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喬木對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思考
徐永軍
胡喬木非常重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他不僅直接主持起草了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幾個綱領性文獻——葉劍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十二大政治報告、中共中央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的決議，而且對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過程中出現的一些錯誤傾向與觀點及時地進行了批評，同時表明了自己的觀點：
(一)精神文明不能夠離開一定的物質條件，但它並不是物質文明的派生物或附屬品，它隻能由思想戰線全體同志、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在思想政治文化領域進行長期奮斗而產生和發展。“認為物質文明就是經濟基礎，而精神文明則是上層建筑，這完全是一種誤解。經濟基礎即生產關系正是物質生產過程中的人與人的關系，而決不是人與物的關系或物與物的關系，更不是物本身。同樣，也不能認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關系是物質和精神的關系，因為這兩種文明盡管包括的范圍很不相同，卻都是物質和精神相互間復雜關系的產物。”“人類文明的發展，從總體上說，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甚至是互相滲透、互相促進的……既不同於精神和物質的關系，也不同於社會意識和社會存在、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關系。二者都有其獨立的意義和自身的發展目的。”因此，認為隻要經濟搞好了，人們的思想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就會自動地跟著好起來的觀點是錯誤的。
(二)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發展並不都是同步的，我們在抓好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完全能夠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正因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既有密切關系又是相互獨立的，所以二者的發展並不都是同步的。這種現象在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盡管物質文明很發達，生產力水平很高，科學教育文化也很發達，可是大多數人的精神卻很空虛，整個社會的風氣有許多很腐朽的東西。表面上的彬彬有禮，骨子裡的冷酷無情，成了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普遍現象。我們從延安到新中國，物質條件很差，但人們的精神狀況卻很好，充滿了革命精神。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七大報告)中作過一個比較，他說：‘艱苦奮斗，以身作則，工作之外，還要生產，獎勵廉潔，禁絕貪污，這是中國解放區的特色之一’。另一方面，‘利用抗戰發國難財，官吏即商人，貪污成風，廉恥掃地，這是國民黨區域的特色之一’。很明顯，解放區的精神文明對全國人民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這也是我們取得全國勝利的一個重要條件。這些事實說明，我們在抓好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完全能夠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我們要有這樣的雄心壯志和自信心。”
(三)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必須在共產主義思想指導之下，離開共產主義思想、共產主義道德無法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自有共產黨起，我們就是靠共產主義思想同各種敵人斗爭的，但在實現社會主義改造以前，還不能講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我們現在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社會，正在把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因此就必須在共產主義思想指導之下，在全社會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包括思想建設和文化建設兩個重要的內容。道德建設是思想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從道德來說，我們要建立的精神文明，當然不可能在全社會都是共產主義的，但如果離開了共產主義思想、共產主義道德，那麼我們怎麼來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呢？”“我們要依靠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還有工人階級和全體人民中許許多多有不同程度的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進分子，依靠這支龐大的隊伍。他們用自己的行動來建設這樣一種精神文明的制度，而他們自己就成為這種精神文明的骨干。如果離開了這種制度、骨干，就很難設想我們的社會是社會主義社會。這是非常清楚的。”從另一個方面說，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離不開共產黨的領導。“共產黨的領導不可能不表現在這些方面。如果不表現在這些方面，也就無所謂共產黨的領導了。固然共產黨的領導還要表現在其他方面，但是在這些方面如果不能夠表現出來，那麼這樣的領導是不完全和不完善的。沒有共產主義思想的共產黨，沒有共產主義道德的共產黨，能夠設想嗎？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違反共產主義思想、違反共產主義道德的領導，能夠設想嗎？當然不是說，所謂共產主義思想的領導，就是要在現在建成共產主義。這當然是不現實的。”再者，“沒有共產主義思想，我們就沒有力量說服黨裡面那些一味‘按酬付勞’甚至‘多酬少勞’的人﹔對那些嚴重違法亂紀的人，也就不好說你們背叛了共產主義，你們不配做共產黨員”。
(四)現階段宣傳共產主義思想要把握好兩個界限。“一是不要把宣傳共產主義思想同執行現行政策混淆起來”。“我們現在大力提倡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和實踐，決不是說我們現在又要刮什麼‘共產風’，不讓發展集體所有制以至個體所有制，不讓徹底實現真正的按勞分配。我們現在是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完善社會主義的各項生產關系和它們的各項‘上層建筑’，我們決不允許採取任何超越社會發展階段所允許的主觀主義的、空想主義的和冒險主義的政策，如果那樣做，那就隻能破壞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也就是破壞我們的共產主義事業，從而必然招致失敗。那種失敗的苦頭我們已經嘗夠了”﹔“共產黨在今天的任務，當然決不是要實現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而是繼續完善和鞏固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對於這個界限必須完全劃清，不允許有任何混淆”。“二是不要把對共產黨員和先進分子的要求同對廣大群眾的愛國主義教育、社會主義教育和其他思想教育混淆起來。”“隻要把住了這兩條界限，正確地宣傳共產主義思想，就會促使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日益興旺發達。”
(五)知識分子在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中擔負著重要責任，在新時期再提倡“團結、教育、改造”知識分子是一種時代的錯誤。“不僅僅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而且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都必須依靠知識分子。”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兩個重要內容——文化建設和思想建設一個也不能離開知識分子，否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隻能是一句空話。“所以，在現在有同志還提出‘團結、教育、改造’知識分子這一種口號，這是一種時代的錯誤。這一口號是正確的，但是它僅僅在一定的歷史時期才是正確的。現在已經不是這個時期。現在的知識分子基本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他們同工人、農民一樣，是我們的依靠力量。如果說團結，那麼團結知識分子與團結工人、農民是一樣的﹔如果說教育，那麼教育知識分子與教育工人、農民也是一樣的﹔如果說改造，那麼改造知識分子與改造工人、農民也是一樣的。單獨提出‘團結、教育、改造’知識分子這樣的口號，隻有在解放初期對待舊社會的知識分子才是正確的。現在再這樣提口號就是錯誤的。我們說知識分子的世界觀沒有改造好，這個話一般地這樣提出來是錯誤的。按照這樣的標准，那麼，工人、農民的世界觀是不是都改造好了？既然工人、農民的世界觀也沒有改造好，那麼，在知識分子中間有一部分人的世界觀沒有改造好，就應該同對待工人、農民一樣地去對待，不應該對知識分子單獨提出來。在現在的條件下，把知識分子當作小資產階級來看待，甚至當作資產階級來看待，那是完全錯誤的。這是完全違反客觀事實的，也違反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利益和需要。”“我們的任務，是要同現在仍然存在著的歧視知識分子的偏見作斗爭。這才符合於全國人民的利益，符合於工人階級的利益，符合於黨的、社會主義的利益。”
(六)精神產品不能商品化。“在社會主義社會，精神產品同物質產品一樣，多數是要作為商品進行流通的。但是無論物質產品的生產和精神產品的生產，都必須以滿足全體人民的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為根本目的。為了實現這個根本目的，我們的精神生產部門不僅要努力增加精神產品的數量，而且要努力提高精神產品的質量，就是說，要求每一件精神產品都具有愛國的、革命的、健康的思想內容，能夠真正給人民精神上以美的享受和奮發向上的鼓舞力量。同時，盡管多數精神產品要作為商品流通，但任何精神產品決不能脫離自己的精神目的而盲目地商品化，它們的生產者決不能商人化。總之，決不能‘一切向錢看’。如果背離了滿足人民需要這個根本目的，如果追求商品化，那就背離了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那我們社會的精神生產就會同資本主義社會的精神生產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了。在資本主義社會，物質產品的生產和精神產品的生產，都高度商品化，這些產品的經營者一般都是以追求利潤為唯一目的。為了賺錢，一切都可以出賣，連人的良知、人格、人身等等也都可以成為商品‘自由’地出賣。為了賺錢，那裡的許多精神生產部門可以不擇手段地並且基本上不受阻撓地生產各種低級、庸俗、腐朽、反動的精神產品，去毒化、腐蝕人們的精神世界。這種精神產品生產的商品化、自由化，是資本主義社會產生精神危機並無法擺脫的原因之一。”
(七)在建設高度的物質文明的同時，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的一大發展。1983年7月13日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談到學習《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時胡喬木提出了這一觀點。他說：“毛澤東思想在這幾年有沒有發展呢？確實有很多發展。精神文明問題就是對毛澤東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發展。毛澤東同志就沒有講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毛澤東同志確實講過，人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也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這一類的話，但是也就是講到這裡。提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要建設兩個文明，這樣重大的綱領性的口號，在全世界現在還隻有中國，隻有中國共產黨。蘇聯也講精神文明，但沒有這樣的提法。”1986年9月28日，在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上發言時，他又一次明確指出：“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既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的內容和根本特征，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1991年他在其紀念建黨70周年的長篇論文《中國共產黨怎樣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中，把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必須與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並重看作是中國共產黨在保衛改革開放中的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不受腐蝕和顛覆的方針下採取的一系列措施之一。而提出和實行保衛改革開放中的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不受腐蝕和顛覆的方針，正是他在文中論述的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的第十個方面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