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曹操的用人之道談“惟才是舉”與“以德為主”的統一
孫業禮
曹操“惟才是舉”的用人之道頗為后世所稱道。他的“求才三令”，似乎給人一種印象，以為曹操隻重才，不重德。其實不然，曹操用人並非不講德行。
據《三國志》記載，曹操為司空丞相時，部下按照他的意圖選人，“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有人還作過比較，曹操的部下與當時的劉備和孫權兩個集團相比，德行不端者並不多。這就產生了一個矛盾，曹操說的和做的似乎並不一致。於是有人提出曹操的“惟才是舉”另有深意，是要為自己的出身正名，為自己做皇帝做理論鋪墊。但筆者認為，最根本的還是曹操對用人之道有著更深刻的見解，這就是他提出的“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
“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全面反映了曹操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靈活機動的用人之道，能夠更好地解釋曹操的用人實踐。
為政之道，要在得人。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希望能有大批德才兼備的人才。當然，這個“德才兼備”的具體標准和要求，是因時而異的，不同的統治者，對“德”與“才”尤其是“德”，都會有不同的標准和要求。還應看到，世上德才兼備的人畢竟不會是比比皆是。於是，“以德為主”還是“惟才是舉”，就成了歷代政治家們經常面臨的兩難選擇。圍繞這一問題的探討，也產生了兩種不同的觀點。
我國歷史上的用人理念大多是倡導“德才兼備，以德為本”，在德與才兩方面素質中，尤其強調“德”。周公力主“惟聽用德”。孔子強調“為政必以德”。儒家經典《四書》中的《大學》，開宗明義就指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秦漢以來的歷代政治家、思想家中，許多人都強調以德為本。西漢的陸賈指出：“治以道德為上，行以仁義為本。”諸葛亮重才，但更看重德，他主張選用忠誠、坦爽、廉潔的賢人，遠離“奸偽悖德之人”。魏征也說過：“今欲求人，必須審防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司馬光更把這一觀點發揮到了極致。他提出“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為先”，並進一步把人細分為“聖人”、“君子”、“小人”、“愚人”四類。“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於才謂之“君子”，才勝於德謂之“小人”。由此，他提出了下述論斷：“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同“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的這種重德輕才的思想相比，我國古代還有著另一種用人思想和實踐。
西漢劉邦主張用人不拘一格。他還十分討厭儒家仁義道德的一套。據《史記·酈生陸賈列傳》記載，他過陳留時，酈生前往軍門拜見，手下的人進去通報說有人求見，劉邦正在洗腳，問：什麼人？手下人說：像是個儒者。劉邦不耐煩地說：告訴他，我正忙國家大事呢，沒工夫見他。酈生讓手下人告訴劉邦：我不是儒者，是高陽酒徒。劉邦一聽，立刻說：快請他進來。劉邦重用陳平是他不拘一格用人的典型例証。陳平當時負有“盜嫂受金”的惡名，許多人向劉邦告發他的惡行，但劉邦卻採納了舉薦者魏無知的意見“楚漢相爭，全仗奇謀，不尚細行”，果斷重用陳平，任命他為護軍中尉，后來還封侯、拜相。而陳平也不負重托，六出奇計，為劉邦初定天下立下了汗馬功勞。
曹操更是鮮明地舉起了“惟才是舉”的大旗。他的“求才令”說：“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焉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
北宋的王安石也主張“惟才是舉”，認為變法最大的障礙是秉持國政“安習故常而無所知”的“庸人”。他請朝廷罷黜那些“年老、患病、贓污、不材之人”，並憤激而曰：“不材之人為害勝於臟污者”，就是主張寧可用操守有玷的才智之士，也不用因循廢弛的庸人。明朝的張居正也指出：“本朝則立賢無方，惟才是用。”並斷言：“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
清朝康、雍、乾三朝在用人上，也強調“寧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誤事的清官”。大學士、雲貴總督鄂爾泰曾自述過他的用人心得：大小官員中，德才兼備的十分難得，須先取其才干，次論其操守德行。
歷史上這兩種用人之道各不相同，都有一套自圓其說的理論，也都有著成功的事實。那麼，究竟怎樣才能實現人才資源的最佳配置，有沒有將上述在用人上兩種側重點不同的思想和做法統一起來的辦法呢？
其實，這方面古人也作過有益的探討。如前所述，曹操的“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即其一。與曹操同時代的桓范也持類似見解：“臣聞帝王用人，度世授才。爭奪之時，以策略為先，分定之后，以忠義為首。”唐初魏征雖重用人之德，但他也說過：“亂世惟求其才，不顧其行﹔太平之時，必須才行俱備，始可任用。”
從古人的論述和實踐中我們不難看出，“以德為本”和“惟才是舉”是可以統一的，關鍵看面臨的形勢和任務。也就是說，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因時而異”、“因事而異”、“因人而異”。
所謂“因時而異”，就是要看歷史時期的需要。歷史上大凡亂世、創業時期和革命、改革時期往往需要更多地側重和強調才干﹔而治世、守成時期和建設發展時則往往需要更注重德行。因此，領導者要善於審時度勢，抓住“急務”，根據當時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實現的主要任務來“因時而異”地決定用人的側重點和具體政策。
所謂“因事而異”，就是像陳雲同志所說的“堅持人事兩宜的原則”。《顏氏家訓》中曾根據當時國家事務的需要，將人才分為六類：朝廷之臣、文史之臣、軍旅之臣、藩屏之臣、使命之臣、興造之臣，並對每一類人從“德”與“才”兩個方面提出不同的具體標准和要求，生動地體現了在用人具體標准和要求的掌握上的“因事而異”。
所謂“因人而異”，一是要看領導者本人的本事，能不能駕馭各種人才﹔二是要對所用之人進行分析。這就要求領導者本人必須有過硬的本領，才能大膽使用各類人才。德勝於才者，要多給予機會，注重在實踐中培養、增長他的才干﹔才勝於德者，要多進行教育和監督，督促其加強修養。
[作者孫業禮，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審，北京 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