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方針的時代特征

作者:張宏志    發布時間:2000年01月15日    

“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是鄧小平同志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研究當今時代特征和當代中國實際問題的重大成果,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國兩制”方針的正式提出,是中國共產黨在我國實行改革開放和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的歷史時期制定的一項重大決策。它一方面繼承了我們黨在長期革命斗爭中創造的許多成功的實踐經驗和優秀理論成果,另一方面也結合時代特征和當代中國實際,有許多新的發展和突破。與當年的“一綱四目”等設想相比較,今天的“一國兩制”方針有了更加豐富的內涵和更加深遠的意義,已經從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單項政策,發展成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體戰略中的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之所以會發生這種飛躍性的變化,其根本原因是當今時代的國際、國內環境與20世紀五六十年代相比發生了以下三點重大變化:

第一,時代的特征發生了重大改變,“和平與發展”取代“戰爭與革命”成為了當今時代的主題。在當今時代,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生產力水平急劇上升,使世界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固有的各種基本矛盾仍然存在,但它們依靠自己所掌握的先進科學技術,獲得了一個較快的經濟發展階段,現在仍處於相對穩定的狀態,正在為加快已經趨緩的發展速度而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仍有一定的生存和發展空間。社會主義國家在獲得重大發展之后,逐步暴露出了一些內部體制上的缺陷和弊端,遭受了一些挫折,許多國家開始探索新的適合自身條件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在完成爭取民族獨立的歷史任務之后,也在積極探索各自的發展道路,以改變自身的貧困落后狀態,鞏固政治上的獨立。發展經濟已成為當今世界各國共同的首要任務。這種發展經濟的強烈要求,推動了世界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使得以經濟、技術競爭為核心的綜合國力競爭成為了當前國際斗爭的主要內容和重要手段。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也將在相互交流又相互斗爭中長期共存下去,直至社會主義制度最終在經濟發展水平上超過並戰勝資本主義。

第二,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進入了全面開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的歷史時期,中國正在快步走向世界。在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科學分析了當代中國的國情,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已經扎根並初步顯示出了優越性,但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還比較低,政治、經濟體制還不夠成熟和完善,我國仍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發展經濟、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是全黨和全國人民當前的中心任務。根據這一中心任務,我黨在正確把握時代特征和科學總結國際共運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建立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並據此制定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和“三步走”的經濟發展戰略,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實行對外開放,開辟了一條全新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沿著這條道路前進,大大加快了我國經濟發展的速度,極大提高了我國的綜合國力,同時也大大增加了我國經濟與世界市場的聯系,增加了對外經濟交流在我國經濟發展因素中所佔的地位和作用。同香港、澳門、台灣地區以及通過這些地區與世界其他各地的經濟交流,對我國的經濟建設有著特殊的重要意義。

第三,香港、台灣等地區已經發展成為相對比較發達的新興資本主義經濟區,經濟生活高度依賴於國際市場。在冷戰時期,香港、台灣等地區借助於當時特殊的政治、經濟環境,發展了自身的經濟。特別是近二三十年來,這些地區利用了西方發達國家實行經濟轉型的有利時機,適應世界市場的需要,確定了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龍頭、以出口加工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戰略,經濟取得了較快的發展,逐步完成了從原來帶有一定封建殘余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經濟向資本主義經濟的過渡,進入了新興工業化地區的所謂“四小龍”的行列。其中,香港作為自由港,更成為了世界的金融、貿易、航運、旅游、信息中心。因此,“根據香港和台灣的歷史和實際情況,不保証香港和台灣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就不能保持它們的繁榮和穩定”[1]。

這三個方面的變化,使得香港、澳門、台灣問題的解決,已不再僅僅是一個用何種方法來統一祖國的問題,而且是在當今歷史條件下如何正確處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的關系,並使處於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國家與相對比較發達的資本主義地區實現統一的問題。這一問題處理得好壞,不僅影響這些地區的穩定和繁榮,而且會影響我國與資本主義制度佔據統治地位的世界市場之間的關系,從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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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們非常關注香港的過渡時期》,《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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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整個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目標的實現。“一國兩制”的構想,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為解決這個問題提出來的。這一構想的核心是,在一個國家的范圍內,作為國家主體部分的祖國大陸堅持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而在香港、澳門、台灣地區保留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實行高度自治,長期不變。它與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各種類似的設想和實踐相比,有兩點重大的不同:

第一,“一國兩制”的構想,是專為具有較高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水平的港、澳、台地區而設計的。因此,實行“一國兩制”,不是為改變這些地區原有社會制度而採取的短暫的過渡性措施,而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始終要堅持的長期性政策。隻要這些地區的資本主義經濟仍有存在的理由和發展的余地,就不會改變其原有社會經濟制度。鄧小平曾經特別指出:“社會主義國家裡允許一些特殊地區搞資本主義,不是搞一段時間,而是搞幾十年、成百年。”[1]正是為了強調“一國兩制”方針的長期性。這一點,與簽訂“十七條協議”時,我們黨和政府同意暫時保留西藏的封建農奴制社會形態、逐步推進民主改革的做法相對比,是有原則區別的。與此相對應,中央政府也不派行政官員到港、澳、台地區工作,而由當地人士實行高度自治,這與當年在西藏設立軍政委員會的設想相比較也是不同的。最近,達賴叛國集團和一些西方反華勢力,圖謀借用“一國兩制”的口號,把西藏從祖國變相分裂出去,這完全是對“一國兩制”方針的一種惡意的歪曲。由於西藏的歷史情況和現有的經濟文化發展水平,一旦離開國家的扶助、放棄社會主義制度,所能建立起來的絕非是現代的資本主義制度,而隻能是復活極端腐朽的、政教合一的封建主義僵尸,使西藏淪為外國勢力的政治、經濟附庸。

第二,“一國兩制”的構想,不僅是解決祖國統一問題的方針,而且是我國經濟發展戰略整體構思中的重要一環。我們黨和鄧小平在提出“一國兩制”構想時,不僅考慮了港、澳、台地區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需要,而且考慮到了這些地區的穩定、繁榮與祖國大陸經濟發展需要之間的關系。鄧小平在談到香港制度50年不變的問題時指出,50年不變的政策“也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的”,是與中國三步走的經濟發展戰略相適應的,“所以我們講‘五十年’,不是隨隨便便、感情沖動而講的,是考慮到中國的現實和發展的需要”[2]。這段話充分表明,“一國兩制”方針絕不是一項孤立的政策,而是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中有機的重要組成部分。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又一個結論,就是“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絕不是對過去歷史經驗的簡單重復,而是鄧小平同志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歷史經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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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19頁。

[2]《中國是信守諾言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02∼10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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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新的超越,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當代中國實際問題的一個成功的范例。而把歷史與現實連接起來的紐帶,就是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如果‘一國兩制’的構想是一個對國際上有意義的想法的話,那要歸功於馬克思主義的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用毛澤東主席的話來講就是實事求是。”[1]

“一國兩制”構想是現階段實現祖國統一的最佳方案,並為祖國大陸與香港、澳門、台灣地區之間經濟上的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創造了最有利的條件。

實行“一國兩制”的目的,首先是為了實現祖國的統一,同時也為祖國大陸和港、澳、台地區的共同繁榮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有利條件。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一構想兼顧了中國的國情和港、澳、台地區的區情,也適當照顧了世界各國在這些地區的正當利益,並且符合當今世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趨勢。

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我們講“一國兩制”長期不變,“不變不是一個方面不變,而是兩個方面不變”[2]不僅是指港、澳、台地區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保持不變,而且首先是指大陸地區的社會主義制度長期堅持不變。這是因為,中國一百多年來的近代史証明: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相對不足、歷史上長期受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統治壓迫、科學文化相對落后、地區發展極不平衡的發展中大國,隻有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保持國家的獨立、自主和領土完整,才能維護國家的統一、穩定與和諧,才能避免社會的兩極分化、最終引導全體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以后,國民經濟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得到了迅猛的發展,這就更進一步証明了這樣一個真理: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也隻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這是中國的一個基本國情。

同樣,也正是這一基本國情,決定了我國經濟發展水平不可能在短期內超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我國的社會主義還只是處於初級階段。這就決定了我們對香港、台灣等地區較為發達而又高度依賴於國際市場的資本主義經濟,不能像對待已經完全腐朽、僵死的經濟制度那樣,採取消滅或改造的政策,不能打亂其原有的經濟秩序,也不能割斷或干擾其與世界市場的密切聯系。因此,我們解決港、澳、台問題的方式,既不同於解放戰爭時期大軍南下解放上海,也不同於“十七條協議”簽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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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國是信守諾言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01頁。

[2]《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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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和平進軍西藏,而是要實行“一國兩制”,以保証祖國大陸與港、澳、台地區現有的社會制度“兩個方面不變”。這是現階段統一祖國的最佳方案。

“一國兩制”方針所以必須長期堅持下去,不僅僅是保持港、澳、台地區穩定、繁榮的需要,而且也是促進祖國大陸與這些地區共同發展的需要。

首先,實行“一國兩制”方針,有利於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有利於實現我們的經濟發展戰略目標。在當今世界裡中國要發展經濟,就必須打開國門,走向世界,這是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必由之路。然而,作為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在面臨西方資本主義強國的巨大政治、經濟壓力的情況下,我們絕不能像港、澳、台地區那樣向資本主義世界全面敞開自己的大門,必須採取一定的措施來限制和防范各種外來不利因素的侵蝕和危害,保衛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經濟利益。近年來橫掃亞洲等國家的金融危機表明,經濟實力相對弱小的發展中國家,在強大的西方金融資本的沖擊面前,如果在毫無防范的情況下就匆忙打開大門,那將是十分危險的。而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尚需進一步完善,因此,建立一種防止外來因素直接沖擊的“柵欄”,更是完全必要的。由這種既需要對外開放、又要有一定程度限制的特殊要求所決定,在國家的一部分地區保留資本主義制度,使之成為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世界之間相連接的窗口、橋梁和緩沖區,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早在建國初期,中共中央就針對香港問題提出了“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這對於我國戰勝帝國主義的封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以后,香港地區作為我國吸收境外資金、技術、管理經驗與各種信息的重要來源和渠道,作為我國商品的重要市場和出口中轉地,也起了人所共知的重大作用。隨著香港的回歸祖國,香港經濟必將和祖國大陸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對祖國的建設作出更大的貢獻,並成為中國迎接世界經濟全球化挑戰的戰略性前哨據點。正像鄧小平所指出的那樣:“在小范圍內容許資本主義存在,更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1]在香港等地區保留原有制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利於提高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因而有利於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與發展。從這一意義上講,實行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中國需要有香港這樣的資本主義特別行政區。

同樣,作為問題的另一面,按照“一國兩制”方式與社會主義的祖國大陸實現統一,也符合港、澳、台地區人民現實和長遠的政治、經濟利益。這一點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其一,隻有與日益強盛的社會主義祖國實現統一,才能使港、澳、台地區的人民最終擺脫或寄人籬下或為人附庸的地位,真正掌握自身的命運,才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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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國是信守諾言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0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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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個強大國家國民的一部分而分享祖國的光榮與權益,才能和全國人民一道昂首挺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其二,隻有與社會主義的祖國大陸統一,才能為港、澳、台地區的經濟提供一個廣闊的活動空間和穩定、堅實的發展依托。特別是港、台經濟都面臨著轉型的課題,與祖國大陸統一,將使這些地區的經濟擺脫仰人鼻息的境地,真正走上獨立自主的健康發展道路。祖國大陸的廣土眾民和豐富資源,社會主義制度下統一、穩定的社會環境,也包括隻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才有可能實現的舉國一致的對港、澳、台地區的經濟支持,都是推動這些地區經濟再發展的重要有利條件。其三,與社會主義祖國實現統一,將使港、澳、台地區成為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世界之間、祖國大陸市場與國際市場之間獨一無二的結合部。從而使自己作為二者之間的聯系渠道而享有舉世無雙的區位優勢,並因此從雙方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在世界經濟日趨一體化的今天,這一區位優勢的價值必將更加突出。

從以上三點來看,資本主義的港、澳、台地區要真正獲得全面、健康的發展,也需要一個社會主義的祖國大陸。這個結論並非出自於抽象的理論推導,而是已為近幾年來的事實所証明。在香港過渡期的十幾年中,香港經濟以內地為腹地和依托,獲得了高速度的發展,為實現向以高技術為基礎的經濟轉型創造了有利條件。外流的港人也已開始大批回流香港。香港回歸祖國之后,港幣能夠在亞洲金融風暴中頂住“國際炒家”的一次又一次沖擊,除其自身因素外,祖國大陸在政治、經濟、心理等各方面的支持也起了不容忽視的作用。其中,中國人民幣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堅持不貶值,就是對港幣的最大支持。這一切都充分証明,在香港和內地之間已逐步形成了一種優勢互補的經濟組合模式,並已經對兩地的經濟發展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基於同樣道理,台灣地區的企業家也對李登輝的“戒急用忍”政策提出了尖銳地批評,並且不顧當局的限制而踴躍向大陸投資,其中除了民族感情紐帶的聯結之外,經濟上的巨大效益是最主要的推動力量。亞洲金融危機中,台灣的“南進政策”在東南亞碰壁,台灣企業家“西進”的願望也必然越來越強烈。這也是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必然要求。這些事例表明,密切港、澳、台地區與祖國大陸的經濟聯系,已經成為這些地區經濟發展的客觀現實需要,成為了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發展趨勢。這種趨勢為在“一國兩制”基礎上統一祖國奠定了牢固的經濟基礎,成為實現這一方針的重要歷史條件。

“一國兩制”方針的歷史走向取決於時代特征的發展演變,也取決於對這一方針的成功實踐。

根據以上的分析,可以作出這樣一個總結:“一國兩制”的構想絕不是哪位領導人為應付一時之需而提出來的一種臨時創意,絕不是相互間暫時妥協下的權宜之計,也絕不是追求眼前利益的短期策略,而是鄧小平在集中全黨智慧的基礎上,經過慎重思考而提出的一項帶有根本性的長期國策。這一國策符合祖國大陸和港、澳、台地區雙方的實際情況,符合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符合包括港、澳、台地區人民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國歷史發展到現階段的必然歸宿。因此,“一國兩制”的方針既不會因為領導人的更迭而隨意改變,也不會因為國際、國內形勢的一時變化而發生動搖﹔將來也不會因為受解決台灣問題的具體方式、方法的影響,而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一國兩制”方針的歷史走向如何,將來會不會發生什麼變化,這是許多港澳同胞和台灣同胞十分關注的一個問題。世界上從來就沒有永恆不變的東西,事物的變與不變,關鍵在於其存在的條件是否發生變化。“一國兩制”方針是當今時代的產物,隻要時代的主要特征不變,這一方針就不會也不應當改變。我們對香港的政策,是保証香港回歸祖國之后,其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以及生活方式50年不變。這就體現了這一方針的長期性和穩定性。這50年期限的提出,是與我國分三步走的經濟發展戰略相一致的。到下一世紀的中葉,我國將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初步完成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建設目標,多極化的世界新格局也將在那個時期正式形成,一個全新的歷史時期或許就將從那一刻開始。然而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算命先生,50年后的時代特征究竟如何?是我們現在無法預知的。但是,不管未來世界如何變化,有一條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隻要“一國兩制”方針仍然符合那時的客觀實際情況,仍然符合包括香港等地區人民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利益,那末,這一方針就不會改變。這是確保這一方針長期穩定不變的最根本保証。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那樣:“如果到下一個五十年,這個政策見效,達到預期目標,就更沒有理由變了。”[1]“如果有什麼要變,一定是變得更好,更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和發展,而不會損害香港人的利益。”[2]

要保証“一國兩制”方針長期穩定不變,還取決於這一方針在實踐中是否取得成功。如前所述,這一方針是符合客觀實際、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此,這一方針擁有取得成功的充分必要條件。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正確地貫徹執行這個方針,並將其落到實處。“一國兩制”是一個對立的統一體,“一國”強調了國家主權的統一,“兩制”則是承認兩種不同社會制度的差異和距離。隻有在維護國家主權統一的前提下,正確把握兩種制度之間的關系,才能排除一切干擾,實現大陸與特區兩者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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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17頁。

[2]《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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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促進、協調發展的目的。單純強調“一國”而忽視“兩制”,或是單純強調“兩制”而忽視“一國”,都將不利於“一國兩制”這個統一體的穩定。因此,要正確貫徹執行“一國兩制”的方針,就必須把握好“一國”與“兩制”之間的辯証關系﹔而要做到這一點,核心的問題就是要處理好社會主義國家主體與資本主義特區之間的關系。這取決於處理好以下三個問題:

第一,必須保持社會主義祖國的穩定和強大。因為,沒有一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就不可能有祖國大陸的穩定,也就不可能有“一國兩制”方針的存在。而也隻有這樣一個國家的不斷興旺發達,才可能對香港、澳門、台灣地區產生強大的吸引力和向心力。正如鄧小平在談到香港問題時所指出的那樣:“香港問題為什麼能談成呢?並不是我們參加談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領,主要的是我們這個國家這幾年發展起來了,是個興旺發達的國家,有力量的國家,而且是個值得信任的國家”[1]。要保持中國的穩定和興旺發達,進而保持“一國兩制”方針的穩定性,就必須堅持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制定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必須堅持兩個“基本點”,而不是一個“基本點”。就如鄧小平所說的那樣:“沒有中國共產黨,沒有中國的社會主義,誰能夠制定這樣的政策?沒有哪個人有這個膽識,哪一個黨派都不行。”“忽略了四項基本原則……也就沒有香港的繁榮和穩定。要保持香港五十年繁榮和穩定,五十年以后也繁榮和穩定,就要保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2]此外,還必須注意一點,就是江澤民所指出的,社會主義大陸與資本主義特區之間“這個大的社會政治界限一定要有,不能含糊”,“深圳不會也不能成為香港的擴大或延伸,珠海同樣不會也不能成為澳門的擴大或延伸,……深圳、珠海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發展,越是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和優越性,香港、澳門就會越穩定,它們的長期繁榮就會越有保証”[3]。

第二,在社會主義的國家主體與資本主義的特區之間,必須保持一種和諧穩定地正常關系。國家在主權范圍內授予特區高度自治權,從而為正確處理中央與特區的關系奠定了基礎。根據這一原則,中央政府不干預屬於特區高度自治權限之內的事務,特區也要新生並服從中央政府的法定權力。特區不能變成變相獨立“政治實體”,更不能成為國內外敵對勢力顛覆大陸社會主義制度的基地。兩種制度之間,我不謀求“改造”你,你也不要試圖“演變”我,真正做到江澤民所指出的那樣,雙方“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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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85頁。

[2]《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17∼218頁。

[3]《一國兩制重要文獻選編》,第2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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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犯河水”[1],誰也不吃掉誰。這就是雙方所應具有的正常關系。但是有一點必須明確:就是“高度自治”不等於中央一切放手不管。就像鄧小平所告誡的那樣:假如“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干預首先是香港行政機構要干預,並不一定要大陸的駐軍出動。隻有發生動亂、大動亂,駐軍才會出動。但是總得干預嘛!”[2]

第三,要特別警惕並堅決排除外來勢力插手干涉我國的內政。使香港、台灣問題國際化,一直是國內外敵對勢力的反華圖謀之一。這裡姑且不談國外勢力插手阻撓台灣與祖國統一的問題,僅舉香港回歸祖國前后的情況為例。早在香港回歸之前,外國殖民主義勢力就曾經試圖通過打“民主牌”來搞亂香港。在香港勝利回歸祖國之后,國際金融投機資本又一而再、再而三地沖擊香港貨幣,這其中也很難說沒有一點政治用意。所有這一切,既是針對香港的,更是針對整個中國的。香港在回歸之后雖仍保持著資本主義制度,但在一些頑固堅持冷戰思維的人的頭腦裡,香港可能已被看成了“粉紅色”的區域,因此,沖擊香港,也就是為了沖擊中國。這一切都充分証明,歷史和現實都已經注定,大陸人民和特區人民已經緊密聯結為一個統一的命運共同體。隻有使全體中國人民堅強地團結起來,才能保持特區和大陸兩個方面的穩定,維護整個中華民族的共同利益。

隻要我們正確地解決了以上三個問題,“一國兩制”方針的成功就是毫無疑義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來的成功實踐已充分証明了這一點。

[作者張宏志,中央文獻研究室,北京,1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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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民日報》,1989年7月12日。

[2]《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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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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