期各地從事農運的骨干提供了系統學習和研究的材料。
從毛澤東編纂上面這兩套叢書的情況來看，他在大革命時期的閱讀，主要是圍繞當時的革命實踐展開，理論上的思考比此前鮮明和具體許多，可以說是走在了國民革命的前列。特別是對馬克思主義著作，毛澤東此時的閱讀緊扣實踐，能夠初步運用它們來分析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例如，在《國民運動叢書》中，他計劃編譯一本《馬克思的歷史方法》，一本《馬克思論東方民族革命》。關於后一本，毛澤東注明“此共薦論文三篇，極關重要”。還有一本《婦女運動解放小史》，毛澤東注明，這本書以德國共產黨人培培爾的《婦女與社會主義》為藍本。在1926年3月寫的《紀念巴黎公社應注意的幾點》一文中，毛澤東還介紹了蘇聯郭范侖科《新社會觀》中關於巴黎公社的論述，同時引用了《共產黨宣言》中的一些話。在廣州農講所為學員講授《中國農民問題》課程時，他直接引用剛剛出版的列寧《國家與革命》的論述，來解釋國家的性質和制度，並說，《國家與革命》把國家說得很清楚，“國家於革命后一切制度都要改變的”。
大革命時期，毛澤東作為宣傳家的引人注目的特點，是善於把一些理論問題通俗化。1925年春在韶山從事農民運動，夜校教“打倒帝國主義”，農民不太理解，毛澤東便改為“打倒洋財東”﹔1926年在廣州農講所講課，更是大量講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和改朝換代的故事，來闡述《共產黨宣言》提出的人類社會的歷史是階級斗爭史的觀點。
1927年夏天，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中國共產黨從此轉入土地革命。從1927年領導秋收起義開始，毛澤東主要在偏遠山區活動。環境變了，讀書非常之難，常常是無書可讀。這與青年時代的讀書，建黨時期的賣書，大革命時期的編書，形成強烈反差。在井岡山時，有次打下一個土圩子，毛澤東到一個地主家裡去找本《三國演義》來讀，得到的回答卻是，“沒有了，沒有了，被共產了”，結果失望而歸。毛澤東后來幾次提到此事。
少書讀，給毛澤東帶來難以忍受的精神飢渴。1929年，他在福建上杭甚至找來兩本當時中學生學習用的《模范英文讀本》津津有味地念。這年11月，他在福建長汀分別給上海中央和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寫信，提出的要求就是寄些書刊來。在給中央的信中，毛澤東希望將黨內出版的斯大林《列寧主義概論》和瞿秋白《俄國革命運動史》寄來，還說：“另請購書一批（價約百元，書名另寄來），請墊付”，“我們望得書報如飢如渴，務請勿以事小棄置”。可惜，毛澤東“另請購書”的書單，沒有保存下來，他當時想讀哪些書不得而知。在給李立三的信中又說：“我知識飢荒到十分，請你時常寄書報給我。”
也有幸運的時候。1932年4月，紅軍打下福建第二大城市漳州，毛澤東到漳州龍溪中學圖書館裡，翻閱了整整一上午，挑出好幾擔籮筐的書籍帶回江西。究竟有哪些書，參與此事的曾志在回憶中說：挑的這些書中，很可能就有《資本論》《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論》等書籍。不過，毛澤東1957年在北京見到曾志，曾對她講：從1932年開始，我從漳州及其他一些地方搜集來的書籍中，把馬列著作找出來，讀了這本，就看那本，有時還交替著看，硬是讀了兩年書。
當時，毛澤東讀得最熟的兩本書，是列寧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和《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讀完《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立即推薦給彭德懷讀，並在信中說：此書要在大革命時候讀著，就不會犯錯誤。讀完第二本書后，他又推薦給彭德懷讀，在信中說：讀了這本書，會知道“左”與右同樣有危害性。可見，在艱苦的環境中，為了做到思想上的清醒，毛澤東是多麼渴望讀到能夠指導革命實踐的書籍，他的聯系中國革命實際的讀書理念，何其鮮明。
毛澤東當時如此看重列寧的這兩本書，有特殊的背景。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理論准備不足。特別是大革命失敗后，毛澤東領導紅軍長期戰斗在落后的邊遠山區，革命隊伍的結構發生重大變化，農民黨員比重佔絕對優勢。黨的政策和工作方式怎樣適應這種現實，如何解釋開創農村根據地這種新的實踐，迫切需要理論工具。此外，一批缺少中國革命實際經驗的知識分子型的青年革命家，先后從蘇聯回國，在黨內的地位扶搖直上，儼然以馬列經典理論和蘇俄革命經驗的“護法師”自居。中央領導層形成的這種精神氛圍，逐步蔓延到各個根據地，把毛澤東等人根據中國革命實際作出的實踐創新，視為“旁門左道”。毛澤東本人從1931年秋天開始，越來越嚴重地受到中央領導層“左”傾教條主義者的排擠和打擊，逐步失去對中央紅軍和中央蘇區的實際領導權。受排擠和打擊的理由，除了具體政策上的分歧，就是認為毛澤東是“狹隘經驗主義”，“山溝裡沒有馬列主義”。
客觀地講，毛澤東當時讀馬列經典確實不算多，與從莫斯科回來的那批年輕革命家在這方面的差距是明顯的。在爭論中，那些教條主義者搬出的一套套理論，也確實唬住了不少人。這是“左”傾錯誤統治能夠在中央盛行達三年多時間的重要原因。
為了從理論上駁倒“左”傾教條主義，毛澤東特別渴望從馬列經典著作中尋求理論指導，一旦得到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和《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這樣的書籍，便反復閱讀。此外，打下漳州所得的書中，還有一本恩格斯的《反杜林論》。據譯者吳亮平回憶，在中央蘇區時期，毛澤東多次邀請他到自己住處，研究《反杜林論》中的理論問題。毛澤東還曾以“大禹治水之功”來比喻吳亮平翻譯《反杜林論》的功績。在長征途中，毛澤東躺在擔架上，在宿營的時候，也常常閱讀。不少人回憶，他在長征途中讀過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列寧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和《國家與革命》等。
即使如此，在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上，有人對毛澤東的打仗方法還是不買賬，認為毛澤東隻不過是照著《三國演義》《孫子兵法》這兩本書來指揮戰爭，“並不高明”。言下之意，還是缺少馬列主義理論水平。此事對毛澤東“刺激”不小，成為他到陝北后那樣發憤“研究一點學問”的重要動力。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3年第6期）
毛澤東閱讀史略（二）
陳晉
四、初到陝北：閱讀與總結經驗
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后，環境逐漸穩定起來，毛澤東的閱讀條件隨之改善，以異乎尋常的熱情和精力，讀書和倡導讀書。
1936年9月，毛澤東和周恩來、博古致電紅軍西方野戰軍領導人彭德懷、劉曉和陝甘寧省委書記李富春等，表示："（一）同意富春辦法，組織流動圖書館。（二）明日即開始寄第一次書十本，先交富春，停三天，轉寄彭劉，停一星期。（三）各同志務須按時寄回，以免散失。（四）以后將一星期或十天寄一次。"10月22日，毛澤東又寫信給在西安做統戰工作的葉劍英和劉鼎，比他們"買一批通俗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及哲學書"，"例如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柳提的《街頭講話》之類"，"作為學校與部隊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同時提倡在外面工作的同志"一面工作，一面要提倡看書報"。
與此同時，毛澤東通過其他渠道收到兩批書，恰如雪中得炭。一批來自上海，是魯迅在病中托馮雪峰轉送毛澤東等人的，其中包括魯迅自己的作品和瞿秋白文學譯文集《海上述林》（上卷），以及《隋唐演義》《世界知識》《論語》《大眾生活》等﹔一批是在北平購買的，包括列寧《國家與革命》、列昂節夫《政治經濟學》、李達《社會學大綱》等，均由王林送到陝北保安。毛澤東1956年春聽取燃料工業部副部長王林等人匯報工作時，還提到當年買書的事，並說書現在還有，實在感謝。1965年10月又講：最困難的時候，王林同志給我帶來了好些書。可見那時渴盼書讀，真個是如旱望雲。
初到陝北那段時間，除馬列原著外，毛澤東重點閱讀的書籍有兩類：哲學和軍事。
(一)"不讀書不行呀，人家不是說我狹隘經驗論嗎？"
1936年7月到達陝北保安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對毛澤東作了深入的採訪。他記述說："毛澤東是個認真研究哲學的人。我有一陣子每天晚上都去見他，向他採訪共產黨的黨史，有一次一個客人帶了幾本哲學新書來給他，於是毛澤東就要求我改期再談：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專心讀了這幾本書，在這期間，他似乎是什麼都不管了。"
毛澤東至少在1936年8月以前就讀到李達等人翻譯的西洛可夫、愛森堡等著《辯証法唯物論教程》。他這年8月給易禮容的信中說，"讀了李之譯著，甚表同情"，並希望能夠和李達建立通信聯系。據郭化若回憶，在和李達取得聯系后，毛澤東在延安一次小型座談會上對他們講：李達寄來他的《社會學大綱》（實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我已經讀了十遍，還寄來一本河上肇的《經濟學大綱》，我現在已讀了三遍半，也准備讀它十遍。
毛澤東和中央領導機關1937年1月遷到延安后，從國統區來的文化人逐漸增多。在發奮攻讀哲學書籍時，如果條件允許，他主動和作者交流自己的閱讀體會。比如，1937年9月讀完艾思奇《哲學與生活》，就寫信給作者說："你的《哲學與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書，我讀了得益很多，抄錄了一些，送請一看是否有抄錯的。其中有一個問題略有疑點（不是基本的不同），請你再考慮一下，詳情當面告訴。今日何時有暇，我來看你。"隨信附有用毛筆抄錄的《哲學與生活》內容，4500字左右。
毛澤東在信中所說"略有疑點"的一個問題，指《哲學與生活》中這段論述："差別的東西不是矛盾，例如筆，墨，椅子不是矛盾。但如果懂得推移和變化的原理，就知差別的東西在一定條件下也可以轉化為矛盾，倘若某兩件差別東西同時同地在一起且發生互相排斥的作用時，就成為矛盾了。"毛澤東抄錄這段話后，在后面加寫道："根本道理是對的，但‘差別不是矛盾’的說法不對。應說一切差別的東西在一定條件下都是矛盾。一個人坐椅搖筆濡墨以從事作文，是因人與作文這兩個一定的條件把矛盾的東西暫時地統一了，不能說這些差別不是矛盾。"
如此細微地辨析一個哲學概念，足見閱讀之細、思考之深。毛澤東這段時期讀的哲學書籍，保留下批注的有西洛可夫、愛森堡等著《辯証法唯物論教程》，米丁主編的《辯証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上冊），河上肇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礎理論》等。從批注看，他對《辯証法唯物論教程》和《辯証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用功最深，在前一本書上寫的批注約12000字左右，在后一本書上的批注約2600多字。批注內容主要有四類：原著內容的提要，對原著內容的評論，結合中國實際情況所發的議論，以及對原著中一些理論觀點的發揮。
毛澤東當時為什麼下苦功研究哲學？主要是他確實感到自己的馬列主義哲學水平不髙。據《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史》記載，毛澤東1937年5月至8月講授《辯証法唯物論》，每周兩次，每次四小時。每次備課，都花了很大功夫，但還是覺得講不出什麼東西來。郭化若的一個回憶很有意思。1937年8月，中央在陝北洛川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前夕，郭化若去看望毛澤東，"見主席辦公桌上擺滿了馬列主義的書籍，拿起一本《辯証法唯物論教程》翻了翻，見開頭和其它空白處都有毛主席的墨筆小字旁批"。當郭化若說沒有趕上到"抗大"聽毛澤東講哲學課時，毛澤東說，"別提講課了，最近我在陝北公學講了一次，折本了"，"我花三天四夜時間，准備講課提綱，講矛盾統一法則，哪知半天就講完了，這不折本了嗎？"對此事，毛澤東1964年6月8日在一次會議上還談到："可難了，寫了出來，隻講了兩個小時"。
毛澤東當時發憤閱讀哲學書籍，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想回擊中央蘇區時期教條主義者對他的批判。教條主義曾給他戴了頂"狹隘經驗論"帽子，甚至說"山溝溝裡出不了馬列主義"。不能說毛澤東心裡沒有憋一口氣。隻有發憤讀書，掌握理論工具，佔領哲學思想和方法論的制高點，才能澄清和回擊此前對他的批判，才能從根本上駁倒那些以正統馬克思主義者自居，實為教條主義者的人。對這個出發點，毛澤東從不隱晦。上面提到的郭化若的回憶中還記述，1937年8月看望毛澤東談到讀書之事，"主席說：‘不讀書不行呀，人家不是說我狹隘經驗論嗎？再說抗日戰爭有許多新情況，新問題要研究，沒有理論武器不行。’"
(二）"激發我來研究一下軍事"
毛澤東讀哲學書籍是為了甩掉"狹隘經驗論"的帽子，讀軍事書籍，也復如此。他當時閱讀軍事書籍的急迫之情，可從下面幾則電文來感受，從中也看出他研究軍事所關注的重點所在。
1936年9月7日，毛澤東致電在紅軍和東北軍之間作聯絡工作的劉鼎："前電請你買軍事書，已經去買否？現紅校（指紅軍大學）需用甚急，請你快點寫信，經南京、北平兩處發行軍事書的書店索得書目，擇要買來，並把書目付來。"提到"前電"，說明這已不是第一次請劉鼎買軍事書﹔"需用甚急"、"快點寫信"，急迫心情溢於言表。
9月26日，他再次致電劉鼎，提出不要買普通戰術書，隻買戰略學書、大兵團作戰的戰役學書，中國古代兵法書《孫子》等也買一點。張學良處如有借用一點。
10月22日，大概是發現劉鼎寄回來的書不合用，他在給葉劍英和劉鼎的信中說："買來的軍事書多不合用，多是戰術技術的，我們要的是戰役指揮與戰略的，請按此標准選買若干。買一部孫子兵法來。"
1960年12月25日，毛澤東同部分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回憶自己的這段經歷時說，"到陝北，我看了八本書，看了《孫子兵法》"，"還看了蘇聯人寫的論戰略、幾種兵種配合作戰的書等等"。毛澤東當時讀軍事書籍，重點在軍事理論和軍事戰略，而非一般的戰術內容。這是他作為戰略家的一個顯著特點。1965年1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他就坦陳："我從來不研究兵器、戰術、筑城、地形四大教程之類的東西。那些讓他們去搞。""我隻研究戰略、戰役。"
毛澤東初到陝北，重點閱讀軍事書籍，一個重要原因是教條主義者曾說毛澤東隻會按《孫子兵法》《三國演義》之類來指揮打仗，並不高明。毛澤東1959年4月5日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的講話中說，教條主義者的這些話，"激發我來研究一下軍亊"。
"激發"毛澤東如此急迫地研究軍事戰略，還有一個契機。1936年初，李德不同意當時紅軍的戰略方針，中央政治局在3月間開會決定，"戰略決定由毛主席寫"。這個委托，促使他下決心系統總結十年內戰的經驗教訓。重要成果就是1936年12月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這篇名著。寫此文章的針對性，毛澤東后來從兩個角度談論過。1958年6月21日，他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說，"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答復那個中央蘇區的軍事教條主義。"1960年12月25日同部分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又講，"那時看這些（指軍事書），是為寫論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為了總結革命戰爭的經驗"。
(三）總結經驗："一切大的政治錯誤沒有不是離開辯証唯物論的"
很明顯，答復教條主義和總結經驗，一個是閱讀的主觀動力，一個是閱讀的客觀動力，這兩個緣由，難以分割開來，根本上說，都是為了總結土地革命時期的經驗教訓。也隻有把經驗教訓總結清楚了，才能真正答復和克服教條主義的影響。
那麼，毛澤東在閱讀中又是怎樣總結土地革命經驗教訓的呢？可舉他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讀西洛可夫、愛森堡等著的《辯証法唯物論教程》寫的兩段批語為例。
《辯証法唯物論教程》談到俄共歷史上的"少數派"，說他們"不從具體的現實出發，而從空虛的理論的命題出發"，"把離開具體發展的死的抽象作為對象，造出了產生任意的主觀的非唯物論的解釋事實的地盤"。讀至此，毛澤東批注："說透了李立三主義與軍事冒險主義及保守主義。""不從具體的現實出發，而從空虛的理論命題出發，李立三主義和后來的軍事冒險主義與軍事保守主義都犯過此錯誤，不但不是辯証法，而且不是唯物論。"
這個批注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直接點了李立三的名，對博古、李德的批評，則用"后來的軍事冒險主義與軍事保守主義"指稱，原因是中央對第三次"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當時還沒有明確定性。二是毛澤東當時對第三次"左"傾路線的批評，集中在軍事戰略上，這大概與他當時正在撰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有關。
《辯証法唯物論教程》說到資本主義體系和蘇維埃體系之間的矛盾，影響到蘇聯社會主義的發展，但這種影響總是通過蘇聯社會主義內部的矛盾規律曲折反映出來的。讀至此，毛澤東想到中央蘇區時期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批注說："‘非戰之罪，乃天亡我’的說法是錯誤的。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敵人的強大是原因，但戰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之罪，軍事冒險之罪，是主要原因……國民黨能夠破蘇區與紅軍，但必須蘇區與紅軍存在有不能克服的弱點。若能克服弱點，自己鞏固，則誰也不能破壞。紅軍至今沒有被破壞，就因為此。中央蘇區、鄂豫皖蘇區被破壞，主要的是內的原因。"這大段批語所針對的，是遵義會議期間，李德、博古等人為他們指揮的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辯護時，總是強調敵人強大這一客觀原因，而不注意從自身的戰略失誤和內部政策上找原因。毛澤東讀《辯証法唯物論教程》，明顯找到了反駁的哲學理由，即外因總是通過內因起作用。
毛澤東通過閱讀收獲的這些理論認識，在今天看來已是常識，但在當時卻是世界觀和方法論上的醒世之言，聯系土地革命的曲折經歷來理解，顯出沉甸甸的歷史分量。
細讀《辯証法唯物論教程》和《辯証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還為毛澤東1937年七八月間撰寫《矛盾論》和《實踐論》，作了直接准備。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主持編選《毛澤東選集》，在《實踐論》和《矛盾論》的題注中明白表示，寫這兩本哲學小冊子，是為批駁教條主義："《實踐論》，是為著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觀點去揭露黨內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這些主觀主義的錯誤而寫的。"《矛盾論》是"為了同一的目的，即為了克服存在於中國共產黨內的嚴重的教條主義思想而寫的。"
正是在總結土地革命經驗教訓的過程中，毛澤東深感思想認識工具的重要。教條主義者熟悉理論，但不會用於中國實際，說明不是真懂。毛澤東當時的名言是，"一切大的政治錯誤沒有不是離開辯証唯物論的"。黨在歷史上犯"左"傾錯誤，從哲學上講，就是沒有吃透唯物論和辯証法，導致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不能運用正確的思想方法來分析中國革命的復雜性和特殊性，沒有處理好主觀與客觀、實踐與認識的關系，不能自覺地把實踐作為証明人們的認識是否反映客觀規律的標准。當時黨內多數干部對教條主義者生吞活剝馬克思主義書籍的片言隻語，導致中國革命出現嚴重曲折這樣的歷史教訓，也還缺乏認識。
這個背景，使毛澤東當時對土地革命經驗教訓的總結，著重在思想方法上面，由此提出在黨內解決思想方法這一重大課題。
1937年11月，從蘇聯經新疆回到延安的陳雲見到毛澤東，說教條主義統治中央時自己犯過錯誤，原因是缺少經驗。毛澤東不同意他的說法，認為"不是經驗少，是思想方法不對頭"，"是思想方法的問題"，並建議陳雲要多讀哲學。讀哲學可以學到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可以掌握認識和解決問題的思想工具和方法。這是毛澤東當時的閱讀，從總結土地革命時期經驗教訓切入后，獲得的最重要的認識成果。
五、抗戰前期：閱讀與指導新實踐、闡發新理論
除青年時代曾寫過日記外，毛澤東后來一直沒有寫日記的習慣，唯獨在1938年春，在一個橫 格本上寫了七頁的《讀書日記》。日記開頭即說："二十年沒有寫過日記了，今天起再來開始，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點學問。"從這個《讀書日記》看，毛澤東從1938年2月1日至3月16日，再次讀了李達850多頁的《社會學大綱》﹔從18日開始讀克勞塞維茨《戰爭論》﹔3月25日，"潘梓年同志寄來了他所作一冊《邏輯與邏輯學》，本日看至93頁，頗為新鮮"。
在全面抗戰到來之初的緊迫形勢下，毛澤東為什麼要沉下心來"研究一點學問"？對此，他1937年8月同郭化若談話時，說得很明白："抗日戰爭有許多新情況、新問題要研究，沒有理論武器不行。"
（一） 繼續閱讀研究哲學和軍事戰略：完善認識"工具"，指導新的實踐
全民族抗戰爆發后，中共推動的國共合作和全民族共同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怎樣看待中共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共的抗戰方針是什麼，怎樣認識和實施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怎樣理解近代以來中國的社會性質和當前中國革命的性質和任務，凡此等等，隨著歷史新階段的到來，迫切需要回答，需要從理論上搞清楚，需要通過閱讀進一步完善分析工具。
從毛澤東1938年春寫的《讀書日記》可知，他在抗戰前期的閱讀重點，仍然是軍事戰略和哲學書籍。與初到陝北有所不同的是，從閱讀目的看，他這期間閱讀研究哲學，主要是在此前閱讀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理論思維的分析"工具"﹔閱讀研究軍事，則主要為解決抗日戰爭的戰略問題。
事實上，在全面抗戰到來的歷史拐點上，毛澤東讀《辯証法唯物論教程》時，就在思考這些問題了。例如，《辯証法唯物論教程》批判機會主義，"雖曾努力記述並說明在他們眼前發生著的斗爭的過程，卻完全不能定出關於這個斗爭的正確口號"。毛澤東讀至此，批注說："目前斗爭的正確口號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首先的問題是國內和平即國共合作。"《辯証法唯物論教程》還說："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的存在著，具有使它和以前的社會形態相區別的許多特殊性。"毛澤東在"許多特殊性"旁畫了三道橫杠，又加一條曲線，批注說："戰爭首先分析特點，統一戰線也是首先分析特點一一中日矛盾與國內矛盾。"
面對指導抗日戰爭的責任和使命，即使已經寫出哲學上的"兩論"，毛澤東依然覺得自己的分析"工具"不夠。1938年1月，他給艾思奇寫信，說到自己的研究計劃："軍事問題我在開始研究，但寫文章暫時還不可能。哲學書多研究一會再寫還更好些，似不急在眼前幾天。"一直到1939年1月，他給何干之寫信仍然講："我的工具不夠，今年還隻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學，經濟學，列寧主義，而以哲學為主"。為了研究哲學，毛澤東在1938年和1939年，曾先后組織過三種形式的哲學討論小組，分別叫新哲學會、哲學研究會、哲學小組，大體上是每周左右討論一次。
毛澤東私下的閱讀，一刻也沒有放鬆。1938年12月，博古翻譯出版了斯大林的《辯証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即《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四章第二節），毛澤東不因為讀過米丁主編的同名書籍而忽視該書，同樣細讀，同樣寫了不少批語。1939年5月，延安解放社出版艾思奇編輯的約37萬多字的《哲學選輯》，把當時在延安所能見到的中外新哲學著作的精華內容，薈萃一起，便於人們集中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觀點。毛澤東對這本書很重視，讀了三遍.分別用黑鉛筆、毛筆和紅藍鉛筆作批注和圈畫，寫有3200多字的批語。還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最初讀的西洛可夫、愛森堡等的《辯証法唯物論教程》，是李達和雷仲堅1935年6月翻譯出版的第三版。不久，兩位譯者又翻譯出版了第四版，毛澤東在40年代初得到這個新版后，又是一番細讀，同樣寫了大量批語。可以說，毛澤東閱讀哲學書籍，不是急功近利為一時之用，而是視之為一項長期的、經常性的思想理論建設方式。
在軍事戰略上，抗戰初期，許多人包括黨內一些領導同志，存在輕視游擊戰爭的傾向，重視陣地戰，把希望寄托在正規戰爭和正面戰場上。為此，毛澤東請羅瑞卿、蕭勁光、劉亞樓、郭化若等人開座談會，專門研究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1937年12月28日，他在給郭化若的信中，作了詳細布置："你寫戰略，應找些必要的參考書看看，如黃埔的戰略講義，日本人的論內外線作戰（在莫主任處），德國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魯登道夫的《全體性戰爭論》，蔣百裡的《國防論》，蘇聯的野戰條令等，其他可能找到的戰略書，報紙上發表的抗戰以來論戰爭的文章、通訊亦須搜集研究。先就延安城有的搜集（商借）來看。"總之，"務把軍事理論問題弄出個頭緒來"。
為"把軍事理論問題弄出個頭緒來"，毛澤東專門組織了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研究會，成員有蕭勁光、羅瑞卿、滕代遠、莫文驊等人。據莫文驊回憶：學習研究《戰爭論》"採用邊讀邊議的方法"，"每周討論一次，晚上七八點鐘開始，討論到深夜十一二點鐘"。此外，毛澤東組織的哲學研究小組，也專門討論過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每次討論，毛澤東除了插話，總是在最后發表自己的看法，圍繞軍事辯証法問題談得較多。
(二）閱讀研究歷史文化：賦予馬克思主義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
在毛澤東的閱讀史上，1938年1月讀《鄉村建設理論》后同梁漱溟的一場學術討論，是一番不得不提的景象。
梁漱溟當時到訪延安，把自己的新著《鄉村建設理論》送給毛澤東，很厚的兩大本。毛澤東1月12日給艾思奇的信中提到，"梁漱溟到此"，他的《鄉村建設理論》"有許多怪議論，可去找他談談"。該書主要分析中國社會傳統結構，闡述近代以來中西方文化的關系。毛澤東讀此書，作了1500字左右的批注，還摘抄一些內容，同梁漱溟討論一夜。
梁漱溟是一個新舊雜糅的"中國文化至上論"者，長期徘徊於學術與政治之間。濃郁的中國文化情結，使他和毛澤東之間有著共同語言。梁漱溟主張"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不贊成中共用階級斗爭的辦法改造中國，認為應該走鄉村建設的改良道路。他向毛澤東直言：中共的革命是外來思想引發的，不符合中國社會文化傳統這個國情。看來，改造中國的道路是革命還是改良，根子在怎樣認識中國社會文化傳統。正是在理解"老中國"的問題上，毛澤東和梁漱溟分歧很大。
從毛澤東當時讀《鄉村建設理論》寫的批語看，他們的分歧主要在三個方面：一是形成中西方社會文化差異的根本基礎，是生活方式還是經濟關系？二是怎樣認識"老中國"的"倫理關系"，中國傳統社會中有沒有"階級關系"？三是怎樣看待近代以來中西方社會文化的沖突，中國社會擺脫危機的途徑是什麼？和梁漱溟長談爭論那天晚上，毛澤東或許感到梁漱溟認識中西方文化的思想方法有問題，臨別時專門叮囑："恩格斯寫了一本書，叫《反杜林論》。你要讀讀《反杜林論》。"，在毛澤東看來，梁漱溟書中的缺憾，在於不懂歷史唯物主義。而毛澤東恰恰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閱讀《鄉村建設理論》，從而在上述三個問題上得出不同於梁漱溟的觀點。
作為政治領袖，毛澤東為什麼要同學者爭論呢？我們當然可以說，這體現了他博古通今的學習習慣。但這還不足以說明這場爭論的意義。這場爭論的意義在於：要認識今天的中國，指導正在進行的抗日戰爭和民族解放運動，不僅要研究現實，也要研究歷史，了解昨天的中國。因為，今天的中國是昨天的中國發展而來。但了解昨天的中國必須要有正確的觀點和方法，梁漱溟的缺點在於他不懂歷史唯物主義。
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作的《論新階段》報告中，提出三個很重要的主張：第一，不應當只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詞句，而應當把它當成革命的科學來學習﹔不僅要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所得出的關於一般規律的結論，還應當學習它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立場方法。第二，要學習中國的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都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第三，學習的目的，是"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具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這三個主張，是毛澤東從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曲折歷程中，得出來的基本結論，成為此后改進與加強黨的學風建設和思想理論建設的關鍵要求。
閱讀和研究中國歷史文化，既要用中國歷史文化來豐富、滋養、充實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更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分析闡述、繼承發展中國歷史文化，隻有這樣，才能使中共的理論在實踐中起到正確的和突出的指導作用。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后，毛澤東開始關注和指導延安學術界的歷史文化研究。他組織了一個中國古代哲學研究會，親自擔任會長，對古代哲學很上心地研究了一段時間。比如，1939年2月，他連續讀了陳伯達寫的《墨子哲學思想》《孔子的哲學思想》《老子的哲學思想》幾篇論文，分別寫信給陳伯達、張聞天進行討論。2月20日寫給張聞天長達2700字的信中，對《孔子的哲學思想》提出七個方面的修改意見。陳伯達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作了修改后，毛澤東2月22日又給張聞天寫信說，"改處都好"，同時又提了三條意見。這篇文章發表在1939年4月15日出版的延安《解放》雜志上面。
毛澤東如此看重《孔子的哲學思想》，是要借此表達自己對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一些基本看法。比如，2月20日給張聞天信中，他不同意陳伯達原文中"家庭中父與子的關系，反映了社會中君與臣的關系"這個觀點，認為應該倒過來說，"社會中（說國家中似較妥當）君與臣的關系，反映了家庭中父與子的關系"。原因有兩條，一是，"家庭是先發生的，原始共產社會末期氏族社會中的家長制，是后來國家形成的先驅，所以是‘移孝作忠’而不是移忠作孝"。二是，"一切國家（政治）都是經濟之集中的表現，而在封建國家裡家庭則正是當時小生產經濟之基本單元"。這個評論表明，毛澤東是如何嫻熟地運用歷史唯物主義來分析中國古代哲學的。
在2月22日給張聞天的信中，毛澤東還提出，對中國近代以來研究歷史文化有影響的學術思想，應該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唯物辯証法進行分析，而不是簡單地吸收他們的觀點。他說，"伯達此文及老墨哲學諸文引了章（太炎），梁（啟超），胡（適），馮（友蘭）諸人許多話，我不反對引他們的話，但應在適當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說明他們在中國學術上有其功績，但他們的思想和我們是有基本上區別的，梁基本上是觀念論與形而上學，胡是庸俗唯物論與相對主義"。
強調對近代學術思想進行分析批判，表明毛澤東閱讀研究歷史文化，不是書齋式的學習研究，而是重視與當時思想界的實際相結合。1940年9月5日，他讀范文瀾《中國經學史演變》的講演提綱后，覺得"用馬克思主義清算經學這是頭一次"，隨即致信范文瀾，進一步提出："目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復古反動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爭的第一任務就是反對這種反動。你的歷史學工作繼續下去，對這一斗爭必有大的影響。第三次講演因病沒有聽到，不知對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胡（適）的錯誤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吳虞葉德輝等人否？越對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學術界發生影響。"
疏理近代以來研究歷史文化的學術思潮，不能不提到康有為、梁啟超、葉德輝、章太炎、胡適、廖平、吳虞、馮友蘭諸人。毛澤東對這些人的觀點，有的比較熟悉，有的或泛泛接觸過，總體上認為他們的學術思想不無缺限。特別是其中一些人的學術思想，還與抗戰期間國統區出現的文化復古主義思潮有關，屬於極端保守主義代表，可入"目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復古反動"行列。比如，毛澤東比較熟悉的葉德輝，連康有為托古改制的主張都不能接受，專門編《翼教叢篇》，來批判康有為。其保守復古思想，不利於科學民主的文化思想的傳播，在抗日戰爭中確實是一股逆流，自然是需要用馬克思主義來"清算"的對象。這樣做，不隻關乎學術，也是"目前思想斗爭"的一個任務，涉及能不能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佔領這個學術領域的問題。
在指導古代哲學研究的同時，毛澤東還推動延安一些學者研究中國古代歷史。他1939年1月17日給陝北公學教授何干之的信中說："我們同志中有研究中國史的興趣及決心的還不多"，"如能在你的書中証明民族抵抗與民族投降兩條路線的誰對誰錯，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義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義者贊揚一番，對於當前抗日戰爭是有幫助的。隻有一點，對於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這在中國歷史上是有過的）應採取不贊同態度，不使和積極抵抗政策混同起來。為抵抗而進攻，不在侵略范圍之內，如東漢班超的事業等。"要求很明確，研究歷史，要著眼於並服務於當前的抗日戰爭這個大局。
1939年底，毛澤東果然和幾位歷史學家合作，開始研究中國歷史了。為了給延安千部學習理論和文化知識提供基礎讀本，毛澤東組織一些學者寫了《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該文從中國原始社會講起，對中國封建社會和中國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的歷史特點，尤其是中國近代革命的特點，作了提綱挈領的概括。
為推動延安干部們了解中國的歷史，毛澤東還提議寫一部"供干部學習的歷史讀本"，並把這個任務交給了范文瀾。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於1942年出版時，毛澤東對他說："我們黨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們共產黨對於自己國家幾千年的歷史，不僅有我們的看法，而且寫出了一部系統的完整的中國通史。這表明我們中國共產黨對於自己國家幾千年的歷史有了發言權，也寫出了科學的著作了。"對該書出版的意義，看得何其重大。
毛澤東閱讀和研究歷史文化，在黨內領導層，無出其右。他的閱讀和研究，注重用歷史上的人和事來闡述一些道理，為現實服務﹔同時，也使他對馬克思主義一些基本觀點的理解和發揮，擁有鮮明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對這些特點，當時到延安採訪過的外國記者，也突出感受到了。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在她的文章中說："他（指毛澤東）在抗大和陝北公學上課，在群眾大會上做報告，和他的談話一樣，都以中國社會的日常生活和豐富歷史為根據。""毛澤東以理論家聞名於世，而他的一套思想理論深深扎根於中國歷史和軍事經驗之中。"
(三）閱讀和與理論上的新創造
毛澤東在抗戰前期的閱讀研究，當然不限於哲學、軍事和歷史文化三個方面。他閱讀研究馬列著作，這期間仍然是一以貫之的投入。比如，他對曾志說道："我寫《新民主主義論》時，《共產黨宣言》就翻閱過多少次。讀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於應用，要應用就要經常讀，重點讀。"這個話還表明一個事實，毛澤東的閱讀和他的理論創新及艱苦寫作是連在一起的。
1938年10月，在擴大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向全黨發出學習號召。學習的目的，一是研究新問題，因為"運動在發展中，又有新的東西在前頭，新東西是層出不窮的。研究這個運動的全面及其發展，是我們要時刻注意的大課題。如果有人拒絕對於這些作認真的過細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二是掌握和創造科學的理論，因為"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於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
毛澤東豐富和深入的閱讀，使他的理論思維和理論創造異常活躍。1938年5月寫的《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分別從局部和全局上，論述了抗日戰爭中應該堅持的一些基本原則和方針，貫穿了出色的軍事辯証法，對敵后根據地的抗戰和全國的抗戰，起到很強的戰略指導作用﹔1939年10月寫的《〈共產黨人〉發刊詞》，回答了在抗日戰爭的新形勢下，怎樣才能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黨的問題，創造性地提出了獲取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黨的領導、武裝斗爭和統一戰線﹔1939年12月和1940年1月寫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和《新民主主義論》，系統地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理論，特別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具體特點。這些，都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代表論著。
從思想方法角度講，毛澤東這期間閱讀研究的最大收獲，是確立了他此后看待實踐、分析問題的兩個最根本的理論思維"工具"：一個是實事求是，一個是對立統一。
關於實事求是。毛澤東在1941年《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對這個講讀書做學問態度的傳統概念作了改造。他的新解是："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經過改造后的"實事求是"，由此進人思想方法的最高層面，成為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和中共的思想路線。毛澤東本人，是實事求是的典范。陳雲1987年在《身負重任和學習哲學》一文中說："在延安，毛主席起草的文件、電報，我都看過，最后得出一個結論，就是要實事求是。"
關於對立統一。毛澤東讀哲學書籍，最感興趣的是辯証法中的三大規律，他認為三大規律其實就是一大規律，即對立統一規律。他在延安時期的理論著述，《實踐論》講主觀與客觀、認識與實踐的關系﹔《矛盾論》講矛盾事物的同一性及其轉化，講矛盾事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論持久戰》講中國和日本力量的強弱轉化，講抗日戰爭的幾個階段的關系﹔《新民主主義論》講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關系，講民主革命中各階級的關系，都鮮明地貫穿著"對立統一"這個分析"工具"。
到陝北以來的閱讀和研究，使毛澤東逐漸成為掌握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証唯物主義來分析問題的大師，進而使他在陝北黃土高原的窯洞裡，走完了成為中國革命領袖的最后一段路程。這裡說的"領袖"概念，不僅是政治的和軍事的，還是思想的和理論的。正是因為毛澤東有一系列理論創造，全黨上下都佩服，使他從長征到達陝北時的軍事領袖，到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成為政治領袖，再到延安整風開始后成為了思想領袖。
對於毛澤東完成如此艱巨的身份跨越，黨內其他領導成員有著切身的感受並有中肯的評價。1941年10月8日，陳雲在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說：過去我認為毛澤東在軍事上很行，因為長征中遵義會議后的行動方針是毛澤東出的主意。毛澤東寫出《論持久戰》后，我了解到毛澤東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1943年11月下旬，任弼時在中央高級學習組會上說：1931年到中央蘇區后，認為毛澤東"有獨特見解，有才干"，但在思想上是"存在狹隘經驗論，沒有馬列主義理論"﹔1938年到莫斯科及回國后，閱讀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認識到他一貫正確是由於堅定的立場和正確的思想方法"。
六、整風前后：閱讀與轉變學風、文風、黨風
到延安后，毛澤東對黨內干部的學習風氣和思想狀況，始終存在憂慮。當時黨內領導干部主要由三部分人組成：一部分是年輕時在蘇聯留學，讀了不少馬列主義著作，對蘇聯革命的歷史經驗比較熟悉，容易犯"洋八股"、"洋教條"毛病﹔一部分是從國統區初到延安的知識分子干部，對五四時期傳播的西方文化更感興趣一些，也容易犯"洋八股"、"洋教條"毛病﹔還有一部分領導干部是在土地革命戰爭中成長起來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容易犯經驗主義的毛病。這些都是滋生黨內"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的溫床。
在1942年普遍開展的延安整風，從內容上講，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從目的上講，是克服"左"傾教條主義的影響﹔從本質上講，是一次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從實現途徑上講，實際上是一場別開生面的讀書學習運動。
整風期間，中央專門成立了中央總學習委員會（簡稱"總學委"），毛澤東任主任。各系統、各部門都建立了由主要領導負責的學習組織。毛澤東開列了22個整風文件，其實是22種（篇）書和文章，要求無論什麼人"都要研究二十二個文件，要熟讀，要搞通"。他還親自査閱一些人的讀書筆記。
除了這22個基本文件，還應當學什麼，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提出了三方面具體要求。第一是研究客觀實際現狀，調査研究周圍環境，這是針對主觀主義的﹔第二是研究中國歷史，特別是中國近百年的歷史，這是針對言必稱希臘，忘記自己祖宗的"洋教條"的﹔第三是有目的地研究馬列理論和國際革命的經驗，這是針對所有黨員干部的。總而言之，毛澤東在整風前后倡導讀書，目的是轉變學風、文風和黨風，促進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實現他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具體化"這一重大目的。
整風前后，毛澤東又是怎樣踐行自己提出的這些學習要求的呢？
（一）閱讀研究馬列：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
1938年到1942年，解放社出版了一套主要由馬列學院編譯部編譯的"馬克思恩格斯叢書"，包括《哥達綱領批判》《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拿破侖第三政變記》《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共產黨宣言》《法蘭西內戰》《政治經濟學論叢》《馬恩通信選集》《〈資本論〉提綱》等等。同時還出版了列寧、斯大林的一批著作。
根據曾在延安馬列學院編譯部工作的同志回憶，當時中央領導人學習馬列經典作家的著作，熱情很高。有時譯稿在送出版社之前，就被毛澤東要去閱讀，陳雲、李富春等領導人也經常提前借閱。那時馬恩著作較少，大家就相互傳閱，第一個看完送第二個看，第二個看完又送第三個看。現在保存下來的那時出版的一些馬恩著作扉頁上，還寫有"某某同志送某某同志學習"這類字樣。
毛澤東不僅自己閱讀馬列經典，還常常把它們推薦為整風學習的讀物。他1941年9月29日起草的《中央研究組及高級研究組研究方針和閱讀材料》，專門列入解放社出版的《"左派"幼稚病》。那時，毛澤東很看重斯大林的《論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原題為《關於德國共產黨的前途和布爾什維克化》），把它作為黨性黨風教材。這篇文章提出黨要實現布爾什維克化，必須具備12個基本條件。毛澤東在1942年4月20日中央學習組會議上說，"斯大林的十二條，不寫一點筆記就研究不清楚"。這年11月12日西北局召開髙級干部會議，他在會上又逐條講解，突出談到：領導革命的政黨，特別是黨的領導者，要精通同實際聯系的而不是同實際脫離的馬克思主義，黨的隊伍要有新的革命的作風，做群眾工作要反對關門主義和尾巴主義，統一戰線要反對冒險主義和遷就主義等等。記錄下來的稿子，有1萬多字。
1944年初，毛澤東還提出集中閱讀五本馬列經典，包括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列寧的《兩種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以及斯大林主持編寫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在3月5日政治局會議上，他解釋說："指定讀五本理論書，是學習世界革命的經驗。過去沒有做過認真研究理論和研究歷史的工作"。1945年4月24日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引用列寧的名言，"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再次強調重視理論學習和研究。他說："從前我在六中全會上講過，我們黨的理論水平是很低的，現在比較過去是高了一些，但是還不夠。現在我們黨當然有些進步，但從中國革命運動的要求來說，我們的理論水平還不夠。"為此，他又談到此前推薦的五本馬列著作，說這五本，馬、恩、列、斯的書都有了，都"寫得很好"，"既是理論的，又是歷史的"。毛澤東再次推薦這五本馬列經典，顯然是為了使大家能夠適應抗戰勝利后的新形勢了。
（二）閱讀研究哲學：讓思想方法棄舊圖新
整風學習的重要目的，是讓黨員干部在思想方法上來一個棄舊圖新，在思想理論水平來一個大的提升。哲學作為認識和解決問題的思想工具，是從根本上解決"思想方法"的"牛鼻子"，隻有抓住這個"牛鼻子"才能真正轉變思想方法。毛澤東1941年9月29日起草的《中央研究組及高級研究組研究方針和閱讀材料》，就明確要求，整風學習"暫時以研究思想方法論為主"，所列"閱讀材料"，則包括艾思奇譯的《新哲學大綱》第八章"認識的過程"（即《哲學選輯》第四章），李達譯的《辯証法唯物論教程》第六章"唯物辯証法與形式論理學"，河上肇《經濟學大綱》"序說"。
這期間，毛澤東讀哲學書籍，更多的是聯系中國革命實際和黨的現實政策來理解原著。比如，讀博古翻譯的斯大林《辯証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原文說："正因為無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正在發展著，所以馬克思主義者依據無產階級。"毛澤東的批注是："在中國，資產階級還有一段前途，但基本的應該依據無產階級。"原文說：無產階級政黨的實際行動，"應該根據於社會發展的規律上，根據這些規律的研究上。"毛澤東的批注是："抗日戰爭應根據於抗日戰爭規律性的研究"。
讀哲學，是整風學習的重點內容。陳雲在中央組織部內組織了一個領導干部學習小組，重點就是學哲學。每人先讀原著，大家每周討論一次，同時還請一些懂理論的人來講課。從保存下來的陳雲筆記看，他有一段時間每周都要去聽講。聽講的主要內容有：毛澤東的秘書和培元講德國古典哲學，講辯証法、認識論和邏輯史﹔艾思奇講費爾巴哈唯物論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形成，講文化起源、社會心理、社會意識及宗教，講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還有孫中山哲學思想﹔王學文講商品生產，抽象勞動和具體勞動，價值和使用價值，價值法則和剩余價值法則。陳雲1987年在《身負重任和學習哲學》一文中回憶："在延安，我當中央組織部長的時候，毛主席先后三次當面同我談過，要學哲學，還派教員來幫助我們學習……我們從一九三八年開始學習，堅持了五年。先學哲學，再學《共產黨宣言》，然后再學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等"，"我個人的體會是：學習哲學，可以使人開竅。學好哲學，終身受用"。
(三）閱讀研究時事材料：正確把握和引導當前形勢
整風是為了促進理論聯系實際，最終落實到學風、文風和黨風的轉變上面，落實到正確指導和推動現實工作上面。關於此前延安干部學習教育中存在的問題，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描述道：教哲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邏輯，教經濟學的不能解釋邊幣和法幣，教政治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策略，教軍事學的不研究適合中國特點的戰略和戰術，從而造成了"理論和實際的分離"，"忘記了自己認識新鮮事物和創造新鮮事物的責任"。為改變這樣的學風、文風和黨風，毛澤東當時很注意調査研究和總結黨、軍隊及邊區政府的現實工作經驗，特別注意閱讀和編研有關時事的各種材料，甚至把它們作為整風學習的讀物。
為研究現實，毛澤東提議在延安成立了一個時事問題研究會，並指導編輯了一套《時事問題叢刊》。這個研究會不光閱讀研究中共這方面的材料，還注重國統區、淪陷區以及國際方面的讀物。1939年10月，《時事問題叢刊》第二集《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淪陷區》出版時，毛澤東專門為這本書寫了篇序言，裡面說："這樣系統地研究時事問題，並為一切抗戰干部們供給材料，實在是必要與重要的了。‘瞎子摸魚’，閉起眼睛瞎說一頓，這種作風，是應該廢棄的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或者說，‘研究時事問題須先詳細佔有材料’，這是科學方法論的起碼一點，並不是什麼‘狹隘經驗論’。"，這些說法針對的，正是黨內那種不注重現實調查研究就做判斷決策的主觀主義作風。
1941年8月，毛澤東推薦高克林的調查報告《魯忠才長征記》，就直接屬於整風學習的內容了。這個調查報告具體敘述了富縣城關區第一次運鹽的經過，毛澤東讀完稿子，很是興奮，立即推薦給《解放日報》發表，還主動寫了一個按語："現在必須把那些‘下筆千言、離題萬裡’的作風掃掉，把那些‘夸夸其談’掃掉，把那些主觀主義、形式主義掃掉。高克林同志的這篇報告是在一個晚上開了一個三人的調査會之后寫出來的，他的調査會開得很好，他的報告也寫得很好。我們需要的是這類東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談’，而不是那些黨八股。"通過閱讀推薦一篇調查報告，反對主現主義、促進黨風轉變，提倡新文風、批判黨八股之意，躍然紙上。
整風前后，毛澤東閱讀研究現實材料，正確把握和引導時事，特別突出地體現在邊區經濟和文化兩個領域。
先說閱讀現實經濟材料。1940年10月，國民黨停發八路軍軍餉，並對抗日根據地實行經濟封鎖，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陷入極度困難。如何渡過難關，成為邊區最大的現實問題。但怎樣增加財政經濟收入，黨內卻存在意見分歧。為了找到解決困難的切實辦法，毛澤東從兩方面著手，系統調査研究經濟問題。
一是鑽研經濟理論，廣泛搜集、閱讀各種經濟書籍和時事經濟類報紙雜志。1941年3月至1942年1月，毛澤東先后七次給在重慶的周恩來、董必武寫信，要求代購各種經濟雜志、書籍及統計資料，包括《中華民國統計提要》《實用民國年鑒》《中國工業資本問題》《中央銀行月報》《金融周刊》《四川經濟參考資料》《日本對支經濟工作》《中外經濟拔萃》等。
二是開展邊區財政經濟狀況的實際調查，並向內行的人請教。毛澤東多次和陝甘寧邊區政府、中共中央西北局、八路軍后勤部領導以及經濟部門負責人，通過書信、談話等方式探討經濟問題，以掌握邊區經濟第一手材料。例如，從1941年8月5日至22日，在不到20天的時間裡，他五次致信謝覺哉。在6日的信中說："近日我對邊區財經問題的研究頗感興趣，雖仍不深刻，卻覺其規律性或決定點似在簡單的兩點，即（一）發展經濟﹔（二）平衡出人口。"謝覺哉1941年七八月間就經濟問題給毛澤東的信則達數萬字之多。
通過以上兩方面的閱讀研究，毛澤東1942年12月為陝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寫了長篇報告《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提出邊區經濟建設基本方針，形成比較系統的財政經濟思想，消除了黨內在經濟政策上的分歧，被賀龍稱之為"活的馬列主義經濟學"。這個報告中提出的一些重要觀點，諸如"對於經濟無能就要陷於滅亡"，"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財政經濟工作的總方針"，"以農工商為序安排經濟建設"，"建立經濟核算制"等等，正確反映了邊區經濟建設和發展的規律。
毛澤東當時對邊區文化現狀的調査研究，更為文壇佳話。
整風期間，毛澤東很關注延安文藝界內部的各種爭論，花很大功夫調查研究。他當時寫給文藝家的信有好幾十封，內容是幫他們安排工作，勸解矛盾，解決困難，交流文藝觀點。此外，他還為各種文藝活動題詞，看了文藝家們的演出或畫展，不明白的地方就向他們請教，有不同意見，就把他們請到自己的窯洞和他們討論。毛澤東還為《解放日報》文藝版擬定征稿辦法，說"第四版缺乏稿件，且偏於文藝"，"現請下列各同志負責征稿"，直接點名給陳荒煤、張庚、柯仲平、周揚、呂驥等人分配征稿任務，要求他們對"征集之稿件，須加以選擇修改，務使思想上無毛病，文字通順，並力求通俗化"。
毛澤東主要還是通過閱讀文藝家們的文章作品，來研究文藝現狀，引導文藝界的整風學習。比如，讀了徐懋庸《民間藝術形式的採用》，就告訴作者，希望他多寫這樣的好文章﹔讀了劉雪葦《中國新文學史講授提綱》，給作者寫信說，"贊成你寫這本書"﹔讀了蕭三詩稿《第一步》，鼓勵作者道，"感覺在戰斗，現在需要戰斗的作品，現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戰斗，盼望你更多作些"﹔讀了王實味《野百合花》和丁玲《三八節有感》，就直率表示，對延安現實的批評應該是嚴正的、尖銳的，又應該是誠懇的、坦白的，不應該是冷嘲暗箭﹔讀了艾青《秧歌劇的形式》，認為"此文寫得很切實、生動，反映了與具體解決了年來秧歌劇的情況和問題，除報上發表外，可印成小冊，可起教本的作用"﹔讀了羅烽《高爾基論藝術與思想》等文章，對作者說，"我覺得關於高爾基的一篇是好的，這篇使我讀后得到很大的益處。但其余的文章，和這一篇的觀點不大調和，我雖隻看一遍，但覺有些是不明朗化，有些則論點似乎有毛病。我希望你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將自己的作品檢査一番，對於你的前進是有益的"﹔讀了丁玲《田保霖》、歐陽山《活在新社會裡》兩篇報告文學，立刻寫信說，"快要天亮了，你們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覺前一口氣讀完，我替中國人民慶祝，替你們兩位的新寫作作風慶祝！"
正是對文藝界現狀有了這些細致深入的研究，毛澤東才可能在1942年5月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使中國新文藝運動的發展，從此有了明確的和經典的指導文獻。
(四）研究中國近代史：不做外國經驗的"留聲機"
1941年，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曾感慨地說，在黨內，"特別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經濟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軍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簡直還沒有人認真動手去研究"，從而使中國近代史"在許多黨員的心目中還是漆黑一團"。這就帶來一種惡果，有些留學回來的人，"隻知生吞活剝地談外國。他們起了留聲機的作用"。所謂"留聲機"，事實上也是教條主義照搬外國經驗的一種體現。
為改變這種風氣，毛澤東大力提倡研究中國近代史，要求"對於近百年的中國史，應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無組織的狀態"。提出這項要求，對不少干部，警省非常。當時擔任中共中央統戰部秘書長的韓光回憶："他（指毛澤東）號召要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研究中國的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我記得在莫斯科學習時，學過《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和社會發展史等，但那時教員講的大都是干巴巴的一些條條，講的都是外國革命史，至於中國近代現代的革命歷史進程中包含著何等豐富的內容，那是不甚了了的。因此，我對於毛主席批評那種不懂自己歷史、不重視自己歷史的錯誤傾向，是心悅誠服的。"
在1939年1月17日給何干之的信中，毛澤東說自己"將來擬研究近代史"。但親自動筆，畢竟不現實。於是，在1943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指定一些人先分別寫出中國近代的各種專題史，讓范文瀾負責政治，中央軍委總參謀部和總政治部負責軍事，陳伯達負責經濟，艾思奇作哲學史，周揚作文學史。這些安排，由於形勢的變化，除了范文瀾1946年出版了《中國近代史》外，多數后來沒有實現。但延安時期，朱德組織中央軍委高級參謀室確實編寫了一本《中國軍閥戰爭史》，同時還編寫了滇軍戰史、陝軍戰史、晉軍戰史和桂軍戰史等。為什麼編這些書，怎樣讀這些書，朱德的解釋很到位：自辛亥革命以來，軍閥混戰，連年不止，我們都親自經歷過。隻有更好地進行總結，認清中國舊軍閥的產生、發展和衰亡，才能更好地認清新軍閥的本質和下場。
中國革命是在近代以來特殊的歷史背景下產生和發展的。把中國近代以來社會演變的邏輯搞清楚了，就會更加深切地明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背景、性質、對象、動力和任務等等，進而有助於理解中共的歷史，有助於澄清黨史上的是非。這是毛澤東強調研究中國近百年歷史的一個重要原因。
(五）研究黨史，編輯"黨書"：弄清路線是非
1941年9月到10月，中共中央多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專門研究黨的歷史，目的是澄清路線是非。會議對土地革命后期中央領導層犯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路線，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見。能獲得這個共識，得益於毛澤東在會議前夕編輯印發的一本叫《六大以來》的文獻集。
從1940年下半年開始，為了徹底弄清黨史上一些重大問題的決策過程，特別是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以后那段時間的中央決策，毛澤東花很大功夫閱讀研究黨的歷史文獻，主持編輯了《六大以來》。該書分上下兩卷，按專題匯集了1928年6月六大以來黨的歷史文獻519篇，共約280萬字。由於該書篇幅太大，毛澤東從中選出86篇有代表性的文獻，以散頁形式印發延安高級干部學習研究。
關於《六大以來》發揮的作用，毛澤東1943年10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曾作過評價。他說："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毫無影響。六月后編了黨書（指《六大以來》），黨書一出許多同志解除武裝，才可能召開一九四一年九月會議，大家才承認十年內戰后期中央領導的錯誤是路線錯誤。一九四一年九月會議是一個關鍵，否則我是不敢到黨校去作整風報告的，我的《農村調查》等書也不能出版，整風也整不成。"如果沒有《六大以來》，高級干部甚至連"整風也整不成"，可見其作用之大。毛澤東稱之為"黨書"，也足見黨史文獻的價值之高。
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后，毛澤東11月4日致電各地高級學習組，明確提出：中央學習組及各地高級研究組要學習研究黨的六大以來的政治實踐，要"通讀"六大以來的83個文件，"目的在於獲得初步概念，以便在明春可進到深入研究階段"。1942年3月，毛澤東在中央高級學習組會上又作《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報告，提出："要把黨的路線政策的歷史發展搞清楚。這對研究今天的路線政策，加強黨內教育，推進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為推動高級干部更深入和全面地研究黨史，毛澤東1942年10月和1943年10月，又先后主、持編輯出版了《六大以前》和《兩條路線》兩部"黨書"，均作為高級干部整風學習的基本讀物。
把閱讀"黨書"、研究黨史，作為高級干部整風學習的重要內容，針對性何在？這要從王明的一個舉動說起。1940年3月，他不經中央同意，即將其1932年出版的"左"傾教條主義綱領性小冊子《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在延安翻印重發，還寫了個序言稱："本書所記載著的事實，是中國共產黨發展史中的一個相當重要的階段"，"許多人要求了解這些歷史事實，尤其在延安各學校學習黨的建設和中共歷史時，尤其需要這種材料的幫助。"這說明王明仍然堅持土地革命后期那套已被實踐証明是錯誤的東西。
此事不能不引起毛澤東的警覺，由此引發他閱讀研究黨的歷史文獻。1941年上半年，在編輯《六大以來》的過程中，毛澤東寫了篇長達5萬多字、后來定題為《駁第三次"左"傾路線》的文章，分析1931年六屆四中全會后中央發出的九個文件，火氣很大地逐一駁斥，指名道姓地批判王明的思想錯誤。該文當時隻給劉少奇和任弼時看過，一直沒有公開。毛澤東后來說，原因是"寫得太尖銳，不利於團結犯錯誤的同志"。
對黨史的認識分歧明擺在那裡，不解決不利於統一思想。中共成立后，始終存在怎樣運用馬克思主義來指導中國革命這個大問題。因為認識不清楚，以致出現了大革命后期和抗戰初期兩次右傾錯誤，在土地革命時期出現了三次"左"傾錯誤，都使中國革命遭受嚴重挫折。整風開始后，黨內對什麼是馬克思主義、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還不能形成共識，在高級干部中還存在分歧。抗戰以來入黨的新黨員對黨的歷史和路線分歧，對黨在實踐中運用馬克思主義積累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更是不甚了了。這樣一種思想狀態，迫切需要改變。
改變的辦法，就是閱讀"黨書"、研究黨史。因為反映黨的歷史、經驗和理論的文獻，最能說明馬克思主義是如何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哪些結合得好，哪些結合得不好，甚至走錯了路。《六大以來》這樣的"黨書"，最能說服人、教育人，是澄清是非、總結經驗、統一認識最基礎和最權威的讀本。
從實際效果看，閱讀"黨書"，確實為高級干部打開了新的視野。比如，編印《六大以來》之前，黨的領導層還沒有人提出過六屆四中全會后的中央存在著一條"左"的路線，讀了該書，說那時中央的一些領導人存在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左"傾錯誤，就有了可靠的根據。讀了《六大以前》，人們進一步了解了從黨的創建到大革命失敗后這段時期的黨史，從中可以看出大革命后期犯的右傾錯誤，也有助於人們把那時的右傾錯誤和王明在抗戰初期的右傾錯誤做些比較。讀了《兩條路線》，領導干部對土地革命時期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就有了進一步的具體認識。所以，毛澤東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報告中說，"黨書"一出，"同志們讀了之后恍然大悟，發生了啟發思想的作用"。
從1943年10月起，黨的高級干部整風，進入總結黨的歷史經驗階段，全黨的整風也轉入總結提高階段。1944年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和中央黨校第一部發表《學習和時局》的演講，針對高級干部學習黨史中提出的一些問題，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五條基本結論。這些重要結論最終完整地體現在中共第一個歷史決議，即《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當中。毛澤東對這個決議修改了七次，並最后定稿。《毛澤東選集》作為附錄收入，說明這個決議事實上代表了毛澤東和黨的領導層當時研究黨的歷史、澄清路線是非，總結經驗教訓所達到的認識水平。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 北京 100017）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3年第7期）
毛澤東閱讀史略（三）
陳晉
七、在新中國：一份書單標示的“精神地圖”
新中國成立后，告別了戎馬倥傯，毛澤東的閱讀范圍更廣了，閱讀心態更從容了，閱讀目的也更多樣了。閱讀成為他重要的工作內容和領導方式，是他思考探索重大實踐和理論問題的必要途徑，也是他密切人際交流、傳達文化素養、抒發個性情懷的重要渠道。
毛澤東在中南海的住處菊香書屋，是名副其實的書房。外出視察，毛澤東總要帶上一批他想讀或常讀的書籍。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他列出要帶走一大批書目，當時為毛澤東管理圖書的逄先知，把這批書目記在登記本上。這份書單仿佛是一張“精神地圖”，布滿毛澤東想要去探尋的地方。他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博覽群書之狀和基本閱讀范圍，從中可看出大概。
——這份書單中，有19種馬列經典著作，包括《資本論》《工資、價格和利潤》《哥達綱領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國家與革命》《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等。
這些馬列著作，是毛澤東常讀的書。這裡隻說一下《資本論》和《國家與革命》。
毛澤東最早接觸《資本論》，應當是在1920年經營長沙文化書社的時候，當時他多次向讀者推薦李漢俊翻譯的《馬克思資本論入門》。到延安后，1941年毛澤東寫的《改造我們的學習》《關於農村調查》《駁第三次“左”傾路線》等論著，便引用不少《資本論》的一些論斷，諸如：“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並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領使人間的許多建筑師感到慚愧”等等。毛澤東還說：資本主義的理論和歷史的一致，“模范地表現在《資本論》裡面，我們可以從它懂得一點辯証法論理學和認識論一致的門徑”。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多次閱讀《資本論》，當然未必是通讀。1958年3月，在成都中央工作會議期間，他批示印發《資本論》第3卷中論述商品交換的一段話，還起了一個標題，“從生產出發，還是從交換和分配出發？”在毛澤東的藏書中，有三種《資本論》上面留有他的圈畫。一種是1938年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版的《資本論》，毛澤東在扉頁上寫有1867（《資本論》第一卷出版時間——筆者注）和1938的一個豎式，用鉛筆標注：“在71年后中國才出版”﹔一種是1939年由延安解放社出版的《〈資本論〉提綱》﹔一種是人民出版社1968年出版的大字本《資本論》，共29冊。
關於《國家與革命》，早在1926年給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學員講課時，毛澤東就談到：列寧這本書，把國家說得很清楚的，“國家於革命后，一切制度都要改變的”。目前保留下來的一本毛澤東讀過的《國家與革命》上面，還寫有“1946年4月22日在延安起讀”、“內戰前夕”等字樣，上面有很多圈畫。1960年9月25日會見澳大利亞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還遺憾地說起：列寧的《國家與革命》這本書好。現在許多國家的黨不讀這本書了。正當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帝國主義國家，在全世界不斷發展武器和加強國家機器的時候，他們卻散布什麼沒有武器沒有戰爭的世界的幻想。這大體可視為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繼續閱讀《國家與革命》的著眼點。
——在這份書單中，開列有河上肇《政治經濟學大綱》、普列漢諾夫《史的一元論》和《藝術論》、米丁《辯証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艾思奇《大眾哲學》等中外馬克思主義學者和理論家的書籍。
河上肇是日本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著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礎理論》和《經濟學大綱》。這兩本書，毛澤東在延安時期都讀得比較熟，在前書上寫下不少批語，把后書列為中央研究組的學習讀本。1959年這份書單中寫的“河上肇《政治經濟學大綱》”，可能是指這兩本書中的一本，或其中一本在此后的修訂本。河上肇常常修訂自己著作的情況，毛澤東是知道的。1960年6月21日他在會見日本文學代表團時曾談到：“你們日本有個教授叫河上肇，他的政治經濟學到現在還是我們的參考書之一。河上說，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每年都修改，修改了多少次。”
新中國成立后，高校講授馬克思主義哲學，主要是依據蘇聯教材，並且還請來一些蘇聯專家教學。長時間沒有一本中國人自己編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材，毛澤東一直存有心結，由此推動胡繩、艾思奇主持編寫了一部哲學教材《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1961年夏天，就在《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准備定稿時，不知出於什麼考慮，毛澤東約李達到廬山談話，囑他另編一本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還說：“你的《社會學大綱》就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起了很大作用，我讀了10遍，還做了筆記。”李達接受這個建議，修改《社會學大綱》，改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於1965年印出上冊，供內部討論。毛澤東收到書稿，又是一番閱讀，還在批語中提出，應該改變過去哲學教科書中把辯証法的三大規律平列的做法，理由是：“辯証法的核心是對立統一規律，其他范疇如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聯系、發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規律中予以說明。”不難推想，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關注和閱讀中國人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材，應有突破蘇聯哲學體系、在理論上創新的用意。
——在這份書單中，關於西方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著述，除一本《西方名著提要（哲學社會科學部分）》外，隻列學科未列作者和書名的，有“從古典經濟學家到庸俗經濟學家的一些主要著作”﹔隻列作者未列書名的，有“黑格爾、費爾巴哈、歐文、傅立葉、聖西門”。
毛澤東多次講，不讀唯心主義哲學，就不能真正懂得唯物主義﹔不讀資產階級唯物主義的書，不能成為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讀西方人文社會科學著述，了解得比較多的是古希臘哲學、德國古典哲學和現代英美哲學。1964年2月9日，在同外賓的談話中，他對西方哲學史上的一些代表人物作了整體評論，認為：蘇格拉底注重倫理學，注意研究倫理學和憲法﹔柏拉圖是徹底的唯心主義者﹔亞裡士多德是一位大學者，比前面兩人的水平高，創立了形式邏輯﹔康德創立了天文學中的星雲學，搞了對立統一的12個范疇，是一個不可知論者﹔黑格爾是唯心主義者，發展了唯心主義的辯証法。1965年8月5日，毛澤東又同外賓談到：費爾巴哈是第一個看透神是人的思想意識的反映，他的書必須看。當然，黑格爾的書也必須看。我是相信過康德的。我也看過希臘亞裡士多德的書，看過柏拉圖的書，看過蘇格拉底的書。
研讀西方哲學書籍，使毛澤東深切感受到，哲學作為認識工具和理論武器，總是反映和支持著各國的現實需要。對此，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曾有過表述：“資產階級哲學家都是為他們當前的政治服務的，而且每個國家，每個時期，都有新的理論家提出新的理論。英國曾經出現了培根和霍布斯這樣的資產階級唯物論者﹔法國曾經出現了百科全書派這樣的唯物論者﹔德國和俄國的資產階級也有他們的唯物論者。”雖然都是唯物論，但“各有特點”。如果沒有對西方近代各國哲學的了解，他就不會有這樣具體的認識。
——在這份書單中，開列有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呂振羽《中國政治思想史》，郭沫若《十批判書》《青銅時代》《金文叢考》，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趙紀彬《關於孔子殺少正卯問題》，以及“關於《老子》的書十幾種”。
讀中國現當代學術權威的歷史、哲學和思想史著作，是毛澤東的一貫興趣，且多有自己的看法。下面引兩段毛澤東的談話，看看他對這些學者及其專著是怎樣評論的。
一段是他在1968年10月31日中共擴大的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會上講的：
廣東的那個楊榮國，我也沒有見過這個人，看過他的書，在黨校教書的那個趙紀彬，這兩位都是反對孔夫子的。所以對這兩位的書我都注意看。此外還有北大一個教授叫任繼愈，他也是反對孔夫子的。擁護孔夫子的，我們在座的有郭老，范老基本上也是有點崇孔羅……任繼愈講老子是唯物論者，我是不那麼贊成的。得到天津有個教授叫楊柳橋的書，《老子譯話》，他說老子是唯心主義者，客觀唯心論者。我就很注意這個人。你們上海的，我有兩個同鄉，一個叫周谷城，一個叫劉大杰。劉大杰有部文學史，周谷城有部世界通史。
一段是1972年12月27日的一次談話：
講歷史分期，劉鶚、羅振玉、王國維、郭沫若，王（國維）、羅（振玉）的書值得讀。靠烏龜殼、殷墟的發現，震驚世界，國王死，殉葬幾千人。郭沫若的《奴隸制時代》、《青銅時代》值得看。《十批判書》，看了幾遍，結論是尊儒反法，人本主義……歷史中有哲學史，其中分派。郭沫若、馮友蘭把孔子封為革命黨。儒法兩派都是剝削本位主義，法家也是剝削，進了一步。楊榮國沒有講清，新的勢力興起，還是剝削。陳伯達、任繼愈說老子一派是唯物主義，我看是客觀唯心主義。
這兩段隨興之論，表明毛澤東閱讀的中國古代文史哲研究著述，除了1959年這份書單列出的幾種外，還有楊榮國《中國古代思想史》和《簡明中國思想史》、趙紀彬《論語新探》和《關於孔子殺少正卯問題》、任繼愈《中國哲學史》、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等。毛澤東讀此類書，很關注它們對儒法兩派思想的分析評價。對郭沫若《十批判書》和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推崇儒家，甚至“把孔子封為革命黨”，毛澤東一向不贊成，同時也認為推崇法家的楊榮國，對法家的本質也“沒有講清”。
關於老子哲學思想的研究，也是毛澤東關注的一個重點。上面所引兩段談話，他提到任繼愈講老子是“唯物論者”的《老子今譯》，提到楊柳橋講老子是“客觀唯心論者”的《老子譯話》，提到陳伯達說老子是唯物主義，是指其1939年發表的《老子的哲學思想》。此外，毛澤東晚年印成大字本來讀的，還有馬敘倫的《老子校詁》，高亨的《老子簡注》等。
20世紀初，殷墟甲骨的發現、搜集、保存、考釋，開啟現代考古學和歷史學的新篇章，被郭沫若稱為“中國近三百年來文化史上應該大書特書的一項事業”。這中間，劉鶚、羅振玉、王國維、郭沫若的貢獻很大。毛澤東比較關注他們的學術成就，尤其愛讀郭沫若的《金文叢考》《青銅時代》《奴隸制時代》等。1974年4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談到校點注釋古籍之難，毛澤東隨口說出郭沫若在日本搞甲骨文研究時，在其《金文叢考》上寫的幾句話：“大夫去楚，香草美人。公子囚秦，《說難》《孤憤》。我遘其厄，媿無其文。爰將金玉，自勵堅貞”。意思是注釋古籍，要聯系作者的身世遭遇，就像郭沫若說的那樣，屈原受貶才寫出《離騷》﹔韓非被秦國囚禁，才有《說難》《孤憤》這樣的名篇﹔而郭沫若自己，被迫流亡日本，做金文考古研究，實際上是表達“自勵堅貞”的愛國心志。
——在這份書單中，籠統開列有“自然科學方面的基本知識書籍﹔技術科學方面的基本知識書籍（如講透平、鍋爐等）”。
書單中提到“講透平、鍋爐”具體指什麼書，不得而知。像《無線電台是怎樣工作的》《蘇聯1616型高速普通車床》這類科技普及讀物，毛澤東是讀過的。1958年秋天，張治中陪毛澤東到南方視察，發現毛澤東在讀一本《冶金學》，很奇怪，問他為什麼讀這本書，毛澤東回答：要廣收博覽。1959年1月2日，蘇聯發射一枚宇宙火箭，6日他就要了幾本關於火箭、人造衛星和宇宙飛行的通俗讀物來讀。
據記錄這份書單的逄先知回憶，1951年，毛澤東同周世釗等人說：我想學自然科學，最好有兩三年的時間來專門讀，可惜現在不現實了。雖不能專門去學，但一有時間，他盡可能閱讀自然科技方面的書籍。1958年，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他還專門講：“提出技術革命，就是要大家學技術，學科學”，“要真正懂得業務，懂得科學和技術，不然就不可能領導好”。
中國科學家的論著，毛澤東讀過李四光《地質力學概論》，竺可楨《歷史時期氣候的波動》和他同宛敏渭合作的《物候學》，席澤宗的《宇宙論的現狀》等。讀了華羅庚《統籌方法平話》，毛澤東支持他到各地推廣“優選法”。對古代的醫學著作如張仲景《傷寒論》、李時珍《本草綱目》，毛澤東也發表過一些評論。
毛澤東還讀了一些外國自然科技方面的書，諸如哥白尼《天體運行論》、施密特《宇宙體系論》等。他讀了蘇聯威廉斯《土壤學》后，在1958年3月成都會議上要求領導干部們也讀一讀，說是“從那裡面可以弄清楚作物為什麼會生長”。1970年12月18日，在會見斯諾時，毛澤東說：“科學上的發明我贊成，比如，達爾文、康德，甚至還有你們美國的科學家，主要是那個研究原始社會的摩根，他的書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歡迎。從此才知道有原始社會。”1974年，他在會見美籍華裔物理學家李政道時，又詳細談到：英國的培根信宗教，他的宇宙力學現在被批判了，因為它要用一個外面的推動力，第一次，以后就自己動了。英國的達爾文、萊伊爾、培根都是了不起的學者。英國湯姆生編著的《科學大綱》，由中國很多人翻譯出來，我讀過那本書。它那裡邊有一部分講神學，你們大概不看那一部分。
——在這份書單中，開列有《六祖壇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法華經》《大涅槃經》等佛教經典。
就在開列這個書單10天前，毛澤東約談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任繼愈時，對他講：你寫的那些研究佛教史的文章我都讀了。我們過去都是搞無神論，搞革命的，沒有顧得上這個問題。宗教問題很重要，要開展研究。當聽說北京大學哲學系沒有什麼人專門研究道教、基督教后，毛澤東提出：那可不好。幾百人的一個哲學系怎麼能沒有人研究宗教呢？一定要抽出個把人來研究這個問題，不能忽略，包括基督教、佛教、道教。他還說：梁啟超寫的關於佛教研究的文章我看了，覺得他有些問題沒有講清楚。研究宗教需要外行來搞，宗教徒有迷信，不行，研究宗教不能有迷信。196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任繼愈主編的《中國哲學史》，毛澤東在書中論述佛教華嚴宗的地方，寫下大段批語。
可以確証的是，對《金剛經》和《六祖壇經》這兩部佛教經典，毛澤東讀得較熟。1958年6月30日，毛澤東在會見柬埔寨佛教代表團時，同陪同的趙朴初討論了《金剛經》中“佛說第一波羅蜜，即非第一波羅蜜，是名第一波羅蜜”這種“奇怪的語言”。1959年10月22日，同十世班禪大師談話，毛澤東提出鳩摩羅什翻譯《金剛經》，對大乘佛教的傳播“有功勞”，進而認為，“佛經也是有區別的，有上層人的佛經，也有勞動人民的佛經”，“《六祖壇經》就是勞動人民的”。1961年1月，他再次同班禪大師談到：“《金剛經》很值得一讀。”1972年會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毛澤東對他講：我讀過禪宗的書，叫《六祖壇經》，隨后講了禪宗的發展歷史。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林克回憶：“毛主席很欣賞禪宗六祖慧能（即惠能），《六祖壇經》一書，他經常帶在身邊。他多次給我講六祖慧能的身世和學說，更為贊賞他對佛教的改革和創新精神。”
——在這份書單中，開列有“《邏輯學論文選集》（科學院編輯），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學（嚴譯叢書本）”。
這份書單中列的“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學（嚴譯叢書本）”，是他1912年自學時讀過的。1959年，他提議把中國近些年關於邏輯的文章和近數十年的邏輯學專著，不管內容如何，都匯編出來。中央編譯局姜椿芳等人負責編《邏輯學論文集》，中央政治研究室負責挑選和編輯邏輯學專著。1959年7月，毛澤東審閱了姜椿芳等人編的《邏輯學論文集》論文篇目，覺得是用了功的。這本論文集收錄了1953年以來發表的全部邏輯學論文150篇，分為6集。中央政治研究室則從解放前出版的邏輯學專著中，選出11本，出了一套“邏輯叢刊”。其中包括嚴復翻譯的耶方斯《名學淺說》和穆勒《穆勒名學》，還有潘梓年的《邏輯與邏輯學》，金岳霖的《邏輯》，章士釗的《邏輯指要》等。
章士釗的《邏輯學指要》入選“邏輯叢刊”，與毛澤東推薦有關。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一次談話中，毛澤東問章士釗，聽說你出版過一本邏輯學著作，能給我看看嗎？章士釗回答，這是在重慶時期寫的，立場有問題，給你看豈不是對你的侮辱？毛澤東說：這是學問上的事。章士釗遂將《邏輯學指要》送給毛澤東讀。三個月后，毛澤東約談章士釗，對他說：我通讀一遍，多年來我讀這類著述甚多，許多是從西方轉譯過來的，你的書卻取材於中國古代文史典籍，這在同類書中為僅見，應該把它印出來，為今日參考。章士釗在用文言文寫的重印《邏輯學指要》序言稿中，記述了上面這段毛澤東關注和閱讀此書的情況。
故事還沒有完。章士釗對《邏輯學指要》作了不少修改刪補，又送給毛澤東看。毛澤東於1959年6月7日給他寫信說：“實事求是，用力甚勤”，“垂老之年，有此心境，敬為公賀。既有頗多刪補，宜為幾句說明”。毛澤東索性代章士釗擬了一個“說明”：近年以來，關於邏輯學的范圍及其與唯物辯証法的關系，爭論繁興，“鄙人對此，未能參戰，然亦不是沒有興趣的。舊作重印，不敢說對於方今各派爭論有所裨益，作為參考材料之一，或者竟能引起讀者對拙作有所批判，保衛正確論點，指出紕謬地方，導致真理之日益明白，則不勝馨香禱祝之至！”這段移情作文、移思代序的文字，表明毛澤東對邏輯學研究領域的熟悉，和對章士釗這類老先生的誠心呵護。章士釗正式寫的“重印說明”，基本上吸收了毛澤東代擬的內容。
——在這份書單中，開列有“筆記小說（自宋以來主要著作，如《容齋隨筆》《夢溪筆談》等）”。
毛澤東喜讀古人筆記小說，謝覺哉在1944年7月1日的日記中即有記載：“日前至毛主席處，見其衣袋有線裝書，問之為《閱微草堂筆記》，他說其文字可玩味。”這年７月28日，毛澤東致信謝覺哉：“《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雜史我處均無，范文瀾同志處或可找得，你可去問訊看。《容齋隨筆》換一函送上。其他筆記性小說我處還有，如需要，可寄送。”信中所說《容齋隨筆》，是宋代洪邁寫的關於經史百家、文學藝術、宋代掌故、人物逸事的筆記性小說。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多次閱讀此書，不僅在1959年這份書單中有這本書，1976年8月26日，他已進入病危狀態，又索要《容齋隨筆》，逝世前幾天還在讀。
據不完全統計，毛澤東讀過的古代筆記不下60種。比較著名的有：東晉葛洪《西京雜記》、干寶《搜神記》、南朝宋代劉義慶《世說新語》、宋朝李昉《太平廣記》、張師正《括異志》、明朝馮夢龍《智囊》、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梁晉竹《兩般秋雨庵隨筆》等。毛澤東喜讀常讀《容齋隨筆》，不知為何，未見有批注，倒是在馮夢龍《智囊》裡，圈畫不少，對其中的20余則故事作了批語。
——在這份書單中，關於中國古代文史典籍，開列有《荀子》《韓非子》《論衡》《昭明文選》《張氏全書》（張載）、《二十四史》《資治通鑒》、趙翼《二十二史札記》等20多種。
毛澤東讀這類書籍，是常態，不必細說。僅以他讀《荀子?天論》為例。
毛澤東讀《荀子》，很注意前人注疏對荀子觀點的解釋，認為不對的地方，均作駁疑。《荀子?天論》說到“不與天爭職”的問題，注疏者引庄子的話解釋，“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毛澤東批注：“不對。六合內外聖凡皆應論議，此天文地質學所以應研究也。”再如，《荀子?天論》說到“大巧在所不為，大智在所不慮”，注疏者解釋為“聖人無為而治也”，毛澤東批注：“六合內外皆在為，而所謂不為，黃老之說，大半騙術。”
毛澤東很欣賞荀子的兩個思想。一個是“制天命而用之”的哲學觀，毛澤東概括為“人定勝天”。1965年6月13日，在同胡志明的談話中，他還說：“荀子是唯物主義，是儒家的左派”。一個是“法后王”的歷史觀。毛澤東在1964年8月30日的一次談話中，稱擁護秦始皇的李斯，在“思想上屬於荀子一派，主張法后王，后王就是齊桓公、晉文公，秦始皇也算”。
在1958年寫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毛澤東提出領導干部除了馬列主義理論外，還要“學點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學點哲學和政治經濟學”、“學點歷史和法學”、“學點文學”、“學點文法和邏輯”，等等。1959年的這份書單表明，他履行了自己對他人提出的要求。
人們把閱讀比作精神的“流浪”。毛澤東博覽群書，更像是一個幾乎要游遍知識世界各個角落的“游子”。
但在每個游子的心底，畢竟都藏著一個“故鄉”。“故鄉”是出發點，也是行程的歸宿。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閱讀世界的“故鄉”，既有他個人的精神追求，更有他擔負的建設一個新中國的領導使命和追求目標，以及沿路碰到的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和難題。
八、建設路上：閱讀承受之重
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前就預言，隨著各項事業的發展，領導干部會存在“本領恐慌”。新中國成立后，如何提升干部們領導經濟建設的能力，成為黨的建設一項突出課題。毛澤東1958年寫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不下10條談到學習，中心意思是反對不懂裝懂、業務稀鬆的“空頭政治家”。他說：“過去我們有本領，會打仗，會搞土改，現在僅僅有這些本領就不夠了，要學新本領，要真正懂得業務”。
從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初，毛澤東心目中的重大“業務”，是經濟建設。這期間，他通過閱讀來熟悉“業務”和“學新本領”，一個重要目的，就是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道路。這是全新的歷史課題，閱讀和理論思考所承受的任務之重，也就可想而知。
（一）為“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推薦12本馬列著作
早在1948年9月，國共兩黨開始戰略決戰時，毛澤東在西柏坡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提出，要為迎接未來的新形勢而讀書，並說：七大提出讀5本，如果5本不夠，可以選10本，但不要太多。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籌劃建國思路，讀書問題也提上了日程。會議期間，毛澤東指定12本馬列經典，起名為“干部必讀”，發給與會者，號召全黨學習。3月13日，他在全會總結講話中說：“過去我們讀書沒有一定的范圍，翻譯了很多書，也都發了，現在積二十多年之經驗，深知要讀這十二本書，規定在三年之內看一遍到兩遍……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內，有三萬人讀完這十二本書，有三千人讀通這十二本書，那就很好。”
12本“干部必讀”，不是隨便選擇的，反映了毛澤東對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后，應該從哪些方面提高干部理論素養的思考。如果把馬列經典中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內容，分為革命和建設兩大部分，七大推薦的5本書，主要體現的是如何革命的內容。此時推薦的12本書，除七大推薦的5本外，增加的書目是《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國家與革命》《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建設》《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等。新增書目，涉及思想方法、國家學說、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建設。突出學習這些內容，目的是落實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說的，“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毛澤東1949年7月1日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還說：我們熟悉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而且要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這12本“干部必讀”，在新中國成立后一個比較長的時期內，一直是黨員干部學習馬列主義的基本讀物。
新中國成立初期，蘇聯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和建設經驗，無疑是當時中央領導層借鑒學習的首選。1949年10月5日，劉少奇在中蘇友好協會總會成立大會上就表達了這種心情：“蘇聯人民所走過的道路正是我們中國人民將要走的道路。蘇聯人民建國的經驗值得我們中國人民很好地學習。”1953年2月，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四次會議閉幕會上，歷數中國人向外國學習的歷程，結論是：古代和近代這兩次學習外國，比起學習蘇聯的規模和效應，那是差得很遠。我們應該在全國掀起一個學習蘇聯的高潮。
學習蘇聯建設經驗，一本很重要的書就是《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早在1942年，毛澤東就談到，這本書告訴我們，在列寧之后，斯大林搞了三個五年計劃，創造了社會主義的蘇聯，“我們要按照同樣的精神去做”。1953年10月，毛澤東寫信給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囑他將12本書中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六條結束語印發給中央有關領導和在京參加全國組織會議的代表，“請他們利用停會的兩三天時間，加以閱讀、研究，可能時還加以討論”。此時，新中國迎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高潮，社會主義過渡時期也已開始。毛澤東還規定中高級干部普遍學習《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9章至12章。這幾章論述的，恰恰是蘇聯建設時期的經驗，包括蘇聯如何“過渡到恢復國民經濟的和平工作時期”，如何實現“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和實行新的憲法，等等。這些，都是新中國即將面臨的實踐課題。
（二）兩本蘇聯政治經濟學與過渡時期的“經濟法則”
1953年后，有兩本蘇聯政治經濟學著作進入毛澤東的閱讀視野，受到格外重視。一本是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本是蘇聯科學院組織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1951年11月，聯共(布)中央為評定《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召開經濟問題討論會。斯大林根據會上提出的一些問題，於1952年寫了《對於和1951年11月討論會有關的經濟問題的意見》和相關的三封信，當年結集為《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出版。該書比較系統地論述了社會主義經濟工作的一些規律，涉及商品生產和價值法則、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三大差別和向共產主義過渡等問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於1954年正式出版，后經修訂，到1958年出了第三版。第三版前言說，新版“更加詳盡地分析了兩個世界體系——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發展的現代過程及其規律性”，“補充和更換了一些新的實際材料，對許多原理作了某些發展”。
很明顯，《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互為補充，比較完整地反映了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實踐和理論。對正在探索經濟建設道路的中國，是難得的參考讀物，並且來得很及時。
1952年12月，《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譯本一問世，毛澤東就批示將其作為在京高級干部的學習材料。這時，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基本結束，毛澤東已經開始考慮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事情。1953年，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和社會主義過渡正式開始，在向這個目標前進的過程中，所能參考的，也隻有蘇聯的實踐和理論。毛澤東這年為悼念斯大林寫的文章，就是從這個角度來評價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貢獻了關於現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法則的理論”。強調該書對“基本經濟法則的理論”的貢獻，是因為毛澤東當時正在思考過渡時期中國經濟的性質和應該運用的經濟法則。
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正式通過過渡時期總路線。關於過渡時期的經濟性質，毛澤東這年7月在一個材料上的批示是：“新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這個判斷有蘇聯經驗為據。那麼，實行“新式的國家資本主義”應該採用什麼樣的經濟法則呢？在7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提出的意見是：要“在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支配下，適當地利用資本主義經濟法則”，因為“資本主義經濟法則是客觀存在的。事物存在，法則當然存在，不能消滅……不執行勞資兩利，把它變為一利，就是不了解這個法則”。很明顯，毛澤東這時的著重點，是避免出現立刻“消滅資本主義經濟法則”的“左”的傾向。為此，他在這次會議上還提出，中央政治局要准備討論一次價值問題，並讓陳伯達負責匯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價值問題”的若干文獻，印成小冊，先送中央各同志閱讀。
到1954年底，在處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經濟法則的關系上，毛澤東思考的重點發生微妙變化。這個變化，在他閱讀剛剛翻譯過來的《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體會當中也有體現。
1954年11月13日和14日的《人民日報》，連載《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22章《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的基本特點》。文中說：“隨著社會主義成分的形成和發展，決定了新的生產目的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法則也就產生並逐漸開始發生作用”，“在蘇聯，在過渡時期開始時，資本主義經濟形式及其發展法則就已失去自己在國民經濟中的統治地位”。這種論述，大概使毛澤東想到處於過渡時期的中國，應該著重強調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支配作用了。於是，11月18日，他致信劉少奇、周恩來等人，向他們推薦《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這章譯文：“請你們看一下，足見所謂‘在社會主義全部或大部建成以前不可能有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說法是錯誤的。”他在信中還叮囑：“請伯達將《新建設》及《學習》上討論過渡時期經濟法則的文章看一下，看有無錯誤。”顯然，毛澤東這時候更感興趣的，是如何盡快擴大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支配和運用范圍。
理論認識對實踐的影響，就是這樣的奇妙。毛澤東當時閱讀和運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總體上看，他堅持過渡時期實行“新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從而創造性地找到一條社會主義和平改造道路，對資產階級實行贖買政策﹔當他認為應該承認和運用“資本主義經濟法則”的時候，對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設想，是謹慎的，說是大概要用三個五年計劃，即15年左右的時間﹔當他強化“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支配作用”的時候，過渡時期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三大改造”，也就陡然加快了速度。
（三）《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與農業合作化運動
在“三大改造”的過渡時期，中央領導層1955年春對農業合作化運動速度和規模，有一些不同意見，甚至出現爭論。為了弄清楚基層農村究竟是怎樣搞合作化的，搞合作化中遇到什麼問題，合作化起來后有什麼好處，好的、中等的和差的農業社各有什麼特點，毛澤東閱讀研究大量報告和通訊，編輯出版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全書收176篇文稿，90多萬字。毛澤東為其中的104篇寫了按語，為全書寫了兩個序言。該書在當時被稱為“農業合作化的百科全書”。
該書第一稿叫《怎樣辦農業生產合作社》，編於1955年9月中下旬。毛澤東10月11日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談到：“我用十一天工夫，看了一百二十幾篇報告，包括改文章寫按語在內，我就‘周游列國’，比孔夫子走得寬，雲南、新疆一概‘走’到了。你們每個省、每個自治區是不是可以一年或者半年編一本書，每個縣搞一篇，使得各縣的經驗能夠交流，這對迅速推廣合作化運動有好處。”
《怎樣辦農業生產合作社》作為中央全會材料印發后，有些省委書記提出，書中的材料已經過時了，應當補充新的材料。毛澤東採納了這個意見，作會議總結時說：《怎樣辦農業生產合作社》，你們可以帶回去，看一看，把你們要增的材料送來，哪些應該抽掉的提出來，應該修改的地方加以修改，按語有不對的地方也提出修改意見。根據各地報來的新材料，毛澤東在1955年12月重編此書。留下原來的91篇，新選85篇。有的篇章，文字太差，毛澤東改得密密麻麻，像老師批改作文一樣，又重擬大部分材料的題目，把一些冗長、累贅、使人看了頭痛的標題，改得鮮明、生動、有力。毛澤東還為其中的104篇材料寫了或長或短的按語。最后定名為 《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於1956年1月公開出版。
毛澤東是在興奮狀態中閱讀材料，編選此書的。他甚至說，1949年全國解放都沒有這樣高興。原因大概是，他原來設想，改造幾億個體經營的農民，變農業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制為集體所有制，要花費很長的時間，沒有想到在一年左右的時間，就解決了這麼困難的事情。站在今天的角度，應該從兩個方面來看毛澤東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方面，反映了他想迅速改變中國農村落后面貌的急切願望，體現了一個大政治家領導運動的氣勢和風格，他精心寫的不少按語，對於農村建設有積極指導作用，是長期有效的﹔另一方面，編選此書，也確實是人為地加速了合作化運動的進程，特別是按語和序言中對他認為是右傾保守思想的批判，不能說是正確的，體現並助長了當時超越客觀實際的“左”的傾向。
毛澤東一直很看重編選《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這件事，認為這是一次成功的調查研究。在1961年3月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他說：“建國后這十一年我做過兩次調查，一次是為合作化的問題，看過一百幾十篇材料，每省有幾篇，編出了一本書，叫做《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有些材料看過幾遍，研究他們為什麼搞得好，我調查研究合作化問題就是依靠了那些材料。還有一次是關於十大關系問題，用一個半月時間同三十四個部門的負責人討論”。
（四）從良好開端走向曲折的閱讀
新中國成立后，怎樣搞建設，我們沒有經驗，開始時不得不照搬照抄蘇聯的一些做法。對於這種“抄”，毛澤東后來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中坦陳：這“是必要的”，但“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
1956年，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模式和我國照搬蘇聯經驗的弊病，相繼顯露出來。實踐探索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作為一個緊迫的歷史課題，擺在了探索者的面前。但是，中國不僅沒有成套的經驗和理論可循，對這個問題甚至也沒有開展過系統深入的研究。正如毛澤東1958年11月21在武漢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的那樣：“我們這些人，包括我在內，社會主義經濟規律是什麼東西，過去是不管它的。”
毛澤東下決心去“管”社會主義經濟規律這件一直困繞著他的事情，是從1956年開始的。理論參考的起點，依然是蘇聯的政治經濟學。
有件事不是偶然的巧合。在1956年2月中旬到4月下旬，毛澤東聽取34個部門的工作匯報，意在全面了解經濟建設中帶規律性的問題。4月4日，正是在聽取各部門工作匯報期間，他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談到：“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也是第一本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書，還是應該讀的。”在讀的時候，“大家要動腦筋，多想想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中的問題，要按實際情況辦事，不受蘇聯已有的做法束縛”。要把馬列主義同中國革命和建設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毛澤東當時既總結蘇聯經驗，又“動腦筋”思考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理論成果，就是著名的《論十大關系》。
以1956年《論十大關系》和中共八大為標志，中國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出現了令人喜悅的良好開端。經濟方面的發展，格外順利和穩當。但隨著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提前完成，隨著突破蘇聯模式的信心越來越足，隨著趕超英美的發展戰略的提出，中國在探索自己的經濟建設道路上，不久便進入“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曲折時期。
曲折起伏的探索思考，不難在毛澤東當時的閱讀中看到一些線索。
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一個基本思路是通過提高生產關系的水平來促進生產力快速發展。他認為，實現社會主義改造，僅僅完成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公有化，還不足以說明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體系已完全建立，生產關系中的“勞動相互關系”和“分配形式”就很不平等，還有差別。於是，在1958年8月北戴河中央會議期間，他反復談到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裡闡述的“資產階級法權”（今譯“資產階級權利”）這個概念，認為現行的以工資形式的分配制度，就屬於“資產階級法權”。在8月19日的會上，毛澤東說：要破除資產階級法權，例如爭地位，爭級別，要加班費，腦力勞動者工資多，體力勞動者工資少等。8月24日他在會上又說：搞等級制、薪水制，一是反映了中國資產階級思想，二是照搬蘇聯，我們對資產階級法權觀點不自覺。
上海的張春橋根據毛澤東的思路，寫了篇《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1958年9月發表在上海《解放》雜志上。毛澤東讀后，讓《人民日報》轉載，並代擬編者按語，提出，“這個問題需要討論，因為它是當前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認為張文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在10月13日《人民日報》轉載張春橋的文章后，14日毛澤東還在天津召開了一次關於資產階級法權問題的理論座談會。
在這以后，為了說明人民公社的做法破除了資產階級法權，毛澤東進一步把自己的閱讀延伸到中國古代歷史。1958年12月在武漢中央工作會議期間，他批示印發《三國志?魏書?張魯傳》，並寫了篇不短的批語，介紹張魯類似於人民公社的一些做法。諸如，張魯政權“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近乎政社合一，勞武結合，但以小農經濟為基礎”﹔“這裡所說的群眾性醫療運動，有點像我們人民公社免費醫療的味道，不過那時是神道的”﹔“道路上飯鋪裡吃飯不要錢，最有意思，開了我們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總之，張魯的做法表明，“現在的人民公社運動，是有我國的歷史來源的”。
毛澤東在這些閱讀中獲取的思想資源，體現出對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一些誤解，對當時的人民公社化運動，產生了消極影響。
（五）為克服“共產風”，研究政治經濟學
事實上，在人民公社化運動普遍搞起來后，毛澤東就意識到一些做法難以為繼。1958年10月，他視察河北、河南等地農村，發現許多地方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了“共產風”，搞“一大二公”的平均主義，無償調撥農民的財物，急於從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理論界也出現了否定商品生產、價值規律、按勞分配的錯誤傾向。在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后，毛澤東開始糾偏、糾“左”。借助的方法，還是閱讀。
讀什麼呢？1958年11月上旬，毛澤東在鄭州中央工作會議上有過說明：“講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除了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這本《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成系統的東西還沒有。”1959年底到1960年初在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他又說：“搞出了一本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總是一大功勞，不管裡面有多少問題”。這確實是不得已的選擇，在當時條件下，也隻能結合中國的實際來研究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和理論。於是，毛澤東再次撿起此前閱讀推薦過的這兩本蘇聯政治經濟學著作。從1958年11月到1961年，幾乎是逢會必講領導干部要讀這兩本書，目的是“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
1958年11月4日，毛澤東在鄭州中央工作會議上直奔主題：“我們研究公社的性質、交換、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這些問題，可以參考的材料還是斯大林那本《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我們現在看，跟發表的時候看法不同了。”
11月9日，毛澤東給全黨縣委以上的領導干部寫信，要大家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用心讀三遍，隨讀隨想，加以分析”，“要聯系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去讀”。
11月9日和10日，毛澤東又給參加鄭州中央工作會議的領導干部講解自己閱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體會：“我相當贊成其中的許多觀點，把這些問題講清楚很有必要。”“現在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為社會主義服務。在這方面，斯大林講了許多理由。”如此苦口婆心，毛澤東說他是“搬斯大林，繼續對一些同志作說服工作”，即說服大家搞人民公社不能廢除商品經濟，不能刮“共產風”，必須運用價值法則作經濟核算。鄭州會議形成的兩個文件《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1958—1972）》和《鄭州會議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基本上反映了毛澤東當時的這個思路。
在11月下旬召開的武漢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毛澤東看到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整理的材料《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的重要修改和補充》，立刻批示印發與會者。11月21日，他在會議講話中說：現在全國議論紛紛，斯大林的書（指《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每人發一本，把社會主義部分看一遍。在隨后召開的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又講：鄭州會議提出研究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大家沒有看，要拿出幾個月時間，請各省組織一下，為我們的事業和當前的工作來研究政治經濟學。
1959年7月召開的廬山中央工作會議，前期議程依然沿著糾偏和糾“左”的思路進行。毛澤東在會議開幕當天的講話中，把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列為廬山會議要討論的18個問題之首。他說：“有鑒於去年許多領導同志，縣、社干部，對於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還不大了解，不懂得經濟發展規律，有鑒於現在工作中還有事務主義，所以應當好好讀書。”“中央、省、市、地委一級委員，包括縣委書記，要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去年有了一年的實踐，再讀書會更好些。”廬山會議后期，毛澤東錯誤發動對彭德懷等人的批判，會議方向大扭轉，實際上影響了領導干部閱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安排。
1960年1月召開的上海中央工作會議，主要議題是討論國民經濟計劃。毛澤東在會上再次講：我有一個建議，中央各部門的黨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應組織起來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先讀下半部(社會主義部分)。以第一書記挂帥，組織個讀書小組，把它讀一遍﹔至於上半部(資本主義部分)，也要定個期限﹔今年主要精力恐怕是讀經濟學﹔國慶節以前，把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讀完，讀的方法是用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條主義的方法。
1961年6月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談到搞社會主義建設不能急，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懇切地說：“我這話一直講他幾年，你們作好思想准備，聽厭了，我就不講了。要重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這本書寫得比較好，是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三十五年的總結。我們才十一年，寫不出政治經濟學來。這本書裡，斯大林講了兩個經濟法則：一是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一是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必然性。”
1961年6月12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又談到《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這本書隻有極少數個別問題有毛病，我最近又看了三遍。他講客觀規律，把社會科學的這種客觀真理，同自然科學的客觀真理並提，你違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懲罰。我們就是受了懲罰，最近三年受了大懲罰。”
在兩年半左右的時間裡，如此密集地閱讀推薦兩本書，在毛澤東的閱讀史上還未曾有過。正是在他的倡導下，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紛紛組織讀書小組研究《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閱讀過程中的談話或筆記，都有留存。
為了讓省部級領導干部能夠集中一段時間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央在1960年初還專門舉辦了自學和講課相結合的學習班。時任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的王任重，在當時日記中，記載了他參加學習班前后的活動和自己的理論思考。為體會毛澤東和高級干部們互動學習研究的氣氛，不妨作些引述——
1月4日：“今天聽一位同志講毛主席關於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意見，分析得很深刻，確實是高度的理論概括。”1月7日：“這幾天，用幾個半天讀政治經濟學方面的問題，很有收獲。主席、少奇同志講的許多觀點是一致的。開腦筋。”2月16日：“繼續由薛暮橋同志介紹第一單元，胡繩同志傳達主席的意見（讀書的意見）。”2月25日：“打算明天開始寫筆記。”3月2日：“學習班正式結束了。文件是讀完了，聽講也聽了許多，但是消化還是不夠。”3月3日：“下午七時半主席找我們談話……從實踐到認識再到實踐，這樣無限反復地認識問題，絲毫不停留。”
（六）“什麼叫建成社會主義，很有文章可做”
毛澤東“搬”《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對一些同志作說服工作”，前提是他自己作了深入的閱讀研究。對這兩本書，他從50年代到60年代初究竟讀了幾遍，無法確証。可以肯定的是，僅1958年就三次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作了不少批注，還留下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解記錄。批注和講解記錄，已分別收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和《毛澤東文集》。
關於《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毛澤東在1958年以前就已讀過。1958年第三版出來后，他又讀。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還專門組織一個讀書小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廣州研讀此書。參加讀書小組的有陳伯達、胡繩、鄧力群、田家英等黨內“秀才”。他們邊讀邊議，逐章逐節討論，毛澤東發表許多談話。他的談話記錄，保存下來的有兩個本子。一個叫《毛澤東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的筆記》，將毛澤東的談話按問題作了歸納，加了小標題﹔一個叫《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談話記錄稿》，按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原文順序，同時印上原文和毛澤東針對原文的談話記錄。《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節選了部分談話記錄，分為關於世界觀和方法論、關於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關於社會主義建設、關於政治經濟學的一些問題四個部分。
對這兩本書，毛澤東始終以分析的態度來閱讀。在評論中，常常指出書裡哪些講得正確，值得注意﹔哪些不正確或不太正確，應該怎樣理解﹔哪些講得模糊，作者自己都還沒有搞清楚。
關於《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不足，毛澤東認為：第一章講掌握規律，但怎樣掌握規律沒有提出﹔斯大林說生產資料不是商品，值得研究﹔這本書從頭到尾沒有講到上層建筑，沒有考慮到人﹔基本錯誤是不相信農民﹔計劃經濟有話沒有說完﹔工農業關系、輕工業和重工業的關系沒有講清楚﹔對於輕工業、農業不夠重視﹔等等。
關於《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不足，毛澤東認為：這本書的寫法很不好，總是從概念入手，先下定義，不講道理﹔隻講物質前提，很少涉及上層建筑﹔生產關系的問題不容易說清楚﹔書中關於中國的資本主義所有制轉變為全民所有制的問題，說得不對﹔書裡表達出想用經濟力量控制別的國家，對他們自己也不見得有利﹔等等。
毛澤東閱讀和評論這兩本書，從頭到尾都聯系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涉及中國在建設中哪些搞得對，哪些搞得不對，原因在哪裡，今后應該怎麼辦。例如，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時，毛澤東就說：“斯大林認為在蘇聯生產資料不是商品。在我們國家就不同，生產資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產資料是商品，我們把農業機械賣給合作社”。在讀該書的批語中，毛澤東甚至提出，把書中的“‘我國’（指蘇聯）兩字改為‘中國’來讀，就十分有味道”。一貫聯系實際讀“本本”的理念，在這裡又一次得到生動體現。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是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關鍵時期。說其關鍵，是指這段時間是從順利到曲折的一個拐點，正確的、基本正確的和不正確的思路常常交織在一起。毛澤東和中央領導層確實面臨甚至陷入一些理論思考的困境。但越是艱難，毛澤東越是執著地探索和思考。研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打開了他的思想空間，在認識上前進不少。他的閱讀著眼點，事實上已經不局限於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左”傾錯誤，還圍繞“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重大歷史課題進行思考探索。
毛澤東讀這兩本書的批語和談話，從宏觀到微觀提出了一系列非常難得的觀點，其中，既有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創造性發揮，也有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經驗的反思與總結，還有對未來進行經濟建設的一些設想。
從大的思路上講，毛澤東的閱讀收獲有：馬克思主義老祖宗的書必須讀，但單靠老祖宗不行，任何國家的共產黨都要創造新的理論為現實服務﹔政治經濟學不能不接觸生產力﹔干革命，是為生產力的發展掃清道路﹔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許多新的經驗﹔社會主義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后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是管理問題，是人與人的關系，包括勞動中的人與人的關系﹔什麼叫建成社會主義，這個問題很有文章可做，建成社會主義不要講得太早﹔搞建設也要忍耐，不要希望早勝利﹔我們還沒有掌握經濟運行的客觀法則，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是一個長時間的過程﹔等等。
從具體政策上講，毛澤東的閱讀收獲有：搞經濟計劃，我們沒有相當充分的研究，未必反映了經濟客觀規律﹔社會主義仍然需要發展商品生產，尊重價值規律﹔不摸到商品生產規律，會把農民引到敵人那裡去﹔商品生產可以是資本主義的，也可以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不限於個人消費品，也應該包括生產資料﹔中國必須要有自己的經濟體系﹔將來的城市不要那麼大，需要建立許多小城市﹔要注意發揮企業的積極性﹔土地是最基本的生產資料，經濟學家們最好算算土地的價值﹔我們歷來講公私兼顧，不能有公無私，也不能有私無公﹔技術一發展，勞動組織和勞動力的分配就要跟著變化﹔等等。
這些閱讀中的思想收獲，即使今天看來，也非常難得，很有價值。當然，毛澤東當時的認識還帶有不穩定、不完備的特點，其思想發展也就存在著多種可能性。但他在閱讀中，聯系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際進行理論探索的精神，讓人感佩。
毛澤東讀這兩本書，有一個濃郁的心結，就是希望能夠寫出適應新形勢需要的理論著述。此番心跡，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展露無遺。他說：“現在，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代，出現了一系列的新問題，如果單有《實踐論》《矛盾論》，不適應新的需要，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也是不行的。”
但是，要寫出新著作，形成新理論，畢竟不那麼容易。對其難處，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有清醒的認識：“有英國這樣一個資本主義發展成熟的典型，馬克思才能寫出《資本論》。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至今還不過四十多年，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還不成熟，離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還很遠。現在就要寫出一本成熟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還受到社會實踐的一定限制。”沒有實踐的充分發展，沒有足夠的經驗准備，要充分認識和把握社會主義建設規律，是不現實的。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3年第8期）
毛澤東閱讀史略（四）
陳晉
九、政治演進:讀書、薦書和編書
毛澤東在探索經濟建設道路上的閱讀和思考，即已表明，在重要關頭和重大問題上，通過讀書、薦書、編書，來理清思路，提高認識，豐富知識，端正風氣，倡導正確方向，是他習慣使用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他比較習慣的一種決策方式。在諸多政治問題上的思考和決策，以及推動決策實施過程中，毛澤東讀書、薦書、編書的情況，尤為如此。從這個角度講，新中國成立后的政治演進，多少也可以從他閱讀思考的變化中，看出一些線索。
(一）比較中外憲法文獻，制定"五四憲法"
1954年，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新中國第一部憲法，史稱"五四憲法"，初稿是毛澤東這年春天在杭州主持起草的。
1954年1月15日，毛澤東在杭州致電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告訴他們憲法小組的起草工作已經開始，為便於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間討論憲法草案初稿，他親自開列一批中外憲法文獻，"望各政治局委員及在京各中央委員從現在起即抽暇閱看"。
這封電文開列的憲法文獻分屬三類。一是社會主義國家憲法，包括1918年蘇俄憲法，1936年蘇聯憲法及斯大林報告，以及羅馬尼亞、波蘭、民主德國、捷克等國憲法。毛澤東在電文中對這些憲法的評價是，"各國憲法大同小異，羅、波取其較新，德、捷取其較詳並有特異之點，其余有時間亦可多看"。二是民國時期的憲法，包括1913年"天壇憲法草案"、1923年"曹錕憲法"、1946年"蔣介石憲法"，推薦理由是它們"可代表內閣制、聯省自治制、總統獨裁制"三種制憲思路。三是資本主義國家憲法，隻列法國1946年的憲法一種，推薦理由是"可代表較進步較完整的資產階級內閣制憲法"。
以上憲法文獻是毛澤東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民民主國家憲法匯編》和政務院辦公廳編輯的《憲法選舉法資料匯編》等書中挑選出來的。顯然，他事先作了比較充分的比較研究，推薦哪部憲法，均有所考慮，視野很開闊。劉少奇收到毛澤東的電文后，復電說："此間同志同意主席所定憲法起草工作及討論的計劃。即將來電印發給在京各中委及候補中委，並要他們閱讀所列參考文件。"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層第一次系統閱讀研究各種憲法文獻，對新中國法制建設意義不小。
事實上，在起草和討論"五四憲法"過程中，毛澤東參閱的憲法文獻，遠不止上面他推薦的那些，對上述三種類型憲法的評論，也深入許多。
據當時在憲法起草小組搞資料工作的史敬棠回憶："參考的資本主義的憲法，有英國的、法國的、美國的。毛澤東說，這些國家，開始都搞過資產階級革命，所以還帶有進步性，它的民主性還不能完全抹殺。他就舉了法國的一個憲法。"1954年6月14日在討論"五四憲法"草案的會上，毛澤東還說："講到憲法，資產階級是先行的。""我們對資產階級民主不能一筆抹殺，說他們的憲法在歷史上沒有地位。"
關於從清末到民國制定的各種憲法，毛澤東在6月14日討論憲法草案的會上，作過評論："從清末的‘十九信條’起，到民國元年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到北洋軍閥政府的幾個憲法和憲法草案，到蔣介石反動政府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一直到蔣介石的偽憲法。這裡面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比如民國元年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在那個時期是一個比較好的東西﹔當然，是不完全的、有缺點的，是資產階級性的，但它帶有革命性、民主性。"
在"五四憲法"起草和討論過程中，毛澤東多次講，這部憲法必須體現兩個原則，一是民主原則，一是社會主義原則，根本上說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憲法。因此，他參考較多的無疑是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憲法，有的"取其較新"，有的"取其較詳"。1918年的蘇俄憲法，把列寧寫的《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放在前面，毛澤東受到啟發，決定為"五四憲法"增寫一個序言。這是新中國憲法的重要特點，目前我們實行的"八二憲法"，經多次修改，依然保留有序言。
關於"五四憲法"和上述三種類型憲法的關系，毛澤東也作過說明。他在6月14日討論憲法草案的會上說："這個憲法草案，總結了歷史經驗，特別是最近五年的革命和建設的經驗"，"也總結了從清朝末年以來關於憲法問題的經驗"，"同時它也是本國經驗和國際經驗的結合。我們的憲法是屬於社會主義憲法類型的。我們是以自己的經驗為主，也參考了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憲法中好的東西。"在討論中，有人說"五四憲法"是"中國第一部憲法"。毛澤東表示這個觀點不妥，並列舉了清末以來頒布的8部憲法，認為名副其實的說法應該是，"五四憲法"是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二）讀談"紅學"論著，反對思想文化界的唯心論
1954年，思想文化界出現批判俞平伯"紅學"觀點，進而批判胡適唯心論觀點的運動。這場運動的發動與毛澤東有關，事情緣起於他閱讀和推薦李希凡、藍翎的兩篇論文：《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和《評〈紅樓夢研究〉》。
李、藍的論文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分析《紅樓夢》，批評俞平伯的"紅學"觀點。毛澤東讀后，於1954年10月16日寫了著名的《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信中說："這是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斗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
新中國成立后，如何在思想文化領域樹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如何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唯物辯証法，開展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進行文化方面的改造，一直是毛澤東很關注也很糾結的事情。1951年放映的電影《武訓傳》，在主題歌裡唱出"大哉武訓，至勇至仁"，"行乞興學，千古一人"這樣的"贊詩"，譽武訓為勞動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幟"，就已引起毛澤東的警覺和不滿。在他看來，把"行乞興學"的改良主義吹得這樣高，違背了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所以當時就說："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別是對於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至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到1954年，又冒出兩個"小人物"批評"紅學"研究領域的"大人物"，卻受到"阻攔"的事情。毛澤東借此把文章做大，也就勢所必然。
毛澤東有興趣和有理由借此做文章，還因為他對《紅樓夢》並不外行。他不僅熟讀《紅樓夢》，且一向有自己的觀點。說來也巧，就在俞平伯1954年3月在《新建設》上發表《紅樓夢簡論》引起李、藍著文批評的時候，毛澤東在杭州同隨行工作人員也討論到《紅樓夢》，認為這部小說"是講階級斗爭的"，"很多人研究它，並沒有真懂"。
毛澤東也確實讀了不少"紅學"論著。對俞平伯的"紅學"觀點，也並不陌生，甚至也未必是讀了李、藍兩篇批評文章才開始了解的。上海亞東圖書館1923年出版的俞平伯《紅樓夢辨》，毛澤東
讀得很仔細，差不多從頭到尾都有批注、圈畫，在全書打了50多個問號。在批語中，毛澤東寫有"錯誤思想集中在本冊第六、第七兩節"這樣的話。在第六節《作者底態度》"《紅樓夢》是感嘆自己身世"一句旁，毛澤東粗粗地畫了一個豎道，在豎道旁又畫了一個大問號﹔在《紅樓夢》"是情場懺悔而作的"一句旁，毛澤東也用鉛筆畫了豎道，還附加上問號。對第七節《〈紅樓夢〉底風格》，畫的問號更多，有的一頁上就有七八個問號。
毫無疑問，無論是批俞之前，還是批俞之后，毛澤東把《紅樓夢》當作社會歷史來讀的傾向，既明確，又是一貫的，同胡適、俞平伯代表的"新紅學"不是一路﹔同以蔡元培為代表的"舊紅學"，更是兩樣。因為熟悉並且不同意"新紅學"及俞平伯的觀點，毛澤東自然支持李、藍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批評俞平伯的"紅學"觀點。事情就是這樣偶然，也是這樣必然。
毛澤東《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實際上是一封公開信。他在信封上寫下的要求閱讀這封信的人名有28個，包括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中央主要領導人，陸定一、習仲勛、胡喬木等文化意識形態領域主要負責人，以及郭沫若、沈雁冰、周揚、丁玲、馮雪峰等文藝界頭面人物。如此范圍，可知毛澤東把"紅學"問題看得何等之重，要解決這個問題的決心何等之大。
關於這場批判運動的內容，有一個自然的延伸邏輯，這就是：對俞平伯本人應採取團結態度，主要是批判他在學術上的錯誤觀點﹔對唯心論觀點的批判，不應該局限於古典文學研究范圍，還應包括哲學、歷史學、教育學等方面﹔由於俞平伯的"紅學"觀點反映了"胡適派唯心論思想"，最終主要是批判"胡適派唯心論思想"。為什麼有這樣一個邏輯？經過毛澤東修改的周揚在1954年12月8日中國文聯主席團、中國作協主席團擴大的聯席會議上的講話，說得很明確：因為胡適是"中國資產階級思想的最主要集中的代表者。他涉獵的方面包括文學、哲學、歷史、語言各個方面"，"而他從美國資產階級販來的唯心論實用主義哲學則是他的思想的根本"，"在人民和知識分子的頭腦中還佔有很大的地盤。不能設想，不經過馬克思主義在各個具體問題上的徹底批判，唯心論思想可以自然消滅"。
接下來，思想文化界在批判胡適思想的計劃草案中，擬定了九個題目：胡適哲學思想批判，胡適政治思想批判，胡適歷史觀點批判，胡適《中國哲學史》批判，胡適文學思想批判，胡適《中國文學史》批判，考據在歷史學和古典文學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紅樓夢》的人民性和藝術成就及其產生的社會背景，關於《紅樓夢》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對新舊"紅學"的評價）。
對胡適派唯心論思想的批判，根本上是一個哲學問題。毛澤東最關注的，也是克服唯心論哲學在新中國思想文化領域的影響。1954年12月，哲學家李達把自己寫的《胡適的政治思想批判》和《胡適思想批判》兩篇文章寄送毛澤東。毛澤東讀后回信表示："覺得很好。特別是政治思想一篇，對讀者幫助更大。""建議對一些哲學的基本概念，利用適當的場合，加以說明，使一般干部都能夠看懂。要利用這個機會，使成百萬的不懂哲學的黨內外干部懂得一點馬克思主義的哲學。"
思想文化界這場運動，在1955年就結束了。但毛澤東對"紅學"論著的閱讀和關注，並沒有停止。1964年8月關於哲學問題的談話中，毛澤東說："《紅樓夢》寫出二百多年到現在還沒有搞清楚，可見問題之難。有俞平伯、王昆侖，都是專家。何其芳也寫了個序，又出了個吳世昌。這是新紅學，老的不算。蔡元培對《紅樓夢》的觀點是不對的，胡適的看法比較對一點。"這裡，把中國近代以來有影響的"紅學"代表人物，都點了出來，在同"舊紅學"的對比中，認為胡適開啟的"新紅學""比較對一點"，這多少是對"新紅學"的一種客觀評價。
(三)評價《簡明哲學辭典》，思考人民內部矛盾問題
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初，不少領導干部和知識分子比較熟悉蘇聯哲學家尤金和羅森塔爾主編的《簡明哲學辭典》。這本辭典1939年作為《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參考資料出版。到1954年，即已增改到第四版，譯成中文達67萬字，事實上成為一部獨立的和系統的哲學辭典。《簡明哲學辭典》當時在中國大受歡迎，是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難以替代的工具書。
毛澤東和《簡明哲學辭典》主編之一尤金很熟悉。尤金20世紀50年代初受毛澤東邀請來中國，負責校閱《毛澤東選集》俄文譯稿，后又成為蘇聯駐華大使。毛澤東時常和他討論哲學，曾開玩笑地對他說，《簡明哲學辭典》一些條目，特別是其中的"同一性"條目"是整我的"。
1957年1月27日在北京召開的全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第一次明確發表了對《簡明哲學辭典》的看法。他說："斯大林有許多形而上學，並且教會許多人搞形而上學……蘇聯編的《簡明哲學辭典》第四版關於同一性的一條，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觀點。辭典裡說：‘像戰爭與和平、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生與死等等現象不能是同一的，因為它們是根本對立和互相排斥的。’這就是說，這些根本對立的現象，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同一性，它們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聯結，不能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這種說法，是根本錯誤的。"
在1959年8月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再次重申自己的看法：《簡明哲學辭典》"把同一性混同於形而上學的同一性，與馬克思主義的同一性完全是兩回事。因而否定戰爭與和平、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生與死有同一性，可以轉化。我對尤金說，你這個東西是整我的，他回答不了。我說，既沒有同一性，戰爭為什麼轉化為和平、和平又轉化為戰爭，如第一、二次世界大戰，抗美援朝，就是和平轉化為戰爭，戰爭轉化為和平。這兩個東西，照形而上學看是完全隔絕的"。
經毛澤東提倡，我國哲學界在報刊上開展了關於矛盾的同一性與斗爭性、思維與存在有沒有同一性問題的討論。1960年11月12日，毛澤東看到當天《人民日報》登載的一篇關於矛盾的同一性和斗爭性討論的綜合介紹，當即要該報把文中提到的幾篇不同觀點的文章，全部找來給他看。
毛澤東當時如此重視"同一性"這個哲學概念，除《簡明哲學辭典》的解釋確有片面性外，顯然還有別的動因。至少，與毛澤東以下三個方面的考慮有關。
第一，從思想方法上總結和反思斯大林犯錯誤的教訓。1956年蘇共二十大揭開斯大林犯錯誤的"蓋子"后，毛澤東由此探尋斯大林晚年犯錯誤的原因。在1957年1月27日全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他提出："對立面的這種斗爭和統一，斯大林就聯系不起來。蘇聯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學，就是那麼硬化，要麼這樣，要麼那樣，不承認對立統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錯誤。""斯大林時期，反革命就隻有殺頭的一個辦法，犯錯誤的也殺頭，偶爾有不同意見，就排除，就抓起來，就斗爭，就叫‘反蘇’，對立不能統一，不能轉化。"這顯然是聯系蘇聯實際來解讀《簡明哲學辭典》中"同一性"這個條目。
第二，促進黨內領導干部進一步理解和認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怎樣避免斯大林那樣的形而上學錯誤？辦法就是讓正確的東西在同錯誤的東西的比較和斗爭中發展。這是毛澤東提出"雙百"方針的初衷。但是，這個方針提出來后，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有不同意見，認為放棄了馬克思主義在科學文化領域的指導地位。貫徹"雙百"方針，在國內也有阻力。毛澤東1957年2月曾有這樣一個估計：全國地委以上干部，真正理解和贊同"雙百"方針的，也就十分之一。在1957年1月27日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他批評《簡明哲學辭典》對同一性的錯誤解釋，正是為了闡述實行"雙百"方針的必要性。他說，我們要解釋和發展辯証法的對立統一學說，"從這個觀點出發，我們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雙百"方針就是要在比較和斗爭中發展正確的東西，實現對立面的同一性轉化。
第三，毛澤東當時在醞釀論述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強調對立面的同一性和轉化，正好是他思考這個問題的哲學工具。在1957年1月27日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他專門談到怎樣看少數人鬧事的事情，認為研究這個新問題，在思想方法上必須承認矛盾的對立和轉化。他說："對鬧事又怕，乂簡單處理，根本的原因，就是思想上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是對立統一的，是存在著矛盾的"﹔"一部分是敵我矛盾，大量表現的是人民內部矛盾"。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就必須樹立和堅持矛盾同一性轉化的思想方法。一個月后，毛澤東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便吸收了這次講話的許多內容。
《簡明哲學辭典》同當代中國政治的瓜葛，還沒有完。1959年8月，在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讓人從《簡明哲學辭典》裡選出一些條目內容，編成一份題為《經驗主義，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材料，發給與會者。毛澤東還給與會者寫信，建議讀《簡明哲學辭典》，要求在半年內讀完，並說："為了從理論上批判經驗主義，我們必須讀哲學"。1959年讀《簡明哲學辭典》，背景和1957年已明顯不同，重點轉向了該書對經驗主義的批判。這主要是針對彭德懷等人的。毛澤東認為其思想方法屬於"經驗主義"。抽象看，運用《簡明哲學辭典》的觀點來反對"經驗主義"似無不妥，但把這個帽子戴在彭德懷等人頭上，則是誤判，顯然錯了。閱讀與實際的脫離，運用書本的復雜性，此為一例。
(四）借助人物史傳，糾正"大躍進"領導作風
1958年"大躍進"運動的失誤，主要是違背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以搞群眾運動的方式來搞經濟建設。從領導作風和工作方法上講，反映出當時黨內領導干部中存在的不良風氣，諸如，有的遇事不商量，在生產指標上給下面很大壓力﹔有的蠻橫壓制不同意見，隻看"風向"作決策﹔有的對上不敢講真話，一味浮夸。這些，都屬於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命令主義。毛澤東發現"大躍進"的錯誤后，下決心從領導作風和工作方法角度進行糾正，由此閱讀推薦三篇歷史人物傳記。
一是閱讀推薦《明史•海瑞傳》，提倡"海瑞精神"。
1959年，毛澤東在多次中央會議上宣傳海瑞精神，即敢講真話、說實情的精神。他專門把《明史•海瑞傳》推薦給周恩來、彭德懷等人閱讀。4月5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說：我們共產黨高級干部很不勇敢，不肯尖銳。無非是怕穿小鞋，怕失掉職務，怕失掉選票。我就講透這些人的心事，連封建時代的人物都不如。接著，毛澤東把《明史•海瑞傳》的有關內容講了一遍，總結說：你看海瑞那麼尖銳，他寫給皇帝的那封信就很不客氣，我們的同志有海瑞那樣勇敢？毛澤東講海瑞精神，不只是一般性的倡導，還借此對自己在發動"大躍進"過程中很少聽得到真話進行反思。在這次會議上，他還說："現在搞成一種形勢，不大批評我的缺點。你用旁敲側擊的辦法來批評也可以嘛。""少奇等是在我身邊多年的戰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講話。"
二是閱讀推薦《三國志•郭嘉傳》，推崇"多謀善斷"。
毛澤東這期間閱讀推薦最多的是《三國志•郭嘉傳》，目的是希望領導干部做事情、訂計劃，既要善於聽取不同意見，又要善於集中不同方面的意見，及時作出正確的決策，像曹操和郭嘉那樣"多謀善斷"。
1959年3月2日在鄭州會議上，毛澤東幾乎原原本本地把《郭嘉傳》的內容講了一遍，總結說："我借這個故事來講，人民公社黨委書記以及縣委書記、地委書記，要告訴他們，不要多端寡要，多謀寡斷。謀是要多，但是不要寡斷，要能夠當機立斷﹔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點。這是個方法問題。"毛澤東這樣講，是要求領導干部不要陷入"辛辛苦苦的官僚主義"，制定決策要多商量，發現問題趕快糾正。
一個月后，在上海會議上，毛澤東又講《郭嘉傳》的故事，然后說：此人足智多謀，協助曹操南征北戰，策謀帷幄，出了許多好主意，值得我們學習。毛澤東由此聯想到"大躍進"運動中，一些領導干部不是多端寡要、好謀無決，就是少謀武斷、獨斷專行，於是，進一步解釋說：多謀就是要聽取不同意見，沒有多謀，就不可能有善斷。人們對事情的判斷有三種情況：正確判斷，武斷，斷得不及時。要當機立斷，不能猶豫不決。反對黨內的一些不良傾向，也要當機立斷。一直到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還講到郭嘉事跡，說1958年經濟計劃搞亂了，要像郭嘉那樣多謀善斷，留有余地，等等。
三是閱讀推薦《史記•酈生陸賈列傳》，呼吁"民主納諫"。
郭嘉和曹操遇合，也是謀與斷的結合，既成就了郭嘉，也成就了曹操。但歷史上並不是所有的領導團隊的決策者和謀劃者，都能像曹操和郭嘉這樣幸運遇合。最典型的悲劇，就是項羽和范增。1962年1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目的是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毛澤東在1月30日的大會講話中，談到《史記》記述劉邦善於納諫而取得勝利，項羽不聽意見而失敗的一些情況。他說："從前有個項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愛聽別人的不同意見。他那裡有個范增，給他出過些主意，可是項羽不聽范增的話。另外一個人叫劉邦，就是漢高祖，他比較能夠採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接著詳細講了《史記•酈生陸賈列傳》記載酈食其求見劉邦的故事，最后歸結為："劉邦是在封建時代被歷史家稱為‘豁達大度，從諫如流’的英雄人物。劉邦同項羽打了好幾年仗，結果劉邦勝了，項羽敗了，不是偶然的。"
比較劉邦、項羽不同領導作風的成敗，針對的是"大躍進"運動期間一些領導干部不講民主，不肯納諫的作風。毛澤東在講話中直面現實，提出告誡："我們現在有些第一書記，連封建時代的劉邦都不如，倒有點像項羽。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
(五）編選《不怕鬼的故事》，應對多事之秋
20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對中國來說是多事之秋。在國內，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進入嚴重困難時期﹔國際上，由於中國在西藏進行平叛，中印關系隨之緊張，西方世界掀起反華浪潮，中蘇友好關系這時候也開始解體。以什麼樣的精神狀態來應對這些挑戰，渡過難關，是毛澤東當時考慮得比較多的一個問題。
從1959年春天開始，毛澤東在不同場合經常講古代筆記小說中的一些不怕鬼的故事。5月6日，他向11個國家的訪華代表團介紹了西藏分裂分子武裝叛亂和中印關系的緊張情況，隨即把話題引向不怕鬼的問題：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還是不怕它好？經驗証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沒有鬼了。中國小說裡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編成一本小冊子。
說干就干。毛澤東讓胡喬木落實這件事，任務交給了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何其芳。到這年夏天，《不怕鬼的故事》便基本編成。這部書稿從古代筆記小說裡選了幾十篇和鬼魅斗智斗勇的故事，短則幾十字，多也不過千字。毛澤東讀了書稿，選擇部分故事在一個會議上印發。此后，他又讓何其芳進一步精選充實書稿，遂成70篇，共6萬多字。因是文言，每篇又相應做了注解，還寫了一個序言，說明為什麼編選這樣一本書。1961年1月4日，毛澤東約何其芳談序言的修改。何其芳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改完序言，送給毛澤東，毛澤東又作了多處加寫。其中有一句是："難道我們越怕‘鬼’，‘鬼’就越喜愛我們，發出慈悲心，不害我們，而我們的事業就會忽然變得順利起來，一切光昌流麗，春暖花開了嗎？"在序言末尾加寫的一大段話裡，毛澤東把他提議編選《不怕鬼的故事》的現實意義表達得格外直接："讀者應當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還多得很，要消滅它們還需要一定時間，國內的困難也還很大，中國型的魔鬼殘余還在作怪，社會主義偉大建設的道路上還有許多障礙需要克服，本書出世就顯得很有必要。"
《不怕鬼的故事》於1961年2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正式出版。付印前，毛澤東批示把清樣送給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周揚、郭沫若看，詢問他們是否還有修改的意見﹔出版時，又指示將序言在《紅旗》和《人民日報》上登載，把全書譯成幾種外文﹔出版后，又推薦給參加整風的干部們閱讀：如此大張旗鼓地推薦，顯然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為現實政治斗爭和思想教育的工具。
毛澤東當時說的"鬼"，有兩層含義：一是國際上的反華大合唱，一是國內的困難和障礙。《不伯鬼的故事》所倡導的，就是堅定意志、敢於斗爭、敢於勝利的精神，和毛澤東這期間寫的詩詞中說的，"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裡埃"，可為互証。
當然，面對各種鬼魅壓力，不是隻講"不怕"就能管用的。從毛澤東歷次談話和對《不怕鬼的故事》序言的修改來看，不怕"鬼"的精神，有這樣一些內含：怕"鬼"沒用，越怕"鬼"越多﹔隻要戰略上藐視，戰術上重視，就一定能戰勝各種各樣的"鬼"﹔不怕"鬼"，進而打"鬼"，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要注意爭取和改造"半人半鬼"對象。
(六）研究西方政要著述，把握國際局勢
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毛澤東在各種場合談論西方政要著述的情況多了起來。這大概與他更多地關注東西方冷戰格局，開始考慮調整國際戰略有關。閱讀國際材料和西方政要的著述，可以及時研究西方政要或學者的觀點，正確判斷和把握國際局勢。
毛澤東讀法國戴高樂的《戰爭回憶錄》，從中了解到戴高樂對待英國和美國的態度，很欣賞他敢於和英美"鬧別扭"的勇氣。戴高樂1958年競選法國總統，毛澤東這年6月提出戴高樂"登台好，還是不登台好"這個問題在中央領導層討論。他對討論作的結論是："這個人喜歡跟英美鬧別扭，他喜歡抬杠子。他從前吃過苦頭的，他寫過一本回憶錄，盡罵英美，而說蘇聯的好話。現在看起來，他還是要鬧別扭的。法國跟英美鬧別扭很有益處。"這個判斷，與當時國際國內多數意見不同。那時，國際評論說戴高樂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但毛澤東從戴高樂《戰爭回憶錄》中看出他的民族意識很強，有獨立意志，敢於反對美國的控制和干涉，這對推動歐洲中立主義的發展有好處。戴高樂上台后的政策，証明這個判斷是對的。
1960年1月，英國前首相艾登的回憶錄一發表，正在外地集中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毛澤東，找來《艾登回憶錄》中譯本翻閱，隨后對讀書小組的人評論說：艾登發表了他的回憶錄，大罵杜勒斯，說艾森豪威爾也是壞人，寫了不少我們過去不知道的關於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和爭吵。帝國主義國家當局的回憶錄，很值得看看。這年5月，毛澤東會見英國的蒙哥馬利，又說：我讀過艾登的回憶錄。他講到美國在組織東南亞條約組織的時候，英國希望印度參加，來對付美國，美國堅決反對，說如果英國要印度參加，美國就要蔣介石和日本參加。艾登在回憶錄中說，他想不通蔣介石怎麼能同尼赫魯相提並論。從毛澤東的這些閱讀引述，可看出他總是敏銳地把握西方各國的內部動向和他們有關中國的政策。
蒙哥馬利1960年訪華，給毛澤東的印象不錯。在他走后，毛澤東找來世界知識出版社剛剛出版的蒙哥馬利《一種清醒的作法——東西方關系研究》來讀。該書的主要論點是：西方雖取得對德戰爭的勝利，但在政治上輸給蘇聯﹔西方戰后在同東方的全球性斗爭中實際遭受失敗﹔未來的斗爭已轉為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西方必須改變策略，承認東西方關系中的某些"現實因素"﹔爭取一個"友好的中國"應該成為西方政治目標之一。毛澤東在這類重要內容處作了不少圈畫，還批送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讀，說是"很有意思，必讀之書"。蒙哥馬利1960年6月9日在出席一次宴會的演講中，稱贊中國革命對中國是有益的，西方國家必須找出辦法同共產主義共存，在共存的同時，西方國家必須盡一切努力來保存基督教文明的基礎。毛澤東讀到這個演講材料，批給江青，讓她研究蒙哥馬利為什麼要說這些話。
研讀戴高樂、艾登、蒙哥馬利等人的著述，毫無疑問，對毛澤東此后提出"兩個中間地帶"和"三個世界劃分"的國際戰略思想，是有影響的。
毛澤東還細讀過美國將軍馬克斯韋爾•泰勒的《音調不定的號角》，注意到他關於美國在核戰爭和常規戰方面的策略。泰勒擔任過美國陸軍參謀長、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美國駐越南大使。1963年7月會見古巴一個代表團時，毛澤東評論：泰勒在朝鮮和我們打過仗，他寫的《音調不定的號角》，大家有機會最好看看。在這本書裡，他批評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過去不重視常規武器戰爭。又要打原子戰爭，又要打常規戰爭，叫喊打原子戰爭，但又不打，這就叫做音調不定。
1965年1月，毛澤東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再次談到讀泰勒《音調不定的號角》的體會，他說：我們也研究美國的軍事著作，泰勒那本《音調不定的號角》，"是不大贊成核武器的。他說，在朝鮮戰爭中沒用過，在中國解放戰爭中沒用過，他懷疑以后的戰爭能夠用這種東西制勝。他要爭陸軍的人數和用費，但是同時說也要造核武器，二者平行發展……他代表陸軍，要爭取陸軍的優先權"。這番評論，足顯閱讀所起的"知彼"效用。
毛澤東還讀過尼克鬆的《六次危機》，1972年會見尼克鬆時，稱贊他寫得不錯。毛澤東逝世前已經說不出話來，依然關注當時日本自民黨的總裁競選，曾敲了三下木制床頭，表示要看參選者三木武夫的書，工作人員隨即找來上海出版的《三木武夫及其政見》，捧著給他看。對國外政局的關注和思考，伴其一生，哪怕已經無法清楚表達自己的判斷和決策。這或許就是戰略家的本色。
(七）在中蘇論戰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閱讀推薦30本馬列著作
1963年，中蘇兩黨就如何認識和發展馬列主義的論戰進入高潮，國內則開始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兩件事情，雖分屬內外，但實際上互有關聯，都是為了防修反修。根據形勢需要，毛澤東這年提出中高級領導干部要學習30本馬列原著。
1963年5月，毛澤東審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指導文件《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前十條"），在加寫的一段文字中提出閱讀馬列著作的事情："我們現在還有一些處在領導工作崗位的同志和許多從事一般工作的同志，並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革命的認識論，他們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還是資產階級的，或者有資產階級思想的殘余。他們常常自覺地或者不自覺地以主觀主義（唯心主義）代替唯物主義，以形而上學代替辯証法。""為了做好我們的工作，各級黨委應當大大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使之群眾化，為廣大干部和人民群眾所掌握。"隨后，中宣部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擬出"干部選讀馬恩列斯著作目錄"，報毛澤東審定，最后確定30本。其中，馬克思的8本，恩格斯的3本，列寧的11本，斯大林的5本，普列漢諾夫的3本。
有一點頗為蹊蹺。30本馬列著作中，包含有普列漢諾夫3本講歷史唯物論的書，分別是《史的一元論》《論藝術》《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這是毛澤東提議加上的。盡管列寧曾經稱普列漢諾夫是"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毛澤東也講過普列漢諾夫在俄國傳播馬克思主義是有功勞的，相當於中國的陳獨秀﹔但在中蘇論戰、防修反修的背景下，把普列漢諾夫納入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行列，似乎有些扦格不通。事實上，人民出版社當時出版的供批判用的內部"灰皮書"中，就有上下兩冊的《普列漢諾夫機會主義文選》。普列漢諾夫受此"待遇"，與他后期和列寧發生分歧，曾受到批判有關。不知道編譯者是否清楚，毛澤東1963年7月11日召集宣傳教育部門負責人開會，布置馬列原著閱讀計劃時，專門講："書目中還應有普列漢諾夫的著作。"
在7月11日這個會上，毛澤東還說：要有計劃地進行，在幾年內讀完幾十本馬列的書。要有大字本，譯文要校對一下，要為這些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寫序，作注，注解的字數可以超過正文的字數。要有辦法引起中高級干部讀書，有的人沒有讀書興趣，先要集中學習，中級以上干部有幾萬人學就行了。如果有200個干部真正理解了馬列主義就好了。
對這個閱讀計劃，毛澤東抓得很細。1963年8月4日，他為印制大字本馬列著作寫信給周揚，特別囑咐：封面不要用硬紙，《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反杜林論》這樣的厚書，應分裝四本或八本，以方便干部閱讀。1964年2月15日，他在中宣部就組織高級干部學習馬列著作一事的報告上，又對陸定一作出批示：三十本書，大字，線裝，分冊，"每部印一萬份、兩萬份或者三萬份好嗎？我急於想看這種大字書"。
實施30本馬列著作閱讀計劃后，毛澤東又開始落實為這些馬列著作"寫序，作注"的設想，目的是結合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把學習的精要有針對性地提示出來。為此，他於1965年3月把陳伯達、胡繩、田家英、艾思奇、關鋒等人召集到長沙，專門研究"寫序，作注"之事。毛澤東當時建議，先為《共產黨宣言》和《國家與革命》等六本書寫序，六人一人一篇，《共產黨宣言》的序由他親自來寫。這年11月，毛澤東乂把原班人馬召集到杭州，繼續討論。由於姚文元此時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時局驟變，毛澤東注意力轉移，這個計劃也就擱淺了。
十、心智交流：書香潤物細無聲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重大決策和重大問題上的讀書、薦書和編書，關涉全黨和全國的重大實踐活動，具有政治上的考慮和突出的針對性。他的日常閱讀，則既有工作需要，也是個人興趣，還是和他人作思想交流的重要途徑，三者相融，不分彼此。書香如春雨，潤物細無聲。所潤之"物"，既是毛澤東的心智，也有他人的心智。
(一）面向統戰人士的情感通道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經常接到一些民主人士和老知識分子的來信，其中不少是談論學問之事，有的還把自己的著述寄給毛澤東，希望得到評價。通常情況下，他對寄來的著述，總是收讀后作一回信，私下裡表達一些自己的看法。看起來是個人交往，實際上把閱讀和做思想工作融在了一起。
柳亞子是民國時期的舊體詩壇領袖，又是國民黨左派的代表人物。新中國成立前后，他幾度寫詩給毛澤東，毛澤東幾度奉韻應答，既有"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的勸說，又共享"一唱雄雞天下白，萬方樂奏有於闐"的喜悅。此番唱和，既是詩人情趣，文化對話，也是政治溝通的有效渠道。
參加過戊戌變法的張元濟，多次給毛澤東寫信，先后寄來其詩作《積雪西陲》《告成詩》《西藏解放歌》以及所著《涵芬樓燼余書錄》等，毛澤東一一復信，稱其"積雪西陲一詩甚好"，"解放歌具見熱忱慷慨"。
愛國將領陳銘樞，把自己的《論佛法書》寄來請提意見，毛澤東"略讀"后回信："惟覺其中若干觀點似有斟酌之必要，便時再與先生商略"。看了原國民黨將領張治中的《六十歲總結》，毛澤東立刻致信："一口氣讀完了"，"感到高興。我的高興，不是在你的世界觀方面。在這方面，我們是有距離的。高興是在作品的氣氛方面，是在使人能看到作者的心的若干點方面，是在你還有向前進取的意願方面"。
文字學家楊樹達來信，批評中國科學院在審査其《耐林庼甲文說》時有官僚主義作風，要求毛澤東看一下他寫的該書自序。毛澤東回復："惠書收讀。序言已看過。並將大函轉付科學院方面，請他們予以注意。"山東大學教授高亨把自己的《周易古經今注》《墨經校詮》《老子正詁》等研究著述和詞作《水調歌頭》寄給毛澤東，毛澤東回信："高文典冊，我很愛讀。"
對老先生的長篇巨制，毛澤東讀得最細的，是章士釗達100萬字的《柳文指要》，並關注該書的修改和出版。毛澤東讀此書稿，在其"跋"文中寫下批語："經濟有變化，反映經濟之政教亦將有變化，文事亦將有變化。一成不變之事，將不可能。"讀過一遍后，毛澤東還想再讀一遍，給章寫信催要已經退回的上部，並說："大問題是唯物史觀問題，即主要是階級斗爭問題。但此事不能求之於世界觀已經固定之老先生們，故不必改動。嗣后歷史學者可能批評你這一點，請你要有精神准備，不怕人家批評。"毛澤東不僅自己讀，還把《柳文指要》推薦給康生讀，並附信告訴康生這部書稿在學術上的貢獻和缺憾："大抵揚柳抑韓，翻二王、八司馬之冤案，這是不錯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觀，於文史哲諸方面仍止於以作者觀點解柳（此書可謂解柳全書）"。
中國共產黨一路走來，取得成功的一個"法寶"，就是統一戰線。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和黨外許多具有深厚文史素養的民主人士和老知識分子交往頻繁，他的閱讀優勢，也就轉化為一條別有洞天的通道，通向這些統一戰線領域的朋友們內心世界，成為和他們溝通思想、密切感情的重要方式。
(二）指導學術討論的工作方法
毛澤東讀報紙雜志，很注意一些帶有學術傾向性的文章。看到合適的，他總是推薦，甚至修改，或為其他報刊轉載代擬編者按語，以期在思想界學術界發生影響。這類閱讀，事實上是他指導和促進理論學術建設的一個具體途徑。
1956年2月，周谷城在《新建設》上發表《形式邏輯與辯証法》，引起學界討論，大多不贊成周的觀點。毛澤東關注到此事，找來一些文章閱讀，發現《教學與研究》1957年初發表的王方名三篇文章和周谷城觀點相近，遂提議把王方名三篇文章匯成小冊子出版，還轉告周谷城說，你的觀點並不孤立。為了推進對邏輯問題的討論，毛澤東又親自出面邀集哲學界一些教授名家，在中南海開了一次座談會，讓大家暢所欲言。
1957年初，在推動文藝界貫徹落實"雙百"方針的過程中，毛澤東在不同報刊上，讀了王蒙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和李希凡對這篇小說的評論文章，讀了鐘惦棐《電影的鑼鼓》，讀了陳其通等四人《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讀了姚雪垠的散文《惠泉吃茶記》和范瑞娟生活隨筆《我的丈夫》。對這些引起爭論的作品和文章，他批示印發給一些人閱看，或在會議上發表自己的觀感，有鼓勵，有建議，有辯護，有批評，態度鮮明。這種做法，對活躍文化界氣氛，產生不小影響。
1957年春，毛澤東從《光明日報》上讀到李汝祺《從遺傳學談到百家爭鳴》一文，隨即讓《人民日報》轉載，並把題目改為《發展科學的必由之路》，還代擬編者按語，表示"我們贊成這篇文章"。這對推動科學界貫徹"雙百"方針是起了作用的。
1959年2月19日，《光明日報》發表翦伯贊《應該替曹操恢復名譽——從〈赤壁之戰〉說到曹操》一文，毛澤東讀后，深有同感，多次宣傳該文觀點。私下裡還和老同學周世釗講，為曹操翻案符合歷史唯物論觀點，但周世釗認為曹操人品不好，不該為他翻案。5月10日，毛澤東專門致信周世釗："上次談話未暢，歷史唯物論觀點講得不透，可以再來一談否？"在毛澤東的推動下，史學界在20世紀50年代末就曹操等歷史人物的歷史地位進行了深入討論。
1960年11月，毛澤東從《光明日報》上讀到哈爾濱工業大學一些教師寫的《從設計"積木式機床"試論機床內部矛盾運動的規律》，提出讓《紅旗》雜志予以轉載，並代《紅旗》雜志編輯部給作者們寫信說，"我們很喜歡讀你們的這類文章。你們對機械運動的矛盾的論述，引起了我們很大的興趣"，"隻恨文章太簡略，對六條結論使人讀后有幾條還不甚明了。你們是否可以再寫一篇較長的文章"。哈爾濱工業大學的一些教師根據毛澤東的建議，又寫出《再談機床內部矛盾運動的規律和機床的"積木化"問題》一文，發表在《紅旗》雜志1961年第9、10期合刊上面。
1964年7月，毛澤東讀到姚文元《評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觀》和金為民、李雲初《關於時代精神的幾點疑問——與姚文元商榷》兩篇爭鳴文章，遂讓中宣部把兩文合在一起印成小冊子，發給來京參加京劇現代戲會演的人員閱讀。毛澤東還為這個小冊子寫了一個按語："文藝工作者應當懂得一點文藝理論，否則會迷失方向。這兩篇批判文章不難讀。究竟准的論點較為正確，由讀者自己考慮。"
1965年7月，毛澤東讀到南京文史研究館館員高二適寫的《〈蘭亭序〉真偽駁議》手稿。郭沫若此前發表《由王謝墓志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提出傳世的《蘭亭序》書帖，不是王義之真跡，乃后人偽托﹔高二適不同意，認為傳世的《蘭亭序》確實是王義之真跡。毛澤東得知，大概是礙於郭沫若的名聲，有人不主張發表高二適文章，隨即表示：爭論是應該有的，我當勸說郭老、康生、伯達諸同志贊成高二適一文公諸於世。同時致信郭沫若："筆墨官司，有比無好。"高二適文章在這年7月23日《光明日報》上發表后，引發一場關於《蘭亭序》真偽的學術大討論。郭沫若寫《〈駁議〉的商討》一文答辯，發表前也送給了毛澤東，毛澤東在清樣上改正了一些錯排字，有的地方還做了批注，復信郭沫若表示，"第一頁上有一點文字上的意見，是否如此，請酌定"。
(三）調査風物歷史的別致途徑
毛澤東生前有一個強烈願望：騎馬考察黃河、長江。他把這個計劃稱為"學徐霞客"，大概是讀《徐霞客游記》得到的啟發。為此他作了充分准備。1964年夏天在北戴河定下出發日期，派出了打前站的人。但8月5日發生美國轟炸越南北方的"北部灣事件"，中國受到威脅，抗美援越勢在必行。6日早晨，毛澤東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要打仗了，我的行動得重新考慮。"所謂"我的行動"，即指騎馬考察黃河、長江之事。
"學徐霞客"，是實地調查研究，了解黃河、長江沿岸的地理氣貌、風俗民情和歷史材料。雖未能成行，但毛澤東喜歡閱讀各地的方志，調査研究各地民情、地理和歷史，起到的作用，和"學徐霞客"計劃類似。事實上，在毛澤東看來，閱讀本身就是對歷史和現狀的調査方式。讀方志，是毛澤東到外地考察經常做的一件事情。新中國成立后，據可査的材料表明，毛澤東看過的方志書，不下30部。
1952年10月30口到開封的當晚，便找來《河南通志》《汴京志》《龍門二十品碑帖》閱讀。1958年3月4日下午一到成都，立即要來《四川省志》《蜀本紀》《華陽國志》閱讀，幾天后又讀了《都江堰水利述要》《灌縣志》等。在成都會議期間，毛澤東又批示印發了一批書籍和文章，包括《都江堰資料》《成都由來》《武侯祠》《杜甫草堂楹聯集》《司馬錯論伐蜀》。1959年6月30日到廬山，清晨略事休息，便借閱民國時期吳宗慈修的《廬山志》，隨后又讓人找來吳宗慈編的《廬山志續志稿》，在書上作了一些眉批。廬山會議期間，和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談到《廬山志續志稿》，認為：這部書寫得很好，對理解現代歷史有參考價值，蔣介石的廬山談話都記錄下來了，當時梁實秋有意遲到，名單最后是梁實秋，他雖然是資產階級學者，也有愛國的一面，在學術上有才華。隨后，毛澤東又講起歷史上"下轎伊始問志書"的典故，說：南宋大儒朱熹到南康郡（今江西星子縣）走馬上任，當地屬官轎前迎接，他下轎開口就問《南康志》帶來沒有？搞得大家措手不及，面面相覷。談此典故，實際是借古人之事，來解釋自己喜讀方志的原因並引起大家讀方志的興趣。1965年5月21日，毛澤東重上井岡山途經湖南茶陵，提出要看茶陵縣志，當時茶陵未新修縣志，隻好找來1870年版的《茶陵州志》一讀。
外出考察，毛澤東不僅喜歡讀當地方志，還習慣找來一些前人吟詠當地的詩歌作品來讀，甚至親自編選一些反映地方特點的作品集子。1958年3月成都中央工作會議期間，他就親自編了兩本小冊子，一本《詩詞若干首（唐宋人寫的有關四川的一些詩和詞）》，一本《詩詞若干首（明朝人寫的有關四川的一些詩）》，印發與會者。毛澤東在會上專門介紹："我們中央工作會議，不要一開會就說匯報，就說糧食產量怎麼樣，要務點虛，要務虛和務實結合，我們可以解決鋼鐵的問題，煤的問題，同時我們也要拿一點時間來談談哲學，談談文學，為什麼不行呢？"讓與會者閱讀有關當地歷史、地理和詩歌著述，意在讓會議的氣氛活潑一些，思路開闊一些，思想解放一些。1965年初冬在杭州，毛澤東讓田家英為他借來一批古人吟詠西湖的詩詞，浙江省委政治研究室由此編選一本《西湖古詩集粹》，收錄從唐初到清末100位詩人的200首作品，送給毛澤東。毛澤東讀后，很感興趣，認為可以出版，並把書稿交省委負責同志轉給了出版社。
詩與歷史，詩與地理，在毛澤東的閱讀中，互相激活和印証，成為他熟悉掌握各地歷史和地理的重要途徑。
(四）表達期待的良苦用心
毛澤東在會議上公開向領導干部們薦書，目的是倡導或糾正某些風氣。他私下向一些人薦書，也屬常態，用意卻更為具體，往往是根據特殊情況，希望對方能從所薦之書中有所領悟和借鑒。
先說向親屬薦書。這類事頗為頻繁。1954年夏天，毛澤東第一次到北戴河，在那裡給李敏、李訥寫信，讓他們讀曹操的《觀滄海》，大概是想讓孩子們通過此詩，和他一樣感受北戴河觀海的壯闊。李訥1958年曾生過一場病，毛澤東寫信讓她讀王昌齡的《從軍行•青海長雲暗雪山》，說"這裡有意志"，"意志可以克服病情"。1960年12月，他把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召集到一起，向他們推薦《史記•蘇秦張儀列傳》，還把這篇傳記的內容原原本本地講給他們聽，最后歸結為："人沒有壓力不會進步"，希望他們善於接受批評幫助，樹立干一番事業的志氣。1963年，他寫信給李訥，推薦《庄子•秋水》，說讀了這篇文章，就"不會再做河伯了"，意在避免像其他千部子女那樣"翹尾巴"，完全是一副情細理微、循循善誘的家長模樣。
對身邊工作人員，毛澤東則鼓勵他們多讀理論書。1957年8月4日，毛澤東請秘書林克給他找列寧的《做什麼?》和《四月提綱》，在信中特別交代：要多讀點理論書，理論書不容易讀，但要培養興趣，"如倒啖蔗，漸入佳境，就好了"。1960年，他讓人找來好幾本馮契寫的《怎樣認識世界》，送給在身邊工作的青年人，希望他們懂得一些唯物史觀和辯証法。他還把自己閱讀過的一本《怎樣認識世界》送給機要室的一位青年，對她說："馮契寫的這本書，我看不錯，值得一看，比較通俗易懂，是適合你們青年人讀的，個別處有錯誤也無妨"。這位青年拿回書一看，上面有毛澤東許多批注。
對在中央工作的一些筆杆子，毛澤東不是簡單地薦書，而是和他們互動學習，要求更高。1953年，《學習譯叢》刊登一篇題為《評羅森塔爾的〈馬克思主義辯証法〉》文章，認為辯証法講"對立的統一"概念，是黑格爾表述方式的殘余，應該用"對立的斗爭"這個概念來代替。胡喬木看到后，推薦給毛澤東讀，毛澤東讀后說，"我認為這種批評是錯誤的"，隨后又把這篇文章批給陳伯達看。1958年4月，毛澤東把班固《漢書•賈誼傳》中的《治安策》推薦給田家英讀，並在信中說，這"是西漢一代最好的政論，賈誼於南放歸來著此，除論太子一節近於迂腐以外，全文切中當時事理，有一種頗好的氣氛，值得一看。如伯達、喬木有興趣，可給一閱"。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都是經常寫政論的人，毛澤東向他們推薦"切中當時事理"的古代政論，期待之意，不言自明。
新中國成立后，許多部隊將領文化程度不高，毛澤東多次向他們推薦《三國志•呂蒙傳》。關於推薦的初衷，毛澤東1958年9月同張治中說得很明白："呂蒙是行伍出身的，沒有文化，很感不便，后來孫權勸他讀書，他接受了勸告，勤讀苦讀，以后當了東吳的統帥。現在我們的高級軍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參加革命后才學文化的，他們不可不讀《呂蒙傳》。"，毛澤東還常常針對部隊一些將領的具體情況，向他們薦書。比如，李德生調任北京軍區司令員時，毛澤東和他第一次談話，就開了一批書目給他，特別讓他讀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說該書是一部軍事地理的參考書，可以先讀有關華北部分，意在讓李德生熟悉轄區地理形貌。對許世友這位傳奇將軍，毛澤東當面說他的特點是"厚重少文"，勸他讀《紅樓夢》，意在磨磨性子。
(五）個性化的研究興趣和人文情懷
毛澤東讀書，常常是出於個人的研究興趣和人文情懷，不一定與工作，與現實問題直接相關，至少不是有意要從中尋求什麼聯系。比如，他研讀專業學術刊物《文學遺產增刊》上面有關李白、王維、《琵琶記》《漢宮秋》的論文，批注清代納蘭性德的詞，批注孫髯翁寫的昆明大觀樓的長聯和阮元對這副長聯的修改，詳讀朱熹《四書集注》，背誦《昭明文選》中的一些華彩篇章，等等，明顯是個人的情趣和愛好，就是喜歡這方面的思考和研究。
按個人興趣閱讀，有時也聊作消遣。1972年，毛澤東給旅居北京的老同學周世釗送去清朝梁晉竹的《兩般秋雨庵隨筆》，附信說，"旅夜無聊，奉此書，供消遣之用"，就是這個意思。毛澤東把一些笑話類的書，諸如《笑林廣記》《歷代笑話選》《滑稽詩文集》《幽默笑話集》等，印成大字本來讀，也屬這種情況。當然，這類閱讀，既可了解世間風俗百態，也可實現精神上的寧靜致遠、從容鑒思，是一種看似閑適、實為有用的心智建設。
毛澤東休閑式的閱讀研究，有時也別有深意存焉，或為抒發一種心情，或牽連工作上的一些思考。比如，劉少奇曾在一個會議上談到，自古以來官員出外做官，都是不帶家屬的。舉的例子是唐朝賀知章"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這首詩，說明賀知章老了回鄉，連自己的孩子都不認識他了。毛澤東覺得，這個講法恐怕不妥，就回去翻書，作一番詳細考証。1958年2月10日給劉少奇寫了封不短的信，詳述自己的考証過程，最后得出結論："唐朝未聞官吏禁帶眷屬事，整個歷史也未聞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離家’一詩便作為斷定古代官吏禁帶眷屬的充分証明。""睡不著覺，偶觸及此事，故寫了這些，以供參考。"為引用詩句的妥與不妥，在"睡不著覺"的時候，詳細考証，寫長信論述，確為一樁異事。也隻有毛澤東這樣對閱讀研究有特殊愛好，並把個人興趣融入工作的政治家，才可能為之。
毛澤東私下裡做這類考証研究，有時候甚至也不是為了和人交流，純粹是為吐一吐心中的感慨。他讀清朝項家達編的《初唐四杰集》，一時興起，在王勃的《秋日楚州郝司戶宅餞崔使君序》一文旁，寫下1000字左右的批語，考証出王勃寫《滕王閣序》時的年齡，在24歲至26歲之間。由這番考証，連帶出一些感慨："青年人比老年人強"，"大部分發明創造，佔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們干的。"毛澤東還說："由王勃在南昌時年齡的爭論，想及一大堆，實在是想把這一大堆吐出來。""吐"出來的這些感慨，事實上把閱讀研究中的個人興趣和人文情懷，甚至和他揮之不去的政治情結，融在一起了。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 北京 10017）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