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業禮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如一的根本價值取向。毛澤東首倡“共同富裕”，凝聚全國人民走上社會主義的大同之路﹔鄧小平提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幫助后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江澤民強調兼顧效率與公平，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每一個階段都必須讓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胡錦濤突出以人為本，科學發展，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從黨的幾代領導人的重要論述來考察，可以充分反映60年來幾代領導人對共同富裕的不懈探索和追求。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如一的根本價值取向。新中國成立60年來，我們黨對共同富裕目標的認識越來越深化，實踐共同富裕的經驗越來越豐富，道路也越走越寬廣。本文以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領導人的論述為線索，系統梳理和充分展現60年來黨的幾代領導人對共同富裕的不懈探索和追求。
一、毛澤東：首倡“共同富裕”，凝聚全國人民走上社會主義的大同之路
“共同富裕”這一概念最早出現在黨的文件中是1953年。這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通過了《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決議》指出：“為著進一步地提高農業生產力，黨在農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務，就是要善於用明白易懂而為農民所能夠接受的道理和辦法去教育和促進農民群眾逐步聯合組織起來，逐步實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使農業能夠由落后的小規模生產的個體經濟變為先進的大規模生產的合作經濟，以便逐步克服工業和農業這兩個經濟部門發展不相適應的矛盾，並使農民能夠逐步完全擺脫貧困的狀況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榮的生活。”【《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61—662頁。】
這一《決議》是按照毛澤東的要求起草的，毛澤東直接主持、參與了起草，並對《決議》草案進行了重要的修改。在此前后，在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成員中，毛澤東是第一個也是使用這一概念最多的一位。雖然我們現在還無法確認“共同富裕”一詞最早出自毛澤東之口或毛澤東之手，但從上述意義上也可以說，“共同富裕”概念為毛澤東首倡。
《決議》要求用明白易懂而為農民所能夠接受的道理和辦法去教育和促進農民群眾逐步聯合組織起來，走社會主義道路。而“共同富裕”無疑是最明白易懂和最能為廣大農民所接受的道理。《決議》通過前曾在黨內外廣泛征求意見，“共同富裕”這一朴素而又凝練的詞匯很快就進入了敏銳的理論工作者和文藝工作者的視野。也就是從這時起，“共同富裕”的概念開始廣泛傳播。
查閱黨的歷史文獻和主要報刊、雜志，1953年以前，“共同富裕”一詞未見出現過，而在1953年，這一詞匯在《人民日報》連續出現了12次。在《決議》通過的12月，這一詞匯則連續出現了9次。這一年，《人民日報》開設了“向農民宣傳總路線”的專欄，其中詩人郭小川的文章直接把共同富裕與社會主義連在了一起。郭小川的文章標題就是“社會主義的路是農民共同富裕的路”。他在文章中指出：“怎樣才能不走資本主義的路呢？唯一的辦法就是走社會主義的路。什麼是社會主義？在農村，社會主義就是大家聯合起來，用大規模生產和新的農具、農業機器和新的農作法來經營農業，使大家能夠共同富裕。”【《人民日報》1953年12月12日。】
正是“共同富裕”這一明白易懂的語言，讓廣大農民對社會主義有了朴素的理解並產生了強烈的向往，引導他們逐步走上了社會主義的道路。不僅如此，共同富裕的理念，也很快為廣大工商界人士和其他社會階層所接受，鼓舞他們走上了社會主義的道路。
1955年11月21日，《全國工商聯執委會會議告全國工商界書》就這樣說道：“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一天一天在蓬勃發展，我們的祖國一天一天在繁榮富強，我們國家的事業是無限寬廣的，工作是做不完的。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有事做，有飯吃，大家共同富裕。”【《人民日報》1955年11月22日。】
第二年，全國工商界青年積極分子大會在致毛澤東的保証書中更是真誠地說：“我們隻有在中國共產黨和您的教導下，才懂得了資本主義腐朽的本質和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而選擇了使全國人民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康庄大道。”【《人民日報》1956年3月1日。】
“共同富裕”就是讓社會全體成員都過上富足、美好的生活。這是人類古老而長久的向往。在古代中國，儒家經典《禮記·禮運》就有過“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大同”設想。幾千年來，它一直是歷代哲人與千千萬萬窮苦人民的追求。
然而，從孔夫子到孫中山，他們描述的“大同”社會只是一種理想，他們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實現“大同”的道路。正如毛澤東所說：“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我們卻“造成了一種可能性：經過人民共和國到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的大同”。【《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頁。】
共產主義社會，就是要消滅階級，消滅剝削、消滅壓迫，實現共同富裕的大同世界。中國共產黨人的根本目標就是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因此，共同富裕的理想雖然不是共產主義者所首創，但它卻是中國共產黨人與生俱來、始終如一的根本奮斗目標。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的30多年時間裡，沒有提出“共同富裕”的口號或概念，那是因為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的主要任務是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爭取民族的獨立和解放，為實現共同富裕創造條件。而當我們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時，這一概念的出現也就成為了歷史的必然。
1953年，黨內開始醞釀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這年10月，毛澤東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與此同時，作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第一步，毛澤東兩次發表談話，要求加快農業合作化的進程，並親自領導主持了《中共中央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的起草工作。“共同富裕”的概念在《決議》中出現決非偶然，它表明，在新中國，社會主義的進程一開始就與“共同富裕”緊緊聯系在一起。
毛澤東出身中國農村，對於舊社會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現象深惡痛絕。揮之不去的“大同”情結和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使他對“兩極分化”時刻保持著高度的警惕，“共同富裕”成為了他終生為之奮斗的一個目標。
早在1953年毛澤東就說過：“資本主義道路，也可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們不搞資本主義，這是定了的。”【《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頁。】不搞資本主義，就是為了避免“兩極分化”的痛苦道路，就是為了實現共同富裕。
針對部分農村開始出現兩極分化的苗頭，毛澤東認為：“這個問題，隻有在新的基礎之上才能獲得解決。這就是在逐步地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逐步地實現對於手工業、對於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同時，逐步地實現對於整個農業的社會主義的改造，即實行合作化，在農村中消滅富農經濟制度和個體經濟制度，使全體農村人民共同富裕起來。”【《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437頁。】毛澤東堅定地認為：“我們實行這麼一種制度，這麼一種計劃，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強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強些。而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495頁。】
毛澤東避免兩極分化引導大家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的理想，為黨內和廣大群眾普遍接受，從而極大地促進了我國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進程。也許這一進程有些急，有些快，有些粗，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它卻為實現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奠定了堅實的所有制基礎。
此后，在毛澤東看來，大凡有利於共同富裕的事物，他都滿腔熱情地倡導、支持﹔而大凡在他看來可能有害於共同富裕的措施，他都堅決反對。對於公平的過分追求，和對於“兩極分化”的過分擔憂，使毛澤東后來沒能在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之后，在怎樣實現共同富裕的探索中找到好的途徑和辦法，甚至出現了“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等嚴重失誤。
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可能實現的社會公平作了過高的、脫離實際的估計，把同等富裕和同步富裕等同於共同富裕，他試圖讓農民在過於單一的集體經濟形式下擺脫貧窮、實現共同富裕，並確信可以通過不斷提高公有化程度，來達到推動生產力發展的目的，其結果是出現了吃“大鍋飯”等平均主義現象，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從而使共同富裕成為空中樓閣，在現實社會中導致了人們的普遍貧窮。正如鄧小平后來在總結歷史經驗時所說：“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然而平均發展是不可能的，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貧窮，我們就是吃了這個虧。”【《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5頁。】
回望毛澤東的這些論述和實踐，他對於“共同富裕”的美好追求，對於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至今令我們感動。他確立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為實現共同富裕奠定了根本的前提，至今使我們受益，而他的失誤也同樣令人深思。
二、鄧小平：提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幫助后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的概念一開始就與中國社會主義的進程緊緊聯系在了一起，而也正是在對社會主義進程的反思中，共同富裕的理論得到了升華，共同富裕的實踐開辟了新的途徑。
“文化大革命”以后，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始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進行反思。鄧小平認為：“從1958年到1978年這20年的經驗告訴我們：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毛澤東“一個重大的缺點，就是忽視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是說他不想發展生產力，但方法不都是對頭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6頁。】
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提出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新的思路：“在經濟政策上，我認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范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他認為“這是一個大政策，一個能夠影響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政策”。【《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頁。】后來，他又強調：“我的一貫主張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大原則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區發展快一點，帶動大部分地區，這是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66頁。】
鄧小平的思路是明確的：沒有生產的發展，就沒有財富的增加，沒有財富的增加就不可能實現富裕，更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而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加快生產力的發展，就必須把共同富裕與同步富裕、同等富裕區分開來，鼓勵先進，鞭策落后，形成競爭，提高效率。正是沿著這樣的思路，我們對經濟體制進行了大膽的改革。在農村推行了以包產到戶為主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城市開始發展商品經濟，同時，實行對外開放，建立經濟特區，鼓勵東部沿海有條件的地區率先實現現代化。
這些措施使中國經濟發展充滿了活力，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但收入差距也不可避免地大了起來，貧富不均的問題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有人擔心兩極分化的情況會不會出現，中國會不會因此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
在回答這些問題的過程中，鄧小平更高地舉起了“共同富裕”的旗幟，把“共同富裕”確立為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並就如何縮小貧富差距，避免兩極分化進行了新的探索。
1985年，鄧小平就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麼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個公有制佔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0—111頁。】
到了晚年，鄧小平對共同富裕的問題更加關注。1990年12月24日，他在同江澤民等談話時說：“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4頁。】
對於如何解決貧富不均和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問題，鄧小平在1988年提出了“兩個大局”的思想。他說：“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反過來，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個大局。那時沿海也要服從這個大局。”【《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77—278頁。】
在1992年的南方談話中，鄧小平又談到：“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解決的辦法之一，就是先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利稅，支持貧困地區的發展。當然，太早這樣辦也不行，現在不能削弱發達地區的活力，也不能鼓勵吃‘大鍋飯’。什麼時候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在什麼基礎上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要研究。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4頁。】
盡管鄧小平對於解決貧富差距和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設想和時間表，但他深知，這個問題的解決並非易事。1989年，他在會見外賓時就說過：要我們所制定的每項政策都能照顧到各個方面，是不可能的。總有一部分人得益多些，另一部分人得益少些。完全照顧到十億人不容易。【《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6頁。】
1993年9月16日，他在家裡同弟弟鄧墾進行的一次長談中，也表達了同樣的感慨：分配的問題大得很。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64頁。】
鄧小平的巨大歷史貢獻，就在於把“共同富裕”上升為社會主義的本質，提出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強調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才是硬道理，通過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並開辟了通過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途徑。但實現共同富裕，最要害的是如何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問題，以及由此帶來的不同地區、不同群體之間，人民群眾長遠利益和眼前利益的關系問題。鄧小平把對這些問題的進一步探索留給了他的后來者。
三、江澤民：兼顧效率與公平，強調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每一個階段都必須讓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
1989年6月，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江澤民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在此前后，國內外局勢發生了重大變化。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空前低潮。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和對生產關系的局部調整，緩解了固有的矛盾，呈現出相對穩定和快速發展的勢頭，這就向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提出了一個嚴峻的問題：財大才能氣粗，落后就要挨打，如果社會主義制度不能在經濟發展上表現出較高的效率，不能贏得與資本主義競爭的相對優勢，就有可能被顛覆。如果社會主義制度不復存在，也就失去了共同富裕的根本前提和基礎。
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根據鄧小平“發展才是硬道理”、“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的比較優勢就必須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的思想，大步推進了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中共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為了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在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同時，我們黨對於如何在提高效率的前提下更好地實現社會公平也做出了新的規劃，提出：“兼顧效率與公平。運用包括市場在內的各種調節手段，既鼓勵先進，促進效率，合理拉開收入差距，又防止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江澤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7頁。】
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對效率與公平的問題作出了進一步的闡述：“個人收入分配要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制度，體現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勞動者的個人勞動報酬要引入競爭機制，打破平均主義，實行多勞多得，合理拉開差距。堅持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的政策，提倡先富帶動和幫助后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741頁。】
不管公平與效率的表述如何變化，共同富裕始終是江澤民關注的核心問題。突出強調效率，這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和國內外形勢緊密相關，但在強調效率的同時，從未忽視公平，而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推進共同富裕進行了大膽的探索和實踐。江澤民多次強調：“社會主義應當創造比資本主義更高的生產力，也應當實現資本主義難以達到的社會公正。從根本上說，高效率、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制度本質決定的。”【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頁。】
在通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決定的第二年（199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即召開全國扶貧開發工作會議，通過了《“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國家在財力有限的情況下，逐年加大扶貧投入。到20世紀末，我國基本解決了全國農村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這無疑是我國在實現共同富裕道路上的一個重大成果。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國有企業的改革進入攻堅階段。在減員增效的過程中，大批工人下崗。江澤民深入國有企業改革一線進行了大量調查研究，中共中央、國務院先后出台一系列重大措施保障下崗工人再就業，並逐步建立起了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業保險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三條保障線”。把就業作為民生之本，舉全黨全國之力建立“三條保障線”，這些都是新形勢下實現共同富裕的新的探索。
改革的推進和對外開放的擴大，使沿海有條件的地方快速發展起來。東西部發展的差距逐步拉開，地區發展的不平衡成為影響共同富裕的主要障礙之一。1999年，根據鄧小平“兩個大局”的思想，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提出了“西部大開發”戰略，為西部地區的快速發展和實現共同富裕開辟了一條廣闊的道路。
20世紀末，世界上一些長期執政的大黨、老黨紛紛下台，這一現象引起了江澤民的高度關注，他強調：“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驗証明，社會成員之間、地區之間貧富差距過大，就會引發民族矛盾、地區矛盾、階級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就會出大亂子。因此，收入分配差距和地區差距擴大的問題，必須引起我們高度重視。”【《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543頁。】
1998年，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二十周年之際，江澤民總結國內外經驗，對於更好地實現社會公平和共同富裕的問題作出了這樣的闡述：“在整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都要努力使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群眾共同享受到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江澤民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2頁。】共享成果，實際上是全國人民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實現共同富裕的最基本要求。
對於如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現發展成果共享，江澤民也提出了符合實際的設想：“正確處理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關系，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普遍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逐步形成一個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佔少數、中等收入人群佔大多數的‘兩頭小、中間大’的分配格局，使人民共享經濟繁榮成果。”【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583頁。】
世紀之交，江澤民深刻總結我們黨的歷史經驗特別是13年的經驗，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從本質上講是關於發展的理論和思想，包含了關於效率與公平的深刻見解，而共同富裕是其核心內容之一。在中共十六大報告中談及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時，江澤民強調指出：“制定和貫徹黨的方針政策，基本著眼點是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確反映和兼顧不同方面群眾的利益，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穩步前進。”【《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40—541頁。】中共十六大制定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明確提出“我們要在本世紀頭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江澤民文選》第3卷，第543頁。】，從而使得共同富裕有了明確的階段性目標。
江澤民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13年，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邁出重大步伐、經濟快速發展的13年，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正確處理公平與效率關系的13年，同時也是通過加強宏觀調空，轉移支付，加大扶貧開發力度，加快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等一系列措施，使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不斷開辟共同富裕新道路的13年。當然，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也出現了許多新的情況：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系和分配方式多樣化的趨勢進一步發展，正確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更好地實現共同富裕的任務更加復雜，更加艱巨。
四、胡錦濤：以人為本，科學發展，更加注重社會公平
進入新世紀，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2003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突破1000美元，跨上了一個重要台階。與此同時，中國的發展呈現出許多新的階段性特征，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廣大群眾普遍受惠，富裕程度大大提高，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了小康水平﹔但隨著經濟結構的深刻變化，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產業之間以及佔有不同資源的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需要不斷提高並更趨多樣化，社會利益關系更趨復雜，人民群眾的公平意識越來越強，對我們黨和政府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的要求越來越高。國際社會的經驗表明，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既有因為舉措得當從而促進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平穩進步的成功經驗，也有因為應對失誤從而導致經濟徘徊不前和社會長期動蕩的失敗教訓。這一階段，如何更好地實現共同富裕成為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更嚴峻的考驗。
2003年，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總結國內外經驗，提出了科學發展觀這一重大戰略思想。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就是“要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人民首創精神，保障人民各項權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頁。】。以人為本，關注人的多方面需求和全面發展，從而極大地擴展了共同富裕的內涵。
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但在處理公平與效率問題上有了新的思路，胡錦濤提出了“妥善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604頁。】的思想，把維護社會公平實現共同富裕放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並認為：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我們已經具有了解決社會公平問題的一定條件和初步手段，因此要“在促進發展的同時，把維護社會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綜合運用多種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分配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穩步前進”【《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第712頁。】。
科學發展觀的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等重要方法措施，為促進社會公平，更好地實現共同富裕，開辟了新的途徑。
我國現階段，城鄉差距是最大的差距，城鄉發展不平衡是最大的不平衡。維護社會公平，實現共同富裕最繁重、最艱巨的任務在農村。胡錦濤反復強調：“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須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佔我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277頁。】
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歷史任務，在“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政策指引下，2004年至2007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連續出台了四個指導“三農”工作的中央一號文件，一系列“高含金量”的政策措施陸續出台，財政支農力度進一步加大。全國農林水利氣象和扶貧，農村公路改造、農村電力設施建設、農產品市場建設等工程全面啟動，農村義務教育和醫療保障不斷加強，村容村貌取得新變化，村庄建設規劃開始起步，生活環境改善得到重視。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等改革的試行和推廣，更是極大地改善了農民的生活條件，提高了農民的生活質量。
按照統籌區域發展的方針，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進一步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優化國土開發格局的新思路，那就是：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必須注重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引導生產要素跨區域合理流動。要繼續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深入推進西部大開發，全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大力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積極支持東部地區率先發展。
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經濟建設“腿長”、社會建設“腿短”一直是制約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走共同富裕道路的一個重大問題。根據科學發展觀統籌經濟社會發展要求，2006年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出要求，核心的任務之一就是“城鄉、區域發展差距擴大的趨勢逐步扭轉，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財產普遍增加，人民過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社會就業比較充分，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建立”，“實現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的目標，努力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局面”。【《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第651頁。】正如胡錦濤在十六屆六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所說的，既要從“大社會”著眼，又要從“小社會”著手，“以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為重點，著力發展社會事業、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建設和諧文化、完善社會管理、增強社會創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第675—676頁。】。
隨著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不斷深入，社會公平得到了更有力的政策和法律保障，共享成果，共同富裕的措施也更加多樣化。
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胡錦濤進一步提出：“必須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建設，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進社會體制改革，擴大公共服務，完善社會管理，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推動建設和諧社會。”【《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29頁。】這一論述，喚起了人們對“大同”社會的久遠向往，又使人們對社會主義條件下共同富裕充滿了現實的希望。
縱觀60年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程，我們可以看到，共同富裕已經成為我們黨堅定不移的目標和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和追求。經過黨的幾代領導人的實踐和探索，共同富裕的目標越來越清晰，共同富裕的道路越走越寬廣。隻要我們按照已經開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定不移地走下去，共同富裕的目標就一定能夠實現。
〔作者孫業禮,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審,北京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