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毛澤東評王安石變法說起
孫業禮
王安石曾被列寧譽為“中國11世紀的改革家”，他的改革歷史上稱為“熙寧新政”。但是，他的變法最終失敗了。毛澤東曾總結王安石變法的教訓，認為他“卒以敗者，無通識，並不周知社會之故”。王安石的新政，包含了多項變革，他自己最為得意的創新、也是最為當時人所詬病的是“青苗法”。
宋朝立國百年后，積貧積弱形勢日峻。宋神宗趙瑣繼位后，面臨內憂外患，思圖富國強兵，有所作為。當時，廣大農民十分貧困，導致他們紛紛破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高利貸的猖獗和地主豪強的土地兼並。每年青黃不接之時，農民為了維護生活和生產，常向地主豪紳乞借高利貸。於是，“兼並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為了改變這種情況，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採納王安石的建議，出台了“青苗法”。所謂“青苗法”，實際上就是由國家代替富戶來發放這種用地裡的青苗作抵押的貸款，即在每年青黃不接時，由官府向農民貸款，秋后再連本帶息一並歸還。所定的利息2分，自然較富戶為低。這樣做既可免除農民所受的高利貸盤剝，又能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利國利民。“青苗法”推行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濟貧困、抑兼並、促生產，其立法宗旨不可謂不善﹔新法來自實踐，陝西地方官推行時，效果不錯，王安石在治鄞縣時也做過試驗，受到百姓歡迎，其操作性比較強﹔考慮到推行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問題，新法推行的同時還作了許多相關規定，如：民戶自願請貸，“不願請者，不得抑配”。歸還之時，或繳納糧米，或繳納時糧價貴亦可繳納現錢，“皆許從便”等等，其配套措施也比較完備。但新法一經全面推行卻完全走了樣，不但無“惠民”之效，反而變成了害民之法。
——自願貸款變成了強制攤派。雖然朝廷屢次禁止州縣官吏向百姓抑配青苗錢，但為了出政績，各級官吏“務以多散為功”，“故不問民之貧富，各隨戶等抑配與之。“強制攤派引起人民不滿，“民間喧然以為不便”。但為掩蓋事實真相，官員們竟然上奏假稱“民皆歡呼盛德”。
——低息貸款成了官方的高利貸。朝廷規定取息2分，“而施行之際則不然也”，“出納之際，吏緣為奸，雖有法不能禁”。許多地方明令取息3分，甚至更多。司馬光為陝西路青苗錢算過一筆賬，農民得青苗錢“陳色白米1石，卻將來納新好小麥1石8斗7升5合，所取利近1倍”。
——新法推行的過程成了地方官吏從中撈取好處、雁過拔毛的機會。過去，農民向地主貸款，雙方講好價錢即可成交。現在向官府貸款，要有手續，先要申請，后要審批，最后要還貸。道道手續，都成了官員們撈取“好處費”的關卡。“閭胥裡長於收督之際有乞取之資”，因而借青苗錢者在出息3分之外，還有許多額外的破費。正如蘇軾所說：“又官吏無狀，於給散之際，必令酒務設鼓樂倡優或關扑賣酒牌，農民至有徒手而歸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課暴漲，此臣所親見。”這樣一來，借青苗錢者不但要負擔重息，經過官吏層層敲剝，甚至本錢也倒貼了進去。“雖兼並之家乘飢饉取民利息，亦不至如此重”。
——官府的逼債手段比民間放高利貸者更加嚴酷。官府掌握專政的機器，農民還不出錢，官吏們則“鞭笞必用”。蘇軾對此就頗為不滿，並發而為詩：“我是朱陳舊使君，勸耕曾入杏花村。而今風物哪堪畫，縣吏催錢夜打門。”如此做法，農民更加難以忍受。
凡此種種，“青苗法”實行“20年，因欠青苗至賣田宅、雇妻賣女、投水自縊者不可勝數”。最后，新法在一片反對和攻擊聲中被迫廢止，王安石也被罷相，郁郁而終。
此后，“青苗法”的失敗原因成了歷代學者研究的課題。人們從不同角度得出了不同的結論，但公認的一條重要原因，就是當時司馬光所說“皆吏不得人，故為民害”，也就是說在推行新政改革的同時，忽視了吏治的改革和整頓。當然，這對王安石來說要求過高了，在那個時代，要對吏治進行根本的整頓是不可能的。
如本文開頭時所述，毛澤東總結王安石變法失敗的教訓是“並不周知社會之故”。“不周知社會”內涵很多，其中自然也包含了“吏不得人”的問題。因此，毛澤東贊成“治國就是治吏”的說法。他正是基於這種歷史的經驗教訓，反復指出：“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必須善於使用干部。領導者的責任，歸結起來，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兩件事。”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鄧小平也反復說過：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關鍵在人”。江澤民也十分強調：“為政之道，要在得人。世界社會主義的歷程和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告訴我們，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不僅要有正確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而且要有正確的組織路線，關鍵是要選好人、用好人。”
[作者孫業禮，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北京 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