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與十一屆三中全會研究述評
徐永軍
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它不僅結束了粉碎“四人幫”后的兩年徘徊，從根本上消除了已經由實踐証明對黨和人民的事業十分有害的“左”的指導思想及其表現，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而且做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揭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以此為起點，中國走上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鄧小平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順利召開做出了重大貢獻，特別是他在全會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講話，為全會從根本思想上擺脫“兩個凡是”的束縛，克服“左”的指導思想，確定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認識、新決策奠定了重要基礎。他也因為這次全會實際上成為黨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因此，對鄧小平與十一屆三中全會這一課題的研究在中國當代史研究和鄧小平生平研究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 研究概況
國內對鄧小平與十一屆三中全會這一課題的研究，始於《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在決議起草和討論過程中，黨內許多同志已經注意到鄧小平在偉大歷史轉折中的作用，要求在決議中寫明。只是由於鄧小平本人的反對，1981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決議才沒有寫上。
1983年，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對收入《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中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一文作了這樣的題注：“這是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為隨即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了充分准備。鄧小平同志的這個講話實際上是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這可以說是關於鄧小平與十一屆三中全會這一課題的公開發表的第一個研究成果。
1985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在對《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進行修訂時，在“十一屆三中全會”這一條目中，不僅吸收了上述題注中的觀點，而且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在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陳雲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實際主持下進行的。”“全會討論並完全同意鄧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個總的指導方針”。這表明對鄧小平與十一屆三中全會這一課題的研究又向前推進了一步。
90年代，隨著《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鄧小平論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等的編輯出版和《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的修訂出版，黨史界對鄧小平與十一屆三中全會這一課題的研究全面展開，研究成果不斷涌現，其中在1998年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20周年前后達到高峰。據統計，20多年來，研究鄧小平與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論文有40多篇，其中主要的有：李向前《鄧小平與十一屆三中全會》、柳國慶《論鄧小平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貢獻》、雷國珍《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成為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核心的標志》、呂書正《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理論形成的歷史起點》、汪青鬆《十一屆三中全會與鄧小平理論指導地位的初步確立》、白應華《鄧小平論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等。這一時期，一些知情者還撰寫了分量和反響都很大的回憶文章或專著，如：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於光遠《我親歷的那次歷史轉折——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台前幕后》等。這些回憶文章或專著，比較多的談到了鄧小平與十一屆三中全會這一專題。歷史專著中反映鄧小平與十一屆三中全會內容比較有影響的是：龔育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論二十題》、鄭惠主編《決定命運的41天》、王洪模等《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前前后后》、張樹軍《大轉折——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錄》、張湛彬《劃時代的會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等。此外，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七十年》、中央黨史研究室撰寫《中國共產黨簡史》等都有關於鄧小平與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經典的論斷性評價。
1997年12月廣州出版社出版了葉永烈《1978：中國命運大轉折》。這是一部關於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長篇紀實作品。書中也涉及到鄧小平與十一屆三中全會這一專題，可以參考。
國外學者研究鄧小平與十一屆三中全會這一專題的論文，不得而知，但涉及到這方面內容的專著不少。香港、台灣和日本、德國、英國都出版過鄧小平的傳記，例如理查德·伊文思《鄧小平傳》就在國內產生過不小的影響。1996年該書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張愛茹、武市紅等翻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另外，國外還出版了一些研究鄧小平領導下的當代中國的發展變化的著作。國內學者把其中有關鄧小平的內容翻譯、輯錄成冊，例如冷溶主編《海外鄧小平研究》和金羽主編《海外人士心中的鄧小平》。1993年，這兩本書分別由山西經濟出版社和紅旗出版社出版。從已經翻譯的著作看，國外學者對鄧小平與十一屆三中全會這一課題研究的廣度與深度，都不如國內學者，但是由於其特殊視角，對我們還是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二 研究論及的主要問題
從已經發表的論文和出版的著作內容來看，對鄧小平與十一屆三中全會這一課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五個問題上。
1.關於鄧小平對三中全會的順利召開及其重大決策所起的作用
這是已發表的論文和有關著作研究較多的內容。總的看來，研究較深入，評價較客觀、公允。論著者大都認為，鄧小平對三中全會的召開及其重大決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概括地說是：
（1）鄧小平對“兩個凡是”的批判，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順利召開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論准備，使黨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這是關於鄧小平與十一屆三中全會研究的文章和著作一個共同的觀點。由於檔案材料豐富，論著者對這一觀點論証得都很充分。他們在文章和著作中分析了粉碎“四人幫”后，中國面臨的嚴峻局勢，指出兩種思想路線的對立，詳細介紹了鄧小平與“兩個凡是”斗爭的三個回合，即提出完整地准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倡導實事求是、支持真理標准討論，最后得出結論：在鄧小平的推動和領導下，一場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解放運動在全國展開。這場思想解放運動極大地教育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為使全黨的思想從“左”傾教條主義的禁錮中解放出來，為開好十一屆三中全會，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
（2）鄧小平最先提出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使黨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路線。這一觀點可以說最早是由胡耀邦提出來的。1980年11月19日，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對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從粉碎“四人幫”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這兩年間所起的重要作用歸納了十條，其中第八條就是：“1978年9月份，小平同志在東北提出了全黨工作重點的轉移，為三中全會的方針，為今后黨的工作方針，作出了決策。”兩年后，鄧小平自己也說過類似的話，那是1982年9月18日，在陪同朝鮮勞動黨中央總書記金日成前往成都訪問的途中，鄧小平回憶1978年9月訪朝歸來后在東北的談話時說：“我在東北三省到處說，要一心一意搞建設……我強調提出，要迅速地堅決地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上面這兩個材料1982年和1993年分別收入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但當時並沒有引起史學界的太多關注。鄧小平逝世后和十一屆三中全會20周年前夕，又有一些鄧小平在東北談話的回憶文章問世，如鄭惠主編的《改變中國命運的41天》中收入的王恩茂、任仲夷、李德生等的回憶文章，加之對鄧小平與十一屆三中全會這一專題研究的深入，鄧小平在東北提出黨的工作重點轉移的問題成為了人們關注的熱點，一批研究成果也相繼發表。如朱佳木《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全黨工作重點轉移的前前后后》和王寧《鄧小平1978年東北談話的主要內容、特點和意義》、張樹軍《大轉折——十一屆三中全會實錄》等。在這些研究文章、專著中，研究者不僅根據上述回憶材料和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一些活動與講話，詳細論証了“在1978年9月間，鄧小平在東北提出要適時地結束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是確定無疑的”，而且列舉鄧小平在東北之行后繼續強調全黨工作重點要轉移的一系列談話與活動，說明“鄧小平的這一系列談話和行動，為中共中央作出工作重點轉移的重大決策作了呼吁”，促成了黨的政治路線的撥亂反正。
研究者還指出，雖然鄧小平建議工作重點轉移，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沒有遇到太大的阻力，很順利地就通過了，但是由於指導思想不一樣，因此對工作重點轉移的解釋上還是有分歧的。分歧的實質就在於，這個轉變僅僅是由於粉碎“四人幫”后的清查運動結束了，還是由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后就應當如此，也就是這個轉變是一種什麼意義上的轉變，是從工作安排的角度提出問題，還是要從根本上轉變黨的政治路線?於光遠、朱佳木等在回憶或研究文章中，根據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和會議討論情況，對這一問題作了詳盡的分析，指出華國鋒解釋工作重點轉移，講的是在具體時間、具體條件下如何具體工作的問題，即是不同階段的工作安排問題，這是與鄧小平的原意相違背的。
（3）鄧小平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改革開放的方針起了巨大的作用。確立改革開放的方針是大家公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偉大歷史功績。雖然這次會議，包括此前的中央工作會議對改革開放在理論上原則上講得不多，討論得不是很充分，但是倡導改革開放的精神是很濃的，是一次倡導改革開放的會議。應該說，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黨和人民在撥亂反正的過程中就已經認識到改革開放的重要性，在思索著改革開放的路子。但是在黨內，特別是在黨的領導層，最早倡導改革開放的是誰？思考得最深入最全面的又是誰？於光遠在他的回憶著作中這樣說：“在倡導改革方面走在最前面，想得最寬最深的還是鄧小平。”“鄧小平除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了大家都知道的那些話之外，在傳達下來的在常委聽取召集人的匯報會上，在准備大會閉幕講話過程中同我們的談話，以及在其他場合，他還談了不少。他口頭講的比形成文字的更自由更敞開。他對我國經濟體制現實中存在的弊端和如何進行改革的想法，其明確、尖銳的程度我感到比當時別的同志高出一大截。”【於光遠：《我親歷的那次歷史轉折》，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273頁。】回憶時，於光遠詳細引述了鄧小平在工作會議期間的一系列講話，並作了恰當地分析。應該說，於光遠的上述結論是客觀的、有說服力的。研究者也注意到了這一問題。他們在論著中，或著重分析了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張文標、袁征：《鄧小平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貢獻》，《求是》1998年第10期。】或向前延伸，重點分析鄧小平1978年9月在東北的談話，【王寧：《鄧小平1978年東北談話的主要內容、特點和意義》，《黨的文獻》1999年第2期﹔張樹軍：《大轉折——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錄》，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313頁。】或更向前延伸到1978年3月，列舉他此后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期間有關改革開放的講話。【劉以順：《鄧小平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貢獻》，《安徽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4期。】盡管他們所引例証不盡相同，例証的時間跨度不一樣，但都得出了一個相同的結論：鄧小平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改革開放的方針做出了貢獻。
（4）鄧小平為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組織路線做出了貢獻。研究者認為鄧小平的這一貢獻，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鄧小平同黨內其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一道，大力推進冤假錯案的平反，恢復一大批老同志的工作，並對干部的調整、交流以及接班人的培養給予高度重視，提出了一些好的意見，盡管這些意見大都是在軍隊會議上針對軍隊情況而闡發的，但貫穿在其中的精神，對於我們黨整個組織路線的端正，都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二是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講話中充分肯定了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明確提出了組織路線撥亂反正的原則和要求，強調充分發揚民主、實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這對進一步推動全國范圍內的平反冤假錯案工作，加快落實干部政策的步伐，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李忠杰：《鄧小平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求是》1998年第12期﹔張賀福：《論鄧小平對確立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歷史性貢獻》，《黨建研究》1998年第12期﹔劉以順：《鄧小平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貢獻》，《安徽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4期。】
2.關於《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是鄧小平著作中的一個名篇，是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這篇講話同十一屆三中全會取得的成果直接相關。研究鄧小平與十一屆三中全會離不開對這篇講話的研究。
對這篇講話，研究者關注的首先是它的歷史作用，其次是它的起草過程。
關於它的歷史作用，有兩個權威性評價。一個是前文已經提到的《鄧小平文選》題注中的評價：“這個講話實際上是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另一個是江澤民在十五大報告中的評價：“《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篇講話，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中國面臨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沖破‘兩個凡是’的禁錮，開辟新時期新道路、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理論的宣言書。”一個“主題報告”，一個“宣言書”，評價很高。黨史學界普遍認為這兩個評價很到位，非常客觀。
為什麼一個會議（中央工作會議）的報告會成為另一個會議（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這種中外歷史上罕見的情況有什麼特殊的原因？為什麼這樣一篇談話就成為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理論的宣言書？《鄧小平文選》題注、十五大報告，都沒有解釋。研究者承擔了這一任務。他們比照歷史決議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評價，特別是對比研究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與鄧小平講話內容后，指出：鄧小平的講話中提出要完整、准確地理解和掌握毛澤東思想，高度評價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實現黨和國家工作重點的轉移，進行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盡快糾正重大歷史冤假錯案等一系列重要思想，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定了基調，並為全會接受，構成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的核心內容，這是講話被譽為“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的原因。【柳國慶：《論鄧小平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貢獻》，《紹興文理學院學報》1999年第1期﹔張文標、袁征：《鄧小平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貢獻》，《求是》1998年第10期。】也有研究者指出：鄧小平這篇講話立意高、旗幟鮮明，提綱挈領地抓住了歷史轉折中最根本的問題，提出了黨和國家繼續前進的方向和指導思想，鮮明地提出了解決中國社會發展中一系列重大問題的思路，清晰地表達了作為第二代中央領導核心的鄧小平的治國方略，它為十一屆三中全會開成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會議，起了關鍵的主導性的作用，宣告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的到來。這正是19年后，它被新一代領導人譽為“開辟新時期新道路、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理論的宣言書”的原因。【李向前：《鄧小平與十一屆三中全會》，《改變中國命運的41天》，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4頁﹔張樹軍：《大轉折——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錄》，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313頁﹔陳志勇：《鄧小平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南京政治學院學報》1998年第6期。】
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七十年》也高度評價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指出：鄧小平的這個重要講話，“實際上為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基本的指導思想”。“十一屆三中全會接受了鄧小平講話的內容……這就從根本思想上解除了‘兩個凡是’的束縛，這就為克服多年來的‘左’傾指導思想，恢復黨的優良傳統，按正確方向尋求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礎。”“按照華國鋒的原來計劃，這次全會討論的主題只是經濟問題。由於工作會議上鄧小平和許多老同志的講話和發言，這次全會突破了原來的議題，開成了全局性撥亂反正和開創新局面的重要全會。”【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61-562頁。】
在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20周年前夕，《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起草過程，成為人們關注的一個熱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及在此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原來的議題是討論三個有關經濟工作的文件、講話。按照中央政治局常委對會議的安排，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三人代表中央講話。華國鋒作開幕講話，鄧小平講工作重點轉移問題，葉劍英講民主法制問題。大約在10月份，三個講話稿分別開始起草。11月20日前后，鄧小平的講話稿已經完成。但12月初，鄧小平又否定了11月的定稿，要求重新起草新的講話稿，並且交給起草者他親自書寫的提綱。這份提綱改變了原來著重講重點轉移的設想。鄧小平為什麼要做這種改變，或者說是什麼原因促使鄧小平改變想法，重新起草講話稿呢？這是研究者研究的重點。目前有代表性的解釋有兩種。一種是說，因為鄧小平對第一稿的內容不滿意，並認為起草者“看來不行了”。【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93頁。】有關知情人批駁了這一說法，指出鄧小平決定重新起草講話稿的原因是由於11月下旬，特別是11月25日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全體會議上代表政治局宣布一系列平反決定，加上天安門事件公開平反后在黨內和社會上引起的巨大反響，使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使重點轉移問題已經變得不那麼突出了，因此原先的講話稿也就顯得不適用了。【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94頁。】這后一種說法更為大家所接受。
有研究者詳細列舉了從11月20日第一稿定稿到12月2日鄧小平提出重新起草講話稿這十多天裡，中央工作會議會上會下發生的大事——天安門事件、彭德懷等歷史問題的平反、真理標准成為會議的討論焦點、社會上出現的對毛澤東晚年評價的議論、外賓和國外媒體對中國政治局勢的關注等，指出，所有這些事情，都事關重大，都給鄧小平帶來了許多思考。他在這期間對黨內外的一些談話，已經不僅僅停留在工作重點轉移上，而是想得更遠，已經有了歷史包袱要放下，但不要過於糾纏細節，要向前看，圍繞四個現代化建設研究和解決新問題的想法。正是有了這些想法，所以鄧小平才決定以這些想法為重心重新起草講話稿，回答會上會下，黨內黨外，甚至國內國外人們關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張樹軍：《大轉折——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錄》，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1-304頁。】
3.關於十一屆三中全會和鄧小平核心地位的確立
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重大成果之一。這一點，已經被黨史學界公認。然而，由於種種原因，直到1989年鄧小平談到這一問題之前，無論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研究者，還是鄧小平生平研究者，都沒有對此進行研究。
1989年政治風波平息后，鄧小平兩次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在回顧黨的領導集體時說：“從毛劉周朱開始，中國共產黨才真正形成了一個穩定的成熟的領導集體。以前的領導都是很不穩定，也很不成熟的。從陳獨秀起，一直到遵義會議，沒有一屆是真正成熟的……華國鋒只是一個過渡，說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沒有一個獨立的東西，就是‘兩個凡是’。第二代是我們這一代，現在換第三代。……我們這個第二代，我算是個領班人，但我們還是一個集體。”【《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8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建立了一個新的領導集體，這就是第二代的領導集體。在這個集體中，實際上可以說我處在一個關鍵地位。”【《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頁。】鄧小平這裡所說的“領班人”、“關鍵地位”，其實就是“領導核心”的意思。在后一次談話中，在談到領導核心在領導集體中的作用時點明了這一點。他說：“任何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是毛主席。因為有毛主席作領導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沒有把共產黨打倒。第二代實際上我是核心。因為有這個核心，即使發生了兩個領導人的變動，都沒有影響我們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始終是穩定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頁。】鄧小平的這些談話是內部談話，隻在黨內一定范圍內傳達過。隨著1993年10月《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出版，它們才公諸於世。
從公開發表的研究成果看，最早指出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已經成為黨中央領導核心的，是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該書指出：“在這次全會后，雖然華國鋒仍擔任黨中央主席（胡耀邦不久被任命為秘書長，負責處理中央日常工作），但是就黨的指導思想和實際工作來說，鄧小平已經成為黨中央的領導核心。”【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66頁。】這裡指出了衡量鄧小平成為中央領導核心的兩個標志：指導思想和實際工作。指導思想好理解，但實際工作是指什麼，該書沒有作解釋。
1997年2月，江澤民在鄧小平追悼會上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鄧小平同志的領導下，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經過這次全會，鄧小平同志成為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
十一屆三中全會20周年前夕，發表了一批研究鄧小平成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這一課題的論文，有關專著也探討了這一問題。研究者研究的重點在兩個方面：一是形成的標志，二是形成的原因。
關於鄧小平成為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核心的標志，大家公認是十一屆三中全會，認為鄧小平本身的論述和江澤民的評價客觀地反映了歷史的真實。有研究者甚至更具體地指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篇講話是鄧小平成為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核心的標志。【張樹軍：《大轉折——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錄》，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0頁。】
為什麼說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鄧小平成為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核心的標志呢？有研究者指出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認識。首先，從十一屆三中全會本身來看，鄧小平的思想成為了這次會議的靈魂和決策的理論基礎，鄧小平個人的主張為會議所接受，並成為全黨的共識。這實際上是從鄧小平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偉大歷史貢獻方面來認識。這是許多研究文章或專著一致的看法。其次，從實際工作來看，鄧小平是當之無愧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總設計師。【雷國珍：《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成為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核心的標志》，《湖湘論壇》1998年第2期。】
當然也有人對上述觀點心存疑慮，認為鄧小平從未擔任黨的最高領導職務，而且他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黨的領導人排位時沒有什麼變化，仍然排在華國鋒、葉劍英之后。有研究者對產生這種看法的原因進行了分析。指出：“持這種觀點的同志在認識上存在誤區，即把黨內最高職務和黨內核心地位完全等同起來，從而使自己對許多問題無法解釋。一般來說，黨內最高職務同黨內核心地位是一致的，但並不排除在特殊情況下，二者出現異位現象。這種異位現象曾經在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形成過程中出現過。”這位研究者接著指出，鄧小平在黨內核心地位的確立，關鍵看三點：一是看鄧小平是不是處在最后決策的位置上﹔二是看這個領導集體的成員是不是承認鄧小平的核心地位﹔三是看人民是否選擇和接受這個核心。從這三點分析，鄧小平在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地位是無可置疑的。【雷國珍：《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成為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核心的標志》，《湖湘論壇》1998年第2期。】
關於鄧小平成為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核心的原因，前英國駐華大使理查德·伊文思分析指出：“80年代，中國乃至整個國際社會都一致認定，鄧小平是中國的領導人，然而，這個地位與他所擔任的職務並不相稱。他不是黨的主席或總書記，也不是政府首腦，更沒有像劉少奇一樣擔任國家主席。他的地位來自他的權威，而這種權威源於他過去的經歷、領導才能以及隨著時間的推移他作為一名決策者、發言人和設計師所取得的成就。”【理查德·伊文思：《鄧小平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8頁。】這個評論是頗有見地的。
國內也有學者對鄧小平成為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核心的原因，進行了詳盡的分析。在現有的研究成果中，張樹軍、張湛彬的分析比較透徹。他們在各自的專著中對鄧小平成為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核心的原因，作了基本相同的分析。他們指出，鄧小平成為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核心，“這是有現實的原因的，是由現實的需要決定的。”“同樣，這也是有歷史的由來的，是由歷史來形成的。”“這是由鄧小平自身具有曲折傳奇的經歷、頑強不屈的性格、深厚的政治資歷、深邃遠大的目光、走向世界的胸懷、實事求是的精神、崇尚實踐的作風、銳意改革的魄力、理論創新的勇氣等特殊品格所決定的。”張樹軍、張湛彬還概括指出了鄧小平具備的九個方面的特性，指出：“正因為鄧小平具備這麼多的特性，所以他在歷史轉折中，能夠將一個危機四伏的航船導向寬闊浩瀚的水域，讓中國接受大洋上的新鮮空氣和八面來風。正因為如此，鄧小平也就贏得了黨和人民的信任，歷史也就在關鍵時刻選擇了他。”【張樹軍：《大轉折——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錄》，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0-338頁﹔張湛彬：《劃時代的會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5-152頁。】
4.關於十一屆三中全會與鄧小平理論
十一屆三中全會與鄧小平理論有著極其密切的關系，這是黨史學界和理論界所公認的。但這種密切關系具體體現是什麼，存在著不同的認識。有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兩種。一種認為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鄧小平理論形成和發展的歷史起點，龔育之是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另一種認為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鄧小平理論地位的初步確立。
龔育之在專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論二十題》中明確指出：“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形成和發展，是以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起點的。因為這次會議標志著新時期偉大歷史轉折的開始，標志著改革開放和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開始，因而也是反映這個歷史過程並指導這個歷史過程的理論形成和發展的開始。”【龔育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論二十題》，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37-41頁。】
有研究者對龔育之的觀點作了進一步的論証，從鄧小平理論的創造主體、基石、內容、實踐基礎四個方面指出了把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鄧小平理論形成和發展的歷史起點的科學依據。【呂書正：《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理論形成的歷史起點》，《探索》1998年第2期。】
有研究者不同意龔育之把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鄧小平理論形成和發展的起點的觀點。他認為鄧小平理論的起點是1975年的全面整頓，十一屆三中全會則宣告了鄧小平理論的創立及其指導地位的初步確立。【汪青鬆：《十一屆三中全會與鄧小平理論指導地位的初步確立》，《安徽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3期。】
上述兩種觀點從不同角度說明了十一屆三中全會與鄧小平理論形成之間的關系。誰是誰非，不作評價。但從各自論証的情況看，第一種觀點論証得比較充分。第二種觀點，對十一屆三中全會初步確立鄧小平理論的指導地位的依據，沒有具體介紹。雖然也有論証，但基本上屬於推理。推理本身也存在一些缺陷，如既認為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是鄧小平理論形成的標志，又說由於鄧小平理論的形成，鄧小平這篇講話才實際上成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這有些互為因果之嫌。此外，作為推理的某些前提，也值得商榷。因此，這一觀點還需要做進一步的論証。
5.關於鄧小平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評價與對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維護
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建國以來黨的歷史的偉大轉折。它不僅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並且根據這一路線制定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等一系列方針政策。這條路線和一系列方針政策后來被概括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有人統計后指出，1978年以后的20多年裡，“十一屆三中全會”成了中國報刊、書籍、報告、講話中的“高頻詞”。“十一屆三中全會”也是《鄧小平文選》中的“高頻詞”。【葉永烈：《1978：中國命運大轉折》，廣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695-696頁。】鄧小平生前上百次、多角度論及十一屆三中全會。十一屆三中全會2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專門編輯了一本小冊子——《鄧小平論十一屆三中全會》。不少研究者也以“鄧小平論十一屆三中全會”為題，從鄧小平的視角研究與評價十一屆三中全會，研究與評價鄧小平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貢獻。研究者的研究大體集中在兩個方面：鄧小平對十一屆三中全會地位與作用的評價和鄧小平對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方針政策的維護，但是概括的語言不盡相同。
關於鄧小平對十一屆三中全會地位與作用的評價。研究者指出，鄧小平不僅從總體上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作了高度評價，而且還從多方面進行了論証：第一，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推動了中國的歷史進程﹔第二，實現了“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重大戰略轉移﹔第三，開始了從封閉到開放，從墨守成規到各方面改革的轉變﹔第四，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為實現偉大轉折提供了可靠的組織保証﹔第五，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界，中國的社會面貌發生了根本變化，是一個新時期的開端。
關於鄧小平對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方針、政策的維護，研究者認為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是反復強調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第二是闡明了貫徹執行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方針、政策應堅持的原則和應處理好的幾個問題，也就是告訴了我們貫徹執行的方法。第三是身體力行，為貫徹執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作出了表率。
三 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在鄧小平生平研究中，鄧小平與十一屆三中全會這一課題，是研究得比較深、比較透的。即便這樣，也還存在一些沒有搞清楚的問題。大致梳理一下，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點，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作了充分准備的中央工作會議的醞釀與籌備情況的研究仍然是一個盲點。在諸多研究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論文或專著以及回憶文章中，沒有一篇或一處介紹了工作會議的醞釀與籌備情況，這就給我們研究鄧小平與十一屆三中全會留下了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這次會議是何時、由誰首先提出要召開的？會議的議題是怎樣確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之間經過怎樣的討論？鄧小平在何時、什麼情況下提出把工作重點轉移列入會議的議程，他當時講了些什麼理由？華國鋒在開幕會上代表政治局宣布工作重點轉移是會議的“中心思想”，把這一問題確定為會議的“中心思想”是何時提出來的，是不是鄧小平在提出把它作為會議的議程時就已經提出，等等。
第二點，有些史料尚待進一步挖掘。十一屆三中全會，包括此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是在中央常委集體領導下進行的。常委的領導作用一是表現在幾次大會上的講話，二是聽取各組召集人匯報，發表指導性講話。中央常委在大會上的講話，都有文字檔案，在召集人會議上的講話，有些在會議簡報上有所反映，有些當事人作了回憶。可以肯定，無論是會議簡報，還是當事人的回憶，都不可能反映歷史的全貌，如果能發掘出當時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召集人匯報會時的全部談話記錄，這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研究和鄧小平生平研究都是極其珍貴的。另外，在會議期間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否召開過會議？召開過多少次？討論過一些什麼問題？有沒有爭論？怎樣爭論的？搞清楚這些問題，對於我們研究十一屆三中全會和鄧小平生平都是非常重要，非常有意義的。
第三點，有些論斷還缺乏確鑿的檔案依據。例如有研究者認為鄧小平1977年11月在廣州就已經提出工作重點轉移，其依據只是個別人的回憶，沒有其他的旁証，可以說是孤証，這在歷史研究中是忌諱的。
還例如，鄧小平是黨內提出工作重點轉移的第一人，這有多篇研究文章論証，是確鑿無疑的。但是否就是鄧小平提出把工作重點轉移列為中央工作會議的議題的，對這樣一個重要問題，目前所有的研究文章都是根據鄧小平第一個提出工作重點轉移問題、並在會前多個場合反復強調工作重點轉移等推斷出來的，沒有提供直接的更有說服力的檔案材料。
再例如，有研究者認為鄧小平是中央工作會議的發起者，【理查德·伊文思：《鄧小平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2頁﹔李重華：《論鄧小平與十一屆三中全會》，《阜陽師院學報（社科版）》1998年第4期。】卻沒有說明鄧小平是在何時、什麼場合提出的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的。
第四點，有些評價值得商榷。例如，有研究者在文章中指出：“我們不應忘記，十一屆三中全會原定的主題其實只是討論經濟工作問題，如果按原定的主題發展，十一屆三中全會就不會有太大的歷史痕跡，是由於鄧小平會前的一個重要講話，才使三中全會突破了原來的議題，形成全局性的撥亂反正和開創新局面的重要會議。”【李海榮：《偉大的導向，歷史的轉折——試論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主題確定中的作用》，《學術論壇》1998年第6期。】在這裡，把十一屆三中全會突破原定的議題，僅僅說成是“由於鄧小平會前的一個重要講話”，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緣故，有簡單化之嫌。
第五點，有些問題論述比較薄弱，尚需進一步深入研究。例如，改革開放的思想在鄧小平腦海裡是何時形成的、怎樣形成的？最早提出改革的思想是在什麼時候、什麼場合？最早提出開放的思想又是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場合？雖然有論著指出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就已經提出了改革開放的思想，但對上述問題回答得不明確，沒有完全展示和說明鄧小平對全會確立改革開放政策所作的輿論准備。有的論著甚至僅僅從《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論述鄧小平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改革開放的方針的貢獻，就更加顯得研究的不夠。
還有，關於鄧小平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貢獻，是研究者關注的一個重點，相同或相似的論文就有好幾篇，內容涉及思想、政治、組織路線和改革開放方針的確立，對鄧小平在閉幕會上的講話也給予了極大的關注，並對其歷史作用給予了恰當的分析與評價，但幾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忽視了一個問題，這就是鄧小平對中央工作會議進程或發展方向的指導。在這方面雖然有待進一步發掘檔案材料，但是已有的一些材料已經能說明一些問題。
再有，鄧小平最早提出把全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這是大家公認的。研究者對把工作重點轉移作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要議題或中心議題的作用作了高度評價，但是對這一議題對十一屆三中全會，包括此前的中央工作會議的進程的影響，或者說這一議題對突破華國鋒原先的設想，使十一屆三中全會開成一次全局性的撥亂反正和開創新局面的重要會議所起的作用，卻研究不夠。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