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關於改革的論述及其思想探源
徐永軍
﹝中圖分類號﹞A84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1597(2006)03-0054-08
鄧小平是20世紀中國歷史上與孫中山、毛澤東比肩而立的偉人。他開創和領導的改革，不僅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進程，而且深深地影響著世界。作為總設計師，他科學地把握和引導改革發展的歷史進程，對為什麼要改革、怎麼樣改革、如何保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等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作了精辟的論述。這些論述，指導改革克服重重困難，一步步走向深入，使社會主義中國在改革中顯示出蓬勃生機。領會這些論述中蘊含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對於深化改革和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關於為什麼要改革
提出社會主義的改革任務，不是個別人頭腦中想像的，而是從兩個基本事實出發思考的結果。其一，此前實行的“一大、二公、三純”的公有制結構，嚴重脫離了中國的國情﹔其二，原來實行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盡管曾經起過重要的歷史作用，但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其弊端日益顯露出來。再加上“以階級斗爭為綱”和對外封閉，嚴重地束縛了社會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嚴重地影響了人民生活水平較大提高，嚴重地妨礙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充分發揮。因此，鄧小平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於包括什麼叫社會主義這個問題也要解放思想。經濟長期處於停滯狀態總不能叫社會主義。人民生活長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總不能叫社會主義。”①總之，“貧窮不是社會主義”。②改革的歷史任務，就這樣提出來了。
在鄧小平看來，中國實行改革有三方面的迫切需要。
首先，改革是實現四個現代化宏偉目標的需要。鄧小平多次指出：如果“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不只是四個現代化沒有希望，甚至於要涉及到亡黨亡國的問題”。③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1982年9月他在黨的十二大致開幕詞時，把進行機構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上升到集中力量進行現代化建設的最重要的政治保証的高度，提請全黨同志高度重視④。
其次，改革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需要。鄧小平說：“多年的經驗表明，要發展生產力，靠過去的經濟體制不能解決問題。”“要發展生產力，經濟體制改革是必由之路。”“我們所有的改革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就是掃除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障礙”，“是要有利於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有利於鞏固黨的領導，有利於在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生產力。”“過去，隻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產力，沒有講還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不完全。應該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兩個講全了。”⑤
第三，改革是探索實行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社會政策的需要。鄧小平指出：“二十年的經驗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告訴我們，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政策不行。”改革“就是要選擇好的政策”。⑥
二、關於怎麼樣改革
進入20世紀80年代，改革的春潮滾滾而來，成為大勢所趨。鄧小平在一次會見外賓時說：“現在我們滿腦子想的是改革。”⑦他想得最多的是如何保証改革的順利進行，使改革的步子走得又快又穩。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相互關聯、極具方法論意義的思想觀點：
第一，改革的方針是膽子要大，步子要穩。鄧小平說，改革“是翻天覆地的事業，是偉大的實驗”，必然要“冒風險”，而且“要冒很大風險”。他幾次引用關公“過五關斬六將”的故事比喻改革的艱難，認為“我們的改革不只是過五關”，“可能比關公還要過更多的‘關’，斬更多的‘將’。”因此，在領導中國進行改革開放的實踐中，他總是不厭其煩地強調，改革開放要大膽地試、大膽地闖。他總是反復告誡全黨同志：“思想更解放一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他鼓勵大家：“不要怕”，“要克服一個怕字，要有勇氣”。他說：“一怕就不能搞改革了。”“什麼都怕，什麼事情都辦不成。”“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業。不冒點風險，辦什麼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萬無一失，誰敢說這樣的話？一開始就自以為是，認為百分之百正確，沒那麼回事。”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也明確指出：“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害問題，每一步都會影響成億的人”，雖然“明確表示反對改革的人不多，但一遇到實際問題就會觸及到一些人的利益，贊成改革的人，也會變成反對改革的人”。所以他要求改革“要慎重”，“處理具體事情要謹慎小心”，“不能蠻干”，“不能太急”，“要先從一兩件事上著手”，“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較大以后再下決心”，“重要的是堅持改革”。⑧
第二，改革必須“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不斷總結經驗：對的就堅持，不對的趕快改，不足的加點勁，新問題出來抓緊解決。善於總結經驗，是中國共產黨成熟的標志，也是我們黨的基本工作方法。在指導改革過程中，鄧小平自始至終堅持這一方法。他反復告誡全黨要“走一步，看一步”，及時總結經驗。他說：“我們現在所干的事業是一項新事業，馬克思沒有講過，我們的前人沒有做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沒有干過，所以，沒有現成的經驗可學。我們隻能在干中學，在實踐中摸索。”既然是試驗，是新事物，“難免要犯錯誤。我們的辦法是不斷總結經驗，有錯誤就趕快改，小錯誤不要變成大錯誤”。他還說：“改革沒有萬無一失的方案，問題是要搞得比較穩妥一些，選擇的方式和時機要恰當。不犯錯誤不可能，要爭取犯得小一點，遇到問題就及時調整。”“如果發現錯誤，要趕快糾正，不要掩飾，不要回避。”他要求：每年領導層都要總結經驗，對的就堅持，不對的趕快改，不足的要加點勁，新問題出來抓緊解決。他對改革的成功充滿信心，說：改革的成功，“我們不靠上帝，而靠自己努力，靠不斷總結經驗，堅定地前進”。⑨
第三，改革必須堅持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反對照搬照抄，丟掉自己的特色與優勢。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鄧小平庄嚴宣告：“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這也是改革開放始終遵循的基本准則。他認為：“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才有希望。”“中國革命的成功，是毛澤東同志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路。現在中國搞建設，也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路。六年來，中國農村就是根據這樣的原則，走自己的路，取得成功的。最近通過的以城市為重點的改革的決定，也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路。”⑩
走自己的路，獨立思考是基本條件。“因為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這樣的事，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來，列寧的本本上也找不出來，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情況，各自的經歷也不同，所以要獨立思考。不但經濟問題如此，政治問題也如此。”(11)因此，鄧小平總是提倡每個地區、每個企業、每個生產單位都要根據自己的實際來考慮問題。他說：“這樣，發展就快了。”(12)
走自己的路，就不能照搬照抄別人的經驗。“既不能照搬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做法。”“我們碰到的問題世界上其他國家沒有過，從外國找不到解決的答案。歷史不同，問題也不同，外國經驗不可照搬，隻能靠自己實踐。”“我們要根據社會主義國家自己的實踐、自己的情況來決定改革的內容和步驟。”(13)
不能照搬照抄，是為了保持自己的特色與優勢。在改革過程中，特別是在政治體制改革過程中，鄧小平反復告誡我們，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共產黨的領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民主集中制，是我們的特點和優勢，無論怎麼改革，決不能丟掉這些特點和優勢，而照搬西方的私有制、“三權分立”和多黨輪流執政等。
強調不能照搬照抄，決不是反對借鑒別國的經驗、汲取別國的教訓。鄧小平反復強調：“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他明確提出：“西方好的東西，應該借鑒、學習。”他解釋說：我們是在一個貧窮的大國裡進行改革，這在世界上沒有先例。光憑我們自己的經驗和教訓還解決不了問題，所以要吸收國際經驗。(14)
第四，改革必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有秩序地進行。這是保証改革穩步推進的一條重要原則，也是鄧小平自始至終強調的一條原則。每當出現影響改革的不安定因素時，他總是第一個站出來向國內外解釋保持安定團結對中國執行改革開放政策的重要性，解釋中國採取一系列維護安定團結局面的措施的必要性。他說：沒有安定團結，“沒有紀律，沒有秩序，什麼事情都搞不成功”。“如果沒有秩序，遇到這樣那樣的干擾，把我們的精力都消耗在那上面，改革就搞不成了。”(15)不要以為少數人鬧事“不會出亂子，可以掉以輕心”，“少數人可以破壞我們的大事業”，“生動活潑和安定團結如果發生矛盾，隻有在不妨礙安定團結的條件下實現生動活潑，才能讓大家有秩序地前進。”(16)針對一些地方、一些部門各行其是，搞“你有政策我有對策”的現象，他嚴肅地指出：“改革要成功，就必須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沒有這一條，就是亂哄哄，各行其是，怎麼行呢？”因此他“贊成邊改革、邊治理環境整頓秩序”，為改革順利進行“創造良好的環境”。(17)同時，改革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它不可能一蹴而就，隻能分步驟、循序漸進，不能一哄而上，不能搞群眾運動。他指出：“歷史經驗証明，用大搞群眾運動的辦法……而不是用扎扎實實、穩步前進的辦法，去解決現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問題，從來都是不成功的。”(18)因此，他要求黨的領導機關既要制定改革的總體規劃，“設想有些方面用三至五年的時間可以見效，有些方面甚至要花十年左右的時間才能見效”，又強調先從一兩件事入手，一步步走，穩打穩扎。(19)他還經常以“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告誡全黨，指出：“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已經証明，動亂不能前進，隻能后退，要有秩序才能前進。”(20)
第五，改革必須正確處理與發展、穩定的關系。改革的過程，是改革舊體制建立完善新體制的過程，是新舊利益關系調整的過程，也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至關重要。鄧小平站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高度，總結我國建設和改革的經驗教訓，為正確處理這三者的關系確立了基本的方針：改革是動力，發展是目的，穩定是前提。圍繞這一基本方針，他作出了一系列精辟論斷：“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招”﹔“發展才是硬道理”﹔“中國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是要靠自己的發展”﹔“穩定壓倒一切”﹔“搞四化，搞改革開放，關鍵是穩定”，如此等等。
第六，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各方面的改革要相互配合、協調。鄧小平一再強調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僅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還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業的改革。他認為：“農村改革和城市改革是互相聯系的。城市改革的同時，農村改革還要繼續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隻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指出：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必須協調發展，“不加強精神文明的建設，物質文明的建設也要受破壞，走彎路”。隻有兩個文明都建設好，“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21)。
第七，改革必須尊重實踐，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不搞無謂的爭論。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鄧小平始終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他主張，改革的舉措對還是不對，要讓實踐來檢驗。實踐証明是對的，就堅持做下去﹔實踐証明不完備的，就使它完備起來﹔實踐証明是錯的，就要堅決地糾正。他表示，對改革“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看對了，搞一兩年對了，放開﹔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這裡的“看”，就是看“實踐”，看實際效果。對於那些對改革有懷疑或者擔心的人，他也主張用改革的成功實踐教育他們。他說：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搞改革，對某些具體問題有懷疑有擔憂，這也難免。“我們的做法是允許不同觀點存在，拿事實來說話”，“讓改革的實際進展去說服他們。”(22)他指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問題是用實踐來回答的，城市改革的問題也要用實踐來回答。實踐這個標准最硬，它不會做假。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實來回答改革開放姓‘社’不姓‘資’，有利於社會主義，不利於資本主義。”“這是個大原則。”(23)
鄧小平非常尊重群眾在改革實踐中的首創精神，強調遇事要同人民一起商量著辦，認為這是中國改革取得成功的關鍵之一。他要求全黨一定要堅持毛澤東倡導的群眾路線的優良作風，充分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注意傾聽群眾的呼聲，善於從群眾的議論當中發現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方針和政策。他說：“隻要我們信任群眾，走群眾路線，把情況和問題向群眾講明白，任何問題都可以解決，任何障礙都可以排除。”“黨隻有緊緊地依靠群眾，密切地聯系群眾，隨時聽取群眾的呼聲，了解群眾的情緒，代表群眾的利益，才能形成強大的力量，順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項任務。”(24)
鄧小平不贊成搞無謂的爭論。他說：“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干。一爭論就復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麼也干不成。”很明顯，“不爭論”，就是強調抓住時機，發展自己，就是要腳踏實地，真抓實干。他說，不干，半點馬克思主義也沒有。“不爭論”，決不是指不管改革的大方向，不問改革的根本性質，不辨改革的根本道路。在這些大是大非問題上，鄧小平從來都是頭腦清醒、立場堅定的，沒有絲毫含糊和動搖。針對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他明確指出：“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25)
第八，改革必須正確開展反傾向斗爭，有“左”反“左”，有右反右。鄧小平指出：“搞改革、搞四化可不簡單……一定會有來自多方面的干擾，有‘左’的干擾，也有右的干擾。”因此，他提出，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始終注意反對“左”、右兩種錯誤傾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他說：“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26)“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27)從歷史經驗出發，鄧小平強調：“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因為“‘左’已經形成了一種習慣勢力”，一到“制定和實行具體政策的時候，總容易出現有一點留戀過去的情況，習慣的東西就起作用，就冒出來了”。還因為“‘左’帶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28)但是，這不是絕對的。鄧小平認為，一旦右的東西成為干擾改革開放最突出的問題時，就要毫不遲疑地著重反右，不能遷就和手軟。1979年，當黨內外出現懷疑和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的時候，他第一個站出來，在全國理論務虛會上發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講話，“著重”對這一思潮進行“批判”。(29)一些人對這一講話耿耿於懷，非議不斷。就此，晚年鄧小平理直氣壯地說：“我那個講話沒有什麼輸理的地方，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地方。”(30)1983年，針對有些人片面引用他的話為自己的錯誤辯解的情況，他囑咐為他起草在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上講話稿的同志：“我最近的有些話，要同我以前的講話銜接起來。他們抓百家爭鳴，我的講話裡還有別的話嘛。”並說：“最近翻了一下自己的講話，過去兩面的意思都講了。那一方面的意思講得多一點……另一方面的意思也有。現在倒是要強調另一面了。”(31)鄧小平這裡所講的“那一方面”指的是反“左”，“另一方面”指的是反右。10月12日，他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明確指出：“當前思想戰線首先要著重解決的問題，是糾正右的、軟弱渙散的傾向。”1986年底1987年初的學潮發生后，他又指出：“如果說我們過去對‘左’的干擾注意得多，對右的干擾注意不夠，那末這次學生鬧事提醒了我們，要加強注意右的干擾。”(32)“首先”、“著重”、“加強注意”，清楚地表達了在特定的時期內反右的重要性。
鄧小平要求，無論是反“左”還是反右，隻要犯錯誤的人沒有觸犯法律，就要通過教育的方法，“都不要隨意上‘綱’，不要人人過關，不要搞運動”。(33)他指出：“過去那種簡單片面、粗暴過火的所謂批判，以及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處理方法，決不能重復。無論是開會發言、寫文章，都要進行充分的說理和實事求是的科學分析。”后來，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時，他又多次強調：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是長期的，所以我們不搞運動，主要是進行教育”，“必要時採取一些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34)
三、關於如何保証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
鄧小平指出：“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35)“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表明我們的改革不是對原有體制的細枝末節的修補，而是根本性的變革。“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表明我們的改革不是要改變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而是要使之更加完善和發展。隻有完整地准確地把握這兩層含義，才能自覺地堅持改革的正確方向，即社會主義方向。
為了保証改革沿著社會主義方向順利進行，鄧小平提出了三個最重要的原則：一是必須在改革開放中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二是必須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戰略方針﹔三是必須把“三個有利於”作為判斷改革開放成敗得失的標准。
鄧小平認為，要保証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關鍵是要始終不渝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他多次指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根本前提或根本政治保証，“離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沒有根，沒有方向”。(36)他反復強調，四個堅持，其實質就是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即堅持以公有制為基礎、實行按勞分配原則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共產黨領導、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他指出：“‘四個堅持’和改革開放是相互依存的。沒有‘四個堅持’，就沒有穩定，改革開放也是空的。”“我們的改革不能離開社會主義道路，不能沒有共產黨的領導，這兩點是相互聯系的，是一個問題。”“不認真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不能保持安定團結的局面，還會把糾‘左’變成‘糾正’社會主義和馬列主義。”“四個堅持是‘成套設備’”，“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37)。
鄧小平認為，堅持社會主義，首先要搞清楚什麼是社會主義。為了更好地堅持社會主義，他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改革的實踐經驗，對社會主義的本質進行了不懈的探索，並作出了科學的回答：“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38)這一概括，突破了把計劃經濟當作社會主義本質特征的傳統觀念，為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指明了方向。這一概括突出地強調“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和“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既糾正了過去長時間忽視生產力發展的錯誤觀念，又指明了社會主義社會與在其他社會制度下發展生產力目的的根本不同。
鄧小平指出，毫不動搖地堅持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維護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前提。他說：在改革中，堅持了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和共同富裕這兩條根本原則，“就是堅持了社會主義”。否則，“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麼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39)。
鄧小平認為，四個堅持，核心是堅持黨的領導，“集中表現在黨的領導”。(40)他說，“中國問題的關鍵在於黨”，在改革中堅持黨的領導是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根本保証。他多次指出：“隻有共產黨的領導，才能有一個穩定的社會主義中國。”“沒有黨的領導，就沒有現代中國的一切”，“肯定會天下大亂，四分五裂”，“首先吃飯問題就解決不了”。“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也就不會有社會主義制度”，“就沒有社會主義道路”。(41)為了堅持黨的領導，他指出：“必須努力改善黨的領導”，“除了改善黨的組織狀況以外，還要改善黨的領導工作狀況，改善黨的領導制度”(42)。針對黨的建設存在的問題，他強調：“這個黨該抓了，不抓不行了。”(43)
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四個堅持的對立物。鄧小平要求旗幟鮮明地予以反對。他說：“你鬧資產階級自由化，用資產階級人權、民主那一套來搞動亂，我就堅決制止。”“不要怕外國人說我們損害了自己的名譽。”他認為：“處理這樣問題的結果，隻會使我們的政治局面更加安定，更加團結﹔隻會使我們既定的方針政策，包括開放、改革、建設的方針政策，更加順利地、穩步地、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44)
鄧小平指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必須在新的實踐中不斷賦予其新的時代內容。他說：“四項基本原則並不是新的東西，是我們黨長期以來所一貫堅持的。”“但是這些原則在目前的新形勢下卻都有新的意義，都需要根據新的豐富的事實作出新的有充分說服力的論証。”(45)
為保証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鄧小平還提出了“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戰略方針和“三個有利於”判斷標准。
鄧小平認為，改革是促進生產力發展和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手段”，本身姓“社”不姓“資”。我們進行的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我們的改革是社會主義的改革。這個大方向是不容置疑，也是不容否定的。但同時改革“也會帶來消極影響”，犯罪現象、腐敗現象會滋生。“不對付它，就會走到邪路上去。”(46)他明確指出：為了保証改革開放“這個政策在貫徹執行過程中能夠真正有利於四化建設，能夠不脫離社會主義方向，就必須同時還有另外一手，這就是打擊經濟犯罪活動。沒有這一手，就沒有制約”。(47)又說：“不要以為有一點精神污染不算什麼，值不得大驚小怪。有的現象可能短期內看不出多大壞處。但是如果我們不及時注意和採取堅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濫，就會影響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嚴重。從長遠來看，這個問題關系到我們的事業將由什麼樣的一代人來接班，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命運和前途”。所以要“兩手抓”。不光要“兩手抓”，還要“兩手都要硬”。針對一手硬、一手軟的現象，鄧小平指出：“經濟建設這一手我們搞得相當有成績，形勢喜人，這是我們國家的成功。但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麼意義？會在另一方面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污、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隻有“兩手抓”，而且兩手都硬，“就可以使我們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獲得人心”。(48)
1992年，針對一些地方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怕走了資本主義道路的現象，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明確提出了“三個有利於”標准，即“判斷的標准，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49)這裡所講的“生產力”和“綜合國力”，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和“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這就把判斷改革成敗得失的標准與改革所要堅持的方向聯系了起來。它明白地告訴我們，“三個有利於”標准既是判斷改革成敗得失的標准，是衡量改革舉措最終是有利於還是有損於社會主義的重要尺度，也是確保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所必須堅持的一條重要原則。
鄧小平曾經說：我們“對內搞活經濟，是活了社會主義，沒有傷害社會主義的本質”。(50)改革的實踐充分証明了這一點。但是，20多年來，我們的改革並不總是走在一條筆直平坦的道路上，一帆風順，也遇到過溝溝坎坎，出現過波折。總結過去，我們什麼時候在四個堅持這個“總的原則”上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在“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這個戰略方針上表現出“一手硬，一手軟”，偏離“三個有利於”標准，就會出現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的局面，改革就會偏離方向。隻要我們堅持“總的原則”不動搖，真正做到了“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堅持“三個有利於”標准，改革就會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順利發展，不斷深化。這是我們成功的一條基本經驗。聯系到蘇聯、東歐等國社會主義改革的失敗，這條經驗更顯得彌足珍貴。
注釋：
①《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頁。
②《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頁。
③《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50、397頁。
④參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頁。
⑤《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49、138、134、241、370頁。
⑥《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66、135頁。
⑦《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8頁。
⑧《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56、130、262、367、203、367、203、372、113、229、219、177頁﹔《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157頁。
⑨《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58-259、174、267、288、308、372、118頁。
⑩《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97、95頁。
(11)《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60頁。
(12)《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378頁。
(13)《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56、241頁﹔《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240頁。
(14)參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211、266頁。
(15)《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49、199頁。
(16)《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52頁。
(17)《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77頁。
(18)《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6頁。
(19)參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77、219、243頁。
(20)《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52頁。
(21)《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64、144、378頁。
(22)《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3、155、156頁。
(23)《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40頁。
(24)《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52、342頁。
(25)《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4、297頁。
(26)《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99、375頁。
(27)《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79頁。
(28)《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5、228、375頁。
(29)《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66頁。
(30)《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63頁。
(31)《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931頁。
(32)《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47、199頁。
(33)《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81頁。
(34)《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47、204、208頁。
(35)《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3、142頁。
(36)《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78頁。
(37)《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12、1363頁﹔《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42、141頁﹔《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73頁。
(38)《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3頁。
(39)《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9、111頁。
(40)《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63頁。
(41)《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57、242頁﹔《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66、391頁。
(42)《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68、269頁。
(43)《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14頁。
(44)《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4、197、199頁。
(45)《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65、179-180頁。
(46)《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64頁。
(47)《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409頁。
(48)《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45、154、314頁。
(49)《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2頁。
(50)《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5頁。
來源：《黨的文獻》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