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思想自覺和文化自信，這種自覺自信逐漸沉澱為后人奮斗的一種永遠參照——

長征之於中國共產黨的特殊意義

陳晉

學者·語粹

●一個政黨在危機中實現歷史大轉折，其思想自覺大體有三層意思：一是確實認識到以前的做法和思路不能再繼續下去了﹔二是獨立自主靠自己的努力而非外力來改變過去的做法和思路﹔三是從實際出發大膽創新，實事求是地作出新的決策，推進新的實踐，並迎來轉機。中國共產黨在長征途中以遵義會議為代表的思想自覺，其基本內涵也是這三點。今天人們概括的長征精神，其中就有一條：“堅持獨立自主、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精神”，實際上就是指黨在長征途中的思想自覺。

●處理危機，是對領導者的領導素質、領導能力和領導權威最嚴峻、也是最全面的考驗。在危機中，人們普遍地渴望通過權威決策來消除危機帶來的不確定感，如果既有的領導不能化解危機，那他的權威必然會被能夠化解危機的人所取代。毛澤東成為黨的領導核心，正是在長征的危機中被選擇和接受的，他的思想智慧和領導能力，更是在長征途中經歷千難萬險的實踐考驗后被全黨認識和推崇的。長征促成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成熟，根本說來就是領導者和領導群體的成熟。

●如此壯烈的行程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后人在驚嘆和眺望之余，免不了要追問和思考：當時身陷絕境的人們，靠什麼演繹了人類歷史上聞所未聞的故事？靠什麼創造了難以想象的歷史奇跡？靠什麼凝聚起無限的能量，使自己成為一支拖不垮、打不散的鋼鐵洪流？這是歷史的追問，也是精神的追問，還是文化的追問。

在人類歷史上，為生存或戰爭，一支隊伍的遠征常常引起后人的無限遐想和悠久驚嘆。當時和后來不少人習慣於把中國紅軍1934年到1936年的長征，視為創造奇跡的軍事大事，包括外國人，也常常把它同公元前218年迦太基的軍事統帥漢尼拔為攻擊羅馬軍隊率部翻越阿爾卑斯山的艱苦行軍（實際上隻走了區區1800裡路）相比。從軍事上講，長征的確是中國工農紅軍的一次戰略大轉移﹔但從政治上講，長征則是中國共產黨的一次歷史大轉折，是中國革命轉危為安的一次大變局。

毛澤東一開始就不單是把紅軍長征作為軍事事件來定性的。他在1935年就把長征比作“宣言書”、“宣傳隊”、“播種機”，並提出：“誰使長征勝利的呢？是共產黨。沒有共產黨，這樣的長征是不可能設想的。”顯然，這是從中國共產黨的角度來提煉紅軍長征的政治意義。因此，我們談紅軍的長征，事實上是談論中國共產黨。概括地說，長征是中國共產黨成熟前在思想、組織和精神上的一次歷史性跨越。

一、長征與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自覺

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被稱為歷史轉折的事件隻有兩個，一個是1935年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另一個是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它們的一個共同點是，中國共產黨在遭遇大挫折、大危機情況下，靠自己的思想自覺、實踐領導和政治選擇，創造了絕處逢生進而迎來巨大勝利的奇跡。

一個政黨在危機中實現歷史大轉折，其思想自覺大體有三層意思：一是確實認識到以前的做法和思路不能再繼續下去了﹔二是獨立自主，靠自己的努力而非外力來改變過去的做法和思路﹔三是從實際出發大膽創新，實事求是地作出新的決策，推進新的實踐，並迎來轉機。中國共產黨在長征途中以遵義會議為代表的思想自覺，其基本內涵也是這三點。今天人們概括的長征精神，其中就有一條：“堅持獨立自主、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精神”，實際上就是指黨在長征途中的思想自覺。

要真正理解長征與中國共產黨這三層思想自覺的意思，就不能不明了長征前由“左”傾教條主義統治的臨時中央的做法和思路。在第五次反“圍剿”進入到關鍵時刻，臨時中央召集的六屆五中全會對形勢的判斷很奇特。它完全根據共產國際第十二次會議關於世界和中國形勢的分析，提出：“資本主義相對穩定的終結已經開始”，“直接革命形勢在中國存在著”，第五次反“圍剿”是“爭取蘇維埃中國完全勝利的斗爭”。這些教條主義的盲目論斷，直接影響到軍事上的戰略指揮，即照搬外國堡壘戰和陣地戰的打法，同強大的敵人死拼，丟棄了毛澤東和朱德曾經屢試不爽的游擊戰法。在黨內生活上，把不同意臨時中央的想法和做法視為主要危險，宣布要“進行一個堅決的斗爭”，其結果可想而知。所謂長征，按當時的說法叫“戰略轉移”，實際上是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無可奈何的匆忙選擇，是一次被動挨打的突圍退卻。

凡此等等，可以說是領導智慧和經驗有問題，也可以說是軍事指揮有問題，還可以從敵強我弱的客觀背景上找原因，但歸根結底是缺少獨立自主地進行中國革命、實事求是地進行實踐決策的思想自覺。陳雲后來在延安曾和毛澤東談到，由於經驗不足，自己在第三次“左”傾路線統治中央的時候也犯過錯誤。毛澤東的回答是：不是經驗不足的問題，而是思想方法不對頭。

思想方法不對頭，是事后的總結。長征前的中國共產黨，還沒有真正成熟，不具備這樣的認識水平。人世間的事情，常常就是這樣，不到萬不得已，不到無路可走，人們不會下決心承認錯誤，更不會從根本上尋求犯錯誤的原因。中央紅軍長征進入貴州以后，絕大多數官兵都意識到，如果再沿著這條路走下去，黨和紅軍必將被完全斷送。甚至連一向謙遜穩重的紅軍總司令朱德，也甩出一句重話：“如果繼續這樣的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了！”

這才有了遵義會議的召開。恰巧，同共產國際聯系的電台在過湘江時被敵機炸毀了，為獨立自主、實事求是地解決危機提供了客觀條件。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從根本上糾正了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錯誤軍事路線，調整了中央領導層的結構，撤銷了博古負總責的政治權力和李德的軍事指揮權，沒有像以往那樣事先請示共產國際，或由共產國際裁決批准。生死攸關的長征，使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完全獨立自主地根據實際情況作出了歷史性決斷。

有了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精神和勇氣，催生出實事求是地制定各方面政策的思想路線，也就水到渠成了。有了這種思想自覺，人還是那些人，但隊伍的作戰風格卻煥然一新。就像斯諾在《西行漫記》裡說的那樣，中國共產黨“把原來可能是軍心渙散的潰退變成一場精神抖擻的勝利進軍”。

毛澤東是長征途中實現中國共產黨思想自覺的典型代表，后來多次從這個角度談到長征的意義。他說：“照搬蘇聯的經驗，結果把南方的根據地幾乎都丟掉了，隻好長征，使革命受了很大損失。馬克思和列寧都曾說過，他們的理論僅僅是行動的指南，是指導方向的，不能當作教條。但我們有些同志就是不懂得這一點，后來受了損失，吃了苦頭，才明白了。”“這以后我們就得到了教訓，知道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是應該相信的，但是要同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后來一結合就靈了，就打勝仗了。”“從一九二一年黨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們就是吃了先生的虧。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這次會議批判了教條主義。教條主義者說蘇聯一切都對，不把蘇聯的經驗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經過長征，“我們受了那樣大的挫折，吃過那樣大的苦頭，就得到鍛煉，有了經驗，糾正了錯誤路線，恢復了正確路線。”“不經過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不經過萬裡長征，我那個《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小冊子也不可能寫出來。”

根據毛澤東歷次所談，所謂思想自覺，其根本要義在於不能照搬書本教條和外國的經驗，而應該把馬列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靠中國人來解決中國的問題。不經歷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長征初期的危局，中國共產黨領導層中的大多數不會真正明白這個道理。可以說，沒有長征途中的思想自覺，就不會有延安時期的理論成熟。

二、長征與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成熟

所謂組織成熟，主要體現為干部隊伍的成熟。

新近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談到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后的軍事力量，一個基本的論斷是：“長征的勝利是在遵義會議后確立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的黨中央正確領導下取得的。長征的勝利表明，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具有戰勝任何困難的無比頑強的生命力，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長征后保存下來的紅軍人數雖然不多，但這是黨的極為寶貴的精華，構成以后領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骨干。”這個論斷，源自毛澤東到達陝北后的有關論述。

中央紅軍到陝北時，從8萬多人銳減到七八千人，難免在一些人中生出悲觀情緒。毛澤東1944年5月21日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的工作報告中還說：“中央蘇區紅軍長征到陝北時，隻剩下七千人，成了‘皮包骨’……當時有些同志發生悲觀情緒，其實是很不符合實際的。”這就遇到一個問題，長征是勝利了還是失敗了？黨內實際上有不同聲音。為此，毛澤東在1935年12月專門作了回答。他說：長征使我們黨過去的根據地變成了游擊區，“紅軍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們拿著整個局面中的這一方面來看，敵人是得到了暫時的部分的勝利，我們是遭遇了暫時的部分的失敗。這種說法對不對呢？我以為是對的，因為這是事實。但是有人說（例如張國燾）：中央紅軍失敗了。這話對不對呢？不對。因為這不是事實。”為什麼不是事實？毛澤東的依據是：“我們紅軍的人數比以前是少了一些，但是留下來的是中國革命的精華，都是經過嚴峻鍛煉與考驗的。留下來的同志不僅要以一當十，而且要以一當百、當千。”

的確，關鍵不在於人數的多少，而在於保留下什麼樣的人。隻要有了思想自覺的人，就不愁辦不成難事，不愁沒有光明的前景。毛澤東后來談到長征，總是從這個角度來說明它的意義：“我們的軍事力量在長征前曾經達到過三十萬人，因為犯錯誤，后來剩下不到三萬人，不到十分之一。重要的是在困難的時候不要動搖。三萬人比三十萬人哪個更強大？因為得到了教訓，不到三萬人的隊伍，要比三十萬人更強大。”“我在一個會上作報告說，留下兩萬多人，我們更強了，因為我們有了經驗。后來果然如此，政策一變，又發展到一百二十萬。”人數少了，反而更強大，是指思想經受了考驗，能力得到了鍛煉，幸存下來的是精華。這是不爭的事實。毛澤東說“長征一完結，新局面就開始”。適應和創造歷史新局面的，正是長征幸存下來的那些精華，他們構成了領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領導新中國建設，甚至領導開辟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的骨干。

經歷長征的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更強大了，在於實現了團結統一上的涅槃新生。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師以后，在北上還是南下的問題上，張國燾不服從中央決策，甚至自恃人眾槍多，明目張膽地成立第二“中央”，分裂黨和紅軍。在這種情況下，不僅黨中央和紅一方面軍領導人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王稼祥、彭德懷等人作了堅決的斗爭，從共產國際回來的張浩，率領紅二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合的任弼時和賀龍，身在紅四方面軍的朱德、劉伯承、徐向前等領導人，以及紅四方面軍廣大官兵，都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從而避免了分裂的危險，實現了黨和紅軍的統一與團結。經歷這場風波，全黨上下對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緊密團結的認識更加深刻和堅定了，執行中央重大決策的自覺性顯著提高了，此后在統一和團結上沒有發生過大的問題。這是中國共產黨走向組織成熟的一個標志。

經歷長征的中國共產黨，干部政策也成熟起來。長征以前，不少蘇區都發生過嚴酷的黨內斗爭，有的是“肅反”擴大化，有的把工作分歧當作敵我矛盾，有的把工作失誤甚至把一時沒有完成任務上升到路線斗爭，一些同志還是背著沉重的處分上路長征的。長征使黨認識到，這種不健康的黨內政治生態必須糾正。黨中央一到陝北，就果斷地正確處理了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內部矛盾，解救了已經被關押的劉志丹等人。反對張國燾的分裂行為，也是在團結紅四方面軍廣大官兵的前提下進行的。毛澤東后來談到困難局面下如何對待干部時曾深有體會地說：“要記著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時的教訓，那時因客觀困難不能完成任務的干部很多受了打擊，使他們感覺無出路。”“在困難環境中……要強調干部同生死共患難的精神”。

經歷長征的中國共產黨，組織成熟最典型的標志是黨中央的領導能力實現了飛躍。毛澤東最早提出了這個觀點。他說：長征的勝利，証明了“中國共產黨，它的領導機關，它的干部，它的黨員，是不怕任何艱難困苦的。誰懷疑我們領導革命戰爭的能力，誰就會陷進機會主義的泥坑裡去”。鄧小平后來進一步發揮了這個論斷。他在1989年5月31日說：“從毛劉周朱開始，中國共產黨才真正形成了一個穩定的成熟的領導集體。以前的領導都是很不穩定，也很不成熟的。從陳獨秀起，一直到遵義會議，沒有一屆是真正成熟的。”6月16日，他講得更徹底：“遵義會議以前，我們的黨沒有形成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到王明，都沒有形成過有能力的中央。我們黨的領導集體，是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劉周朱和任弼時同志，弼時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陳雲同志。到了黨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劉周朱陳鄧六個人組成的常委會”。

黨的組織成熟，意味著黨的領導層的穩定，這對中國共產黨始終處於領導核心地位，至關重要。用鄧小平的話來說，“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很長的歷史中，不管我們黨犯過這樣那樣的錯誤，不管其成員有這樣那樣的變化，始終保持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領導集體。”“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是毛主席。因為有毛主席作領導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沒有把共產黨打倒。”

鄧小平1989年提到的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任弼時、陳雲、鄧小平7位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包括他當時沒有提到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另外兩位重要成員葉劍英和李先念，無一例外都是長征的領導者或參加者，都經受了長征的特殊考驗。這看起來是偶然的，但偶然之中也有必然。在危機中奮斗過來、親身經歷或推動重大歷史轉折的人，其政治智慧和思想方法，經驗意志和克服困難的勇氣，均得到了非同尋常的錘煉。

處理危機，是對領導者的領導素質、領導能力和領導權威最嚴峻、也是最全面的考驗。在危機中，人們普遍地渴望通過權威決策來消除危機帶來的不確定感，如果既有的領導不能化解危機，那麼其權威必然會被能夠化解危機的人取代。毛澤東成為黨的領導核心，正是在長征的危機中被選擇和接受的，他的思想智慧和領導能力，更是在長征途中經歷千難萬險的實踐考驗后被全黨認識和推崇的。長征促成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成熟，從根本上就是領導者和領導群體的成熟。

三、長征與中國共產黨的精神高地

毛澤東說“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為什麼這樣講？他的解釋是：“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於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十二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著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人的兩隻腳，長驅二萬余裡，縱橫十一個省。請問歷史上曾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沒有，從來沒有的。”這裡說的還只是中央紅軍的行程。如果再加上紅二、紅四方面軍和紅二十五軍的長征，加上三過草地，兩爬雪山這樣一些壯舉，確實在歷史上難以找到如此壯烈的行程。

如此壯烈的行程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后人在驚嘆之余免不了要追問和思考：當時身陷絕境的人們，靠什麼演繹了人類歷史上聞所未聞的故事？靠什麼創造了難以想象的歷史奇跡？靠什麼凝聚起無限的能量，使自己成為一支拖不垮、打不散的鋼鐵洪流？這是歷史的追問，也是精神的追問，還是文化的追問。

追問的結果，就是中國共產黨在1996年第一次完整概括的長征精神，其內容包括：堅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堅信正義事業必然勝利的精神﹔不怕任何艱難險阻，不惜付出一切犧牲的精神﹔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緊密團結的精神﹔同人民群眾生死相依、患難與共，艱苦奮斗的精神。這些內容，有知有行，知行合一﹔有魂有體，魂體相依。從根本上說，長征精神彰顯了中國共產黨的精神高地。中國共產黨在戰爭年代創造的精神高地有很多，比如長征前的井岡山精神，長征后的延安精神。它們豐富延展，構成中國共產黨發展史上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精神峰脈，每一座精神高地都有其獨特的風景。

體會長征精神高地的風景，不能不著眼於在挫折面前對理想信念的執著堅守。在長征前以及長征初期的大挫折面前，並不是每個人都會看清楚自己奮斗犧牲的前途，甚至可以說多數人並不明白前景究竟如何﹔否則，便沒有“出路在何方”的普遍疑問了。但即使這樣，隊伍雖然越來越少，卻從來沒有出現散掉隊伍的問題，沒有出現是不是應該繼續往前走的疑問。為什麼沒有出現這種失敗主義傾向？根本原因是對理想信念的執著堅守。中國共產黨人和紅軍在最困難的歲月裡，抒寫出了“革命理想高於天”的真正含義。

體會長征精神高地的風景，不能不著眼於頑強堅韌的意志力和奮發踔厲的革命英雄主義。中國共產黨在長征途中創造了后人幾乎是無可復制的生命高度，以致20世紀80年代曾有一部電視片的題目就叫《長征——生命的歌》。不少事情，或許隻能在那樣的特殊環境中才可能出現。比如，一天奔襲120裡路去搶奪瀘定橋，沿途還要打些小仗，今天的人們即使走在平坦的路上，也難完成這樣的任務。有兩個英國青年試過，沒有成功。沒有特殊的意志和信念，是不可能復制出長征經歷的。有一種說法認為，隻要到了逆境，到了有生命危險的程度，就一定會產生像長征精神這樣的能量。事實上，這是說不通的。人類歷史上無數戰爭、無數危機都有失敗的一方面臨生命危險的情況，但失敗一方並不一定都能夠表現得像長征那樣的英勇，並不一定能創造出長征那樣的奇跡。在解放戰爭中，不斷遭受失敗的國民黨軍隊呈現給我們的是什麼樣的精神風景呢？兵敗如山倒！毛澤東說過：“紅軍長征過草地的時候，有五十天沒有飯吃，吃樹皮，這隻有共產黨能做到，別人是做不到的。”

體會長征精神高地的風景，不能不著眼於顧全大局的團結和步調一致的紀律所形成的凝聚力。有凝聚力，才有爆發力和戰斗力。在長征途中，從通道會議到苟壩會議，更不用說遵義會議，黨內領導的爭論，不絕於耳。但是，他們的爭論，無不是為了黨和紅軍的前途命運，沒有摻雜個人的私利﹔他們的爭論，無不是為了形成共識，尋找步調一致的基礎﹔他們的爭論，無不是在有了共識后，團結配合，一心一意，不打折扣地執行黨的決議。從宏觀上講，南方各個蘇區的紅軍先后在1934年至1936年開始了遷徙和轉移，但各路紅軍的長征從來不是孤立的，他們總是圍繞著總的戰略意圖，實行密切的戰略協同和配合。從微觀上講，中央紅軍在雲南省綠勸縣境內的皎平渡口過金沙江時，隻有六條木船，一次隻能渡過100人左右。渡江部隊按每次的測算人數到達河灘等候，再按序列上船。即使是軍團長、師長也要聽從渡江工作人員的指揮。整整九天九夜，沒有一次事故發生，沒有掉下一人一馬，三萬大軍就靠著六隻小船到達了對岸。這是什麼？這就是紀律。開國少將鄧仕俊在長征中負傷后，抬他行軍的四個擔架員先后累死了三個，他讓最后一個擔架員自己先走，但這位擔架員堅決不肯，兩個人硬是趕上了部隊。這叫什麼？這叫生死與共。千百個這樣的故事匯合成長征精神的洪流，形成了紅軍拖不垮、打不散的強大凝聚力。千千萬萬不怕死的英雄抱成一團，英雄就不再是個體，而成為一個患難與共、生死相依的戰斗群體。對這樣的群體，還會有什麼力量能夠打敗他們？世界上還有什麼事情辦不成呢?

體會長征精神高地的風景，不能不著眼於那上面長滿的豐富多彩的文化自信之花。長征精神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文化自信。毛澤東在長征途中創作的9首詩詞，是中國共產黨精神自信的藝術呈現。“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隻等閑。”“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凡此等等，何等豪邁！紅軍走一路寫一路，留下了大量標語、傳單、布告，宣傳了黨和紅軍的政策。各部紅軍沿途不停地編輯出版了大量油印報刊，諸如紅軍總政治部的《紅星》報、紅四方面軍的《紅色戰場》報、紅一軍團的《戰士》報等。長征中的文化活動，更是精彩紛呈，唱歌、打快板、跳舞、畫畫（最有名的是黃鎮和廖承志的畫）、記日記（最有名的是伍雲甫、陳伯鈞、關向應的日記），甚至編演話劇（如《紅軍來了》《干人的心》），朱德在遵義還參加了一場紅軍舉行的籃球比賽。毛澤東有句名言：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長征途中這些奇特的文化現象，表明中國共產黨在創造歷史的時候，同時在自覺地記錄歷史，多彩地呈現歷史，彰顯的是一種文化自信。

長征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精神自信和文化自信，這種自信逐漸沉澱為后人奮斗的一個永遠參照。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常常從這個角度談到長征。比如，他說：“我們現在遇到的困難不算很大，有什麼了不起呀！比起萬裡長征，爬雪山過草地，總要好一點吧。”“沒有糧食，就吃樹皮、樹葉。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禍同當，這是我們過去干過的，為什麼現在不能干呢？隻要我們這樣干了，就不會脫離群眾。”總之，“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就是由這裡頭出來的……在過草地的時候，沒有棚子都可以住，現在有棚子為什麼不可以住？”

長征勝利80年了。80年的時光湮隱了許多事情，但長征之於中國共產黨的特殊意義，卻歷久彌顯。中國共產黨在長征途中的思想自覺，已經成為我們今天堅定走中國道路的思想基礎﹔長征途中的組織成熟，啟示我們在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中必須自覺維護黨中央的權威﹔長征途中的精神高地，應該融入和體現為我們走向未來的蓬勃朝氣，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動力。

（作者為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本文根據作者在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主辦的學術會議上的主題報告編輯，標題為編者所加）

來源： 北京日報 2016年0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