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戰略決戰中的毛澤東和蔣介石

金沖及

什麼是戰略決戰？就是指對戰爭全局有決定意義的戰役，通常表現為交戰雙方的主力會戰，因為隻有在會戰中殲滅對方的主力，才能最終決定戰爭的勝負。在全國解放戰爭中，戰略決戰就是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正因為戰略決戰對戰爭全局起著決定性作用，是戰爭的真正重心所在，雙方的軍事統帥不能不全力以赴地為爭取真正的勝利而投入這場斗爭。又因為它是雙方主力的會戰，在整個戰爭過程中是最激烈、最復雜、最變化多端的階段，在指揮上也是最不容易駕馭的時刻。

對軍事統帥來說，戰略決戰是檢驗他的戰略眼光、駕馭復雜局勢的能力以及決心和意志力的最好試金石。這裡包括：他能不能總攬全局地正確判斷客觀戰爭局勢的發展﹔能不能敢於在適當時機下常人難以決斷的最大決心，排除種種困難，堅決貫徹實行﹔能不能靈活地應對戰場上出現的可以預見或難以預見的重要變化，隨機應變，及時調整部署﹔能不能巧妙地從戰役的這一階段向下一階段發展，如此等等。可以說，戰略決戰在相當程度上也是雙方軍事統帥指揮作戰能力的較量。較量中孰優孰劣，空言爭辯是沒有用的，一切隻能靠戰爭實踐的事實來檢驗。

當然，戰略決戰的勝敗不能單純從軍事這一個角度來考察，它通常有深刻的社會原因，同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諸多因素交織在一起，特別是由人心向背這一根本因素所支配，但軍事統帥的主觀指揮是否正確無疑也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毛澤東曾著重指出這一點：“我要優勢和主動，敵人也要這個，從這點上看，戰爭就是兩軍指揮員以軍力財力等項物質基礎作地盤，互爭優勢和主動的主觀能力的競賽。競賽結果，有勝有敗，除了客觀物質條件的比較外，勝者必由於主觀指揮的正確，敗者必由於主觀指揮的錯誤。”（《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0頁。）

他還指出：“戰爭是力量的競賽，但力量在戰爭過程中變化其原來的形態。在這裡，主觀的努力，多打勝仗，少犯錯誤，是決定的因素。客觀因素具備著這種變化的可能性，但實現這種可能性，就需要正確的方針和主觀的努力。這時候，主觀作用是決定的了。”（《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487頁。）他在這短短的一段話裡連用了兩次“決定”這個詞，來加強語氣。戰爭的勝敗，從根本上說，自然取決於客觀因素是否具備，取決於人心的向背，取決於勝利一方各級將領、戰士以及民眾的共同努力，而有了這些條件以后，軍事統帥的作戰指導是否正確，無疑可以起“決定”作用。

對抗雙方的統帥，在戰略決戰中總是竭盡自己的全力進行較量。雙方又各擁有一定的實力，力圖取勝，否則也沒有什麼“決戰”可言。這就使歷史的發展顯得波瀾起伏，險象環生。最后，一方勝利了，一方失敗了。雙方統帥的高下和優劣，在這種全力較量的檢驗中，表現得遠比其他時候更為明顯。從而，能激起人們對研究它的濃厚興趣。

筆者常感覺：研究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時期的歷史，必須同時研究國民黨，而研究這個時期國民黨的歷史，也必須研究共產黨，注意它們之間的互動關系。如果隻把眼光始終對著其中的一個方面，就難以對那段歷史有全面的真實的了解。

記得在高中讀書時，課外看過梁啟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和它的《續編》。有一段話給筆者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說：“我們看李瀚章做的《曾文正公年譜》，實在不能滿足我們這種欲望。因為他隻敘譜主本身的命令舉動，隻敘清廷指揮擢黜諭旨，其余一切隻有帶敘，從不專提，使得我們看了，好像從牆隙中觀牆外的爭斗，不知他們為什麼有勝有負！雖然篇幅有十二卷之多，實際上還不夠用。倘然有人高興改做，倒是很好的事情﹔但千萬別忘記舊譜的短處，最要詳盡的搜輯太平天國的一切大事，同時要﹝把﹞人的相互關系，把當時的背景寫個明白，才了解曾國藩的全體如何。”（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商務印書館1947年版，第103頁。）這段話是60多年前讀的，但梁啟超所說的“從牆隙中觀牆外的爭斗，不知他們為什麼有勝有負”那幾句話，至今不忘。

還可以打個比喻：看人下棋，一定要同時看雙方分別如何布局，如何下子。棋局中變化多端，充滿著未知數和變數，還要看一方走出什麼別人原來沒有料到的一著棋時，另一方又是如何應對的，應對得是對還是錯。這樣才能看懂這局棋。如果眼睛隻盯著一方的布局和下子而不看對方，那就根本無法看懂這局棋，甚至也無法真正看懂你所關注的那一方為什麼勝利或失敗。

在戰爭史中，雙方統帥如何統籌全局、作出判斷、布局下子，如何處理戰爭進程中那些異常復雜而有關鍵意義的問題，他們的領導能力究竟怎樣，后果又是如何，常常引起人們的特別興趣。下面，就毛澤東和蔣介石在三大戰略決戰中的作戰指導，分別作一點綜合的考察。

關於毛澤東

毛澤東本來不是軍人。他自己說過：“我是一個知識分子，當一個小學教員，也沒學過軍事，怎麼知道打仗呢？就是由於國民黨搞白色恐怖，把工會、農會都打掉了，把五萬共產黨員殺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們才拿起槍來，上山打游擊。”（《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頁。）

既然如此，為什麼毛澤東會成長為一位出色的軍事統帥？他的辦法是“從戰爭中學習戰爭”。這有兩層意思：一是要投身到戰爭實踐中去，否則就談不上從戰爭中學習戰爭﹔二是要在戰爭實踐中用心去想，不斷總結實踐中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用來校正自己的認識和行動，並且把戰爭中遇到的重要問題提到較高的原則性上去思索和解決，這就是研究戰略問題。

陳毅曾對毛澤東的軍事思想作過這樣的概括：“其特點是以實事求是的方法去研究中國戰爭的實際，去發現和掌握中國革命軍事的總規律。”（《陳毅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版，第325頁。）

陳毅說得很對。實事求是，確實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精髓。在戰爭中，他總是力求熟識敵我雙方各方面的情況，使作戰的部署和指揮盡量適合當時當地的情況，使主觀的指導和客觀的實際情況相符合，做那些實際上可能做到的事情，而不是隻憑主觀願望去瞎指揮，更不是隻說一大堆空話。這是他在戰爭中所以能克敵制勝的關鍵所在。

當然，對客觀事物的認識不可能一次完成，在戰爭中尤其如此。他清醒地看到：“統統相符合的陳毅事，在戰爭或戰斗中是極其少有的，這是因為戰爭或戰斗的雙方是成群的武裝著的活人，而又互相保持秘密的緣故，這和處置靜物或日常事件是大不相同的。然而隻要做到指揮大體上適合情況，即在有決定意義的部分適合情況，那就是勝利的基礎了。”

他對軍事統帥如何才能正確地指揮作戰的思考和實行過程作了具體而清晰的敘述：

“指揮員的正確的部署來源於正確的決心，正確的決心來源於正確的判斷，正確的判斷來源於周到的和必要的偵察，和對於各種偵察材料的聯貫起來的思索。指揮員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偵察手段，將偵察得來的敵方情況的各種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裡的思索，然后將自己方面的情況加上去，研究雙方的對比和相互的關系，因而構成判斷，定下決心，作出計劃，——這是軍事家在作出每一個戰略、戰役或戰斗的計劃之前的一個整個的認識情況的過程。粗心大意的軍事家，不去這樣做，把軍事計劃建立在一相情願的基礎之上，這種計劃是空想的，不符合於實際的。”

“認識情況的過程，不但存在於軍事計劃建立之前，而且存在於軍事計劃建立之后。當執行某一計劃時，從開始執行起，到戰局終結止，這是又一個認識情況的過程，即實行的過程。此時，第一個過程中的東西是否符合於實況，需要重新加以檢查。如果計劃和情況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須依照新的認識，構成新的判斷，定下新的決心，把已定計劃加以改變，使之適合於新的情況。部分地改變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戰都是有的，全部地改變的事也是間或有的。魯莽家不知改變，或不願改變，只是一味盲干，結果又非碰壁不可。”（參見《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9、180頁。）

這兩段話是毛澤東在1936年12月寫的，而他在12年后的三大戰略決戰時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最高統帥時也是這樣思考和踐行的。

正確判斷戰爭全局的客觀形勢，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決定發動三大戰略決戰的出發點和基本依據。到1948年8月，正確選擇決戰時機已成為刻不容緩的問題。

解放戰爭兩年來國民黨軍有生力量被大量消滅，雙方力量對比已發生巨大變化。國民黨當局正在考慮撤退東北、確保華中的問題，但仍舉棋不定。葉劍英寫道：“在這種情況下，究竟是讓敵人實現他們把現有兵力撤至關內或江南的計劃，使我們失去時機，從而增加我軍爾后作戰的麻煩呢？還是在敵人還沒有來得及決策逃跑之前，我們就當機立斷，抓住大好時機，組織戰略決戰，各個消滅敵人的強大戰略集團呢？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毛澤東同志根據對戰爭形勢的科學分析，毅然決然地抓住了這個戰略決戰時機，先后組織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葉劍英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版，第458頁。）

在兵力還沒有超過對方的條件下，綜合各方面因素的考慮，下決心發動戰略決戰，需要有大智大勇。這也是蔣介石沒有料到、因而在事先也沒有作出應對准備、結果處處陷於被動挨打的重要原因。

抓住決戰時機后，確定決戰方向十分重要。既要全局在胸，又要正確地選擇從何著手，接著如何一步一步發展，直至達到預期的目標。這對軍事統帥的指揮能力是一個重要考驗。

毛澤東歷來強調：“一戰而勝，再及其余，各個擊破，全局因而轉成了優勢，轉成了主動。”（《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491頁。）他寫道：“第一個戰斗，關系非常之大。第一個戰斗的勝敗給予極大的影響於全局，乃至一直影響到最后的一個戰斗。”怎樣打好“第一個戰斗”？毛澤東歸納了三條原則：“第一，必須打勝。必須敵情、地形、人民等條件，都利於我，不利於敵，確有把握而后動手。否則寧可退讓，持重待機。機會總是有的，不可率爾應戰”﹔“第二，初戰的計劃必須是全戰役計劃的有機的序幕。沒有好的全戰役計劃，絕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第三，還要想到下一戰略階段的文章。”“戰略指導者當其處在一個戰略階段時，應該計算到往后多數階段，至少也應計算到下一個階段。盡管往后變化難測，愈遠看愈渺茫，然而大體的計算是可能的，估計前途的遠景是必要的。”“走一步應該看那一步的具體變化，據此以修改或發展自己戰略戰役計劃，不這樣做，就會弄出冒險直沖的錯誤。然而貫通全戰略階段乃至幾個戰略階段的、大體上想通了的、一個長時期的方針，是決不可少的。”（參見《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20、221、222頁。）

三大戰略決戰是從東北戰場開始的。葉劍英描述了毛澤東的決策過程：“當時全國各戰場的形勢雖然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利於人民解放軍的作戰，但敵人在戰略上卻企圖盡量延長堅守東北幾個孤立要點的時間，牽制我東北人民解放軍，使我軍不能入關作戰﹔同時，敵人又准備把東北敵軍撤至華中地區，加強華中防御。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把戰略決戰的方向，指向華北戰場，則會使我軍受到傅作義、衛立煌兩大戰略集團的夾擊而陷於被動﹔如果我們把戰略決戰的方向首先指向華東戰場，則會使東北敵人迅速撤退，而實現他們的戰略收縮企圖。因此，東北戰場就成為全國戰局發展的關鍵。”“決戰首先從局部的形勢開始，進而爭取全局上的更大優勢。由於迅速而順利地取得了遼沈戰役的勝利，就使全國戰局急轉直下，使原來預計的戰爭進程大為縮短。”（《葉劍英軍事文選》，第459、460頁。）

作戰方向確定后，為了取得理想的作戰效果，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在三大戰略決戰中幾乎都採取了奇襲的作戰方法。正如《孫子兵法·九地篇第十一》所說：“兵之情主速，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又如《孫子兵法·計篇第一》所說：“兵者，詭道也。”“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之。”英國軍事學家李德·哈特也寫道：“軍事計劃不用‘奇襲’這把永遠管用的鑰匙，失敗就可能接踵而至，不現實的想法是替代不了這把鑰匙的。”（〔英〕李德·哈特：《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0頁。）這句話大體上也是這個意思。

要做到奇襲，並不容易。怎樣才能使對方“無備”和“不意”呢？有兩個重要條件：一是迅速，二是保密。有時還需要以佯動來造成對方的錯覺。

在三大戰略決戰中，初戰幾乎都採取奇襲的作法，先從對方“不意”的要地突然發動強有力的攻擊，在它的防御鏈上打開一個大的缺口，使對方在部署和心理上都陷於異常慌亂的地步，再一步一步擴大戰果，直到取得全局的勝利。

拿遼沈戰役來說，錦州的重要戰略地位是誰都知道的。但當時東北野戰軍的主力和后方根據地都在北滿，又採取了一些佯動，使國民黨軍誤以為解放軍會將進攻重點指向長春，而解放軍主力卻隱蔽地遠途奔襲錦州地區，直到以突然行動包圍義縣並切斷錦州同關內的陸路交通，才使蔣介石如夢初醒，慌忙地調整部署，陷入一片混亂。這可以稱為奇襲。

再看淮海戰役，國民黨軍原來判斷解放軍會從西側奔襲徐州，解放軍又以多路佯動，增強對方這種錯覺，從而將李彌兵團西調，孫元良兵團北調，集中在徐州周圍。華東野戰軍主力立刻乘虛而入，隔斷孤懸東側的黃百韜兵團同徐州之聯系，開始了淮海戰役的“第一個戰斗”。這就打亂了國民黨軍隊在徐州地區的整個部署，隨后，中原野戰軍同樣乘虛而入，突襲宿縣，切斷徐州同蚌埠之間的聯系，奠定淮海戰役全勝的基礎。這也是“攻其不備，出其不意”的奇襲。

在平津戰役中，國民黨軍的注意力最初集中在東面，提防東北野戰軍主力大舉入關，蔣介石還要求把部隊東移津沽，以備必要時從海路南撤。解放軍卻出其不意地從西線打起，讓原在歸綏的楊成武兵團和原在石家庄北面的楊得志兵團分別迅速包圍張家口和新保安，將傅作義的注意力吸引到西邊，顧不上東線。而東北野戰軍主力又提前行動，悄悄地越過長城南下，分割東面的北平、天津、塘沽之間的聯系。盡管東北解放軍不進行休整就開始秘密入關，但有如時任東北野戰軍第一兵團副司令員的陳伯鈞所說：“這時我們對整個華北敵人的戰略包圍還未形成，我們在津塘方面的兵力還很不夠，倘若過早對平津等地實行戰役包圍，對張家口、新保安、南口等地實行戰役進攻，勢必嚇跑敵人，不利今后作戰。除此而外，在遼沈戰役結束之后，部隊由於連續作戰未及休整，又經過長途跋涉，來到關內，十分疲勞。”（陳伯鈞：《兵臨城下——回憶解放北平》，《解放戰爭回憶錄》，中國青年出版社1961年版，第297頁。）這些都需要有一定時間。因此，又採取“圍而不打”和“隔而不圍”這種戰史上十分罕見的打法。在這過程中，也有許多奇襲的因素。

像下棋一樣，下好每一步重要的棋，都必須具有戰略眼光，充分考慮這步棋會引起全局發生怎樣的變化，乘勢擴大戰果，奪取全局的勝利。而在關鍵的地方，必須十分用心，考慮到多種可能性和切實的應對辦法。毛澤東指出：“學習戰爭全局的指導規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指揮全局的人，最要緊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擺在照顧戰爭的全局上面。主要地是依據情況，照顧部隊和兵團的組成問題，照顧兩個戰役之間的關系問題，照顧各個作戰階段之間的關系問題，照顧我方全部活動和敵方全部活動之間的關系問題，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丟了這個去忙一些次要的問題，那就難免要吃虧了。”（《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77、176頁。）

在毛澤東和中央軍委指揮下，三大戰略決戰不是分散的、孤立的、各自進行的三個戰役，而是有著通盤籌劃，一環緊扣一環，相互照應，一氣貫注的完整部署。

對具體的作戰方法，毛澤東在1947年12月會議上提出了著名的十項軍事原則。（參見《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7—1248頁。）其中，“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是根本的方法。毛澤東很早就說過：“集中兵力看來容易，實行頗難。人人皆知以多勝少是最好的辦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於指導者缺乏戰略頭腦，為復雜的環境所迷惑，因而被環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採取了應付主義。”（《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22頁。）這種根本的作戰方法，在毛澤東指導三大戰略決戰時得到了充分的運用。

軍事勝利從來不是單靠軍隊來實現的。人民戰爭更是如此。毛澤東一向強調“兵民是勝利之本”。三大戰略決戰能獲得勝利，一個基本原因是民眾的支持，不斷以人力物力支援前線。

拿淮海戰役來說，中央軍委決定“舉行淮海戰役，甚為必要”后三天，毛澤東就為中央軍委起草電報指出：“這一戰役必比濟南戰役規模要大，比睢杞戰役的規模也可能要大。因此，你們必須有相當時間使攻濟兵團獲得休整補充，並對全軍作戰所需包括全部后勤工作在內有充分之准備方能開始行動。”（《毛澤東軍事文集》第5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6頁。）戰役開始后不久，周恩來又為中央軍委起草致中原局、華北局、華東局電報，說明前線參戰部隊和民工近百萬人，每月需糧約一億斤，要求各地立即動手籌集並速調糧食供應前線。（參見《淮海戰役》第3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頁。）

那時供應解放軍前線的物資運送，幾乎全靠肩挑背負、小車推送。粟裕回憶道：“參戰部隊加支前民工每日需糧數百萬斤。加上天氣寒冷，供應線長，運輸不便。因此，糧食的供應，就成為淮海戰役能否取勝的一個重要關鍵。為此，毛澤東同志一再指示我們，必須統籌解決全軍連同民工一百三十萬人三至五個月的口糧，以及彈藥、草料和傷員的治療等問題。華東局發出了‘全力以赴，支援前線’的指示，提出了‘解放軍打到哪裡，就支援到哪裡’的口號，組成了華東支前委員會，進一步加強了對支前工作的統一領導。山東人民積極響應黨的號召，省吃儉用，保証了部隊用糧。”淮海戰役后期的解放軍陣地上，“糧足飯香，兵強馬壯。待戰役結束時，前方尚存余糧四千多萬斤”。（粟裕：《山東人民對解放戰爭的支援》，《星火燎原未刊稿》第10集，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102頁。）

整個淮海戰役中，共動員民工543萬人次，運送彈藥1460多萬斤，糧食9億6千萬斤。陳毅深情地說：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小車推出來的。這同國民黨軍隊屢屢彈盡糧絕，陷入絕境，成為他們多次覆沒的重要原因，恰成鮮明的對照。能不能得到民眾的全力支持，確實是戰爭能不能取得勝利的根本問題。

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在軍事領域內，他十分重視處在第一線的將領們的意見，常同他們反復商議，認真聽取並考慮他們的判斷和建議。

以淮海戰役為例：它的發動，起於華東野戰軍代司令兼代政委粟裕在濟南戰役快結束時向中央軍委“建議即進行淮海戰役”（《粟裕文選》第2卷，軍事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571頁。）第二天，毛澤東立即為中央軍委起草復電：“我們認為舉行淮海戰役，甚為必要。”（《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頁。）

當華東野戰軍正准備分割包圍黃百韜兵團時，留在大別山地區的中原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在1948年11月3日致電中央軍委提出：“蔣軍重兵守徐州，其補給線隻一津浦路，怕我截斷，……隻要不是重大不利之變化，陳、鄧（指陳毅、鄧小平——引者注）主力似應力求截斷徐、蚌間鐵路，造成隔斷孫（指孫元良——引者注）兵團、會攻徐州之形勢，亦即從我軍會戰重點之西南面斬斷敵人中樞方法，收效極大。”（《劉伯承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437頁。）第三天，毛澤東就為中央軍委起草致陳鄧並告粟陳張（指粟裕、陳士榘、張震——引者注）電，提出在宿蚌地區作戰的兩個方案，“何者為宜，望酌復”。7日，粟陳張報告，“如中原軍殲滅劉汝明部作戰已經完成，則建議以主力直出津浦路徐蚌段……截斷徐敵退路，使李、邱（指李彌、邱清泉——引者注）兵團不能南撤”。（《粟裕文選》第2卷，第616頁。）9日，毛澤東為中央軍委連續起草兩個電報，前一個電報，要求“陳鄧直接指揮各部，包括一、三、四、九縱隊應直出宿縣，截斷宿蚌路”。（《毛澤東軍事文集》第5卷，第182頁。）后一個電報更明確地指出：“齊辰電（指粟裕、張震11月8日電——引者注）悉。應極力爭取在徐州附近殲滅敵人主力，勿使南竄。華東、華北、中原三方面應用全力保証我軍的供給。”（《毛澤東軍事文集》第5卷，第184頁。）淮海戰役的全盤戰略設想，就是在中央軍委同前線各將領根據實際情況經過反復磋商后確定的。

中原野戰軍參謀長李達評論道：“軍委、毛主席善於採納前線指揮員的建議，及時修改計劃，適應已經變化的情況，並再次重申給予總前委劉陳鄧（指劉伯承、陳毅、鄧小平——引者注）‘臨機處置’之權，這是淮海戰役所以能順利發展並取得全勝的一個重要原因。”（《李達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頁。）

軍情本來是異常緊迫的，但在決策醞釀階段或情況許可時，毛澤東總是同前方將領反復磋商，聽取他們的意見，然后作出決斷﹔在決策已定而情況緊急時，又要求前方將領一切由他們“臨機處置，不要請示”。這在蔣介石的作戰指揮中是沒有的。

中國共產黨提倡：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三大戰略決戰過程中，解放軍最高統帥部和前方將領間在這方面確實達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

這裡還要講一講周恩來在三大戰略決戰中發揮的特殊作用。

1947年3月國民黨軍隊進攻延安后，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彭德懷擔負起西北解放軍的指揮工作，以少數兵力抗擊胡宗南部隊的進攻。周恩來便以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代總參謀長。那時，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帶了一支八百人的小隊伍轉戰陝北。適應當時的緊張局勢，這個時期中共中央的領導是高度集中的，在中央決定問題的只是毛、周、任三個人。周恩來后來對外賓說：“在中央隻有三個人，毛澤東、周恩來與任弼時同志。所謂中央，就是這三個人嘛！”（《周恩來傳》第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842頁。）在他們轉戰陝北的一年內，劉鄧大軍千裡躍進大別山，人民解放軍從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戰爭形勢發展之快是驚人的。新中國成立后不久，毛澤東曾說過：“胡宗南進攻延安以后，在陝北，我和周恩來、任弼時同志在兩個窯洞指揮了全國的戰爭。”周恩來接著說：“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裡，指揮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戰爭。”（《毛主席轉戰陝北》，陝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頁。）他沒有提到自己，但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自明的。

三大戰略決戰時，中共中央已集中在河北西柏坡，周恩來繼續擔任著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代總參謀長。他的工作是最忙碌的。每晚都是工作到次日凌晨才去睡覺，到上午9時又准時起床，一天不過休息5個小時。他和毛澤東住的院子靠得很近，隨時見面，一有什麼問題，兩人就交換意見，商議解決辦法。上世紀80年代初，筆者曾訪問當時在周恩來身邊工作的張清化。他說：那時軍事上的問題，主要是由毛澤東和周恩來商量解決。毛澤東是挂帥的，周恩來參與決策，並具體組織實施。除了軍委作戰部外，周恩來還有個小作戰室，由張清化任主任，相當於他的軍事秘書。每天根據局勢的變化負責標圖。周恩來經常到軍委作戰室了解情況。他對敵我雙方的戰爭態勢、兵力部署、部隊特點、戰斗力強弱，以至國民黨方面指揮官的簡歷、性格等，可以說了如指掌。有了什麼情況，周恩來總是仔細地核實並弄清，然后向毛澤東報告。兩人經過研究確定對策后，多數由毛澤東起草文電，少數由周恩來起草，而所有軍事方面的文電都經周恩來簽發。

從中央檔案館保存的當時軍事方面的文電來看，由於軍情緊急，除很少數經過書記處五位書記共同商議后作出決定外，其他大多數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商議后為中央軍委起草發出的。發出時大抵是兩種情況：一種，比較多的是在文電上由毛澤東或周恩來批有“劉、朱、任閱后發”，經三人圈閱后發出﹔另一種，軍情特別緊迫時，就批有“發后送劉、朱、任閱”。由於文電都是毛、周兩人共同商議后用軍委名義起草的，不能說毛澤東起草的只是毛澤東一個人的意見，隻有周恩來起草的才是周恩來的意見。在重大戰略問題上，究竟哪些意見是周恩來提出的，由於當時隻有他們兩人商議，沒有別人在場，現在已難以辨別，以后恐怕也無法再說清楚了。

還有一點需要說明：軍事從來不能同經濟、政治、文化等因素分割開來孤立地考察。李德·哈特說：“勝利是累積而成的。在此，所有武器包括軍事、經濟以及心理皆有所貢獻。勝利的獲得，唯靠善用與整合現代國家中一切既存資源。成功則需依賴各種行動的圓滿協調。”（〔英〕李德·哈特：《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史》，第427頁。）毛澤東在軍事指導中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他始終把軍事同經濟、政治、文化等諸多因素作為一個整體，綜合起來考察，在此基礎上作出判斷和決策。

關於蔣介石

蔣介石是一名軍人，先后在保定軍官學校和日本士官學校學習過。在大陸期間，他任職最久的職務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很多人往往用“委員長”這個稱呼來代表他。毛澤東曾說過：“蔣介石代替孫中山，創造了國民黨的全盛的軍事時代。他看軍隊如生命。”“有軍則有權，戰爭解決一切，這個基點，他是抓得很緊的。”（《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45、546頁。）但從他一生來看，長於政治權術，軍事指揮能力卻未見高明。

埃德加·斯諾在1936年7月9日問曾同蔣介石在黃埔軍校共過事、對蔣十分了解的周恩來：“你對蔣介石作為一個軍人，看法如何？”周恩來回答：“不怎麼樣。作為一個戰術家，他是拙劣的外行，而作為一個戰略家則或許好一點。”“他的政治意識比軍事意識強，這是他能爭取其他軍閥的原因。”（〔美〕埃德加·斯諾：《中共雜記》（摘譯），《黨史研究資料》1980年第1期。）（周恩來叮囑埃德加·斯諾：這次談話暫時不要發表，因此沒有收錄在《西行漫記》中。）細看國民黨各派的內戰中，蔣介石先后打敗李宗仁、馮玉祥、唐生智、閻錫山、十九路軍、陳濟棠等，主要依靠的是政治分化和金錢收買，而沒有表現出高超的戰略指導和作戰指揮能力。

衡量一個軍事統帥是不是具有遠大的戰略眼光和駕馭復雜多變局勢的能力，至少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第一，他能不能對全局客觀情況的發展變化及時掌握，清醒地作出正確的判斷，並且預見到下一步可能的發展﹔第二，他能不能針對面前的實際情況制定明確而有效的決策，除非情況發生重大變化決不輕易動搖或改變，而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地忙於應付，也不會因某些次要情況的變動就輕易地一再改變決心。

從三大戰略決戰的實踐檢驗中可以看出，蔣介石對這兩個條件，都不具備：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目光短淺，反復多變，被動應付，顧此失彼，而且始終自以為是，出了錯隻怪部下無能或沒有執行他的指示。這些都是軍事統帥的大忌，他在平時都有表現，而在遼沈、淮海、平津這些決定命運的戰略決戰中暴露得格外突出。

可是，國民黨軍隊的作戰指揮大權卻一直緊緊抓在他一個人手裡，都要由他來作決斷。深得蔣介石信任的外交部長王世杰在1948年初的日記中寫道：“目前國防部實際上全由蔣先生負責，諸事殊乏分責之人。”（《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6冊，（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0年版，第163頁。）

能對蔣介石的作戰指揮有近距離觀察的杜聿明，在回憶淮海戰役中黃維兵團被殲的經過時更具體地說：“先是蔣介石對解放軍估計過低，將自己估計過高，幻想不增加兵力，南北夾攻，打通津浦路徐蚌段﹔繼而見解放軍聲勢浩大，戰力堅強，陣地森嚴，非國民黨軍可破，於是決心放棄徐州，以僅有的殘部保衛南京。等到徐州部隊出來后，蔣又被解放軍的戰略運動迷惑（誤認為解放軍撤退），再改變決心，令從徐州退卻中之國民黨軍回師向解放軍攻擊，協同李延年兵團解黃維之圍。黃維兵團就是這樣地套在解放軍既設的口袋內，被重重包圍，戰力日益消耗，包圍圈逐漸縮小。一直戰到十二月十日以后，蔣介石才發現從徐、蚌出來的國民黨軍都沒有擊退解放軍的希望，於是決心要黃維在空軍和毒氣掩護下白天突圍，黃維則認為白天無法突圍。雙方爭執到十五日晚，黃維見情勢危急，於是夜間突圍。黃維一經突圍，在解放軍的天羅地網下土崩瓦解，除胡璉個人乘戰車隻身脫逃外，全部被殲。事后蔣介石給我的信中，怪黃維不聽他的命令在空軍毒氣掩護下突圍，而擅令夜間突圍，是自取滅亡。”（杜聿明：《淮海戰役始末》，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淮海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0頁。）

時任南京政府副總統的李宗仁在海外口述的回憶錄中說：“蔣先生既不長於將兵，亦不長於將將。但是他卻喜歡坐在統帥部裡，直接以電話指揮前方作戰。”“蔣先生的判斷既不正確，主張又不堅定。往往軍隊調到一半，他忽然又改變了主意，益發使前線紊亂。蔣先生之所以要這樣做，實在是因為他未作過中、下級軍官，無戰場上的實際經驗，只是坐在高級指揮部裡，全憑一時心血來潮，揣測行事，指揮系統就亂了。”這個評論是很中肯的。

李宗仁又說：“凡是中央系統的將領都知道蔣先生這項毛病。他們知道奉行蔣先生的命令，往往要吃敗仗，但是如不聽他的命令，出了亂子，便更不得了。所以大家索性自己不出主意，讓委員長直接指揮，吃了敗仗由最高統帥自己負責，大家落得沒有責任。將領如果是這樣的庸才，當然不能打勝仗，而蔣先生偏偏喜歡這樣的人。”（《李宗仁回憶錄》，（香港）南粵出版社1987年版，第549頁。）

國民黨軍方在台灣出版的《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的第九冊“總檢討”中，在“野戰戰略”部分檢討說：“斯時國軍中高級指揮機構，在考量匪我雙方戰力時，常以裝備為評估戰力惟一之因素”，“上下皆以收復或攻佔地域為目標，主從顛倒，違背用兵原則。”而在“統帥節度”部分也作了多處檢討：“（一）過分干預下級，使下級無從發揮其自身指揮能力。長此以往，易於使下級逐漸失去自主及應變能力。（二）各地區戰略構想及指揮，由統帥部決定，不易切合戰場狀況變化。故易陷於被動，尤其重要會戰或決戰指導，戰機呈顯之時間短暫，如等待上級決定后再採行動時易失戰機。戰場陷於危機時，若等待上級之決定，亦難以及時挽救。（三）統帥部所決定之各地區作戰構想及指導，系基於上層人員之判斷而產生者，與戰場實際情況，難免有所隔閡，在研議過程中，亦不征詢下級意見，又不重視戰場指揮官之意見具申，故所決定之各案，往往與作戰部隊之實況及能力不相吻合，致戰略難以取得戰術之充分支持。”（《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9冊“總檢討”，（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9年版，第70、76、144頁。）這裡雖然都沒有提蔣介石的名字，分析也有避重就輕之處，但由於蔣介石對軍事指揮大權一人獨攬，這裡多次提到的“統帥部”的過失，其實更多地反映出蔣介石作為軍事統帥的嚴重弱點。

郝柏村在解讀蔣介石日記時寫道：“剿共作戰一直是蔣公親自決策，兩任參謀總長陳誠與顧祝同，只是執行蔣公的政策而已。”蔣介石最信任的陳誠對此也有抱怨。郝柏村寫道：“蔣公與參謀總長陳誠間之歧見，在本日日記中表露。我以客觀立場評析，主因當為蔣公對進剿作戰計劃批示過多，干預過細，將領不能不服從，陳誠亦然。當戰事受挫，參謀總長責無旁貸，難免對蔣公抱怨，這是陳誠的個性。”（《郝柏村解讀蔣公日記（1945—1949）》，（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269、475頁。）可見，三大戰略決戰中國民黨軍隊戰略指導的拙劣，其主要責任隻能歸之於蔣介石。

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略決戰，對蔣介石的軍事指揮才能是一次嚴格的檢驗。可以看到，他的作戰指導實在缺乏章法，並且嚴重地脫離實際，先是對戰場局勢缺乏客觀而全面的分析和了解，更談不上對它的發展趨勢有足夠的預見，沒有經過深思熟慮、明確而堅定的作戰預案﹔臨事張皇失措，被動應付，而又主觀武斷，甚至在遼沈戰役和淮海戰役的中后期依然盲目地想同解放軍在不利條件下“決戰”﹔繼而決心動搖，終致束手無策，多次慨嘆“此事殊出意外”，隻能“默禱懇求上帝默佑”。他在1949年2月25日的日記中寫道：“對共匪不能有所期待，而以阻止其渡江為惟一要務。”（蔣介石日記，1949年2月15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他已提不出其他辦法，但他的主要軍事力量既已失去，被他視為“惟一要務”的“阻止其渡江”又怎麼做得到呢？

1948年12月30日，毛澤東發表《將革命進行到底》。1949年4月21日，毛澤東和朱德聯合發表《向全國進軍的命令》。至此，中國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可以說大局已定了。

〔作者金沖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常務副主任、中國史學會原會長、研究員，北京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