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和建國初期的反腐蝕斗爭
汪裕堯
一九五一年底在黨和國家機關內部展開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簡稱“三反”)的斗爭，是建國初期反對資產階級腐蝕的一場嚴重斗爭。這場斗爭，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領導下，取得了重大的勝利。它有力地抵制了資產階級對革命隊伍的腐蝕，清除了一批腐化分子，教育挽救了一批干部。影響所及，使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污毒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蕩滌，整個社會風氣曾為之一新。
《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三期刊載的《毛澤東關於反對資產階級腐蝕的十份文電》，基本上反映了這場斗爭的歷史面貌，闡明了斗爭的重大意義，概括了我們黨指導這一斗爭的方針政策和主要經驗。它們雖然都是三十多年以前寫的，今天讀起來仍然感到十分親切，給人以深刻的啟迪。
(一)
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斗爭，發生在我們黨執掌全國政權兩年之后，並不是偶然的。它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和現實原因，是我國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時期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
由於我國民族資產階級具有兩面性，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同我們黨有長期合作的歷史，也由於我國經濟落后，私人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發展有利於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因而在全國勝利后的一個時期內，國家對私人資本主義採取的政策是：一方面盡可能發揮他們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積極作用，另方面又從活動范圍、稅收政策、市場價格、勞動條件等方面限制其不利於國計民生的消極因素。但是，資產階級作為剝削階級，特別是他們中間的不法分子，唯利是圖，對國家的限制必然要採取各種方式進行不同程度的反抗。這種限制和反限制的斗爭，就成為這一時期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階級斗爭的主要形式。與此相聯系，資產階級中的不法分子，為了獲取盡可能多的利潤，往往採用請客、送禮、行賄、入股，直至施用美人計等方式，向手中握有權力的國家工作人員進攻，把他們拉過去為自己服務，因而必然要發生腐蝕和反腐蝕的斗爭。建國初期進行的這場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實質上就是一場反對資產階級腐蝕的斗爭。
對於全國勝利以后資產階級會用糖衣裹著的炮彈向我們襲擊這一點，黨中央是預料到的。早在一九四九年三月舉行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提醒全黨警惕資產階級腐蝕的危險。他說：“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為了防止這種情況的出現，他提出：“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革命勝利以后，大多數干部經受住了勝利的考驗，繼續保持了謙虛、謹慎和艱苦奮斗的作風。但是，我們隊伍中的一些不堅定分子，進城以后，在資產階級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襲和引誘下，在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污毒的感染下，漸漸地忘乎所以，陷進了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的泥坑。同時，隨著革命事業的迅速發展，我們的干部隊伍迅速擴大，他們中間有些人在舊社會沾染的惡習和影響，還沒有來得及改造。這是國家工作人員中發生貪污浪費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加之建國之初，百廢待舉，革命和建設的任務都很繁重，有些必要的制度還沒有來得及建立或者還很不健全，這也給了貪污受賄等犯罪活動以可乘之隙。
同國家工作人員中貪污受賄等錯誤行為作斗爭，並不是從“三反”斗爭開始的。建國以后，我們對這方面的問題即時有發現，並作了必要的處理。但在前兩年只是零打碎敲地解決問題，發現一個處理一個，因而沒有能起到應有的威懾和教育作用。
(二)
一九五一年九月，東北地區在增產節約運動中揭露出干部中的嚴重貪污問題，引起了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嚴重注意。同年十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即作出了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增產節約運動和“三反”斗爭的決策。此后，毛澤東於十一月下旬以中央名義先后批轉了東北、西南、華北三個中央局關於開展三反斗爭情況的報告，要求各地“必須嚴重地注意干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污行為這一事實，注意發現、揭露和懲處，並須當作一場大斗爭來處理。”十二月一日，中央正式作出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毛澤東在審閱這一決定時作了重要的修改和補充。這個決定下達后，即開始了“三反”斗爭的全面發動。
為了推動“三反”斗爭的展開，在決定下達的一個月時間內，就以中央名義下達了四個指示，批轉了三十七個報告。這些文電，強調要放手發動群眾，大張旗鼓地進行“三反”特別是反貪污的斗爭。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央委托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出席中央直屬機關總黨委召開的有五百多人參加的黨委擴大會，當場宣布中央決定，限期於一九五二年一月上旬所屬一切單位務須發動群眾實行坦白檢舉，否則一律撤職查辦。在這次會議上點名表揚了做得好的單位，也批評了做得差的單位，並撤職查辦了幾名高級干部。這次會議在中央機關引起強烈的反響，許多單位當日回去連夜開會部署。第二天，在一九五二年元旦的團拜會上，毛澤東又號召“我國全體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員一致起來，大張旗鼓地，雷厲風行地，開展一個大規模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將這些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污毒洗干淨!”這一天，很多部長、副部長都沒有休息，團拜會一結束就回機關，戲也沒有看。到一月三日，差不多所有單位都開了坦白檢舉的群眾大會。一月四日，中央發出《關於立即抓緊“三反”斗爭的指示》，向各地通報了中央機關發動“三反”斗爭的情況，要求各地限期發動群眾開展斗爭。此后，“三反”斗爭進入高潮，在地方專區以上、部隊團級以上機關都普遍開展了起來。
“三反”斗爭揭發出來的大量材料表明，黨和國家機關內大的貪污案件往往是同資產階級的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違法活動相聯系的，大都是國家工作人員中的貪污分子同社會上資產階級中的不法分子勾結起來干的。為了把“三反”斗爭進行到底，徹底打退資產階級的進攻，需要內外夾攻，在工商界中同時進行反對各種違法活動的斗爭。因此，中央於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六日發出了《關於在城市中限期展開大規模的堅決徹底的“五反”斗爭的指示》。中央要求在全國一切城市，首先是大中城市，團結工人階級、守法的資產階級及其他市民，向著違法資產階級開展“五反”斗爭，以配合黨政軍民內部的“三反”斗爭。從二月上旬開始，在全國各大城市(包括省城)廣闊的“五反”斗爭的有力配合下，“三反”斗爭進一步迅速地向廣度和深度發展。
這次“三反”斗爭大體經歷了四個階段，即發動群眾階段、“打虎”階段、定案處理階段和建設階段。為了指導這場斗爭，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都建立了節約檢查委員會，作為黨委領導“三反”斗爭的辦事機構。從二月上旬開始，不少單位結束了第一階段，即發動群眾階段，先后進入揭發、批判和斗爭貪污分子的“打虎”階段。在第二階段，從北京開始，各大行政區都先后舉行了審判大貪污犯的公審大會，給了貪污分子有力的打擊，同時使人們受到很大的鼓舞，正氣大伸，邪氣大降。隨著斗爭的深入，犯有貪污、浪費等錯誤的人員的定案處理問題提上了日程。為此，中央於三月六日發出了關於處理貪污、浪費問題的若干規定。三月八日，政務會議批准了中央節約檢查委員會關於處理貪污、浪費及克服官僚主義錯誤的若干規定，同時還批准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運動中關於工商戶分類處理的標准和辦法。四月十八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又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於是“三反”斗爭陸續轉入第三階段，即核實定案處理階段。當時由於春耕大忙季節已經到來，為了不誤農時，中央決定縣區鄉三級機關的“三反”斗爭推遲到秋后結合農村整黨進行。從全國范圍看，已經開展“三反”斗爭的單位，到五月底為止，處理階段已經或者即將結束，有的已經開始或即將開始進入建設階段。同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央批准了安子文關於結束“三反”問題的報告，歷時十一個月的“三反”斗爭正式宣告結束。城市的“五反”斗爭，也大體在這個時候宣告基本結束。
(三)
毛澤東在領導“三反”斗爭的過程中，表現了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堅強決心和巨大魄力，表現了馬克思主義的深刻洞察力和領導藝術。他在斗爭中提出的重要思想和總結的主要經驗，概括起來有以下幾點：
(1)要把反對資產階級腐蝕作為執政黨建設的一件大事來抓。前面說到，早在建國前夕，毛澤東即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這個問題，喚起全黨的注意。在東北地區揭露出干部大批貪污的問題以后，他敏銳地看到了資產階級腐蝕對於革命隊伍的巨大危險性，決定隨即發動一場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他強調指出，反貪污反浪費“實是全黨一件大事”，“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徹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貪污事件，而著重打擊大貪污犯，對中小貪污犯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針，才能停止很多黨員被資產階級所腐蝕的極大危險現象，才能克服二中全會所早已料到的這種情況，並實現二中全會防止腐蝕的方針”。毛澤東在問題剛剛暴露的時候就尖銳地向全黨提出，並把反對資產階級腐蝕的斗爭同黨的建設緊密聯系起來，作為全黨的一件大事來抓，這是很有遠見的。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一九五二年二月三日，中央發出了《關於“三反”運動應和整黨運動相結合》的指示，進一步指出，“三反”斗爭是一個更加深刻更加現實的整黨運動，不發動群眾開展“三反”斗爭，黨內存在的許多嚴重的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現象，就不能被徹底揭露並得到應有的懲處，廣大的黨員、干部就不能從中受到應有的教育，資產階級思想對黨的侵蝕就不能得到認真的清理和有效的克服。因此，中央要求各級黨的組織在“三反”基礎上，按照黨員標准，對黨員進行登記、審查和處理，並對干部作一次認真的考察和了解，堅決清除貪污蛻化分子，撤換那些官僚主義分子和居功自傲、不求上進、消極疲沓、很不稱職的人的領導職務，大膽提拔一批德才兼備的優秀分子到各級領導崗位，使“三反”斗爭同黨的建設有機地結合起來。實踐証明，把反對資產階級腐蝕作為黨的建設的一件大事來抓，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確的。它對五十年代成為建國以后我們黨風和社會風氣最好的時期，有著重要的作用。
(2)反腐蝕斗爭要從高級領導機關和高級領導干部抓起。毛澤東十分重視高級領導機關和高級干部在“三反”斗爭中的作用，把它看作反腐蝕斗爭能否取得勝利的關鍵。在發動這場斗爭的過程中，他為統一領導干部的思想付出了很大精力。對於做得比較好的，及時進行表揚，並轉發他們的經驗，號召大家學習。他先后多次批轉了西南局的報告，肯定鄧小平關於開展“三反”斗爭的正確意見﹔贊揚西南軍區司令員賀龍“親自上前線”指揮“三反”斗爭﹔支持武漢市委堅決撤銷敢於壓制群眾批評的領導干部的職務﹔他還推廣了天津市委主要領導同志帶頭作自我批評，放手發動群眾，使斗爭迅即展開，領導由被動轉為主動的經驗。凡此等等，對於統一領導干部的思想，推動“三反”斗爭的展開都起了有力的促進作用。他對行動比較遲緩、斗爭抓得不力的領導干部，則進行嚴肅的批評和督促，甚至採取必要的組織措施。前面說到的通過中直機關總黨委擴大會議限期發動群眾打開斗爭局面的做法，就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例子。對於那些因本身有嚴重問題阻礙斗爭開展的領導干部，則堅決撤職查辦，直至進行黨紀國法的制裁，決不手軟。對於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中的嚴重問題，不下這樣的決心，是很難將群眾發動起來打開局面的。
(3)開展反腐蝕斗爭一定要抓好典型的重大案件的處理。毛澤東歷來主張對犯錯誤的干部實行教育與懲辦相結合的方針。“三反”斗爭一開始，他就明確指出，對犯有貪污錯誤的人，輕者批評教育，重者撤職查辦，判處徒刑，勞動改造，直至槍斃一批最嚴重的貪污犯﹔對典型的貪污犯，必須動員群眾進行公審，依法治罪。按照這個方針，各地在發動群眾坦白檢舉的基礎上，選擇若干典型案件公開作了處理。首都北京和各大區、各省市的所在地，普遍開了公審大會，依法審判和處理了一批貪污犯，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大會以后，許多貪污分子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爭取從寬處理。在這些案件中影響和震動最大的是劉青山、張子善一案。劉、張二人原是天津地委的兩任書記，是三十年代初入黨、有二十年左右革命歷史的老黨員、老干部。他們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下，在艱苦的八年抗戰和三年解放戰爭中，為黨和人民的事業進行過英勇的斗爭，立下了功勞。但在全國勝利以后，經不起和平環境下資產階級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蝕和引誘，為了貪圖個人享受，滿足腐化生活的需要，竟憑借職權盜竊機場建筑款、救災糧，治河款、干部家屬救濟糧、地方糧，克扣民工工資和騙取銀行貸款，總數達一百五十五億元(舊幣。下同，舊幣一萬元折合新幣一元)之多。他們大量貪污后任意揮霍浪費，過著可恥的腐化生活，僅個人開支和送禮即達三億多元。劉青山並吸食毒品竟至成癮。劉青山、張子善的所作所為，已經完全喪失了共產黨員和革命干部應有的品質，嚴重地違反了黨紀國法，終於受到了開除黨籍、逮捕法辦、判處死刑的嚴厲懲處。這一重大案件，是在毛澤東、周恩來親自過問下作出處理的，它既說明了資產階級腐蝕干部的嚴重性和危險性，也表明了我們黨反對資產階級腐蝕、保持共產主義純潔性的堅強決心。在經歷過“三反”斗爭的人們中，這件事至今仍記憶猶新。實踐証明，抓住典型的重大案件進行嚴肅認真的處理，影響大、震動大、教育意義也大。
(4)反對資產階級腐蝕要形成有力的社會輿論和群眾威力。這個思想是西南局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向中央的報告中提出的。他說，過去反貪污斗爭之所以效果很小，原因在於沒有形成有力的社會輿論和群眾威力。毛澤東非常贊成這個觀點，認為“這是完全正確的”。建國初期的“三反”斗爭就是以大張旗鼓、雷厲風行、大規模的方式進行的，在當時歷史條件下，不採取這種方式，就不能形成強有力的社會輿論和群眾威力，也就難以收到應有的效果。當然，在今天的歷史條件下，反對資本主義腐朽思想侵蝕、打擊經濟犯罪活動的斗爭，已經不必也不能採取過去大搞群眾運動的方式來進行，更不能象當年“打老虎”那樣，從上向下壓指標、攤任務(這樣做，在當時也是不適當的，它助長了逼供信的現象，后來經過核實定案，這方面的問題基本上都得到了糾正，沒有造成嚴重的后果)。反對資產階級腐蝕，是一項長期的任務，不是集中搞一二次運動所能解決的，而是需要我們從各方面加強工作，包括以法律為武器與之進行斗爭，並且要堅持不懈地抓下去，才能奏效。但是，在適當時候，集中抓一下，造成反對資產階級腐蝕的強有力的社會輿論，動員群眾群起而攻之，還是取得了顯著效果的。
(5)反貪污要同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結合起來。毛澤東指出，利用職權實行貪污和實行浪費，都是嚴重的犯罪行為，浪費和貪污在性質上雖有若干不同，但浪費的損失往往大於貪污，其結果又常與侵吞、盜竊和騙取國家財物或收受他人賄賂的行為相接近，所以反對浪費必須同反對貪污同時進行。一些單位開展“三反”斗爭的經驗表明，從浪費現象中往往可以發現貪污現象，因此反浪費的斗爭又有助於反貪污斗爭的進行。而反貪污反浪費斗爭的展開和深入，必將接觸到各方面存在的官僚主義和自由主義工作作風，這種作風是貪污和浪費現象所以能夠存在和發展的根本條件。因此，在反貪污、反浪費的斗爭中必須同時開展反官僚主義的斗爭。毛澤東強調指出，對於所在單位發生嚴重貪污或浪費現象，而事先毫無覺察，事后又不厲行懲治的嚴重官僚主義者，也應以失職論處，決不寬貸。毛澤東這些思想主張，對我們是很有啟發的。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特別是黨的十二大以來，在加強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過程中，黨中央從我國新的歷史時期的實際情況出發，多次指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資本主義腐朽思想，糾正以權謀私等不正之風。在實行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的方針以后，這個問題被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今年年初中央書記處專門召開中央一級機關八千人干部大會，動員端正黨風，要求中央機關做表率。幾個月來已經開了一個好頭，中央對幾起大案的嚴肅處理，以及對不正之風所作的一些限制性規定，受到了群眾的擁護。盡管今天所處的社會環境和歷史條件同建國初期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但是當時以“三反”斗爭為主要內容的反對資產階級腐蝕的斗爭所提供的經驗，對於我們是有不少可供借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