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需有“識”——從司馬遷、司馬光治史想到的

作者:孫業禮    發布時間:2013年09月04日    

治史需有“識”

——從司馬遷、司馬光治史想到的

孫業禮

唐朝時,禮部尚書鄭惟忠曾經向著名史學評論家劉知幾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自古以來文士多,而史才少呢?劉知幾回答說:“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劉知幾的回答被時人評為篤論。后世很多學者對“才、學、識”的說法進行了研究和闡發,多認為關鍵是“識”。

“識”到底包含些什麼,怎麼培養?前人已有許多論述,其中也不乏精辟之見。

首先要有見識。書上得來終覺淺,百聞不如一見。見,就要“讀萬卷書,行萬裡路”,在讀書和實踐的基礎上去領略、感受和體驗。

許多歷史人物和事件已經融入了一方山水,一方人文,還在與現實生活產生著互動。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人物和事件還是活著的,其影響還在繼續。走近領略,親身感受,切實體驗,這樣才能把握歷史跳動的脈搏和鮮活的靈魂。

后來寫成《史記》的司馬遷,20歲就從當時的京師長安出發,經南陽(今河南南陽),越漢水,取道南郡(今湖北江陵)渡長江,到達湖南的汨羅江,游覽了湘南、湘西。后又到江西,登上廬山。接著到浙江,上會稽山,“探禹穴”。此后,他到江淮一帶,游覽姑蘇山,參觀戰國時春申君的故城和宮室,訪問韓信的故鄉和封地淮陰。在山東,他拜訪魯國的首都、也是孔子的故裡曲阜,訪問齊國孟嘗君的封地薛縣(今山東滕縣)。從這裡他又進入江蘇,訪問彭城、沛郡、豐縣,這些都是楚漢相爭時群雄並起、豪杰輩出的地方。之后,他途經安徽到達睢陽(今河南商丘),參觀垓下和睢陽以西魏國的都城大梁(今河南開封),從這裡才回到了長安。后來,作為漢朝的使臣,司馬遷還“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即到過如今的四川、雲南境內。他還隨從漢武帝到過今天的甘肅和內蒙一帶。司馬遷的足跡幾乎遍及全國。

正是這樣的游歷,使司馬遷得以拂去歷史的封塵,收集和採訪到極其豐富的有關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第一手資料。

正是這樣的游歷,使司馬遷深入下層社會,熟悉民間風情。沒有對社會的周知,對人情世故的諳察,便很容易把復雜的歷史簡單化。

正是這樣的游歷,極大地開闊了司馬遷的視野。游歷,不僅陶冶了司馬遷的情操,也激發了他的萬丈豪情和不盡思緒。因此,在《史記》中他能“凌雲健筆”、“逸氣縱橫”。

今天,我們的交通和各方面的條件比司馬遷的時代不知要優越多少,但為治史而對歷史進行廣泛考察的人,卻不多見。這裡想起了一位名叫索爾茲伯裡的美國記者,他70多歲重走長征路,靠親身體驗和實地採訪,寫出了《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這樣一部鮮活、生動、逼真,在海內外產生很大影響的長征史作。隻要為了求“識”,既博覽群書,又遍游四宇作實地考察,前人能做到的,外國人能做到的,我們也一定能做到並且會做得更好。

其次要有眼光。既要有胸懷全局的戰略眼光,能在紛繁復雜的事件中抓住要害﹔又要有透徹的洞察力,看問題入木三分,一言中的。這需要有一定的思想深度,需要有特殊的閱歷。最主要的是懂政治。否則,歷史研究就像霧裡看花,抓不住關鍵,也不可能深入。

中國歷史上兩位最著名的史學巨匠司馬遷和司馬光,都有著極強的政治敏銳性和政治洞察力。司馬遷做過多年的太史令,負責掌管朝廷的文書,記載朝廷大事﹔有時還參與朝廷決策,隨從皇帝外出。50歲那年,他出獄后做了中書令。這更是一個掌管機要的顯職,可直接親近漢武帝。因此,司馬遷的作品具有極強的穿透力,往往能讓人們看到一些歷史事件背后的東西。如通過《淮陰侯列傳》,人們就能把漢初權力斗爭的詭譎和殘酷看得清清楚楚。正是有了全局的戰略眼光,《史記》中不僅有中國的歷史,也有中國以外的內容﹔不僅有政治、天文、地理,也包含有《平准書》、《貨殖列傳》這些難得的經濟方面的內容。

司馬光這方面的見識、閱歷更是歷史上一般史學家不可企及的。他20歲中進士,不久即至京師做官。宋仁宗末年,官至天章閣侍制兼侍講(即皇帝顧問)。宋英宗時為龍圖閣(收藏皇帝御書、文、典籍、圖書的地方)直學士,擔任皇帝侍從。宋神宗即位后,任翰林學士(皇帝的顧問和秘書官)、御史中丞(中央監察機關的高級官員)等職,最后官至宰相。他對《資治通鑒》的最大貢獻就在於以獨特的識見在龐雜的史料中選取了最有代表性和最有價值的東西。

司馬光手下有一班人,他們對歷史典籍的熟悉程度不比司馬光差,大量的基礎工作也都是他們做的﹔但他們需要司馬光這樣的人,願意協助司馬光完成這一事業,主要原因就在司馬光有政治見識和史識。

再次,要有創見。就是說對歷史要有自己的立場、觀點,有自己的分析、思考和獨到的見解。

中國治史的傳統是“以史為鑒”,是“述往事,知來者”。司馬遷《史記》的一個鮮明特色,就是有“不與聖人同是非”的獨到見解。司馬遷開創了“世家”體例,進入“世家”的大都是功高蓋世、權傾一時的國之重臣。但令后世許多人不解的是,他為什麼會把陳涉也納入“世家”?陳涉在當時不過是一介鄉野草民,是統治者眼中的“亂臣賊子”,如何也進得了“世家”?司馬遷自有道理,“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跡,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兩千多年過去了,現在來看,又有誰說太史公講的這些話沒有道理呢?王侯將相們的功業不斷傳頌,孔子的儒術更是代有傳人。但陳涉開創的事業又何嘗不是如此呢?他是大一統之后,不堪壓迫、揭竿而起的農民英雄,其后中國社會推動歷史前進的革命造反者一脈相承。孔學傳下來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傳統、革命的精神也傳下來了。

認識不能隻局限於一些具體的見解,還必須上升為“通識”,上升為對歷史發展規律的探討和認識。也就是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這方面太史公和司馬光也給我們樹立了很好的榜樣。《史記》中帶規律性的總結不勝枚舉,許多已成為格言警句,幾千年來一直為人們所引用。

另外還要有“膽識”。史學研究中,如果僅有才、學,但不敢想,不敢說,不敢寫,也不可能有大的成就。

有句古訓叫“才、學、膽、識,膽為先”。筆者以為,這裡的“膽”,不只是膽量,更是膽識。

膽識,首要的就是大膽,要“敢”字當頭。就史學研究來說,首先要敢於涉足新的領域。史學研究往往存在這樣一種現象,願意研究古代史的人多,研究近現代和當代史的人少。究其原因,大概是以為古代史離現實較遠,說的不好或說錯了,沒有人來追究,也沒有風險。中國有句成語叫“殷鑒不遠”。“不遠”二字非常重要。惟其不遠,才更有借鑒作用。《史記》130篇,完全寫漢以前歷史的55篇,完全寫當代史的51篇,重點寫當代史的有15篇。寫當代人物佔半數的有3篇。論述古代和當代各項制度和自然、社會問題的有5篇,《太史公自序》1篇。如此算來,《史記》中完全寫當代史的有66篇,加之其他篇章中當代史的內容,司馬遷以52萬余字寫三千年的歷史,竟然用了半數以上的篇幅記述當時的近百年歷史。可見他對當代史的重視。

不僅要敢於涉足新領域,還要敢於說真話。“秉筆直書”是中國史學家的一個優良傳統。有人甚至為此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公元前548年,齊國大夫崔杼殺了國君齊庄公。齊國的太史執筆書曰:“崔杼弒其君。”崔杼便將太史殺死。太史的兩個弟弟又相繼接替兄任,仍然直書“崔杼弒其君”,結果又被殺。太史兄弟中連死三人,而四弟繼任太史后,還是直書“崔杼弒其君”。更有“南史氏聞太史氏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就是說,如果這個四弟也被殺了,還會有史家前赴后繼,接著直書。當然,這樣做需要勇氣,要有不怕犧牲的精神。

敢寫,還要善寫。要敢於並善於創新,走新路子。如就體例而言,司馬遷就開創了書、表、本紀、世家和列傳。

“江山代有才人出。”《太史公自序》中有段話說:“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司馬遷正是本著這種“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強烈責任感發憤著書,寫出了“史家之絕唱”。從司馬遷到司馬光歷經一千多年,從司馬光到現在又近一千年過去了。特別是中華民族正處在偉大復興的時代,人們期待著出現一批新的有才、有學、特別是有“識”的史學大家。

[作者孫業禮,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北京 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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