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持走科學發展之路

作者:張宏志    發布時間:2012年11月30日    

各位領導、各位專家、各位同志:

今天,中央文獻研究室邀請室內外專家學者舉行《中國道路:十六大以來黨的理論與實踐新發展》專題座談會,是為了通過回顧和梳理我們黨十年來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歷史進程中取得的理論和實踐成果,加深對胡錦濤同志七月二十三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重要講話精神的理解,進一步提高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自覺性,以此來迎接黨的十八大勝利召開。在這裡我首先對各位室外專家學者的與會表示熱烈歡迎和衷心的感謝。下面我圍繞這次座談會的主題,談兩點看法,與同志們交流。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形成與發展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經驗的總結,反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規律,是科學的指導思想,具有長遠的指導作用。

自從馬克思主義把社會主義從空想變為科學,全世界共產黨人和進步力量為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進行了不懈的探索。期間既取得過偉大的勝利,也遭受過慘痛的挫折。百余年來的光榮與夢想、成功與失敗、理想與現實,推動著一代代共產黨人不斷深化對社會主義本質和建設規律的認識。特別是到了二十世紀下半葉,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在經過一段高歌猛進的歷史階段之后,逐步遭遇到發展中的困難。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過一番改良和調整之后,重新獲得了一個較快的發展時期。部分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利用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發展變化,也取得較快的經濟發展速度。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預言的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高潮,並未到來。這一切,使得全世界共產黨人都面臨著一個重新認識社會主義,重新認識資本主義的問題。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如何使社會主義重新煥發生機與活力,這些問題亟待回答。中國作為一個經濟社會發展相對落后的國家,在經歷了“文革”的嚴重挫折之后,尤其面臨著一個重新確立國家前進方向的課題。中國向何處去,中國的社會主義向何處去,這是一個必須回答的緊迫問題。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從馬克思主義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出發,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對當今世界的時代特征、中國社會發展階段、社會主義本質屬性、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和改革方向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作出了回答,創立了鄧小平理論,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成功回答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鄧小平理論的誕生,開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探索和發展歷程。這一理論體系產生於二十世紀后期的中國,絕不是偶然的,這既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研究當代世界與中國問題的成功實踐,也有其歷史的必然因素。

到了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一方面,隨著蘇東劇變和冷戰結束,世界政治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另一方面,隨著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一輪技術革命的蓬勃興起,又一次工業革命顯露端倪。這使得世界多極化日趨明顯,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信息化深入社會各個領域,多元文化的相互激蕩、碰撞更為激烈,世界的發展變化速度日益加快,各國之間的綜合國力競爭隨之加劇。而在中國國內,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與發展,出現了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系和分配方式的多樣化,出現了新的社會階層,人民群眾中出現了利益差異和價值觀念多元化,人民內部矛盾有了新的發展。在市場經濟一般性規律的作用下,一些傳統觀念中認為隻有在資本主義社會才會出現的社會現象,出現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共產黨人的許多基本理念受到沖擊,亟需實現社會主義建設和共產黨建設理論的與時俱進。面對變化了的世界與中國,中國共產黨如何克服理想與現實的差距,把黨的長遠奮斗目標與現實任務統一起來,始終保持自身的先進性﹔如何在首先滿足中國最大多數人利益的同時,兼顧不同階層、不同方面群眾的利益,不斷增強黨的階級基礎,擴大黨的群眾基礎,始終把最廣大人民團結在黨的周圍,始終使黨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如何使黨在激流勇進的世界潮流中把握好中國航船的舵輪,不斷調動全民族的積極性和創造力,增強全社會的創新能力和國家的核心競爭力,使中國在世界綜合國力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這一切要求共產黨人必須重新審視我們的黨,回答“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堅持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思想路線,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根據時代要求重新闡釋了中國共產黨在現階段的先進性和代表性,創造性地在未來與現實之間架設了一道橋梁,把黨的最高綱領與最低綱領有機統一起來,把黨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與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先鋒隊的作用有機統一起來。這一思想從時代的要求出發,以能否始終做到“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標准,回答了在當今時代“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也進一步回答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

進入二十一世紀后,國際國內形勢又出現了新的階段性特點。在世界范圍內,經濟全球化引發的世界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許多結構性的深層次矛盾逐步顯現。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發展趨緩,內部矛盾上升,發展中大國呈現集體崛起勢頭,世界力量格局處於新的大變動、大調整的前夕,國際競爭更趨激烈。在中國國內,經過二十多年的經濟高速發展,中國開始步入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但這種高速發展帶來的不均衡性,以及快速工業化、城鎮化中所積累的問題也逐步暴露出來。資源、環境、市場約束不斷增強,勞動力成本日益上升,經濟對外依存度上升而國際貿易中的保護主義傾向抬頭,中國利益范圍向全世界擴展而外界對中國的疑慮也在增加,中國發展的壓力和成本大大上升。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日益強烈,而城鄉之間、區域之間、不同社會群體收入之間的差距擴大,社會建設相對滯后,使各種不滿情緒有所抬頭,社會內部張力急速增大。不經意間,世界已不同於原來的世界,中國也已不同於過去的中國。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所具有的一些相對優勢逐步消失,繼續發展的難度日益增大。我們追求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是什麼?如何應對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帶來的社會結構、組織形式、利益格局的深刻變化,跨越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破解繼續發展的瓶頸,成為中國發展道路上遇到的又一道難題。形勢的發展要求我們對自身的發展理念、發展方式進行深入的反思,認真回答“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的問題。對這樣一歷史性課題,中國共產黨一直有著清醒的認識,始終強調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現全面發展的重要意義,並採取了許多重要措施。在黨的十六大上,黨中央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目標,為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方面建設描繪了一個全面發展藍圖。然而由於經濟發展方式存在的巨大慣性,回答這一歷史性課題成為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必須解決的首要問題。黨中央根據當今世界和中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審時度勢,在發展理念、發展方式、發展思路上取得了巨大突破,提出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統籌兼顧、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形成了科學發展觀,為中國今后的長遠發展指明方向。這一重要指導思想的提出符合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回答了當今中國“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的問題,同時也進一步回答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和“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

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重大成果形成發展的歷程來看,這些理論的產生都不是孤立的、偶然的,都有其客觀歷史的必然性。這些重要理論成果,不斷回答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進程中面臨的重大課題,全面闡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根據、前進方向和領導力量、發展道路等重要理論問題,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一理論體系形成的歷程,既反映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特點,也符合一般事物發生發展的規律。在這裡,事物的歷史起點與邏輯起點和發展脈絡與演變規律是完全一致的。往往是一個問題得到解決之后,下一個問題就會突出出來,而對后一個問題的回答恰恰又是對前面問題認識的發展。因此,可以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深刻反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規律,並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普遍性意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為人類探索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作出的重大貢獻。我們必須充分認識這一理論的長期指導作用。

二、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是解決當今中國各類突出問題的指導方針和根本方法,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下去。

二〇〇八年世界金融風暴之后,國際形勢又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新特點。一方面,歐債危機愈演愈烈,美、日經濟增長乏力,西方發達國家長期陷入經濟低迷狀態,相對力量下降,國內不穩定因素上升,極端主義、排外傾向抬頭﹔另一方面,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加緊對外轉嫁危機,拖累整個世界經濟下滑,引發發展中國家主要是中東地區出現了大規模社會動蕩,西方一些政治勢力借機煽風點火、推波助瀾,妄圖把動蕩引向特定的目標。這一切,使國際局勢中的不確定因素大大增加。這些新情況、新特點對中國也產生了極大影響。一方面,中國成功應對了世界金融危機,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位,在世界經濟領域的發言權大大增強﹔另一方面,中國發展也極大刺激了西方敵對勢力,恐華、反華、遏華聲浪日漸高漲。美國實施戰略重點東移,積極挑撥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綜合運用經濟、軍事、文化、外交等多種手段的所謂“巧實力”對我施加壓力。我國雖然成功應對了世界金融危機,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部署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擾,穩增長、保民生的壓力和成本大幅度上升,國內的社會張力仍未得到有效釋放。國內外敵對勢力則利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各種矛盾,利用我們工作中的某些失誤乃至個別事故和案件,大肆唱衰中國,散布懷疑主義情緒,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一切,使得社會上出現了一種焦慮、急躁、埋怨情緒和某些以“左”和右的面貌出現的錯誤思潮。如何正確判斷當前的國際國內形勢,牢牢把握中國的前進方向,團結全國人民共同奮斗,是我們黨目前面臨的緊迫任務。胡錦濤總書記七月二十三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的重要講話,回答了黨內外的種種疑慮,他指出:“綜合分析國內外形勢,我們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也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能否牢牢把握機遇、沉著應對挑戰,關鍵取決於我們的思想認識,取決於我們的工作力度,取決於我們推進改革發展的步伐。我們要全面審視當今世界和當代中國發展大勢,全面把握我國發展新要求和人民群眾新期待,科學制定適應時代要求和人民願望的行動綱領和大政方針,更加奮發有為、兢兢業業地工作,繼續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繼續改善人民生活、增進人民福祉,奮力完成時代賦予的光榮而艱巨的任務。”他號召全黨全國人民:“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解放思想,改革開放,凝聚力量,攻堅克難,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胡錦濤同志的講話,為我們當前與今后一個時期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我們要全面、深入學習領會這一講話的精神。

首先,我們要正確判斷當前的國內外形勢,增強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心。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取得的飛速發展,充分証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唯一正確道路。中國在世界金融危機中巍然屹立、一枝獨秀,進一步印証了社會主義中國已經在科學發展的征途中邁出了堅實的步伐,取得了階段性成果。我們目前面臨的困難和壓力,實際上是一種發展中的困難、成長中的煩惱。當前的國際國內環境都在飛速變化。就國際環境而言,我國正處於將強未強的成長期,中國力量的壯大引發了世界力量格局的重新調整,我國面臨的國際壓力必然加大。就國內環境而言,我國正處於經濟社會發展的轉型期,隨著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程度的快速發展,各種矛盾必然集中爆發。我們要正確認識到,出現這些問題並非是我們道路選擇的錯誤,而恰恰是我們成功道路上必然要經歷的一個階段。克服這些困難沒有捷徑可走,隻有咬緊牙關,頂住壓力,毫不動搖,奮勇向前,才能沖破難關,闖出一片新的天地。

第二,我們要進一步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定不移地走科學發展之路。大變化意味著大挑戰,也帶來了大機遇。目前,我們面臨的正是挑戰與機遇並存的局面,國內外形勢的劇烈變化提出了空前挑戰,也孕育著前所未有的機遇。我們遇到了未曾見過的困難,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克服困難的能力和手段。成功與失敗就在於“危”與“機”的轉換之間。實現這一轉換的關鍵在於能否堅定不移地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當今世界的時代特征沒有變,中國的基本國情與歷史任務也沒有變。經濟建設仍是我們一切工作的中心,但在當代中國,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本質要求就是堅持科學發展。克服發展不平衡、不可持續的問題,必須堅持科學發展﹔解決民生困難,建設和諧社會,必須堅持科學發展﹔戰勝外部挑戰,贏得國際競爭,也必須堅持科學發展。科學發展是破解當今中國一切難題的關鍵,必須長期堅持下去。

第三,我們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不斷推進改革開放,沉著應對各項挑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科學發展,就要正視我們當前所面臨的問題,不斷尋求解決的方案。改革開放過去是將來仍然是我們解決前進中問題的出路和動力。當前我國的改革任務遠未完成,轉變發展方式,推進科學發展,尤其需要深化改革。在制度建設落后於經濟發展速度的情況下,加快改革步伐,完善各方面的制度、體制,更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隻要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堅定走科學發展之路,不斷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各領域的體制改革,我們就能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繼續向前發展。

胡錦濤總書記在去年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特別告誡我們:要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被任何干擾所惑,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奮勇前進。相對於我們今天所遇到的問題而言,這一告誡更顯示出強烈的現實針對性。我們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和制度,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勝利完成我們黨肩負的歷史使命。不動搖,就要不為內外各種壓力所屈服,不為“左”和右的各種錯誤思潮所干擾,堅定不移地按照我們選定的並且已被以往實踐証明成功的道路走下去。不懈怠,就要堅持推進改革創新,不停滯、不倒退,勇於面對種種困難,扎實解決各類問題。不折騰,就要堅持我們既定的戰略步驟,不隨外界風向變化而起舞,不因一時得失誘惑而自亂步調。我們作為黨的理論工作者,要深入學習胡錦濤同志七月二十三日的重要講話,更加堅定地樹立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念和信心,提高理論自覺性,以更好地宣傳、捍衛黨的基本理論,為凝聚力量、攻堅克難作出自己的應有貢獻。

我的發言就到這裡,謝謝大家。

(這是作者在“中國道路:十六大以來黨的理論與實踐新發展”專題座談會上的發言)

(后發表於《毛澤東鄧小平研究》201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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