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路新生與民族復興

——從“一帶一路”建設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

作者:張宏志    發布時間:2016年12月15日    

“一帶一路”建設,是世界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國際間互利合作的大規模合作項目,更是中國與外部世界史無前例的交匯交融。這一歷史性事件隻能發生在經濟全球化發展到現階段的今天,隻能由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當代中國來發起,已成為中國邁向民族偉大復興、邁向世界舞台中心的標志性事件。“一帶一路”建設一經提出,立即引發了海內外各方的熱議,三年多來,關注的熱度持續不衰,各類解讀層出不窮。然而,各種解讀之中也不乏曲解之處,即便在正面理解之中,也有一些片面、狹隘之見。因此,回顧“一帶一路”建設思路自提出到逐步完善的歷程,進而深入分析和把握“一帶一路”建設提出的時代背景,深刻理解這一建設的現實和歷史意義,認真思考其中蘊藏的全局性戰略思維,對於凝聚全黨和全國人民意志,跟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理論和實踐創新的步伐,投身於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偉大斗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正確認識“一帶一路”建設在國家 長遠發展戰略中的重要地位

“一帶一路”建設倡議提出,距今已三年多了。隨著這一建設的漸次推進,其框架結構日益清晰,思想內涵不斷豐富,充分顯示出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提出的一項重大戰略決策。

2013年 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訪問哈薩克斯坦時首次提出了以創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倡議,並就合作的基本內容作了初步闡述。同年 10月,他在訪問印度尼西亞時又提出共同建設“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從而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形成鳥之雙翼,構成了“一帶一路”建設的總體框架。此后,習近平總書記又多次從不同角度對“一帶一路”建設進行論述。2014年 6月,他在中阿合作論壇第六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上闡釋了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為主要內容的絲綢之路精神和“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帶一路”建設原則,明確了“一帶一路”建設的指導思想。(參見《人民日報》2014年 6月 6日。)同年11月,他在“加強互聯互通伙伴關系”東道主伙伴對話會上全面闡述了“一帶一路”建設主要內容。他指出:“一帶一路”和互聯互通是相融相近、相輔相成的,互聯互通是“一帶一路”這兩支翅膀的血脈經絡,互聯互通不僅是修路架橋,不光是平面化和單線條的聯通,而更應該是基礎設施、制度規章、人員交流三位一體,是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領域齊頭並進,是全方位、立體化、網絡狀的大聯通。(參見《人民日報》2014年 11月 9日。)這一年,我國通過了《絲綢之路經濟帶和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戰略規劃》。2015年 3月,國務院授權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發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和行動》,詳細說明了“一帶一路”建設的時代背景、共建原則、框架思路、合作重點、合作機制和中國的相應政策和行動。2016年 4月,中央政治局就歷史上的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進行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學習時對“一帶一路”建設的時代要求、指導思想和重大問題進行了全面論述,指出:“一帶一路”倡議順應了時代要求和各國加快發展的願望,具有深厚歷史淵源和人文基礎。從我們自己的情況來看,倡議符合我國經濟發展內生性要求,也有助於帶動我國邊疆民族地區發展。但建設“一帶一路”不是我們一家的事,不應僅僅著眼於我國自身的發展,而是要以我國發展為契機,讓更多國家搭上我國發展快車,幫助他們實現發展目標。我們要在發展自身利益的同時,更多考慮和照顧其他家利益。要堅持正確義利觀,以義為先、義利並舉,不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為﹔統籌我國同沿線國家的共同利益和具有差異性的利益關切,尋找更多利益交匯點,調動沿線國家積極性。他全面闡釋了“一帶一路”建設中應注意把握的幾個重大問題,強調要處理好我國利益與沿線國家利益的關系,政府、市場、社會的關系,經貿合作和人文交流的關系,對外開放和維護國家安全的關系,務實推進與輿論引導的關系,國家總體目標和地方目標的關系。(參見《人民日報》2016年 5月 1日。)2016年 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訪問烏茲別克斯坦時,又就構建“一帶一路”互利合作網絡,共創“一帶一路”新型合作模式,打造“一帶一路”多元合作平台,推進“一帶一路”重點領域項目等問題,提出了四點新建議,倡導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原則,以絲綢之路精神為指引,以打造命運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為合作目標,共同建設“一帶一路”。他提出:構建務實進取、包容互鑒、開放創新、共謀發展的“一帶一路”合作網絡﹔以“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發展規劃對接為基礎,以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為紐帶,以互聯互通、產能合作、人文交流為支柱,以金融互利合作為重要保障,積極開展雙邊和區域合作,努力開創“一帶一路”新型合作模式﹔推動各國政府、企業、社會機構、民間團體開展形式多樣的互利合作,打造“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主題、全方位跨領域的互利合作新平台﹔抓好完善基礎設施網絡,全面推進國際產能合作,加強金融創新和合作,加強人文領域合作等重點領域的合作,並發出了打造“綠色絲綢之路”“健康絲綢之路”“智力絲綢之路”“和平絲綢之路”的新倡議。(參見《人民日報》2016年 6月 23日。)2016年 8月,習近平總書記又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對“一帶一路”建設的戰略定位和本質意義進行了論述,指出“一帶一路”建設是黨中央著眼於我國“十三五”時期和更長時期的發展而提出的大的發展戰略,並就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提出了八項要求。(參見《人民日報》2016年 8月 18日。)至此,關於“一帶一路”建設的總體思路基本形成,這一宏偉的藍圖已比較完整地展現在世人面前。

隨著“一帶一路”建設構想的不斷完善,這一建設在實踐中也邁出了巨大步伐。自“一帶一路”建設倡議提出以來,已得到了 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積極響應。目前,這一倡議已經與俄羅斯的歐亞經濟聯盟、蒙古國的“草原之路”、哈薩克斯坦的“光明之路”等發展規劃相對接,規劃和啟動了中巴經濟走廊、中俄蒙經濟走廊等多個經濟走廊建設項目,促進了中國與中亞、西亞、中東歐和東南亞、南亞、非洲等多個區域多邊合作機制的深化和發展,中歐國際鐵路班列實現了常態化運行,與“一帶一路”建設配合的絲路基金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已開始運作,其中亞投行的建立得到了從發展中國家到發達國家的踴躍參與,創始成員國達到了 57個。

從習近平總書記的論述和我國採取的一系列政策舉措來看,“一帶一路”建設絕不是單純的經濟項目,也不是一個為短期需要服務的建設目標,而是從國家長遠發展需要出發的戰略考量,在整個國家未來發展戰略中佔據十分獨特而重要的地位。從這一建設獲得的國際反響來看,“一帶一路”建設順應了時代的潮流,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持,對於未來世界、對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將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對這樣一個歷時長久、跨洋越洲、涉及多個不同領域的重大國際性建設項目,我們有必要對其產生的時代背景,未來的深遠影響,以及決策的思維方式進行深入考察。

二、准確把握“一帶一路”建設提出的 時代背景和根本目的

“一帶一路”建設為什麼會在當今時代應運而生?它的初衷又是什麼?弄清這一點,對於我們正確認識這項建設的本質、內涵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一帶一路”建設提出之后,一方面得到了國際社會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熱烈響應,另一方面卻遭到了某些西方勢力的猜忌和質疑,有論者稱之為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是要建立和營建勢力范圍﹔也有論者稱是陸權大國要重溫舊夢,對沖美國的海上霸權﹔還有論者稱是要搞經濟擴張,謀求建立中國經濟圈,種種論調,不一而足。國內許多學者在深感振奮之余,也作出了種種分析,有的認為是輸出過剩產能、破解當前經濟下行壓力的突圍之舉,有的認為是拓展國家西部戰略空間的謀篇布局,也有的認為是打破“馬六甲困局”的戰略部署,這些觀點各有一定道理,

但似都不夠全面深入。還有一些人認為,我國經濟困難尚多、國力仍不充足,不應過多關注域外事務。由此看來,深刻理解“一帶一路”建設的意義,首先有必要對其產生的時代背景進行全面深入地分析。

“一帶一路”建設的提出,帶有鮮明的時代印記。對此,可從國際、國內和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三個方面加以認識。

第一,從國際視角來看,世界正處於一個艱難的調整期。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給世界帶來了深刻的變化,二次世界大戰后逐步興起、冷戰后加速發展的這一輪經濟全球化進程嚴重受挫,世界經濟長期低迷,進入了深度調整期。不同國家間經濟走勢明顯分化,貿易保護主義、政治保守主義或者是民粹主義等反全球化思潮迅速上升,搶佔國際經濟技術制高點的競爭更加激烈,政治、經濟摩擦大幅度增加。新興大國發展趨緩。許多發展中國家出現政治動蕩,在西方國家的錯誤干預下,政權崩潰、社會瓦解,極端主義、恐怖主義勢力急劇發展,甚至出現了“伊斯蘭國”這樣佔據大片土地的恐怖實體,引發了二戰后最大的難民潮。西方國家內部階層分化加劇,排外主義思潮抬頭,一體化進程停滯,甚至出現倒退趨勢。西方國家政府和政治代表人物中,放棄國際責任、追求各自私利的傾向日益蔓延。這一切加劇了世界經濟、政治的不穩定和不確定性,增加了國家間的利益沖突,改革開放以來有利於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國際大背景發生了重大變化。

第二,從國內視角來看,中國正處於一個痛苦的轉型期。經過 30多年的高速發展,中國的經濟成長和社會進步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一些傳統的增長優勢也不復存在。隨著勞動力成本上升和人口紅利的下降,以出口為導向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風光不再,結構調整壓力陡增,國際市場的長期低迷和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導致大批傳統產業產能過剩,經濟超高速增長的時代已成過去。恰在此時,為了應對 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我國採取了強刺激措施,這雖然一時緩解了金融危機的沖擊,但也留下了后期如何消化其負面影響的難題。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使我國面臨著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措施消化期疊加的局面,急需新的增長動力。與此同時,我國長期面臨的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仍然存在,短期內尚無法完全解決,仍需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這使我國經濟面臨著加速轉型升級與確保持續增長的兩難處境。面對這種復雜局面,中央推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措施,特別是大力推進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大產業結構調整力度,從供給和需求兩側發力推動經濟持續增長,努力使我國經濟平穩進入邁向中高端、保持中高速的新常態。然而,創造新的有效供給與需求需要一個過程,在傳統市場萎縮、潛在的新興市場尚未形成之際,保持一定經濟增長速度的難度很大。在我國這樣一個經濟基數已經很大的國家,維持中高速增長尤為不易。如何破解發展瓶頸,順利渡過經濟增長動力轉換時期,完成經濟的轉型升級,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道路上必須跨越的一道新的險關。

第三,從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來看,相互間正處於一個復雜的磨合期。中國近年來的迅猛發展,已對當今世界格局產生了重大影響,西方既有大國對中國防范、猜忌之心日益上升,美國推出“亞太再平衡戰略”以制衡中國﹔周邊某些國家也不適應中國日益壯大的現實,趁中國將強未強之際搶佔利益的戰略投機心理增強。特別是由於我國體量巨大、地區間發展不平衡,使我國與世界上許多發展程度不同的國家之間,同時存在著競爭關系,無論是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還是新興大國,都可能在某一方面或多或少地與我國產生利害糾葛,加之以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差異和領土、海洋權益糾紛等各種因素的影響,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和周邊環境未隨國力的增長而緩解,反而進入一個階段性的緊張時期,呈現出一種“成長中的煩惱”。中國和世界正處於一個深度磨合、調整適應期。中國這樣規模的大國實現現代化是史無前例的,對世界格局的沖擊也會前所未有。如何在維護我國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使我國順利融入現有國際體系,而不產生劇烈的震蕩,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式的零和博弈,也是中華民族復興進程上必須越過的一道障礙。

綜合上述三個視角,可以說進入 21世紀第二個十年之后,中國的發展已到了一個“三期疊加”的特殊時期,也是新的轉折時期,正面臨著又一個重大的歷史關節點。一方面,國際環境已發生了重大變化。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極其深遠,現在尚難以完全預料其結果。雖然,隨著時代的變遷,此次危機的影響與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世界經濟危機的后果相比有很大不同,尚不致引發世界大戰,但有可能造成一個時期的國際緊張局勢以及一些國家和地區的長期動蕩﹔雖然不可能中斷經濟全球化進程,但有可能導致世界經濟格局和秩序、規則的重大變化。30多年來借助全球化浪潮成功實現了自身發展的中國,可能要面對一次新的變局。另一方面,這一變局又恰與中國經濟自身轉型升級的歷史節點相契合,大大增強了轉型升級的困難。這使得我們面臨的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偉大斗爭更加艱巨,其中既有新的考驗,也有新的機遇。我們既要增強抗壓能力,頂住各種風浪的沖擊,也要拿出戰略性的重大舉措,抓住歷史機遇,選准關鍵環節,實現重點突破。“一帶一路”建設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提出的一項重大舉措。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座談會上所指出的:隨著我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我們要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就必須樹立全球視野,更加自覺地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全面謀劃全方位對外開放大戰略,以更加積極主動的姿態走向世界。以“一帶一路”建設為契機,開展跨國互聯互通,提高貿易和投資合作水平,推動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本質上是通過提高有效供給來催生新的需求,實現世界經濟再平衡。特別是在當前世界經濟持續低迷的情況下,如果能夠使順周期下形成的巨大產能和建設能力走出去,支持沿線國家推進工業化、現代化和提高基礎設施水平的迫切需要,有利於穩定當前世界經濟形勢。(參見《人民日報》2016年 8月 18日。)這些論述充分表明,“一帶一路”建設的根本目的,既是要在國際風雲激蕩之時為騰飛的中國大鵬再插上兩支翅膀,使之飛得更高更遠,同時也是為了通過國際間的互利合作重振全球經濟,為周邊國家乃至世界的發展創造新的機遇和空間。這一建設的提出絕非偶然,隻能誕生於當今的時代、當代的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發展到今天的客觀要求,是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成長壯大到一定階段后的現實需要,對中國和世界未來走向有著深遠的影響,標志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征程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三、深刻理解“一帶一路”建設的現實作用和歷史意義

如果說“一帶一路”建設是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在關鍵時期、關鍵方向投出的一枚戰略性棋子,那麼它會產生哪些現實和歷史的影響呢?對此,我們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加以認識。

第一,“一帶一路”建設的實施和不斷推進,將釋放出巨大的經濟增長潛力,創造無數發展機遇,推動和引領下一輪新型全球化浪潮。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經濟全球化進程遇阻、經濟增長乏力,西方國家無力甚至無意引領新一輪經濟全球化進程。“一帶一路”建設為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按下了快進鍵,同時也為新一輪全球化進程按下了啟動鍵,為恢復全球經濟增長提供了新動力。與過去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僅偏重於投資貿易自由化的模式不同,由“一帶一路”建設引領的這一輪新的全球化浪潮,著力於促進亞歐非三大洲及附近海洋范圍內各國間的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實現經濟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特別是更加注重開發性建設,尤其是注重以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引領經濟走廊、經貿產業合作園區建設,並結合區域內多重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在整個沿線區域促進投資和消費,創造需求和就業。這既為落后國家和地區打開了發展的希望之門,也為發達國家創造出再發展的機會之窗,影響力遠超古代絲綢之路范圍,為全球化進程注入了新的正能量。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一帶一路”建設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思路在國際

范圍內的運用。

當今時代是和平與發展的時代,發展中的問題還要用發展的辦法解決。中國通過自身幾十年的發展實踐,探索出一條成功的發展道路,創造了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經濟騰飛的奇跡。這條發展道路有利於改變落后地區的面貌,有利於貧困人口脫貧致富,從而創造出新的市場需求,帶動經濟的持續增長。“一帶一路”建設中多方面參考了中國發展的成功經驗,特別是以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帶動經濟持續發展的經驗,對於加快沿線國家工業化進程,對於打破固化的國際分工、開辟一條不同於傳統“雁陣”發展模式的全球化道路具有重要意義,進而有利於探索一條適合發展中國家現代化建設需要的成功之路,促進建立各方互利共贏的世界經濟新秩序。

第二,“一帶一路”建設目標的成功實現,將極大改變世界經濟版圖和政治格局,促進世界的和平穩定。“一帶一路”東連活躍的東亞經濟圈,西接發達的歐洲經濟圈,沿線穿越無數山川險阻,連接了眾多發展中國家,橫跨進入海權時代之后長期被忽視的內陸地區。通過“一帶一路”建設的帶動,可將昔日的閉塞之地變為通暢安全高效的運輸大通道和經濟、文化交流樞紐,融入到世界經濟社會發展的大潮之中。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持久推進,最終將從根本上改變沿線欠發達地區的貧困落后狀態,進而淡化國家、民族、宗教之間的矛盾,消彌社會不穩定因素,壓縮極端主義思潮的生存空間,實現整個地區的長治久安。這一建設的實施,還將實現不同發展水平國家之間經濟上的深度耦合,不僅有利於提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也將使發達國家從中獲得再發展的動力和機遇。這對於促進南南合作、南北合作,增加不同國家間的政治互信、人文交流、文明互鑒,進而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影響世界,也會起到重要作用,最終有利於推進世界多極化和國際關系民主化進程。

第三,“一帶一路”建設的實施,對於實現國家的均衡和持續發展具有全局性的戰略突破作用。我國經濟正處於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在“創新局”和“補短板”兩個方面取得突破。“創新局”,就是要為經濟發展開創新空間,這一方面要大力推進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轉型升級步伐,創造更高層次的新需求﹔另一方面要積極走向世界,進一步拓展國際經濟空間。“補短板”,就是要消除我國經濟發展中的薄弱環節,帶動經濟整體向前發展。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特別是廣大西部地區的相對落后狀態,就是一塊突出的短板。本世紀初為縮小東西部的發展差距,我國實施了西部大開發戰略,取得巨大的成就,為西部地區的下一步發展打下了良好基礎。但是,由於地理位置限制,西部地區始終在全球化經濟浪潮中處於不利地位。如不能真正解決好東聯西出的問題,變西部邊陲為對外開放前沿和經濟發展中心,西部地區的面貌就不能得到根本性改變。“一帶一路”建設恰好處於“創新局”和“補短板”的結合點。這一建設巧妙而充分地運用了中國位居東亞經濟圈中心、相鄰國家眾多的地理優勢和歷史上絲綢之路的文化積澱,抓住沿線國家借助中國力量謀求自身發展的高度期待,把打開西部國門、實現東聯西出作為突破口,將促進西部地區發展和開拓境外經濟空間有機結合了起來,將產業升級與對外產能合作有機結合了起來,將擴大內需與創造外需有機結合了起來。這對於實現國家均衡和持續發展,維護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具有無可估量的作用。

第四,建設“一帶一路”,開啟了中國主動塑造周邊、影響世界的歷史進程。隨著人類歷史的不斷發展,世界越來越緊密地連接為一個整體,任何一個國家的興衰成敗都不能不受周邊和國際環境的影響,大國的崛起尤其易與現有世界格局和國際秩序產生劇烈碰撞,引發巨大震蕩。歷史上的中國,由於其獨特的地理位置、發達的農業文明和悠久的文化傳統,在近代以前較少主動與外部世界交往,也較少受到外來影響的沖擊,保持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封閉生存環境。鴉片戰爭之后,西方列強的入侵打破了這種穩定,迫使中國卷入了帝國主義時代的激流旋渦之中,積貧積弱的中國隻能在激流中奮起實行民族自救。新中國建立之后,中

國人民掌握了自身的命運,但一窮二白的面貌和繁重的建設任務,要求我們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國內,對外來干擾多以應對為主。直至改革開放之后,中國日益走向了世界,但我們的對外開放也主要是利用現有的國際環境謀求自身的發展,較少主動去影響世界。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主要來源於自身發展而帶來的輻射作用和溢出效應。而當今的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外部環境也日益復雜,如何融入世界的問題更加突出,單純被動地適應和利用外部環境已遠遠不夠,必須要主動塑造外部環境,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創造有利的條件。

歷史上的大國崛起,往往伴隨戰爭和沖突。當今的時代特征和中國的國家性質、根本利益和文化傳統,決定了中國不可能走傳統的大國爭霸之路,隻能走和平發展的道路。這條道路能否走得通,很大程度上要看我們能不能把世界的機遇轉變為中國的機遇,同時把中國的機遇轉變為世界的機遇﹔中國能否在這條道路上繼續快速前進,也要看中國能不能在自己“開快車”的同時讓別人“搭便車”。因此,抓住發展這個當今世界各國利益上的最大公約數,以共同發展、互利共贏的方式創造一個有利於自身發展的外部環境,同時承擔必要的國際責任,是中國的必然選擇。中國是世界上鄰國最多的國家,周邊環境復雜多變,“一帶一路”建設從周邊入手,以塑造周邊來影響世界,開辟了中國對外交往的新局面。“一帶一路”不是某個國家的私家小路,而是沿線各國攜手前進的陽光大道。它追求的不是一枝獨秀的小利,而是百花齊放的大利,既不是僅僅著眼於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尋求市場和資源,也不是搞排他性的“圈子”和“集團”,而是建立一個沿線國家共商、共建、共享的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合作架構和發展平台,並與沿線各國的發展戰略相互對接、耦合﹔既不是單純對外援助和扶貧濟困,更不是滿天撒錢、沽名釣譽,而是授人以漁、共同發展,優勢互補、互利共贏。這就如同一列高鐵列車,既有中國作為車頭來牽引帶動,又有沿線各國作為一節節動車協同發力,沿著共同發展的高速鐵路一齊飛奔。這是順應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潮流之舉,是按照客觀經濟規律打造一條橫貫東西的交流大通道,通過做大經濟蛋糕,實現共同繁榮。在此基礎上,建立起沿線國家間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命運共同體。這一建設的實現,不僅擴大了中國的經濟空間和戰略回旋余地,增強了中國的影響力、吸引力等軟實力,還將形成一個有利於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地區新格局﹔不僅有利於沿線各國經濟上的合作共贏,還將打破一切自然與人為的阻隔,實現各個國家和各國人民之間的團結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鑒,使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觀念深入人心。這將為中國的持續發展塑造一個良好的周邊環境和國際環境,也是走向復興的中國融入 21世紀世界的唯一正確選擇。完全可以說,隻有成功實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當代中國,才可能提出如此有遠見、胸懷和氣魄的建設項目。

“一帶一路”建設是一個宏偉的藍圖,實現起來絕非易事,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建設過程中必然面臨著種種復雜的挑戰。其中既有沿線地區戰亂與動蕩的阻礙和各種不同方面利益間的碰撞博弈,更有域外大國的猜忌和或明或暗的干擾破壞。這一建設成功實施后,對現存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和秩序產生的沖擊,也必將引起一定的反彈。對此,我們必須要有足夠的承受能力和戰略定力。但是,這一建設符合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需求,符合沿線各國人民和整個國際社會的利益,決定了它存在的合理性、必然性和成功的可能性,隻要我們有堅忍不拔的意志和真誠合作的態度,兼顧早期收獲和長遠發展,步步為營、久久為功,試點先行、多路並進,這一事業就一定能夠取得成功。

四、認真思考“一帶一路”建設帶給我們的啟示

“一帶一路”建設,作為一項總攬國際國內大勢,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外交和安全等各個方面的重大戰略性決策,在中國國家戰略決策歷史上開創了先河。它的提出不僅體現出時代發展的需要,也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重要歷史轉折時期表現

出的戰略思維、歷史思維、辯証思維、創新思維、底線思維能力,表明了中國共產黨的國家治理能力和水平跨上了新的台階,樹立了一個成功決策的新范例。從這項決策中,我們可以得出以下五點啟示。

第一,以大國的視角謀劃戰略全局。自古以來,“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當今的中國已經逐步擺脫了過去“大而不強”的局面,進入了“由大而強”的關鍵階段,更加需要以大國的視角看待自己、看待世界,處理好自身與世界的關系,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這是發展起來的中國所必須承擔的責任,也是中國繼續發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我們要堅決拒絕西方某些人強加在我們頭上的“中國責任論”,不隨他人的曲調起舞﹔另一方面,我們要度德量力,積極提出自己對國際事務的主張和方案。一方面,我們要繼承“韜光養晦”外交方針的精神實質,堅持不稱霸、不當頭、不偏激、不冒進﹔另一方面,也要積極有所作為,為世界提供具有中國特色的公共產品,在促進共同發展中實現中國的繼續發展,維護國家的根本利益。“一帶一路”建設是我國對外開放的頂層設計,也是中國為解決世界問題貢獻的中國智慧、提供的中國方案,是對國際合作和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積極探索。這一建設的提出和創辦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一系列重大舉措,就是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以大國視角謀篇布局的成果,顯示了中國新的世界眼光。

第二,以統籌內外克服發展瓶頸。中國的發展已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展也已離不開中國。解決中國的發展問題,不僅要從國內著手,而且要從國際著眼﹔不僅要考慮經濟因素,而且要綜合考慮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安全、外交等其他諸多因素。“一帶一路”建設,內外相聯、東西互動、陸海並舉,包容了全方位對外開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和西部開發、產業結構調整和企業“走出去”、邊疆地區建設和扶貧開發等多種戰略考慮,與長江經濟帶、京津冀協同發展等戰略相互銜接,兼顧地緣政治、國家安全、反恐維穩的需要,重點突破、帶動全局,一著棋落、滿盤皆活,是統籌兼顧各方面需要、從戰略上把握大局的提綱挈領之舉。在我國各方面建設經緯萬端、經濟發展破繭欲飛的關鍵時期,為謀劃國家發展的全局樹立了一個范例。

第三,以經濟共贏突破軍事圍堵。中國的發展已觸動了霸權主義者的神經,也引發了某些地區大國的疑忌,圍堵中國的圖謀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然而,在和平與發展的時代,冷戰的舊思維已不合時宜,發展的願望已成為全世界的共同追求。古語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圍堵戰略的重點在軍事方面,是通過挑動地區矛盾來構建軍事同盟體系和軍事基地網絡。但是,這種戰略缺少經濟內涵作為支撐,惡化區域內政治空氣,不利於沿線各國經濟發展,有害於地區和平穩定,縱然能夠喧囂一時,但終究是違背歷史發展的大勢和人民願望的。這也就違背了天時與人和。從地利方面來說,中國西有高原、沙漠,南北西三面與多國接壤,東雖臨海,但有島鏈重重環繞,與眾多周邊鄰國間難免有種種利害沖突,以軍事角度看處於四面被圍之勢,易於被包圍封堵﹔但反過來逆向思維,走和平發展道路,從經濟角度入手,以開放、合作、共贏的方式聯絡鄰國、經營周邊,這些圍堵的堡壘就一變而為走向世界的踏板、互利共贏的橋梁,形成廣大的戰略回旋空間,地理因素反過來有利於我。因此,就破解軍事圍堵而言,在加強國防力量的同時,倡導“一帶一路”建設就是一次改變被動態勢的主動出擊。這種出擊適應沿線各國的發展需求,兼顧各方利益和關切,努力尋求不同合作者之間利益上的契合點,不強迫選邊站隊,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塑造周邊環境,進而塑造整個世界。這種軟硬實力結合的突圍思路,剛柔相濟的斗爭策略,順應了天時、地利、人和,對於弱化軍事同盟的作用,孤立少數頑固的霸權主義者,破解“修昔底德陷阱”,有著重要意義。

第四,以歷史文化促進經濟建設。“一帶一路”建設涉及區域廣,所需時間長,其中不確定的因素很多。雖然,這一建設符合沿線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但如何沖破各種矛盾沖突的阻礙和牽絆,如何戰勝各種敵對勢力的挑撥和破壞,使其真正贏得沿線廣大國家和人民的衷心支持,並保持持久的生命力,確也殊為不易。這就需要借助歷史傳統和地緣文化的支撐,構筑“一帶一路”建設的人文基礎,形成沿線國家民眾相互欣賞、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始於兩千多年前、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逐步形成的絲綢之路,為東西方之間的商貿流通、人文交流、文明交融作出了巨大貢獻,在沿線國家和全世界深入人心,成為了和平、友好、繁榮的象征,形成了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綢之路精神,也使中華文化中正平和、推己及人、天下一家的思想傳知天下,代表了中華文明在世界歷史上曾經具有的先進地位。以此作為媒介和切入點,推動沿線國家開展緊密經濟交流,可在各國人民中引起強烈共鳴和持久關注,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一帶一路”以經濟建設為基礎,但又不僅僅是經濟發展戰略,也是沿線不同國家、民族、文明之間人文交流的渠道。因此,民心相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一帶一路”的人文基礎。在這裡,經濟建設借助文化的力量而推進,而又推動文化交流深入發展,可以說是文化載經濟出海,經濟助文化遠航。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不斷推進,也必將進一步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形成經濟、文化協力推進,軟硬實力相互借助的中國對外交流新格局,使中國更加順利地融入世界。

第五,以增量變化改革國際秩序。現行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以及這一秩序下的國際治理體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形成的,其中既包含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成果,也留有大國爭霸的烙印﹔既反映了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某些客觀規律,又體現出西方國家以強凌弱的主導地位,存在著許多不公正、不合理的地方。冷戰結束之后,世界力量對比失衡,其負面影響更加顯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充分利用了現行國際秩序中的合理因素來發展自己,並團結廣大發展中國家為爭取自身權利而進行不懈斗爭,取得一定成果。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變化,廣大發展中國家呈現出整體崛起的態勢,舊的國際秩序及其治理體系的不適應性越來越突出,枝枝節節的修改已不能滿足要求。推動國際治理體系變革,使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的問題日益緊迫。無所作為、坐待國際治理體系自身演變是無法接受的,全盤否定、打破重建則是不現實的,也是不正確的,將會引起國際關系的劇烈動蕩。因此,在不斷修補原有國際治理體系的同時,提供新的國際公共產品,以增量變革沖淡、抵消其中的負面因素,是一條現實可行的道路。這不是顛覆現行國際秩序,不是另起爐灶,而是對現行國際秩序的改革和完善。提出“一帶一路”建設和創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就是中國為世界提供新公共產品的嘗試。這些產品的成功運行,將有力推進國際治理體系的變革,促使國際秩序向積極方面轉化,引導國際關系走向良性循環。

進入 21世紀以來,中國更加需要世界,世界也更加需要中國,中國夢與世界夢緊密相通。

爭取和平環境以發展自己,以自身的發展維護和促進世界和平,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是中國從自身利益出發作出的戰略抉擇。處理好中國與世界的關系,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實現中國與國際伙伴的共同發展,是確保和平發展道路暢通的必然要求。歷史上的絲綢之路是與中華文明的興盛相生相伴的。中華興則絲路興,中華衰則絲路衰。絲綢古路的新生將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新的動力,成為中華民族重新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前列的標志。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也必將使中國為絲綢之路沿線各國人民、為整個人類作出更大貢獻。

(作者張宏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編審,北京 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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