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幾個問題：讀毛澤東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三篇著作

汪裕堯

本期《黨的文獻》首次發表的毛澤東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三篇著作，是他關於這方面文稿中的重要篇章。這三篇文稿內涵豐富，含義深刻，既有歷史價值，又有現實意義。對於了解建國初期消滅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建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深刻革命，對於研究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由來和發展，都是有幫助的。

一、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歷史紀錄

毛澤東這三篇著作是同我國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歷程緊密相連的，它反映了我們黨在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不同階段的基本方針、政策和經驗。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我國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大致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從1949年到1952年下半年，是它的啟動階段。這時的工作，是按照1948年9月黨的政治局會議開始醞釀、1949年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作出決議，后來寫入《共同綱領》，並見之於建國初期黨和國家領導人講話中談到的方針政策和步驟進行的。這時，對私人資本主義已經開始實行國家資本主義的措施。據統計，到1952年，在全國機器工業和工場手工業中，公私合營企業的比重佔5.7％，在某些制鹼、制酸和建材工業中，達到10％以上，有的高達百分之四五十。實行加工訂貨、收購包銷、統購統銷企業的產值，佔當地機器工業和工場手工業總產值的35—40％，上海、武漢等若干大城市達到百分之五六十，高的達70％以上。它們遍布資本主義工業的主要行業和主要工廠。

從1953年到1955年上半年，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全面實施階段。這一階段的工作，以1952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為契機。在這次聽取周恩來關於赴蘇商談我國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情況匯報的會議上，毛澤東談了我國從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一些設想，第一次提出從現在就要開始用10年到15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到社會主義的過渡，而不是10年或15年以后才開始過渡。這是對我們黨在向社會主義過渡問題上過去所作戰略部署的一次大調整。這個調整，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在中央領導同志中達成了共識。於是有1953年6月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黨的七屆四中全會的確認，並寫進1954年憲法。其間1953年5月李維漢向中央提交的《關於資本主義工業中公私關系問題》的調查報告，對於推動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起了重要作用。毛澤東和黨中央對這個報告十分重視。毛澤東兩次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分別聽取李維漢的匯報和討論修改以這個報告為基礎寫成的《關於利用、限制和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若干問題》的文件。這個文件擬提交全國黨代會討論修改后作為決議下發。會后，毛澤東要李維漢分別向先后召開的全國財經會議和全國工商聯會員代表大會作報告，以全面推進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從1953年6月到9月的4個月內，毛澤東對這一問題的講話、批語、改稿，據不完全統計就不下10次。本期《黨的文獻》刊載的1953年7月29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就是其中之一。這是毛澤東在會議討論陳伯達關於國家資本主義問題准備向全國財經會議作報告的稿子結束時講的。這篇講話通過同蘇聯的比較，側重在理論上闡明我國通過國家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國家資本主義的性質和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政策和步驟，並且回答了討論中提出的一些政策性問題。

在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指引下，特別是在一整套有關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方針政策的感召和各級黨委大量實際工作的推動下，這段時間內我國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有了長足的發展。工業方面，大型企業（16名工人以上的機器工業和31名工人以上的手工業）中實行加工訂貨的已達93％，較大的廠差不多已全部實行。實行公私合營的工廠，到1955年6月底已有1900多家，其產值相當於資本主義工業總產值的58％。商業方面，在32個大中城市商品零售總額中實行經銷、代銷的比重達到22％。同時，在上海、北京等地已出現了整個行業幾十家、幾百家工廠一起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的新情況。

從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春，是資本主義工商業全行業公私合營的高潮階段。在工商業改造全面推進過程中出現的新的矛盾和農村社會主義高潮的推動下，為解決行業和地區之間在生產安排和企業改組中遇到的問題，推動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也為使我國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步伐與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步伐相適應，根據實踐提供的經驗，毛澤東產生了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也需要來一個高潮的想法。他在1955年下半年的一次談話中提出，現在改造條件成熟了，明年能否來個高潮？（據李維漢筆記）10月11日，他在七屆六中全會的結論中談到農業合作化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關系時，提出在農業徹底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徹底地割斷城市資產階級和農民的聯系”，“徹底地把資產階級孤立起來”，以便“徹底地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使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在六億人口的中國絕種”。實際上，這是一道消滅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動員令。在這以后，毛澤東多次找工商界的代表人物做工作，並且建議中央召開有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參加的座談會，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統一認識，全面規劃。會前，他親自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的決議》，建議中央將其作為草案在這次會上先行發出，待明春開中央全會時再行通過。毛澤東在這段時間所作的種種努力，為高潮的到來作了思想上、政策上和干部上的准備。本期《黨的文獻》刊載的1955年10月27日毛澤東同工商界代表人物的談話《工商業者要掌握自己的命運》，就是這種努力的一部分。在這次推心置腹的談話中，毛澤東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向他們闡明了黨對民族資產階級的一貫政策，指出中國正處在大變革時代，工商業者要認清社會發展趨勢，掌握自己的命運，不要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殷切期望工商界有一批覺悟比較高的核心人物，早點下決心擁護“共產”，做思想准備，帶領廣大工商業者走社會主義道路。

事情的發展常常出乎人們的意料。1956年1月，從北京開始迅速掀起全行業公私合營的高潮。許多私營工商業者天天敲鑼打鼓，放鞭炮，送申請書，要求公私合營。全國各地也起而響應，躍躍欲試。其勢如潮涌，不可遏止。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隻好因勢利導，先批准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將合營必須做的工作，如清產核資、安排生產、改組企業、安置人員、組織專業公司等等，放到以后再去完成。

全行業公私合營調動了私營工商業中廣大職工群眾和不少私方人員的積極性。他們熱情很高，向往社會主義給他們帶來美好的前景。不少企業紛紛改進產品質量，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成本，出現了一片新氣象。據統計，1956年公私合營企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32％。可見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這一決定性步驟，對於促進工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是起過重要作用的。但是由於實際工作中存在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過於單一，以及在政策界限上把握不准等缺點，也遺留了不少問題，這些問題不利於團結廣大工商業者，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不利於經營管理的改善和國民經濟的發展。這些問題在實踐中暴露以后，陸續引起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的注意。他們為解決這些問題採取了許多有力的措施，並且對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作了有益的探索。這個階段，從1956年春到1957年春，歷時約一年，可以說是一個調整政策、探索新路的階段。

本期《黨的文獻》刊載的毛澤東1956年12月7日同民建和工商聯負責人的談話，是這個階段頗有代表性的一篇。在這篇談話中，毛澤東對定息拿多長時間、民族資產階級還有沒有兩面性，以及工商聯的前途等問題，談了明確的意見。特別是對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出現地下工廠、產品和服務質量下降、不能滿足社會需要等問題作了分析，提出實行新經濟政策、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的設想，開拓了新的思路。

二、在統一戰線內解決資產階級問題

毛澤東指出：“在過渡時期保存資產階級，有極大的作用。”“我看統一戰線有好處，又反帝反封建，又贊成社會主義，為什麼要把人家趕走呢？”“團結了更多的人，阻礙就少些，事情就容易辦得通。”中國的統一戰線有很長的歷史。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爭中，從孫中山那時起就為建立民主共和國而奮斗。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民主革命時期存在著兩面性，他們既有革命的一面，又有妥協的一面，曾經程度不同地參加革命或者保持中立，同無產階級和中國共產黨建立了革命統一戰線。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他們仍然有兩面性，既有剝削工人階級剩余價值的一面，又有擁護憲法，願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一面。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雖然成為國內的主要矛盾，但是是非對抗性的。正如毛澤東說的，現在他們“擁護憲法，接受公私合營，沒有對抗了”。毛澤東指出：“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總的說來，基本上是做了好事，有利於國計民生”。國家對他們有需要，他們對人民有利益，可以增加工業品，用工業品同農民進行交換，有利於工農聯盟，還能比較好地穩定物價，保証市場供應。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同外國的不同，我們黨對他們的政策，同對官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不同。不是採取對敵對階級的強制剝奪的辦法，而是採取和平贖賣的辦法，適當照顧他們的利益，以求在統一戰線內消滅資產階級。至於對資本家個人，毛澤東強調“一個工作崗位，一個政治地位，都要安排好。”“要使這些人過得去。”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他十分重視對工商界代表人物的工作，注意充分發揮民建和工商聯的作用。他多次找工商界代表人物座談，做說服教育工作。他說，“一個城市有少數核心人物思想先搞通，對我們的事業是有好處的。”他向工商界代表人物提出“要了解社會發展趨勢，站在社會主義方面，有覺悟地逐步轉變到新制度去”，殷切期望他們掌握好自己的命運。為了穩定他們的情緒，毛澤東從社會發展的規律給他們指明前途，指出“舊的制度不行了，新的制度就要起來代替。生產力總要向前發展，同生產關系發生矛盾，這就推動著社會不斷前進”。他說：“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了，大家都領薪水，資產階級不見了，都成了工人階級，我看這是好事。”對於社會主義改造，強調“要逐步地做，不使人們感到突然”，“總之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由於我們黨把資產階級放在統一戰線內部，採取一整套正確的方針和政策，使資產階級比較順利地接受了社會主義改造。

三、通過國家資本主義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

毛澤東指出，“在過渡時期，我們對私營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必須通過國家資本主義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我們的國家資本主義，“其性質和蘇聯的國家資本主義是相同的”，“但實行的辦法則有很多不同”。國家資本主義，是列寧1918年5月在《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資產階級性”》中提出的。他說，“國家資本主義較之我們蘇維埃共和國目前的情況，是一個進步。如果國家資本主義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國建立起來，那就是一個很大的勝利，那就真正能夠保証社會主義一年以后在我國最終地鞏固起來，立於不敗之地。”列寧在嘲笑“左派共產主義者”對國家資本主義的非議時指出，他們錯誤的根源之一，在於不懂得工人階級掌握政權的蘇維埃國家是與資產階級國家迥然不同的。問題的關鍵是看這個國家是誰領導的。蘇聯是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中國是工人階級通過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就國家資本主義的性質來說是相同的。這種國家資本主義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用各種方式同國營社會主義經濟聯系著和合作的、受工人監督的”資本主義企業。它已經不是解放前那種為資本家生產利潤的資本主義企業，而主要是為國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產的。當然工人還需為資本家生產一部分利潤，但在整個利潤中為國家和人民的部分佔75％左右，為資本家的隻佔25％左右。資本家已不能唯利是圖。因此，它已經不是普通意義上的資本主義，而是特殊的、新式的資本主義。在我國，工業方面的國家資本主義有統購包銷、加工訂貨、公私合營和全行業公私合營等形式。商業方面零售業有經銷代銷，批發業因過早地為國營和合作社營所代替和排擠，沒有多少發展。這些國家資本主義在形式即方法上同蘇聯確有很多不同。列寧1921年5月在《論糧食稅》中談到俄國國家資本主義形式主要是租讓制（基礎是機器大工業）和合作制（基礎是小規模的手工的甚至部分是宗法的經濟）。另外還談到了兩種形式，一種是國家讓資本家推銷國家貨物和收購小生產者的產品，付給一定的佣金﹔另一種是把國有企業或產區、森林區、土地等租給企業資本家，其租借合同與租讓合同極相類似。由於蘇聯當時所處的國際國內環境比較險惡，國家資本主義遇到資本家的強烈反抗，未能得到大的發展。在我國，國家資本主義則真正成為私人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橋梁。為什麼呢？正如毛澤東指出的，在我國社會歷史條件下，“資產階級不接受國家資本主義，沒有別的路走，大勢所趨，非走這條路不可。我們對資產階級不實行國家資本主義，也沒有別的路，因為現在不能沒收他們的財產，而且需要他們。”列寧1918年指出的這條道路，在蘇聯沒有能夠走通，在中國不但實行了，而且取得了成功。

在我國，使獨立的私人資本主義變為受限制的國家資本主義，是有條件的。建國頭幾年，我們開展了抗美援朝、土改、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孤立了資產階級，加上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的壯大，國民經濟的迅速恢復和大工業的發展，為全面推進國家資本主義創造了條件。

毛澤東指出，我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是帶有進攻性質的，但在總的進攻中有部分退卻。”比如，公私合營后公方參與對企業的管理，限制了資本家對企業的所有權、用人權和經營管理權，但在利潤分配上有部分的退卻，使他們有利可圖，體現了照顧同盟者的原則。當然，隻要存在資本主義，它的經濟法則就不能消滅，但資本主義受到限制，資本主義經濟法則的作用也就受到了限制，使資本家再也不能唯利是圖。毛澤東指出，工人階級“如果不讓這一步，資本家無利可圖，無利可得，就不能換得國家資本主義。”這說明，即使在中國這樣的社會歷史條件下，要使資產階級比較順利地接受國家資本主義，還要靠黨和國家對資產階級採取正確的政策﹔如果政策不當，也不能順利地實行國家資本主義。

毛澤東說，現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的社會主義改造，還不是取消資本家私人所有制，使之變為社會主義企業的最后步驟，而是指在承認資本家的受限制的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條件下，使資本主義企業逐步變為國家資本主義企業。這是第一步。大體上要用3年到5年時間去完成。由國家資本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這是第二步。它要靠社會主義大工業的發展、農業的合作化，以及國家資本主義內部的條件，包括建立黨和工會組織，加強黨的領導和工人階級監督等。有了這些條件，才能保証企業轉到社會主義，取消資本家的所有權。而國家資本主義既是發展社會主義大工業積累資金的來源之一，也可以訓練干部、培養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為過渡准備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說，國家資本主義也是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必經之路。

四、實行新經濟政策，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

毛澤東1956年12月7日同民建和工商聯負責人談話中提出的這個問題，是針對我國基本完成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后出現的新的矛盾而講的，意在調整政策，探索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毛澤東清醒地看到了當時國內自由市場和國家市場並存、出現地下工廠、產品和服務質量下降，商品供應不足，不能滿足社會需要等情況，也考慮到了資本家拿取定息以后的出路，提出實行新經濟政策：允許開私營工廠、夫妻店，可以雇工﹔私營企業的數量可以增加，規模可以擴大﹔可以簽訂協議，10年、20年不沒收﹔也可以吸引華僑投資，協議20年、100年也不沒收﹔還可以開設投資公司，還本付息，它可以是國營的，也可以是私營的，這樣定息也有了出路。總之，可以讓地下的變成地上的，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它的條件是社會需要，隻要社會需要就可以搞﹔同時要有原料、有銷路，不造成積壓浪費。因為供應不足在我國將是一個長期的現象，也是個好現象，人民購買力提高了，有各種需要，就可以促使我們想辦法增加生產來滿足這種需要。他提醒人們注意俄國的經驗，認為俄國新經濟政策結束得早了，隻搞了兩年退卻就轉為進攻，到現在社會物資還不充足。因此，在我國“急於國有化，不利於生產”。在這裡，毛澤東實際上已經考慮到經濟結構的調整，提出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情況下允許多種經濟成分存在和發展的問題。

同毛澤東一樣，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中央領導也都注意到了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基本完成后出現的新情況、新矛盾，並為解決這些問題、尋找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進行了探索。遺憾的是，當時我們黨未能抓住這些問題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在理論上得出相應的結論，並據以制訂相關的方針和政策，認識基本上還停留在感性階段。加之毛澤東當時對國內的主要矛盾的分析發生了認識上的偏差，不久以后將主要精力又轉到抓階級斗爭上去，從而使這種探索未能繼續下去。但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這種實事求是的探索精神和蘊含智慧之光的思想火花，對后人仍有很大的啟迪。這些探索對於我們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和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創和堅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具有積極的借鑒作用。

（作者單位：中央文獻研究室）

（來源：《黨的文獻》199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