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是怎樣形成的

作者:金沖及    發布時間:2013年09月05日    

中華民族是怎樣形成的

金沖及

什麼是中華民族?這在許多人看來,已經習以為常,不覺得有什麼值得思考的問題﹔或者認為可以很輕易地回答:它無非是對中國境內各民族的一個總稱。

但人們可以反過來提出一個問題:世界上存在著不少由多民族組成的國家,它的成員彼此可以承認是同一國家的國民,卻未必在民族上認可有一個共同的總稱。以往的羅馬帝國、奧斯曼帝國,都幅員遼闊、民族眾多,但曾幾何時便土崩瓦解,它的國民從來不把自己都稱為羅馬民族或奧斯曼民族。拿近現代來說,曾經號稱“日不落帝國”的大英帝國的國民,曾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南非等地區的居民,他們也從沒有把自己稱為不列顛民族﹔就是社會主義的蘇聯,它的國民依然把自己稱為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哈薩克人、格魯吉亞人等等,沒有出現蘇維埃民族之類的總稱。

可見,中華民族這個被大家認同的總稱,並不是同一國家的各族人民當然擁有的名稱,更不是某個人所能任意制造出來或宣傳而成的名詞,而有著深厚的客觀依據,是在千百年的歷史進程中形成的。

一、構成民族的兩個要素

什麼是民族?前人提出過許多不同的定義,彼此不盡相同。這裡不准備再就民族的定義展開討論,隻想說,能稱為同一民族,一般需要具有兩個要素:

第一,它是歷史的產物,是在長時間內而不是短期內形成的,是某個人群由於長時期地生活在同一地域或環境中,建立起密不可分的經濟文化聯系,形成共同的心理狀態、風俗習尚以至語言文字,從而產生有別於其他人群的一種特殊關系和凝聚力量。如果缺少這個前提,即便是同一國家的國民,卻不能稱為一個民族。

第二,這個人群的成員之間,經過長期的相互溝通和密切交往,形成一種強烈的民族認同感,包括對過去的共同回憶、今天的共同利益和未來的共同命運。否則,它只是一個散漫的人群,很難說已成為一個自覺的完全意義上的民族。

血緣關系,看來不能構成民族的要素。民族並不等同於種族。血緣在民族構成中有一定的影響,但遠不能起決定作用,事實上也幾乎沒有隻由同一血緣組成的民族。倒可以說,民族一般是在人類從蒙昧時代進入文明時代、主要以血緣為紐帶來聯結的氏族社會解體后一步一步形成的。

民族,也不能說只是資本主義上升時代的產物。否則,漢民族、猶太民族的形成等都無法解釋了。

二、中華民族形成的主客觀條件

中華民族是由56個民族組成的,又在長期歷史發展進程中形成一個有機整體,或者叫穩固的共同體。費孝通先生把它稱為“多元一體”,這個看法已被學者們普遍認可。放眼世界,這種現象如果不說是獨特的,至少也是罕見的。

那麼多民族能夠形成一個有機整體,有著它特定的主客觀條件。

先談它的客觀條件。

看一看中國的地形圖就會發現:中國的土地自然地形成同周圍相區隔的一個相對完整的單位。它的北面是人煙稀少的沙漠、戈壁灘﹔西面和南面有帕米爾高原、喜馬拉雅山、橫斷山脈等崇山峻嶺﹔東面是大海。在它的中間,卻有一片廣闊的空間。青藏高原的青海地區是三江之源。黃河、長江兩大河流發源於青海,橫貫中國大陸的東西,奔流入海﹔雅魯藏布江沿西藏南部順流而下。長江和黃河又都有無數支流。幾條大河和它們的無數支流,形成密集的網狀結構。

歷來有水就有生命,就會有農業,有村落、城鎮。古代人們交往的最便捷的通道就是河流。中國的這種地理條件,特別是密如蛛網的眾多河流,使它既在外部同周圍相區隔(這種區隔自然不是絕對的),內部各個地區間又便於長時期地進行經濟文化交流以至相互融合。

同世界古代四大文明的其它三個地區相比較,可以看到:埃及主要靠一條尼羅河,兩側是沙漠,沒有大的支流﹔巴比倫也有個兩河流域,但規模比長江和黃河小得多,四周又沒有大的屏障,很難阻擋其他力量進入和破壞﹔印度的恆河和印度河都在北部,並且向著相反的方向流去。它們都缺少中國這樣的環境條件。這也許是它們以后發展道路不同的一個原因。

再看主觀方面的因素。

中國的歷史上盡管也存在民族沖突和民族壓迫,但中國的傳統文化一向強調整體、綜合、和諧,而又尊重事物的多樣性,一直有著“天下大同”、“協和萬邦”、“和而不同”這些理念,在人們的思想觀念上留下很深的烙印。

中國的各族人民之間經歷了很長很長時間的經濟文化交流,不是幾年、幾十年,而是千百年。這樣長久的相互交流,已經造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難分難解的特殊關系。長城的關口不只是戰場,更多的是“茶馬互市”之類的集市貿易場所。中原王朝和各族間常見的“和親”,如王昭君、文成公主之類,不只是婚姻關系,也是重要的經濟文化交流活動。

中國各民族間關系的這種特點,可以舉出一個明顯的例子來說明:清朝政府是由少數滿族貴族統治的,對國內各民族、包括人口最眾多的漢族實行民族壓迫。但是,滿族入關后200多年間,經濟文化以至風俗習尚已經變得和漢族沒有太大差別。辛亥革命准備時期起過最大鼓動作用的口號是“反滿”。但革命起來后,除極少幾個地方有少量滿族人員被殺害外,沒有出現如今世界上不少地方出現的那種種族仇殺的狀況,更沒有“種族滅絕”現象的出現,而是很快提出了“五族共和”的口號。這自然不是偶然的,其中一個因素便同中國的歷史傳統有關。

這樣比較一下就可以知道:從羅馬帝國到大英帝國,靠短時期的武力征服和強權統治,而不是靠長時期的經濟文化交流以至自然融合,是很難成為穩定的共同體的,更談不上民族的認同了。而中華民族這個總稱所以能為中國各族人民以至海外的中華兒女所認同,首先因為它們具有前面所說的那些條件。

三、千百年的歷史演進

中華民族的形成經歷了漫長的過程。大體上有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幾千年來歷史的演進,后一階段是近代以來在反抗外來侵略者的共同斗爭中形成了自覺的認識。

其實,佔中華民族人口最大多數的漢族,所以能綿延不絕,成為當今世界上人數居第一位的最大民族,也是由許多原來並不相同的民族或部族經過長期的經濟文化交流后融合而成的。

從先秦說起。夏、商、周三代,從地下發掘的考古材料來看,大概並不是同一部族前后相續的三個朝代,而是原來並不相同的三個部族交替取得中原支配權而又相互融合的結果。夏原來在河南的中西部和山西的西南部。從考古文化來說,主要相當於二裡頭文化。商代的來源,以前有青州、冀州、幽州等幾種說法,分別指今山東、河北和東北,而從考古發掘材料來看,似乎是從今河北中部南下,進入河南,取夏而代之的。它的文化,主要是對夏文化的繼承和發展。周的情況就更清楚了:滅商以前,在今陝西的扶風、岐山一帶,並且受商文化的影響很深﹔滅商后,才把首都遷到豐、鎬。夏、商、周三代前后相承的結果,也逐漸形成一個總稱,叫做“華夏”。

有連續文字記載的東周以后,可以看出:漢族正是由許多未必出自同一血緣的族種融合而成。這種民族大融合,規模最大、最重要的有兩次,時間都長達幾百年:一次是春秋戰國,一次是魏晉南北朝﹔同它們相對應,前一次,經過秦的統一,接著出現漢代的大帝國﹔后一次,經過隋的統一,接著出現唐代的大帝國。中國歷史上所說的漢唐盛世也好,“文景之治”、“貞觀之治”也好,都是民族大融合的結果。“漢族”、“唐人”的名稱,也是這樣來的。

為什麼說春秋戰國是一次民族大融合呢?大家知道,夏、商、周時期,在中原的主體部分稱為“華夏”,或者叫“諸夏”,那時並沒有“漢族”這個名稱﹔在它的四周有被稱為“東夷”、“南蠻”、“西戎”、“北狄”的部族(當然,這是一個籠統的稱呼)。那時候,齊、魯統轄的地區,就是“東夷”所在(新石器時代這個地區的大汶口文化,發展水平並不在中原地區時間相近的仰韶文化之下),春秋五霸中最早稱霸的就是齊﹔楚、吳、越地區的居民幾乎都是“南蠻”,所以楚又被稱為“荊楚”,它的地域是戰國七雄中最大的﹔秦的興起,包容了“西戎”的不少部族,以后的力量最強,統一了中國﹔“北狄”的范圍很廣,主體留在北方,未必都被融合,但它有一部分進入中原北部,如中山就是“北狄”之國,趙並中山,也把它融合進去了。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也是吸納了“北狄”的文化。沒有這樣全國規模的民族大融合,不會出現興盛的漢朝,也不會有漢族的形成。

魏晉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是大家所熟悉的。五胡是指匈奴(一部分)、鮮卑、羯、氐、羌。陳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考証:唐朝開國的李淵、李世民的世系,並不出自原來的漢人,而是胡人。安祿山也是胡人。西域文化對中原的影響更為眾所周知,像胡琴、胡椒、胡笳十八拍等名詞都留傳下來,成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沒有那次全國范圍的民族大融合,也就不會有強盛的唐朝,不會有至今在海外流行的“唐人”的名稱。

我曾在雲南大學看到他們繪制的一張有關中國人基因狀況的圖表,最初很使我感到意外。它表明:中國北方漢族同北方少數民族基因相近的程度超過了中國北方漢族與南方漢族相近的程度﹔同樣,中國南方漢族同南方少數民族基因相近的程度超過了它同北方漢族相近的程度。這說明:不僅漢族是由許多原來不同的民族融合而成,而且漢族同各少數民族在歷史上長期的密切交往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血緣在構成不同民族中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

在漢、唐以后,元朝和清朝都以少數民族成為中國的統治者。元朝統治者在國內實行嚴厲的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不重視民族團結問題,所以,他們的統治不到100年。但它也有重要的建樹。西藏就是在元朝正式列入中國版圖的。

清朝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有著巨大的功績。正是它,奠定了中國的疆域。當我們說外國侵略者從中國割去哪些領土時,不是從漢、唐或元、明的疆域來比較,而是就清朝的版圖來說的。

清朝的最高統治者由滿族構成。盡管滿族在國內享有種種特權,對有些少數民族曾進行過殘酷的鎮壓,但總體來說,清朝統治者十分重視民族團結問題。康熙、乾隆對漢文化的極端重視為大家所熟知。中國歷代幾乎都修筑長城,來抵御北方民族的入侵,包括少數民族建立的金朝也如此。康熙皇帝卻說他不修長城,而在關外的承德修了個避暑山庄。康熙晚年和乾隆每年都有五個月住在那裡,並邀少數民族的王公也去那裡住,一起在附近的木蘭圍場打獵。這一面是顯示國威,一面又是聯絡感情。西藏的達賴五世去見過順治皇帝,班禪額爾德尼也到承德住過。達賴、班禪轉世要經過金瓶掣簽制度的建立,駐藏大臣的設置,都是乾隆朝的事情。

我們的祖先對中國這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貢獻還表現在:當西方列強在“地理大發現”后走遍世界掠奪殖民地時,他們在非洲、美洲、印度等地,都是先在沿海某個口岸站住腳,然后利用當地小邦林立的弱點,各個擊破,最后把它逐步並吞為自己的殖民地。他們也來到過中國,如葡萄牙人到了澳門,西班牙人到過基隆、淡水,荷蘭人曾佔領台灣38年,英國人也早來中國沿海試探過,但他們面對的中國不是那種小邦林立的局面,而是一個統一的大國,難以故伎重演。中國沒有被列強分割,淪為他們的殖民地,我們不能不感謝祖先給我們留下的這筆豐厚的遺產。

四、中華民族自覺意識的形成

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穩定共同體,是進入近代,特別是中日甲午戰爭以后的事情。

外國列強對中國的瘋狂侵略,激起中國各族人民同仇敵愾的反抗。甲午戰爭爆發的1894年,孫中山在《興中會章程》中第一個喊出“振興中華”這個響亮口號,打動了無數中華兒女的心。甲午戰敗的1895年,嚴復寫了《救亡決論》,第一次點出“救亡”那個直到抗日戰爭前中國人共同面對的主題。正是這種共同的命運,把中國的各兄弟民族更緊密地聯結成一體。

正式使用“中華民族”這個名稱,最早大概是梁啟超1902年在《新民叢報》上發表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他寫道:“上古時代,我中華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齊。”以后,他在1905年初所寫的《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中,七次使用“中華民族”這個名稱。楊度19075月所寫的《金鐵主義說》中,更系統地論述了為什麼要稱為“中華民族”的理由。

“中華民族”這個名稱被廣泛地使用,是在辛亥革命建立民國以后。孫中山在就任臨時大總統的《宣言書》中寫道:“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五族共和”成為傳誦一時的口號。這年三月,黃興等發起成立“中華民國民族大同會”,不久就改名為“中華民族大同會”。

這以后,日本加緊侵略中國:提出“二十一條”,在巴黎和會上奪佔原來德國在中國山東享有的特權,制造濟南慘案等等。特別是“九·一八事變”后,武力強佔中國的東北。他們是把中國作為一個整體來對待的,並不區別為漢族、滿族、蒙古族、朝鮮族、達斡爾族、鄂溫克族、赫哲族等等。東北各族人民面對的是共同的命運,而且單靠哪一個民族都不足以抵抗日本的侵略。當時流行的《流亡三部曲》中唱道:“說什麼你的我的,分什麼窮的富的,敵人殺來,炮毀槍傷,到頭來都是一樣。”正是日本侵略者這個反面教員,大大增強了中國各族人民不分你我的“中華民族”的認同感。1935年,日本侵略者又制造“華北五省自治運動”,企圖把華北從中國分割出去,激起了“一二·九”愛國救亡運動高潮。在這一年誕生的《義勇軍進行曲》中發出了“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的悲憤呼聲。這首歌唱遍了海內外有中華兒女存在的各個角落,抒發了人們的共同感情。全面抗戰爆發后,更增強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認同感,沒有任何人能夠排除在外。19378月,巴金在上海出版的文學刊物《吶喊》上發表一篇《一點感想》,寫道:“一個人的生命是容易毀滅的,群體的生命就會永生。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群體的生命上,換句話說,把個人的生命連系在全民族(再進一步則是全人類)的生命上面,民族一日存在,個人也不會滅亡。”

從這樣簡單的歷史回顧中不難看到:中華民族所以能成為這樣一個為海內外中華兒女公認的穩定的民族共同體,不是任何個人的意志所能左右的﹔也不僅有著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而是由於彼此間存在著共同的歷史回憶、共同的現實利益、共同的未來命運,把他們密不可分地聯結在一起。它是在千百年歷史中形成的,因此也必將長期地存在,誰也無法人為地把它取消。

(作者: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常務副主任、中國史學會原會長)

(來源:《紅旗文稿》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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