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新階段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作者:張宏志    發布時間:2003年09月15日    

1991年歲末,存在了73年之久的蘇聯最終解體。這一事件是20世紀最重大的歷史事件之一,它標志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形成的雅爾塔體系的最后終結,40多年來始終在國際政治中起支配作用的兩極格局徹底瓦解,一種新的、人們尚不熟悉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在這個巨大沖擊的影響下,國際關系開始了新的分化組合,各種矛盾都處在急劇的發展變化之中,中美關系的基礎也隨之發生了變化。適應新的復雜多變的國際局勢,為中美關系重構一個相對穩定的基礎,是中美兩國所面臨的重要課題。本文試就蘇聯解體之后國際形勢的特點及其對中美關系的影響,中國政府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和所採取的基本方針,做一點初步分析和研究。

一、蘇聯解體后國際形勢的特點及其對中美關系的影響

蘇聯的驟然解體,使國際形勢的大變局突然展現在世人面前。與歷史上的歷次變局不同,這次變局未經熱戰的催生就在冷戰之中降臨世間。由於變化的突然,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過程將延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在這個過渡時期內,國際形勢的演變中出現了許多矛盾現象,為新的世界格局的最終形成增添了許多不確定因素。其中有三組矛盾成為這一時期國際形勢的突出特點。

第一,世界總體和平趨勢的發展與局部地區沖突的增多和加劇相並存。由於蘇聯解體,結束了兩個超級大國在冷戰中的對峙,有資格打一場世界規模戰爭的國家,也隻剩下了美國一家,爆發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進一步下降。一些長期遺留下來的、帶有冷戰時期烙印的熱點問題,如印度支那問題、中東問題等,也隨著冷戰的結束而得到或者正在得到解決。然而,也正是由於冷戰的結束,一些在冷戰中被長期封存的歷史問題重新開始激化,地區沖突日趨活躍。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國家間的經濟競爭日趨激烈,因爭奪資源而引發地區沖突的危險已顯端倪。巴爾干、高加索、中亞和非洲大湖地區發生的或潛在的動蕩和沖突,反映了這種發展趨勢。值得注意的是,冷戰結束后,美國等西方大國的霸權主義迅速膨脹,對別國內部事務的干預也明顯增多,一些原來不具有國際性影響的局部沖突有可能迅速發展成為重大危機。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對南斯拉夫內部民族沖突的干預,就提供了一個明顯的例証。因此,當今國際形勢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大和平”與“小戰爭”的共生並存,“大和平”使“小戰爭”得以在一個相對寬鬆的環境中衍生和發展,而“小戰爭”則成為“大和平”條件下釋放郁積矛盾、調整利益關系的一種方式,更成為超級大國維持其統治秩序的手段。

第二,現實世界格局中的“一超獨大”與發展中的多極化趨向相並存。蘇聯解體之后,形成了美國“一超獨大”的局面,世界力量結構顯著失衡,短期內不存在根本改變這一狀態的可能。然而,隨著冷戰體制的瓦解,世界各國人民反對超級大國干涉、控制,爭取國家的獨立自主,爭取國際政治民主化的願望也日益高漲。實現世界格局的多極化,進而建立一個相對更加穩定的、民主的、有利於和平與發展的國際政治結構,成為世界大多數國家和人民的共同願望和要求。這一要求與冷戰后國際政治經濟發展的總趨勢是相吻合的。西方國家內部經濟矛盾的發展以及歐元區的建立,中國、印度和東盟等新興國家或區域集團的逐步崛起,俄羅斯國家力量的恢復與發展,都預示著世界多極化進程已經開始。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國家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將進一步加劇,這必將導致國際力量對比發生新的變化,並對現存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造成沖擊。因此,世界的多極化已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當前的問題是,作為現存唯一超級大國的美國,卻悖逆時代潮流行事,竭力擴大北約組織和日美安保條約的作用范圍,試圖通過強化軍事集團和推行積極的對外干預政策等手段,鞏固自身在國際事務中的主導地位。這不能不使人感到美國正在企圖建立自己對世界的單極統治。美國的這種做法將會從反面推動多極化進程的進一步發展。這種單極化勢力與多極化潮流之間的矛盾沖突,構成當今國際形勢另一個突出特點。

第三,國際經濟交流的迅速發展與意識形態、價值觀念沖突的加劇相並存。冷戰結束之后,核戰爭的恐怖陰雲消退,世界人民爭取和平與發展的願望強烈迸發出來。減少軍備開支,擴大經貿交流,分享“和平紅利”,成為世界大多數國家的共同要求。按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劃分國家陣營、軍事集團的做法已經落后於時代,以經濟技術為核心的綜合國力競爭在國際斗爭中的作用大大增強。這種狀況使得經濟領域中的各種矛盾和沖突有所增加,但從總體上說也有利於國際局勢的進一步緩和,有利於發展國家間的經濟交流與合作,有利於推進世界經濟的全球化。然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沾沾自喜於冷戰的“勝利”,把在世界范圍內推廣西方的思想、文化、價值觀念和社會政治制度,看做是實現西方歷史抱負和獲得現實經濟與安全利益的成功手段。他們借口維護人權的普遍原則,對社會主義國家和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全面展開了政治、思想、文化攻勢,甚至把經濟落后國家發展過程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也意識形態化,用做干涉別國內政的工具。這種按照西方的模式和需要來改造世界的設想,和把國際關系重新意識形態化的做法,背離世界多樣性的現實,違反世界各國人民選擇各自發展道路的自由意志,干擾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進程,妨礙國際間的正常經濟交流,最終也必將不利於西方國家自身的發展,因此,是注定要失敗的。但在“一超獨大”的形勢沒有徹底改變之前,這種霸權主義的泛政治化傾向一時尚難消除。經濟因素與意識形態因素的影響同時上升,相互碰撞,並交替發揮作用的現象,使世界經常處於不穩定狀態,嚴重干擾了世界正常政治、經濟秩序的建立,成為當今國際形勢的又一個突出特點。

以上三個特點,反映出新舊格局交替時期特有的混亂,使世界的面貌變得更紛繁、復雜、多變。受這三大特點的影響,中美關系原有的基礎也發生了重大改變,其中起主導作用的戰略安全、意識形態、經貿關系和台灣問題四大基本要素都有了新的變化、新的內涵。雙方關系進入了一個顛簸不定的階段。

首先,中美雙方在對抗蘇聯霸權主義基礎上形成的戰略共同利益不復存在,雙方在戰略安全問題上彼此視對方為一種不確定因素。中國方面感受到美國不斷膨脹的霸權主義的沉重壓力,美國方面也開始把日益強大的中國視為威脅其全球利益的潛在力量。美國一些頑固堅持冷戰思維的人,為了論証美國霸權存在的合理性,不惜制造種種流言,竭力妖魔化中國,力圖把中國塑造成為“一個新的邪惡帝國”。美國官方也提出要把“遏制”中國的“潛在威脅”作為自己的政策目標。這一切嚴重破壞了中美關系的穩定性。重新定義中美雙邊關系的性質和戰略地位,已成為兩國外交課題中最重要、最突出的問題之一。

其次,在美國發動的“西化”攻勢中,作為現存最大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自然成為了首當其沖的目標。美國一些人把中國視為社會主義的最后堡壘,力圖改變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最終消滅社會主義制度。美國官方也宣稱:“理想和價值觀念,必須成為我們同中國接觸中極重要的組成部分”,必須“對北京實行一種微妙的政策,直到中國出現一種更為人道的制度”。這就使雙方在意識形態、價值觀念上的矛盾沖突日益凸顯出來,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的問題,已成為發展兩國關系的嚴重障礙。

其三,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和經濟的不斷發展,中國市場對美國的吸引力越來越強。這使得中美經貿交流在政治逆境中不退反進,不斷擴大,在整個中美關系中一枝獨秀。越來越多的美國人認識到“中國是決定美國工業未來競爭力的關鍵市場之一”①。反華勢力取消中國正常貿易待遇的努力始終未獲得成功。經貿交流已逐步成為穩定和發展雙邊關系的最積極、最有效的推動因素。但中美雙方的貿易摩擦,也將隨著經貿關系的發展而不斷增加。

其四,由於中美戰略共同利益的變化,原來在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基礎上已趨向緩和的台灣問題,在兩國關系中再次突出出來。隨著“中國威脅論”的興起,提升台灣戰略地位以牽制中國的論調也在美國抬頭。更有一股以反共斗士自居的政治勢力,頑固地把台灣看做是對抗和顛覆中國大陸社會制度的政治堡壘。在這一背景下,美國的對台政策發生了變化。就在蘇聯剛剛解體后不久,美國即於1992年突破了中美“八·一七公報”的限制,開始向台灣大量出售先進武器。1994年9月,美方又宣布調整對台政策,提高了與台灣當局官方往來的層次。美國的這種態度使台灣島內的“台獨”勢力受到了極大的鼓舞,在分裂國家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這對中國的統一大業構成了嚴重威脅,也使台灣問題成為了中美關系中最敏感、最具有爆炸性的問題。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兩個結論:一是中美關系中第三方因素的作用下降,雙邊問題突出出來。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的國際戰略地位日益上升,中美關系將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二是中美關系中的消極因素,大多是由美方的政策變化所引起的。美方改變了對世界發展前景的看法,並過高估計了自身影響世界的能力,從而也改變了對中美關系存在價值的認識。這正是中美關系中麻煩不斷的症結所在。

二、中國領導人對中美關系的戰略思考

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導致了世界局勢的劇烈變化。面對扑朔迷離的國際現象,中國領導人做了冷靜觀察和審慎分析,認為世界形勢正在經歷一場巨大而深刻的變革,各種矛盾多得很、大得很,特別是西方國家內部的矛盾在不斷發展、深化,許多深層的矛盾才剛剛暴露出來,中國在外交斗爭中仍有著廣闊的回旋余地。這種復雜的多樣性的矛盾斗爭,推動世界加速向多極化的格局發展。中國依據自身各方面的條件必將成為多極中的一極,並繼續在國際舞台上發揮重要作用。任何圍堵、孤立中國的企圖都是不可能實現的。由這些客觀因素所決定,中美之間仍然有著建立正常國家關系的現實基礎和繼續推進這一關系的發展空間,隻要雙方做出認真的努力,完全能夠在一定條件下使雙方的關系穩定下來。

建立國家間正常關系的基礎是找到雙方的共同利益。在世界局勢發生巨大變化后的今天,保持並發展中美關系的新基礎是什麼?中美之間還有哪些利益的交匯點?這是穩定中美關系必須解決的首要問題。首先,中國領導人認為,中美雙方在戰略安全問題上有著共同的需求。鄧小平、江澤民等中國領導人曾多次指出,世界的穩定是真正的大事﹔一個穩定的世界,不但符合中國的利益,也符合美國的利益。“世界需要穩定,地區需要穩定,國家需要穩定。沒有穩定的環境,什麼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②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經濟、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中國的國家戰略目標和一切工作的中心。一個穩定的良好外部環境是中國實現自己戰略目標的重要前提條件。美國是冷戰后國際形勢變化的最大受益者,為了維護其既得利益,也不會希望世界上發生新的大規模動亂。中美雙方在維護世界的和平與穩定這一點上可以找到一定的共同語言。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中美兩國對世界的和平與發展負有重大責任。能否保持正常的、建設性的中美關系,對於穩定世界大局有著重要的影響和作用。其次,中國領導人認為,中美雙方在經濟領域中存在著巨大的共同利益,對兩國關系起著重要的制約作用,已成為支撐中美關系的又一個重要支柱。此外,中美之間在促進國際科技文化交流、保護自然環境、預防和減輕自然災害、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和跨國犯罪、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等全球性問題上,也有著廣泛的共同利益。

在中美關系的發展歷程中,兩國間社會制度、意識形態上的對立與沖突,以及美國對中國推行的和平演變戰略,是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這個問題一直如影隨形地伴隨著整個中美關系的發展,並成為兩國尖銳對立的重要原因之一。70年代后,由於兩國在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問題上存在著共同利益,這個問題一度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但仍然若明若暗、時起時伏地存在著。中國1989年發生的政治動亂和蘇聯解體、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劇變,使這個問題再度尖銳起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斷尋找種種借口對中國施加壓力,干涉中國的內部事務,使中美間的正常國家關系受到了嚴重損害。如何正確認識西方國家和平演變戰略的作用和影響,並採取正確的因應之道,始終是中國處理與美國關系時的一個難題。中國領導人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對這個問題做了冷靜、務實的分析和判斷。概括起來,可把這些分析和判斷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和平演變是西方國家的既定方針,它們不僅要“西化”中國,而且要以“西化”為手段來促使中國“分化”,以達到遏制中國發展的目的。對此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第二,西方國家和平演變戰略的作用是有限的,隻要我們的黨是團結堅強的,我們的國家是強大鞏固的,任何和平演變的攻勢都是不可能奏效的。因此,對於和平演變的威脅我們要有一個恰如其分的估計。第三,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對華政策是有兩面性的,它們既要“西化”、“分化”中國,又要從現實的戰略和經濟利益出發保持與中國的國家關系。對此,我們要善於加以利用。

台灣問題是中美關系中又一個無法回避的破壞性因素。台灣是中國的固有領土,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戰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完全屬於中國的內政。只是由於美國的插手干涉,才形成了今天台灣海峽兩岸分離對峙的局面,也成為了中美關系中的一個長期的痛點。在統一祖國這個涉及中華民族最神聖感情和最根本利益的問題上,中國是沒有任何退讓余地的。因此,美國把台灣用作遏制中國的工具,也就同時為自己套上了一條鎖鏈。一旦“台獨”勢力鋌而走險,導致兩岸兵戎相見,也必然把美國拉入泥潭,損害美國的全球戰略利益。為此,中方反復向美方強調指出:“台灣問題始終是中美關系中最敏感的核心問題”③,在這方面搞出亂子,“我們是絕不會坐視不管的”④,如果發生戰爭,“對海峽兩岸沒有好處,對美國沒有好處,對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也沒有好處”⑤。告誡美方要從世界大局出發,不要做破壞台灣地區穩定的事情。美國絕不應忽視中國的這一警告。

綜上所述,中國方面認為中美兩國之間既有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一面,又有相互需要、進行合作的一面。因此,兩國關系是能夠在矛盾和斗爭中繼續發展下去的,並最終形成一種新的關系模式。為了實現這一點,中國方面就處理兩國間的關系問題提出了“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⑥的十六字方針,並要求美方與中方一起在以下四個方面做出努力。這四個方面是:一、登高望遠,從戰略的高度、從世界大局和二十一世紀的角度看待中美關系﹔二、堅持以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作為兩國關系的基礎﹔三、相互尊重,求同存異,平等相待﹔四、十分謹慎地處理台灣問題。⑦

中國方面認為,隻要真正做到了這幾點,雙方就一定能夠超越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分歧,不斷擴大共同利益,減少矛盾沖突,使雙邊關系穩定、持續、健康地發展下去。

三、世界歷史轉折時期中國對美外交工作的基本方針和策略

中國長期奉行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全方位發展對外友好關系的外交方針,經受住了歷史的考驗,呈現出持久而強勁的生命力。適應新的形勢,中國方面重新審視了自己長期以來奉行的對美外交方針,認為基本上是符合現實情況的,需要繼續堅持下去,有一些方面的內容要根據形勢的變化重新加以闡述。在當今形勢下,中國領導人認為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是必須再次予以重申和強調的。把這些問題歸納起來,可將其概括為:堅持一個統一,注意兩個區別,把握三個關系。

所謂堅持一個統一,就是要在處理對外關系特別是對美關系時,堅持把促進對外開放與反對和平演變統一起來。中國領導人認為,反和平演變是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因此,堅持改革開放同反和平演變斗爭是統一的。隻有把二者結合好,才能保証黨的基本路線得以正確的貫徹執行。蘇聯、東歐開始發生演變的時候,鄧小平就指出:“搞改革開放有兩隻手,不要隻有一隻手,改革是一隻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也是一隻手。有時這隻手重些,有時另一隻手重些,要根據實際情況。”⑧江澤民也曾指出:“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⑨,“我們在制訂和貫徹現代化建設的各項方針、政策、措施、方案的時候,都要堅持把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有機地統一起來”[10]。這一原則在外事工作中的體現,就是要把促進對外開放與反對和平演變統一起來。根據這個要求,江澤民多次強調指出,中國在處理同西方國家關系的時候,一定要堅持“兩點論”。既要堅持改革開放,積極引進資金、技術以及資本主義社會的優秀文化,又要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決摒棄西方國家的一切丑惡腐朽的東西,有效地防止西方的壞影響滲透進來。“准備了‘兩手’,掌握了‘兩點論’,我們的學習和借鑒工作就會廣泛正確地開展起來和長期堅持下去”[11],確保中國的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沿著正確的方向繼續前進。

要實現這個要求,需要注意掌握兩個區別,就是要把國家關系與意識形態的分歧區別開來,把國內政治與外交工作區別開來。首先是要把國家關系與意識形態的分歧區別開來,堅持不以意識形態為標准,積極開展對外交流,以維護國家的根本利益。在處理國際問題時,中國也堅持不以意識形態來劃線,而是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來決定自己的態度和政策,並注意利用西方世界內部的矛盾,廣交朋友,營造於己有利的國際環境。由於堅持了這一原則,中國在風雲變幻的國際斗爭中始終保持了自己的獨立自主地位,也為自身的對外開放創造了有利條件。與上述原則相適應,在處理國家關系時還必須注意把國內政治與外交工作區別開來。江澤民曾強調指出,反和平演變的斗爭要“內外有別”,斗爭的重點應放在國內。要注意在共產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中加強反和平演變的教育,在廣大人民群眾中加強愛國主義、社會主義、集體主義教育,堅決抵制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的侵蝕。但在國與國之間,則強調按照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要求發展國家關系,不搞意識形態上的公開論戰。這樣既可以防止國際敵對勢力的滲透和顛覆,又可以避免國內政治因素干擾正常的外交工作。

除了堅持上述重要原則外,在處理對外關系特別是中美關系的問題上,中國還需要注意把握三個相互關系。這就是要把握好合作與斗爭的關系、原則性與靈活性的關系、“韜光養晦”與“有所作為”的關系。中國領導人認為,鑒於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對華政策具有兩面性,中國在與他們打交道時也必須既有合作又有斗爭,“以兩手對兩手。”在斗爭中,則要處理好原則性與靈活性的關系。中國從來不在原則問題上做交易,但也強調要根據實際情況來制定斗爭的策略,以保持應有的靈活性。在涉及國家主權、民族尊嚴、人民利益這些重大原則問題上,必須態度鮮明,絕不退讓,絕不向別人乞求什麼東西。世界格局變化以來,不管國際風浪如何險惡,中國一直堅持這一原則,與干涉中國內政和威脅中國主權、安全、國家統一、領土完整的種種霸權主義行為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同時,在國際斗爭中要注意掌握斗爭的限度,注意根據情況的不斷變化調整斗爭策略,做出適度的反應。

進行反霸權主義的斗爭,必然也要涉及到世界范圍內的反霸問題。這就面臨著一個在國際事務中如何正確把握“韜光養晦”與“有所作為”的關系的課題。“韜光養晦”是鄧小平提出的一個重要的戰略和策略思想。早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之前,鄧小平就多次指出,中國是第三世界的一員,但絕不能當第三世界的頭頭。蘇聯衰弱之后,針對世界上的某種議論,他明確提出了“韜光養晦”的思想,並再次強調指出:“第三世界有一些國家希望中國當頭。但是我們千萬不要當頭,這是一個根本國策。這個頭我們當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夠。當了絕無好處,許多主動都失掉了。中國永遠站在第三世界這一邊,中國永遠不稱霸,中國也永遠不當頭。”[12]但是,他同時又指出:中國“在國際問題上無所作為不可能,還是要有所作為。作什麼?我看要積極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13]。這樣,鄧小平就提出了既要“韜光養晦”又要“有所作為”和在什麼方向上“有所作為”的一整套外交戰略方針。根據鄧小平的這一思想,江澤民就中國如何在國際反霸斗爭中處理好“韜光養晦”與“有所作為”的關系的問題做了進一步的深入探索,提出了一些重要觀點。把這些觀點歸納起來,我們可以得出三點結論:第一,認為“韜光養晦”不是一時的權宜之計,而是要長期堅持下去的戰略和策略方針﹔第二,認為“韜光養晦”與“有所作為”是統一的,必須把二者結合起來,不能把“韜光養晦”看成是一味讓步﹔第三,認為要“有所作為”就必須有所不為。所謂“有所作為”,是指必須做而又可能做的事就要盡力去做,而“不是無所不為”。現階段要做的事情就是推動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國際新秩序。這樣既堅持了中國的原則立場,又避免了“四面出擊,到處樹敵”。江澤民的這些觀點全面揭示了“韜光養晦”方針的精神實質,成為中國處理國際事務的行動准則。

事實証明,中國對美外交的基本方針和策略是成功的。通過中國方面的努力,美方進一步認識到中國在國際戰略格局中的重要地位,認識到發展對華關系符合美國自身的國家利益。隨著中國的日益發展與強大,奉行對華“接觸”戰略,已越來越成為美國政界的主流意識。然而,在中美關系的發展進程中又總是波折不斷,甚至發生了李登輝訪美和美軍襲擊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這樣的嚴重事件。這說明中美之間深層次的分歧和矛盾並沒有得到解決。雙方關系總體上走向緩和的趨勢中仍潛藏著逆轉的危險性。中美之間利益與矛盾相互扭結交織的客觀現實,決定了兩國關系經常處於一種在緊張與緩和之間交替往復的動態過程之中。這種狀態一方面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另一方面,這種穩定又是十分脆弱的,稍有不慎就可能打破平衡。美國對外干涉主義傾向的發展,大國之間相互關系的變化,中國經濟的發展與綜合國力的提高,台灣局勢的演變與美台關系的變化,都可能為中美關系帶來新的變數。其中,台灣問題是最具危險性的因素。中美雙方對此都必須予以高度的重視。

回顧近年來中美關系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就是中美雙方在現階段的共同利益仍然超過彼此間的相互矛盾,這也就是兩國關系能夠穿越重重障礙蹣跚前行的根本原因。中美兩國的政治家都不應也不能無視這一點。從未來發展的角度看,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也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倡導國,無論是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和政治指導思想,還是國家當前的實際利益和長遠的發展戰略目標,都決定了中國不可能威脅美國的安全,也不會主動與任何國家為敵。隻要美方能夠以真正平等的態度對待中國,雙方之間完全能夠長期友好地相處下去。

注釋

①參見美國駐華大使芮效儉1992年4月3日對香港美國商會的演講,新華社1992年4月3日電。

②江澤民:《在第二屆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的講話》,1994年11月15日。

③江澤民與美國總統克林頓在紐約正式會晤時小范圍會談的發言,1995年10月24日。

④⑤江澤民與美國總統克林頓在西雅圖正式會晤時的談話,1993年11月19日。

⑥江澤民會見美國眾議員訪華團時的談話,1992年11月30日。

⑦江澤民與美國總統克林頓在紐約正式會晤時大組會談的發言,1995年10月24日。⑧鄧小平會見美籍華裔學者李政道教授時的談話,1989年9月16日。

⑨[10]江澤民:《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1989年9月29日。

[11]江澤民:《深刻領會和全面落實鄧小平同志的重要談話精神,把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搞得更快更好》,1992年6月9日。

[12][13]鄧小平:《善於利用時機解決發展問題》(1990年12月24日),《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3頁。

(本文作者:中央文獻研究室副研究員,北京,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0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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