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方法，是毛澤東在領導革命和建設中極為重視的問題。他說過：“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務，而且要解決完成任務的方法問題。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說一頓。”【《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頁。】他的話講得很重，卻是千真萬確的真理：即便提出的任務是正確的，道理講得也很清楚，如果沒有好的工作方法來實行它，也會變成“一句空話”。按照實際情況決定工作方針，是毛澤東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本文不敢說對他的工作方法所具有的特點作出完整的概括，只是想就其中的“幾個特點”談一點體會。

一、高度的戰略思維能力

戰略思維能力（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戰略頭腦”）首先是指具有全局性的眼光和敏銳的預見性。毛澤東一向要求：“拿戰略方針去指導戰役戰術方針，把今天聯結到明天，把小的聯結到大的，把局部聯結到全體，反對走一步看一步。”【《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頁。】

人們觀察和認識事物，通常隻能從一個一個局部開始，但決不能停留在這裡。必須把各個局部綜合起來進行分析，形成整體的觀念，並且弄清那些局部在全局中所處的位置以及彼此間的聯系，才能正確地指導工作。有些事，從局部來看是有利的，但從全局來看是不利的，那就得堅決頂住，不能去做。毛澤東對這個問題十分看重。他說：“馬克思主義者看問題，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體。”“說‘一著不慎，滿盤皆輸’，乃是說的帶全局性的，即對全局有決定意義的一著，而不是那種帶局部性的即對全局無決定意義的一著。”【《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49、175頁。】隻有全局在胸，才能有把握地走好每一步棋。

事物是發展變化的，全局形勢也在不斷發展變化。毛澤東在指導革命和建設工作時，總是首先把力氣用在觀察和判斷全局上，特別是敏銳地察覺出那些對全局發展變化有重要影響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從而果斷地作出重大決策。他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說：“要善於觀察形勢，腦筋不要硬化。形勢不對了，就要有點嗅覺，嗅政治形勢，嗅經濟空氣，嗅思想動態。”【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4月5日。】讀讀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的講話，每當重要的歷史關頭，他經常先這樣分析：現在局勢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它和以往不同的特點是什麼，發展的前途如何，因此我們的方針應當相應地作怎樣的調整。這裡，可以以解放戰爭為例：

1947年夏季人民解放軍從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這年年底毛澤東就對政治、軍事、經濟三個方面的實際狀況作了仔細的具體分析，得出一個全局性的結論：“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3頁。】“二十年來沒有解決的力量對比的優勢問題，今天解決了。”【《毛澤東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3頁。】“這個事變一經發生，它就將必然地走向全國的勝利。”【《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44頁。】這是一個大判斷，是對中國革命發展進程的大判斷。那時，國內局勢中仍有許多不很明朗的地方，還存在不少容易使人感到迷惑的次要因素，並不是所有人都已看清楚這個歷史轉折點已經到來。即使有這樣那樣的感覺，也沒有得出如此明晰的結論。毛澤東經過敏銳而審慎的觀察和思考，不失時機地作出這個判斷。有了這個大判斷作依據，怎樣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這些重大問題便提到現實議事日程上來了，新中國的經濟構成、經濟綱領、政治綱領也到了正式向全黨和全國人民宣告的時候了。

再如，1948年的遼沈決戰結束后，隻隔了十來天，毛澤東就作出一個新的論斷：“中國的軍事形勢現已進入一個新的轉折點，即戰爭雙方力量對比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人民解放軍不但在質量上早已佔有優勢，而且在數量上現在也已經佔有優勢。這是中國革命的成功和中國和平的實現已經迫近的標志。”“這樣，就使我們原來預計的戰爭進程，大為縮短。原來預計，從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約需要五年左右時間，便可能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反動政府。現在看來，隻需要從現時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時間，就可能將國民黨反動政府從根本上打倒了。”【《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60、1361頁。】全國解放戰爭便以這個全局性的判斷為依據，以新的姿態新的部署，加快步伐地展開了。

作為一個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如果沒有這種全局性的戰略眼光，當機立斷，正確決策，大刀闊斧地打開新的局面，而是被動地忙於應付枝枝節節的局部性事務，那就不可能在工作中取得重大突破，甚至會坐失良機或發生失誤。

預見性，同全局性眼光分不開，要求指揮者看得遠看得准，對剛剛露頭的傾向具有敏銳的識別力，能夠分辨它是好的還是不好的，並且能預見它的發展趨勢。毛澤東認為這是領導干部必須具有的政治品質。他在中共七大的結論中說：“預見就是預先看到前途傾向。如果沒有預見，叫不叫領導？我說不叫領導。”“坐在指揮台上，如果什麼也看不見，就不能叫領導。坐在指揮台上，隻看見地平線上已經出現的大量的普遍的東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領導。隻有當著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杆頂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並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導。”【《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395頁。】

高手下棋，誰能比對方多看幾步，誰就可能取勝。毛澤東在工作中總是想得很遠。他不是隻忙碌地應付擺在眼前的種種具體問題，同時也能對未來可能出現的重大變動未雨綢繆，早作准備。當抗日戰爭正處在緊張關頭的時候，他已開始考慮未來的新國家和新社會應該是怎樣的，寫出了《新民主主義論》。以后，隨著客觀形勢的發展和實際經驗的積累，這種設想就越來越清晰越具體。當歷史巨大變化來臨的時候，無論1949年共同綱領還是1954年憲法的誕生都不是倉促草就，而是經過長期的醞釀和積累，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以后的歷史事實証明，這些根本大法的各項規定都是切合實際而富有成效的。

對社會生活中值得注意的傾向性問題，毛澤東總是主張要覺察早、應對快。他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說“以后要注意辨別風向”。他引宋玉《風賦》中所說的：“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並且說：“大風好辨別，小風就難辨別，領導干部要特別注意這種小風。”【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5月23日。】他高明的地方在於當某種不好的風向還隻處於“青蘋之末”的時候，就能夠意識到它經過慢慢的逐步的“侵淫”，有可能形成“盛怒於土囊之口”的風暴。這也就是古人常說的防微杜漸的意思。而不少人不僅對處於“青蘋之末”的這種風向往往毫無識別能力，甚至當它已逐步“侵淫”而走向“盛怒於土囊之口”時仍麻木不仁，視若無睹，結果，拖延得越久，問題就越大，甚至發展到積重難返而很難解決。當然，如果脫離實際情況，對還處於“青蘋之末”的微風，就用對付“盛怒於土囊之口”者的霹靂手段去對待，那也會造成嚴重的錯誤。以往出現過的這種教訓，同樣值得后人深思和記取。

總之，全局性眼光和預見性十分重要。隻有具備這兩個條件，才會有宏偉的膽識和魄力，才可以引導人們在行進中始終有明確的方向感和充分的自信心。這是毛澤東工作方法的顯著特點。所以，總給人以高屋建瓴、大氣磅礡的感覺。

二、集中力量，解決主要矛盾

社會生活千頭萬緒，錯綜復雜。人們往往被一些日常現象牽著鼻子走，被動應付，辛苦忙碌而收效甚微，工作局面難有大的突破。問題出在哪裡？很重要的一條，在於看不清問題中什麼是主要的、起決定作用的，什麼是次要的、處於服從地位的，從而不能及時抓住並集中力量解決主要矛盾。毛澤東把這個問題也是始終放在領導工作的突出地位。他指出：“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著兩個以上矛盾的復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他批評道：“萬千的學問家和實行家，不懂得這種方法，結果如墮煙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決矛盾的方法。”【《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322頁。】這真是一針見血之論。

拿解放戰爭中的遼沈戰役來說，當時面對的主要問題是：怎樣在國民黨軍統帥部舉棋不定的情況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突然行動，切斷東北同關內的聯系，將國民黨軍的重要精銳封閉在東北加以殲滅。這比其他任何問題都更重要。毛澤東便下了大決心，要求東北野戰軍主力不惜冒巨大風險，遠途奔襲錦州，“而置長春、沈陽兩敵於不顧”，“確立打你們前所未有的大殲滅戰的決心，即在衛立煌全軍來援的時候敢於同他作戰！”【參見《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35、1336頁。】沒有這樣的宏圖大略，要奪取遼沈戰役的全勝是不可能的。果然，錦州一解放，東北同關內的聯系一切斷，長春和沈陽兩問題便“迎刃而解”了。

在日常工作中，毛澤東也總是要分清事情的主次和輕重緩急，區別對待。他曾舉黃河急流中有經驗的船夫為例來說：在河中，他們平時可以很放鬆，一當將到藏有暗礁險灘的地方，就全神貫注地用篙子撐船躲開，如果船夫時時處處都很緊張，弄得很疲勞，真遇到緊要的時候反而會使不上力了。他主張，一個時期總要有個重點。1953年4月21日，在致李燭塵的信中寫道：“工作雖多，可以安排一下，一段時間內隻處理一個主要問題，這樣也就會不覺得太忙了。”【《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420頁。】

集中力量解決主要矛盾這個道理，大家容易明白，但真要做到卻十分不易。毛澤東談戰爭問題時說道：“集中兵力看來容易，實行頗難。人人皆知以多勝少是最好的辦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於指導者缺乏戰略頭腦，為復雜的環境所迷惑，因而被環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採取了應付主義。”【《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22頁。】結果，往往受許多次要因素的牽扯，分散力量，處處應付，四平八穩，下不了大決心，也就做不出大事來。

毛澤東指揮作戰時，同樣常面對復雜的環境。他總是強調要服從全局，按照解決主要矛盾的需要，大踏步前進或后退，必要時不惜下壯士斷腕的決心，以求得全局形勢的有利發展。解放戰爭中國民黨軍隊向延安大舉進攻，當時解放軍兵力在這裡處於絕對劣勢，毛澤東斷然決定撤出延安。這樣做當然要付出不少代價，一些干部想不通，舍不得。毛澤東告訴他們要從大處著眼，權衡主次得失。他說：“我軍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於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敵人進攻延安是握著拳頭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頭伸開，這樣就便於我們一個一個地切掉它。”【《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76頁。】這是何等的睿見和氣魄！以后的事實，完全証明他的決斷是正確的。

當然，主要不等於唯一，集中力量解決主要矛盾不等於對其他方面的問題統統丟開不管。毛澤東提出要“學會‘彈鋼琴’”，“黨委要抓緊中心工作，又要圍繞中心工作而同時開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們現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軍、各部門的工作，都要照顧到，不能隻注意一部分問題而把別的丟掉。凡是有問題的地方都要點一下，這個方法我們一定要學會”。【《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42頁。】這段話是他在新中國誕生前夜說的，中國共產黨正要成為全國的執政黨，面對的任務十分繁重，既要以主要力量抓緊各個時期的中心工作，又要像“彈鋼琴”那樣隨時照顧到其他方面的工作。“凡是有問題的地方都要點一下”，這就能避免在工作中走向另一種片面性。

三、抓而不緊，等於不抓

作出正確的判斷，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並不是事情的結束，更加重要得多的是實行。毛澤東從來不是空談家。對關系全局的工作，他在提出任務后，總是下大決心，採取有力的措施，狠抓落實，一步緊跟一步，真正抓出看得見的結果來。正確的決心有個前提，就是符合實際。毛澤東有句名言：“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他說：“你對於那個問題不能解決嗎？那末，你就去調查那個問題的現狀和它的歷史吧！你完完全全調查明白了，你對那個問題就有解決的辦法了。”【《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09、110頁。】他主張要多謀善斷，說：“什麼叫多謀呢？就是要聽聽各種不同意見。”“多謀，各方面的意見集中了，各方面的分析明確了，恰當了，然后才能夠得到善斷，斷才能夠善，不然就不善。”他又說：“要當機立斷，不要錯過形勢。”批評“有些同志不多謀，但是也不善斷，是少謀武斷”。【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4月5日。】當然，武斷不行，優柔寡斷、碰到難題繞開走也是不行的。

當情況已經弄清、決心已經下定以后，工作抓得緊不緊、狠不狠便成為關鍵。毛澤東說：“黨委對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緊’。什麼東西隻有抓得很緊，毫不放鬆，才能抓住。抓而不緊，等於不抓。”“我們有些同志，也抓主要工作，但是抓而不緊，所以工作還是不能做好。”【《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42頁。】毛澤東對主要工作總是抓得很緊很緊。當任務確定后，他便全力以赴，雷厲風行，千方百計地採取有力措施來打開局面，決不只是空口說說了事，也不是老在那裡瞻前顧后，顧慮重重，猶豫不決。在隨后的實踐中，又全程關注事情發展的情況，用心總結行之有效的經驗，加以推廣﹔及時提醒注意解決可能妨礙任務完成的問題，糾正已經出現的偏差﹔旗幟鮮明地表揚批評，嚴格檢查督促，在切實抓出成果以前決不鬆手。因此，他所抓的事總能給人留下強烈印象，取得顯著效果。

薄一波這樣描寫過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之初領導“三反”運動時的情況：“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決心要抓，就抓得很緊很緊，一抓到底，從不虎頭蛇尾，從不走過場。他不僅提出方針，而且親自督辦﹔不僅提出任務，而且交代辦法。在‘三反’運動緊張的日子裡，他幾乎每天晚上都要聽取我的匯報，親自指點。”【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頁。】到運動后期，他又以很大力量來抓落實定案工作，確定具體的政策原則和處理辦法，樹立足以作為典型示范的案例，妥善處理運動過程中發生的問題，做好善后工作。善始善終，而不草草收兵。這場運動前后共半年左右，對蕩滌當時剛初步蔓延的貪污腐敗行為、樹立廉潔勤政新風起了巨大作用，為國家進行大規模經濟建設創造了良好的社會氛圍。它不僅在當時，而且在隨后好多年間給人們留下難忘的印象。

毛澤東說過：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隻有抓得很緊，辦成幾件大事，確有實效，才能振奮人心，取得群眾的信任，以后的工作就好做了。當然，也不可能把弦一直繃得太緊，要有張有弛，毛澤東把這稱為“波浪式的前進”。

四、依靠群眾，走群眾路線

要做好任何工作，都不能隻靠領導者個人或少數幾個人的智慧和努力，必須依靠群眾，走群眾路線。當然，群眾路線不只是一個工作方法。它指的是黨和群眾的關系，也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這是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本文隻著重從工作方法的角度談它的意義和作用。毛澤東說：“隻有蠢人，才是他一個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調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辦法’，‘打主意’。須知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麼好辦法，打出什麼好主意的。”【《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10頁。】他在談民主集中制的問題時又說：“我們的領導機關，就制定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這一方面說來，只是一個加工工廠。”“如果沒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況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見，不使上下通氣，隻由上級領導機關憑著片面的或者不真實的材料決定問題，那就難免不是主觀主義的，也就不可能達到統一認識，統一行動，不可能實現真正的集中。”【《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4頁。】

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經常在作出決策時反復征求在第一線的將領的意見。大家熟知，解放戰爭時期粟裕等提出進行淮海戰役的建議。毛澤東當晚為中央軍委起草批示：“我們認為舉行淮海戰役，甚為必要。”【《毛澤東軍事文集》第5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頁。】抗日戰爭時期，精兵簡政這個“極其重要的政策”是由黨外人士李鼎銘提出來的。毛澤東說：“他提得好，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採用了。”【《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頁。】這些是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的重要事例。

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也有不少這樣的事例。拿工業來說，1960年毛澤東看了鞍山市委的報告后，充分肯定鞍山鋼鐵公司群眾在實踐中形成的“兩參一改三結合”的經驗，把它稱為“鞍鋼憲法”。那就是：干部參加生產勞動，工人參加企業管理﹔改革企業中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在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中實行企業領導干部、技術人員、工人三結合的原則。這個原則，至今仍有重要意義，在國際上也產生了影響。

拿農業來說，為了總結經驗教訓、克服“大躍進”后的嚴重經濟困難，毛澤東提出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調查研究，便是一再提倡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根本方法。他自己組織和領導三個調查組，分別到農村進行調查，深入基層，深入群眾，直接聽取農民和農村干部的意見。他從中發現：“大隊內部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生產隊（過去小隊）內部人與人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是兩個極端嚴重的大問題，”他寫道：“不親身調查是不會懂得的，是不能解決這兩個重大問題的（別的重大問題也一樣），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調動群眾的積極性的。”他還指出：許多領導人對一些重大問題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於事務工作，不作親身的典型調查，滿足於在會議上聽地、縣兩級的報告，滿足於看地、縣的書面報告，或者滿足於走馬看花的調查。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樣犯了的。我希望同志們從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當然要堅決改正”。【《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250、251頁。】這是一段很精彩又很中肯的總結，實際上也是對“大躍進”以來包括毛澤東自己在內所犯錯誤的反思。

毛澤東一再強調，中國共產黨如果脫離了群眾，必將一事無成，隻有緊緊依靠群眾，充分調動最廣大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才有可能實現黨所提出的各項任務目標。他要求：“我們的政策，不光要使領導者知道，干部知道，還要使廣大的群眾知道。”“群眾知道了真相，有了共同的目的，就會齊心來做。”“群眾齊心了，一切事情就好辦了。”【《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18頁。】

今年是毛澤東誕辰120周年。鄧小平曾深情地說：“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4—345頁。】毛澤東的晚年犯了嚴重錯誤，包括發動“文化大革命”那樣全局性、長時間的錯誤。那正是違背了他自己一貫提倡的正確原則。但從他一生的主要方面來看，他的功績無疑是第一位的。毛澤東給我們留下了極其豐富的精神遺產，工作方法是其中重要內容。它的價值並不因時間的流逝和條件的改變而失去。今天，我們應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充分地發掘它，使用它，發展它，以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

（作者金沖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常務副主任，研究員）

（來源：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毛澤東思想生平研究分會編《毛澤東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