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喬木對社會主義問題的思考

徐永軍

1979年1月6日，也就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剛閉幕不久，胡喬木在中國社科院作報告時，在列舉了三中全會以前我們把一些本來屬於社會主義的東西硬說成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加以禁止或批判的錯誤后鮮明地指出：“什麼是資本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首先要分清。”“如不把什麼是資本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的界限分清楚，那麼農業經濟就很難發展。”在這之后，他又多次向理論工作者提出要研究什麼是社會主義的問題，並且身體力行，始終把這個問題當作自己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據他的夫人谷羽回憶：1992年4、5月間，江澤民總書記看到胡喬木1990年4月11日寫給宣傳口兩位同志關於他對社會主義的認識的信后，打電話給喬木同志，就信中涉及的理論問題，交談了40多分鐘。喬木同志非常興奮，感到意猶未盡，相約有機會再當面深談。這時，喬木同志已身患不治之症，不久又因大腿病變骨折臥床，但他並沒有忘記與江總書記的約定，在病榻上不斷地思考著，梳理著他的思路。遺憾的是，他還沒有完成這項工作，病魔就奪去了他的生命。好在除了1990年4月11日的那封信，十多年來，他還在不少場合講話時或與一些同志談話時，談到了他對社會主義的認識。通過這些講話和談話，我們既可以發現一些重要的有價值的認識成果，更可以了解獲得這些認識成果的方法論：

(一)認識是一個曲線，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不是一次能夠完成的，現在也沒有完成，需要我們繼續認識。這是胡喬木一貫的思想。1981年4月16日，他在同中央書記處研究室部分同志談話時說：“什麼是社會主義？從一些方面來說我們是清楚的，從另外一些方面來說，由於社會主義本身是發展的，有些問題需要隨著歷史的前進不斷探索。社會主義包括好幾個方面的意思。一方面，今天世界上有各種社會主義的流派，或者是學術上的流派，或者是實踐上的不同的模式、樣式。再一方面，社會主義這個詞的含義，在歷史上本來就有各種不同的理解，同一個人在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說法。”這年9月14日，他在中共江蘇省委舉辦的一個學習班上說：“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麼樣的，這是許多國家的共產黨必須仔細地重新認識，要用一種學習的態度來認識的一個問題。這個學習也是一個艱苦的過程。自己建立起來一種社會制度，建立起來一種新的社會，但是，不等於自己對它有充分的了解……以往都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是個最理想的社會，應該一切都是和諧的，都是合乎理想的，所以才有社會主義運動，所以才成立共產黨。都以為建立了社會主義社會，就什麼問題都沒有了，一帆風順地前進。假如有困難，那是天災或其它物質方面的困難所造成的，而不會在人與人之間發生像社會主義以前那樣的沖突”。另一方面，即使“已經認識了的事物，不一定就能夠永遠正確地認識它。在另外一個情況下，本來已經認識了的東西，又不認識了，又發生了錯誤的認識。所以，認識是一個曲線，不是那樣很容易達到目的的。”還是在這個學習班上，他在答復一些同志關於中國的社會主義模式的提問時說：“中國的社會主義模式今天還在發展，要說到很遠的將來，不但我答復不了，專門管經濟工作的同志恐怕也答復不了。”“我們要一步一步地走著看，還要不斷地學習。”1990年4月11日他再次指出：“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或者說社會主義基本原理決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現在也沒有完成，只是已有很大的進步。”

(二)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必須面對現實，不能用馬列的言論和設想來檢驗社會主義實踐。

所謂面對現實，第一就是要承認社會主義運動在實踐中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對社會主義所作設想的修正，反對那種隻根據馬克思、恩格斯或者列寧曾經說過的話來檢驗社會主義實踐，對一切修正進行非難的“左”傾錯誤。1991年6月，胡喬木在《中國共產黨怎樣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一文中指出“成功地開創了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事業”，是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實踐中對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大發展，因為改革開放政策擺脫了長期流行的一些傳統影響的束縛，修正和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提出的一些論點和設想，“在八十年代的經濟發展中很快顯示了舉世矚目的成功，不但使社會主義中國的地位獲得了強大的基礎，而且成功地使社會主義事業獲得了新的生命力，走上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所以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必須面對現實，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面對改革開放的現實，承認改革開放政策對馬克思主義的一些論點和設想的修正與發展，而不能用馬列的言論和設想質疑和非難改革開放政策的性質。這一點是胡喬木十多年裡反復強調的，可以說是不厭其煩。1981年4月16日他在同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部分同志談話時說：在認識社會主義問題上，有人把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根據對未來社會的設想所作的描述當作定義，“認為沒有達到《哥達綱領批判》所提出的設想的社會，就不是社會主義社會，隻能說是一種過渡時期。如果僅僅因為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裡講過的什麼話，就作這種選擇，而把國際范圍內不是一個國家而是許多國家的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實踐忽略了，顯然是不妥當的。這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方法。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就是要從實際出發。《哥達綱領批判》雖然涉及到社會主義問題，但並沒有作進一步的詳盡的論述。馬克思當時認為社會主義是在資本主義有了充分發展的條件下實現的，所以他假定這個時候不需要商品生產，不需要貨幣，並且假定階級已經消滅。馬克思並不認為無產階級革命在某個國家或某些國家勝利以后，馬上可以做到這一步。馬克思、恩格斯從來沒有作過這樣的設想，因為除了一些特殊的例外，多數歐洲國家存在農民，恩格斯曾明確宣布要等待農民的覺悟，不能對他們實行剝奪。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和其他一些場合談到社會主義問題時，並不都是進行嚴格科學的討論，而是進行一種推測和設想。”“后來的實踐表明，社會主義社會還是需要商品、貨幣、工人階級、農民階級，至少這兩個階級，至少在大多數國家，在相當長的時期裡是存在的。這樣一種社會基本上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制，基本上實行按勞分配的制度，當然還有其他的條件，我們承認不承認是社會主義？如果不能把它們叫做社會主義，就意味著我們隻能照搬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著作的某些詞句，而可以不顧社會實踐的發展，這樣一來，馬克思主義就不能發展了。這種思想方法根本不能稱為馬克思主義。”同年9月14日，他針對一些人對社會主義改革的非難和對某些改革措施的誤解指出：“加強企業自主權，管理的民主化，發揮各種責任制，增加市場的作用”，“承認集體經濟在非農業經濟裡的作用，農業部門以外的集體經濟在中國會成為一個穩定的經濟形式，同時還有一定范圍的個體經濟”，這些“都是我們國家社會主義經濟向前進，逐步趨向成熟的標志，而不是什麼退回到新民主主義或者國家資本主義的表現”。1986年9月28日他又一次重申：“科學社會主義決不能一字不差地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論述去實現。否則，就不是實踐中的社會主義，而仍然只是一種設想了。”“判斷一種觀點是否是真理，不是靠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最終隻能依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我們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方法來不斷地探索和解決新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新問題，從而把革命和建設一步一步地推向前進，這既是堅持了馬克思主義，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我們不可能到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現成答案”，“無論馬克思還是恩格斯，從來就沒有向任何人許諾過這種‘現成答案’。”“要到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去找‘現成答案’，這本身就是十足的教條主義的說法。”在1990年4月11日的信中，更是直接地列舉了我們必須面對的一系列具體現實，即：“共產主義的目標由近變遠，作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后來被列寧稱為社會主義)不僅由短變長，認識到社會主義時期是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其成熟階段現在還不能預見，而且由高變低，即由不承認商品經濟到隻在狹小范圍內承認商品經濟(限於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之間的交換，而集體所有制是按照某種經典人為地造成的)，到承認整個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從生產的內容(《經濟研究》今年第三期的第一篇文章值得重視)、生產方式(承認企業是獨立經營的實體)、交換、分配(積累的隨意性，個人勞動所得曾經被認為只是物質刺激)消費的各個領域都與過去的歷史有很大不同”﹔“按勞分配由哥達綱領中的設想其實質再三改變，承認個體所有制(農民為主)和其他所有制的重要意義，即承認非按勞分配仍有存在的需要。對世界形勢則多著重資本主義總危機和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斗爭，而沒有或很少想到相反的情況。革命(包括亞非拉的民族解放運動)由高潮轉入長時期的低潮，而資本主義則轉入強大的攻勢”。他說：“這些是馬克思主義歷史上所始料不及的，現在必須面對現實。”很明顯，這裡所說的面對現實，就是要我們承認這些變化，從這些變化了的實際出發來認識社會主義。

第二就是要承認已經發生並且現在仍然進行著的社會主義實踐，反對那種不顧中國革命發展的歷史必然性和勝利實踐，不顧列寧在俄國十月革命前后的一系列論述和二十世紀以來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新的發展，認為中國經濟落后，不應該也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的右傾錯誤。這也是胡喬木反復強調的一點。1981年，他針對社會上出現的一股否認中國是社會主義或科學社會主義，大肆宣傳中國不應該或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應該補上資本主義這一課或恢復新民主主義制度等錯誤觀點，多次明確指出：“中國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社會(雖還是初步)是一個根本的客觀事實，並且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發展”，“我國在實現了社會主義改造之后，已經消滅了剝削制度，建立了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基本政治、經濟、文化制度。盡管這些剛建立起來的制度還需要完善，但毫無疑義，它們已經在我國扎下了根，並且經受住了嚴峻的考驗，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1989年4、5月間，他在美國進行學術演講時，對50年代中國為什麼和怎麼樣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問題進行了全面的闡述，認為這是50年代的中國發生的最重要的事件。

(三)社會主義不僅僅是一種經濟制度。1981年4月16日他在同中央書記處部分同志談話時闡述了這一觀點。他說：“我們共產黨人所建設的社會主義，不能僅僅歸結為一種經濟制度。雖然經濟制度是基礎，但是這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唯一的東西。社會主義社會不能僅僅有這個基礎。我們建設的社會主義社會，要在各個方面表現出社會主義的要求，符合社會主義的原則。當然這種原則都需要發展，社會主義的經濟原則要發展，其他的原則像政治的、哲學的、文化的、道德的、藝術的、社會生活的各方面的原則，都不會一開始就成熟的。”

(四)社會主義要靠經濟建設才能實現，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力，批判“唯生產力論”是根本錯誤的。1979年1月6日，他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講話時，在講到全黨的工作重心為什麼要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時表達了這一觀點。他說：“如果不把工作中心轉移到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方面來，我們就不可能完成革命的根本任務，不可能達到革命的根本目的和根本要求”。“革命就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要靠經濟建設才能實現的，離開了經濟建設就談不到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文革”中對“唯生產力論”的批判，是林彪、“四人幫”“企圖篡改革命的任務，企圖使我們中國革命半途而廢，是他們在假革命的口號下使國民經濟陷於癱瘓、失敗的罪惡陰謀”，“歷史的發展根本上決定於生產力的發展”，“社會主義要取代資本主義，當然是為著要比資本主義發展得更快、更好、更合理……如果一定要說這是‘唯生產力論’，那麼，這種‘唯生產力論’就是正確的。那些批判‘唯生產力論’的人，根本不曾也不能解釋歷史唯物主義是怎樣說明生產力的發展，怎樣形成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在怎樣的條件下才會形成革命。”1989年他在《中國為什麼犯二十年的“左”傾錯誤》一文中把背離發展生產力，追求某種空想的社會主義目標看作是形成“左”傾錯誤的第三個原因。他說，由於長期追求空想的社會主義目標，即平均主義、自給自足、不斷發動群眾運動和不斷革命，就使“社會主義的主要目標已經由發展生產力，一變而為純潔生產關系，再變而為純潔國家權力和意識形態。不幸的是，這裡所說‘純潔’的實際含義，是用空想的原則取代比較切合實際的原則。純潔的程度愈高，就意味著經濟愈停滯。這樣，雖然毛澤東始終沒有放棄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和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願，但是在事實上，經濟建設在社會主義的事業中的地位愈來愈低，遇到的人為的障礙愈來愈多，‘抓革命促生產’，隻能成為一句空話”。

(五)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富則修”完全是對社會主義的丑化。1980年8月13日，他同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同志談話時表達了這一觀點。他說：社會主義既然是人類最先進的制度，如果沒有高度發展的經濟，這個社會主義是建設不起來的。社會主義怎樣達到高度發展的經濟水平，決議稿可以不講，但要讓人們明確決不能有貧窮的社會主義。“寧可要貧窮的社會主義，不要富裕的資本主義”的觀點，“富則修”的思想，應該狠狠批一下，把道理講清楚。應當說離開了發展生產力，就離開了革命的目的，也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理。富與修是兩碼事。“富則修”完全是對社會主義的丑化。

(六)沒有民主就不是社會主義，建設高度民主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目標。1989年，他針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在同身邊工作人員閑談時指出：現在一些人熱衷於所謂的民主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這個概念本身就是不科學的，民主是社會主義題中應有之義，在“社會主義”之前再加“民主”沒有多大的實際意義，就像在“共和國”之前再加“民主”是多余的一樣，因為“共和”本身就是一種民主。這種不科學的概念的廣泛傳播，容易造成理論上的混亂，讓人產生一種錯覺，即社會主義有民主的和不民主的之分，有民主的社會主義，還有專制的獨裁的社會主義。他們的這種用心是很明顯的。其實，社會主義如果沒有民主就不是社會主義。我們所要建立的社會主義不但有民主，而且還要有高度的民主。什麼叫“高度民主”？早在1981年他就解釋說：“高度民主有兩個方面的意義：1.社會主義民主比資本主義民主或新民主主義的民主都是更高的民主。這在《法蘭西內戰》、《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和《新民主主義論》中都已講過。我們舉起高度民主的旗幟，才能在思想上、理論上、政治上壓倒那些宣傳資產階級民主的思潮，同時也才能表明我們堅決維護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同志所反復宣傳的偉大政治原則。高度民主不能限於政治民主。例如基本生產資料歸於全民或集體所有，工人對企業有一定的管理權，就不屬於政治民主的范圍。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反對買賣婚姻和家長制度，父母子女必須互相贍養，這也不是政治民主所能包括的。2.各項民主制度、民主生活的高度發展。這當然需要一個長期發展過程，需要各種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條件的逐步成熟，不能急於求成，猶如現代化一樣。但作為社會主義的重要目標不能不提，在‘文化大革命’后尤其必要。高度民主決不能混同於資產階級民主，而只是社會主義民主的完善化。”

(七)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內容和根本特征，離開了精神文明的建設，很難設想我們的社會是社會主義社會。1986年9月28日，在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討論《中共中央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的決議》時，胡喬木明確指出：“從十二大以來，我們黨就一直把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一起抓確定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一項根本性的指導方針。”“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既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的內容和根本的特征，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發展。”而在此之前的1981年4月6日的一次談話中，他就提出了“離開了精神文明的建設，就很難設想我們的社會是社會主義社會”的觀點。當時他說：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必須依靠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還有工人階級和全體人民中許許多多有不同程度的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進分子，依靠這支龐大的隊伍。他們用自己的行動來建設這樣一種精神文明的制度，而他們自己就成為這種精神文明的骨干。如果離開了這種制度、骨干，就很難設想我們的社會是社會主義社會。這是非常清楚的。”1991年6月，他在《中國共產黨怎樣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一文中，以不同的表述方式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他說：“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的條件下反對腐敗現象，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防止和平演變，堅持對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與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並重，目的都是一個，就是防止改革開放的消極作用，不讓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變質。”

(八)不同經濟領域裡的犯罪現象作斗爭，就不是社會主義。1981年9月14日他在江蘇省委舉辦的學習班上，在講到如何理解我國的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消滅以后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的問題時表達了這一觀點。他說：“在經濟方面來說，社會主義制度一直發展到目前的水平(不單是中國，就是像蘇聯也還是這樣，盡管它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比我們高)，還不能完全消滅產生貪污、盜竊、詐騙、走私、投機倒把、行賄、受賄等等破壞社會主義制度、破壞社會主義原則這類現象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還是存在。我們的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程度還不夠，還沒有達到任何人想要什麼就有什麼，要多少就有多少的程度，因此，在社會主義生產力發展水平以及由此而決定的社會主義的分配方式的條件下，一些受資本主義腐朽思想嚴重影響的人(這種影響在相當長的時間還會存在)，就會去犯前面所說的那些罪。所以在社會主義社會裡，這種犯罪的現象，這種反社會主義社會的行為，其中性質嚴重的，也就是經濟領域裡的階級斗爭，這是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免不了的，我們必須堅決地同這種犯罪活動作斗爭，不然，我們就不是社會主義。”

來源：《黨的文獻》199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