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確認識抗日戰爭研究中的幾個熱點問題

——專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張宏志

作者:張宏志    發布時間:2015年08月15日    

(本刊記者)樊憲雷 杜棟

 

編者按: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學術界和社會上對一些與抗戰有關的熱點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大大加深了人們對抗戰歷史的認識和理解,推動著抗戰研究的進一步深化。但值得我們警惕的是,討論中也出現了一些似是而非、歪曲歷史的言論,極易在社會上造成誤導。為此,本刊記者專訪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張宏志,請他就如何定位國共兩黨在抗戰中的作用、如何看待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的關系、如何認識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等熱點話題,進行全面深入、正本清源的闡述,以期能幫助人們更客觀公正地看待那一段重要的歷史。

 

為什麼說抗日戰爭中敵后戰場的建立對於爭取抗戰勝利具有決定性意義?

 

記者:在近年來抗日戰爭史的研究中,以及在近期的一些影視作品中,出現了關注和表現國民黨政府指揮的正面戰場的熱潮。與此相關,國民黨指揮的正面戰場和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之間的作用對比,成為一個熱點話題。有人認為,國民黨指揮的正面戰場為抗戰的勝利起了決定性作用,而共產黨開辟的敵后戰場則居於次要位置。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張宏志:關注和表現正面戰場的作用,這本身是一件好事,對宣傳中華民族全民族抗戰的光輝歷史,促進海內外愛國者特別是海峽兩岸中國人的大團結,有著積極的意義。但也要看到,有少數人是在借宣傳正面戰場的作用,貶低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的重要性,這就是完全錯誤的了。

抗日戰爭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反侵略戰爭,共產黨倡導的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實現全民抗戰創造了前提。其中,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都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對於正面戰場上愛國官兵的浴血奮戰和取得的相應戰果,當然應該予以充分肯定和適當宣傳,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由於我們過去對正面戰場宣傳得較少,很多人感到新鮮,再加上一些人隻看重作戰規模,熱衷於正面戰場上規模宏大、場面熱鬧的會戰,因而對於水銀瀉地般無孔不入、滴水穿石般堅韌不拔的敵后游擊戰爭產生了輕視,甚至有人懷疑敵后戰場的重要意義,質疑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這就需要我們對於敵后戰場的作用有一個全面的了解和深入的認識。

記者:請您具體談一談,為什麼要建立一個敵后戰場?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戰場?建立這一戰場有什麼重要意義?

張宏志:首先我們要知道,中日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國力、軍力差距,中國的抗戰不僅是中國軍隊的對日作戰,而且是一場全國人民爭取民族生存的殊死搏斗﹔中日之間的斗爭,也不單是兩國軍事力量的比拼,而且是兩國綜合國力消長的較量。因此,中國要贏得戰爭勝利,不能僅僅靠政府軍進行片面抗戰,而要依靠人民大眾實行全面抗戰。抗日戰爭中,為了維護國共之間的統一戰線,共產黨軍隊隻能避開國統區向敵后發展,而這恰恰為共產黨擺脫國民黨政府的限制和壓迫,放手發動群眾,開展人民戰爭,創造了發展空間。

 

所謂“敵后”,是指敵人后方,也就是敵佔區、淪陷區。全面抗戰爆發后,由於敵強我弱和國民黨軍隊的單純防御戰略,中國大片國土淪於敵手,從而使得在敵后開展大規模游擊戰爭,建立相對獨立於正面戰場的敵后戰場成為可能。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由於其階級性質、執政地位和抗戰方針的不同,分別指揮和領導了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的抗戰,形成了中國抗戰中兩個領導中心、兩支武裝力量和兩條抗戰路線、兩個抗日戰場並立的局面。與國民黨指揮的正面戰場不同,敵后戰場是共產黨領導敵佔區人民開辟的爭取自身解放的戰場。當日軍挾優勢軍力大舉進攻,正面戰場接連失利,國家面臨存亡危機之際,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深入敵后發動游擊戰爭,喚起淪陷區民眾,逐步建立和擴大抗日根據地,陷敵於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為逆轉敵我軍力優劣之勢,發揮了正面戰場無法替代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在敵后各抗日根據地,人民覺悟的提高,社會組織的完善,政權機構的鞏固,軍事力量的壯大,為后來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新國家和朝氣蓬勃的新社會准備了條件。這其中的重大意義,更不是單純以作戰規模的大小所能衡量的。中國近代以來,在反對外來侵略斗爭中,從屢戰屢敗到不斷走向勝利,轉折點是在抗日戰爭時期。之所以會出現這一轉折,關鍵就在於動員了億萬人民群眾,實行了人民戰爭,而正是敵后游擊戰點燃了這場人民戰爭的燎原之火。因此,可以說抗戰中敵后戰場的建立,對於爭取抗戰的勝利具有決定性意義。

記者:從軍事上看,敵后戰場上開展的游擊戰爭發揮了什麼作用,具有什麼優點呢?

張宏志:敵后游擊戰爭是一個戰略概念,既包括戰術意義上的游擊戰,也包括在有利條件下進行一定規模的運動戰和必要的陣地戰。就軍事意義而言,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游擊戰爭,不僅牽制了侵華日軍的大量兵力、拖住了日軍的進攻步伐,而且通過在淪陷區建立根據地,逐步實現了收復國土、解救人民的目的,同時也破壞了日軍以戰養戰的戰略企圖。這種對敵人后方的深入持續打擊,本身就是一種戰略上的攻勢作戰。到抗戰勝利前夕,正面戰場棄守的淪陷區已大部分成為了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一億多人口的領土得以光復,敵佔區被壓縮成了點線孤島。僅從收復失地這一點來看,敵后戰場取得的成果也是無可比擬的。在正面戰場的作戰中,國民黨政府和軍隊也付出了相當的努力,其間舉行了較大規模的22次會戰,有些戰役也獲得了勝利,但作戰樣式大多為防御作戰或防守反擊,在戰略和戰役、戰術上明顯缺乏機動作戰的思想和攻勢作戰行動。雖然在正面戰場的許多戰役中國民黨軍隊也曾積極作戰、犧牲慘重,但作戰效果並不理想,除滇緬反攻外,收復的國土極為有限,以至於后來日本戰敗投降時,國民黨政府會命令本應棄械就俘的日軍保持武裝,繼續抗拒包圍他們的解放區軍民,等待遠在大后方的國民黨軍隊趕來受降。特別是在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在望,日軍已成強弩之末,但正面戰場仍然丟失了豫湘桂大片國土,更使全國人民深感失望。兩相比較,單純的軍隊抗戰、陣地防御與全民抗戰、機動作戰的得失優劣,一目了然。

記者:關於敵后戰場和正面戰場在抗戰中的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9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過這樣一句話:“中國共產黨領導開辟的敵后戰場和國民黨指揮的正面戰場協力合作,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局面。”請談談這種戰略局面是怎樣形成的?應該怎樣認識二者的合作關系呢?

張宏志:兩個戰場雖然在指揮體系上相互獨立,在戰略上又是密切配合的,應該說二者是互為犄角、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既不能揚彼抑此,也不能揚此抑彼。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一個整體,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都是這個整體中的有機組成部分,在抗戰的不同時期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在抗戰初期的防御階段,日軍的主力用於正面進攻,正面戰場承受了日軍的主要打擊力量,為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深入敵后、開辟敵后戰場提供了有利時機。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日軍因兵力分散、后方空虛,不得不停止大規模進攻,回師以鞏固佔領區,此時敵后戰場牽制了侵華日軍的主力,為正面戰場的穩固創造了條件。兩個戰場相互配合,陷侵華日軍於兩面作戰的境地。這種兩個戰場的相互配合,是中國能夠堅持長期抗戰的關鍵因素。正是敵后戰場的建立,為中國在抗日戰爭中爭取戰略主動,形成有利於己的戰場態勢和戰略局面,最終奪取戰爭勝利,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為什麼說隻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能夠在敵后生存和發展?

 

記者:抗戰中為什麼隻有共產黨軍隊能夠在敵人后方落腳生根呢?其中的秘密是什麼?

張宏志:秘密就在於共產黨奉行的是一條發動群眾、依靠群眾的全面抗戰路線,贏得了人民群眾的真心擁護。要發動群眾不是僅靠宣傳鼓動,也不能僅僅訴諸於民族大義,除了要以自身堅決的抗日行動取信於民外,最根本的是要服務群眾,為人民謀利益,把爭取民族解放與爭取人民解放有機結合起來。

在敵寇瘋狂入侵、軍隊節節敗退、政府棄地南逃、土匪會門蜂起、人民惶惶無依的危難時刻,隻有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逆勢北上、恢復秩序、保護群眾、安定民心,使人民在黑暗中看到希望,從而迅速贏得人民擁護。在建立抗日根據地的過程中,共產黨領導人民實行合理負擔、減租減息等一系列改革,減輕了人民身負的封建壓迫,發展了生產,改善了人民生活﹔共產黨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權更是使久處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壓迫下的中國人民首次嘗到當家作主的滋味,這一切都極大地調動了廣大人民群眾抗日救國的積極性,使人民群眾既有了抗戰之心,也有了抗戰之力,掀起了爭取民族解放和自身解放的熱潮。當時,在各個抗日根據地都出現了“母親叫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場”的感人場面﹔而處於殘酷戰爭環境中的游擊區,人民群眾更是男女老幼齊上陣,直接地無保留地投身於抗日斗爭之中,並以其極大的熱情和智慧創造出地道戰、地雷戰、麻雀戰、破襲戰、圍困戰、水上游擊戰等無窮無盡的戰法戰例。游擊戰爭能夠超越山地的限制,發展為戰略性規模,靠的就是贏得廣大人民的支持,這在當時被稱作是建立“人山”,也就是人民力量之山。正是這種來自億萬人民的支持,成為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和抗日政權的堅強后盾,使共產黨的力量在敵后落地生根,越“抗”越大。有一首大家耳熟能詳的歌曲,恰好反映了這段歷史,這就是傳唱至今的《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歌中所說的“他堅持了抗戰八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他建設了敵后根據地,他實行了民主好處多”,就是時代親歷者對這段歷史的真切描述,生動地闡釋了必須把堅持抗戰與服務人民緊密結合起來的道理。

反觀國民黨方面,囿於其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懼怕並壓制人民群眾的力量,以統一軍令政令為名,行維護專制獨裁統治之實,因此不可能發動人民群眾實行全面抗戰,隻能實行一條單純依靠政府軍隊的片面抗戰路線,隻會單方面向人民索取,要求人民無限制作出犧牲,而不能滿足人民最基本的需要。正是由於心目中沒有人民,國民黨軍隊在抗戰中才會以軍事需要為由,作出黃河決堤、長沙焚城這樣漠視人民生命財產的決定,國民黨政府才會在大后方施行“抓壯丁”這樣的兵役弊政。這樣的軍隊和政權,一旦到了敵后,失去了統治地位,除了與民爭食,不能為人民群眾提供任何服務,抗敵不足,擾民有余,最終隻有失敗一途。其結局不是逃跑就是潰散,甚至投敵充當偽軍。

記者:是不是國民黨政府沒有認識到敵后戰場的重要性,從而給了共產黨發展的機會?

張宏志:應該說國民黨在戰爭中也逐步意識到了敵后戰場的重要性。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蔣介石曾說過,第二期抗戰以游擊戰為主。為此,國民黨軍隊曾向共產黨方面學習游擊戰法,並請共產黨派人協助舉辦了南岳游擊干部訓練班,由蔣介石親兼訓練主任,由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任副教育長,請八路軍的教官對國民黨軍隊的軍官傳授游擊戰經驗。但是,由於國民黨軍隊的階級性質所決定,雖然教者傾囊相授,共產黨軍隊的游擊戰法卻是他們無法復制的。國民黨政府在敵后曾部署了不少軍隊,建立了冀察、蘇魯兩個戰區,但都因脫離民眾而戰力薄弱,反過來又因抗戰不力而更加喪失民心,惡性循環,越“抗”越小,最終無法長期立足。

記者:現在有些人認為,與國民黨軍隊進行過的大規模會戰相比,共產黨軍隊進行的游擊戰是零敲碎打,起不了主要作用﹔而另有一些所謂“抗日神劇”,則渲染得很夸張,給人們一種輕鬆浪漫的印象,似乎在敵后作戰很容易。應當怎樣去糾正這些誤解呢?

張宏志:對於敵后戰場的誤解甚至曲解、污蔑,其實是早已有之。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政府就攻擊八路軍、新四軍的敵后抗戰是“游而不擊”、“趁機坐大”,近年來又有人以披露“真相”為名,重拾牙慧,進行炒作。而我們一些正面宣傳敵后抗戰的影視作品中,又出現了一些背離真實歷史環境的描寫,主要是因為缺乏對敵后抗戰背景和意義的深刻理解,單純追求戰斗場面的熱鬧和刺激所致。結果是使許多青年人對敵后抗戰的艱巨復雜性產生了逆反心理,以為進行敵后游擊戰爭不需要經歷艱險殘酷的斗爭,除了平型關大捷、百團大戰等少數規模較大的戰役、戰斗外,似乎也沒有多大戰績可提。這就要求我們對敵后的戰場環境有一個正確認識。

共產黨軍隊能在敵后堅持和發展,除了懂得和善於發動群眾,還要經受住嚴酷戰場環境的考驗。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是有政治信念的軍隊,處於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之下,有著嚴密的組織和紀律,有在長期殘酷戰爭環境中鍛煉出來的頑強戰斗意志和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有著以弱勝強的歷史傳統和高度自信,決定了這支軍隊能夠在敵后艱苦卓絕的斗爭中戰勝一切困難,不斷發展壯大。

敵后戰場位於敵人的心腹地帶,威脅日軍的后方安全,阻礙了日軍對於佔領區的壓榨和利用﹔敵后游擊戰不分時間地點,隨時隨刻地消耗著日軍的有生力量,形成難以愈合的出血傷口,這些都是日軍絕不可能容忍的。正所謂“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因此,任何武裝力量到敵人后方長期堅持,隻能是在奮斗中求生存、求發展,絕不可能“游而不擊”,更無法安然“坐大”。特別是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上的作戰日趨消極,日軍更是集中力量對付威脅其后方安全的抗日根據地,開展所謂的“治安肅正作戰”。這種作戰不僅是單純的軍事行動,而是集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手段以及情報斗爭和特種作戰為一體的“總力戰”。其間,日軍在戰略上採取封鎖包圍、分割蠶食等手段進攻、壓縮根據地,甚至不惜採取殘酷的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以圖毀滅根據地的生存條件﹔在戰術上採取“鐵臂合圍”、“捕捉奇襲”、“縱橫掃蕩”、“反轉電擊”、“輾轉抉剔”等種種戰法,花樣不斷翻新,無所不用其極。這就是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等抗戰武裝要在其中生存和發展的戰場環境。其艱難復雜程度,是一般軍事力量無法承受的。

記者:也就是說,共產黨的軍隊實際上根本就不存在所謂“游而不擊”、“趁機坐大”的條件。

張宏志:准確地說,應當是“越打越強”、“越打越大”。共產黨的軍隊力量日益壯大,靠的就是抗戰堅決,是靠打出來的。隻有堅決抗戰才能獲得人民擁護,也才能鍛煉出堅強的戰斗力。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敵后抗日根據地經歷了一個發展——縮減——再發展的波浪式發展歷程,充分証明了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是在與日軍的反復較量中不斷錘煉成長起來的。經過這種錘煉而形成的強大戰斗力,也是日后人民解放軍在解放戰爭中能夠戰勝數量、裝備均佔優勢的國民黨軍隊的重要原因之一。

部隊的戰斗力是在戰場上摔打出來的,在國民黨正面戰場上亦同此理,凡是對日作戰較多的部隊,其戰斗力就比較強,國民黨軍隊中的“新一軍”、“新六軍”、“五軍”、“十八軍”、“七十四軍”等所謂“五大主力”,莫不如此。反之,作為蔣介石親信的胡宗南,所部一直享受著種種優待,但由於長期用於包圍監視陝甘寧邊區,疏於抗戰而一味擴充實力,雖在抗戰勝利時發展到數十萬眾之多,卻在解放戰爭中暴露出是國民黨嫡系部隊中戰斗力最弱的一支,在國民黨軍隊兵力優勢最大的西北戰場上完敗於人民解放軍西北野戰軍。這也為究竟什麼是真正的“坐大”,提供了一個恰當的注腳。

記者:近年來,還有人在網上炒作國民黨軍隊在抗戰中陣亡將領的數量和級別高於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以此作為貶低共產黨軍隊抗戰功績的依據。您認為應當如何看待這種論斷?

張宏志:這種論斷完全是荒唐的。首先要明確,所有在抗戰中犧牲的愛國將領和官兵,不管是來自哪一支軍隊,都是為民族解放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都值得后人永久地紀念。但是,僅以犧牲將領的多寡來衡量軍隊在抗戰中的貢獻,是十分片面的,關鍵要看是否實現了作戰目的。將領犧牲多寡,與軍隊規模、戰場環境、作戰樣式、戰役成敗等有著很大關系。如果隻以犧牲將領多少來論貢獻,那就隻有作戰失利甚至全軍覆沒部隊的貢獻才是最大的,這顯然是不合邏輯的。

就實際情況而言,所謂共產黨軍隊將領犧牲很少的說法也是十分錯誤的。因為這種說法是以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時,國民黨政府給的編制為依據的。比如,國民黨政府隻給了八路軍三個師的編制,致使紅軍中許多著名戰將都隻能降格任職。八路軍中的團長,大都是紅軍時代的師級干部。隨著敵后抗戰的發展,八路軍每個師都發展為方面軍性質的戰略區,全軍發展為近百萬人的規模,但由於國民黨政府的限制,正式編制仍然隻有三個師。新四軍更是在國民黨政府發動的反共高潮中被撤消了番號。如此一算,共產黨軍隊中犧牲的將領,得到國民黨政府承認的,也就隻剩左權將軍一人了。而實際上由於八路軍、新四軍深入敵后戰場,各級指揮機構身處四面受敵的險境之中,犧牲的高級指揮員是很多的,其中軍分區一級的干部就相當於國民黨軍中師旅一級的將領。據統計,共產黨軍隊的規模雖不及國民黨軍隊,但犧牲的旅級以上指揮官卻不少於國民黨方面。敵后根據地斗爭中犧牲的地委級以上的黨政干部,也有很大數量。就犧牲將領的身份而言,左權將軍作為指揮整個華北抗戰的八路軍副參謀長兼前方總指揮部參謀長,作為在指揮體系上獨立於國民黨軍隊的一支抗日武裝的統帥部成員,其在中國抗戰中的實際地位也遠在任何國民黨軍犧牲將領之上。此外,在整個14年抗戰中,東北抗日聯軍犧牲的將領,也是絕不允許忘記的。

 

為什麼說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了中流砥柱作用?

 

記者:關於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毛澤東19415月在為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中就指出:“共產黨領導的武力和民眾已成了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自此,“中流砥柱”就成為中共在抗日戰爭中所發揮作用的形象比喻。但近些年來,社會上出現了一些質疑的聲音,有人提出國民黨才應是中流砥柱,而共產黨不可能發揮這樣的作用。對此,您如何看待?

張宏志:這種爭論,在抗戰結束那一天起,在國共兩黨之間就出現過,但也早有公論。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海峽兩岸交往的增多和國共兩黨關系的重新建立,關於抗日戰爭中兩黨地位的爭論又有所抬頭。對此,應該站在全民族抗戰的高度,對兩黨的歷史貢獻給以客觀公正的評價。國民黨和共產黨分別領導了抗戰中的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都為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作出歷史性貢獻,但其中確實也有一個誰引導誰、誰代表了中國未來希望的問題,可以不區分首從主次,但不能不明辨是非曲直。這樣才能正確總結歷史經驗。

有些人認為國民黨掌握著全國政權,統治區域和掌握的資源和兵力遠遠超過共產黨,應該是中國抗戰的主導力量。但實際情況是,在整個抗戰問題上,始終是共產黨發揮政治引領作用,國民黨始終是處於被動地位。

九一八事變之后,國民黨政府不戰而棄東北,面對日軍的步步進逼,不敢應戰,寄希望於列強控制下的國際聯盟的干預,而共產黨在事變第二天就發出了號召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宣言,並派遣黨員干部深入東北各地組織抗日游擊戰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也於次年四月發布了《對日戰爭宣言》,表明共產黨領導的紅色政權和紅軍在法律上與日本進入戰爭狀態。

在華北危急之際,國民黨政府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對外妥協退讓,對內鎮壓民眾抗日救國運動,是共產黨不計前嫌,首先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積極促成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為后來的全民抗戰創造了條件。

在抗日戰爭初期大片國土淪陷之后,抗戰進入最困難時期,國民黨內亡國論甚囂塵上,國民黨頑固派對共產黨力量在敵后的發展壯大又心生恐懼,導致了國民黨政府抗日態度動搖、反共意識抬頭,對外試探求和,對內限制、壓迫共產黨和人民群眾的抗日活動,許多國民黨軍將領率部隊成建制叛變投敵,是共產黨提出了持久抗戰的方針,為中國抗戰的前途指明了方向,並以既團結又斗爭的方式阻止了國民黨分裂統一戰線和對日妥協。共產黨軍隊以數萬之眾,在缺乏外援的情況下挺進條件最艱苦的敵后戰場,長期浴血奮戰,先后殺傷日軍數十萬、偽軍上百萬,自身無一支部隊叛變投敵﹔八路軍、新四軍的統帥機關深入到敵后戰場,朱德、彭德懷等最高指揮官不避艱險,親臨前線指揮作戰,不斷創造出以弱勝強的奇跡,這些都為全國軍民作出了表率。尤其是共產黨創建的抗日根據地,以其政治的清明、民生的改善、社會的進步、人民的團結,使全國人民真切感受到了抗戰勝利的希望,看到了中國社會煥發新生的曙光。

所有這一切眾所周知的事實表明,在抗戰問題上,共產黨始終引領時代的潮流,而國民黨則始終處於被批評、被推動、被鞭策的地位,其間誰引導誰的問題不言自明。

記者:近來還有人提出,國民黨方面也有人表述過長期抗戰的思想,毛澤東提出持久戰思想不過是當時的共識。請您談談國共兩黨在抗戰方針上的異同,毛澤東提出持久戰思想有什麼戰略意義?

張宏志:客觀地說,由於中日兩國國力、軍力的差距,在抗戰初期遭受一系列失利之后,中國很多人都已認識到了抗戰的長期性。但是,全面闡述持久戰思想的,隻有毛澤東。

國民黨政府在毛澤東持久戰思想的影響下確實也曾提出過長期抗戰的方針,但這個方針依然是一個片面抗戰的方針。國民黨的抗日名將白崇禧曾將這一方針概括為“以空間換時間,積小勝為大勝”,但這也只是單純的軍隊作戰方針。事實上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軍隊罕有主動出擊,只是進行被動防御作戰,“積小勝為大勝”已無從談起,犧牲“空間”換來的“時間”並未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說到底隻剩下了一個“拖”字,就是以拖來等待國際形勢發生有利於己的改變。國民黨政府直到珍珠港事件之后,才隨美國一起正式對日宣戰,就是奉行這種以拖待變方針的表現。

而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提出了“兵民是勝利之本”的思想,就是要在戰略相持階段依靠發動人民奮起抗戰,逐步扭轉中日雙方的力量對比,最后奪取抗戰的勝利。這種人民戰爭的戰略方針,是當時中國唯一一種立足於依靠自身力量爭取抗戰勝利的方針。如果說國民黨的長期抗戰是以空間換時間,核心是以拖待變、依靠外援,共產黨的持久戰也可以說是以時間換空間,通過長期抗戰壯大自身力量,削弱敵人力量,逐步瓦解敵軍的統治,最終收復國土,核心是人民戰爭、自力更生。事實証明,共產黨的戰略方針不僅贏得了抗戰的勝利,而且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前途,並且深遠影響了以后的世界。以上這一切都充分証明,中國共產黨不愧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過去,由於國民黨政府后來發動反人民內戰的歷史原因,我們對於正面戰場的作用宣傳得不夠。今天,為團結海內外一切愛國的中國人,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我們更加全面准確地展現了正面戰場在抗戰中的歷史作用。這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於民族歷史的高度負責,同時也體現了我們黨對自身歷史的高度自信。同樣,為了對歷史負責,我們也不能對輕視、貶低敵后戰場的錯誤言論不作批駁,更不必諱言國民黨政府在抗戰中犯下的錯誤。因為,正是國共兩黨在兩個戰場上的不同表現,決定了中國人民的人心向背,決定了新中國取代舊中國。在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的今天,我們回顧歷史,目的是銘記歷史,緬懷先烈,珍視和平,開創未來。隻有正確地認識這段歷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人民的選擇、歷史的必然,堅定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必勝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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