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發展觀和新中國的發展
在舉國歡慶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際，我們十分懷念領導中國人民建立和建設新中國的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老一輩革命家。毛澤東的一生，是為改變舊中國貧窮落后受人欺凌的命運，建立和建設獨立民主富強的社會主義新中國而奮斗的偉大的一生。在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的長期奮斗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毛澤東思想，永遠是中國人民極為寶貴的精神財富。毛澤東的發展觀，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內容十分豐富，涵蓋了他關於新中國發展的方向、道路、目標，目的、動力、規律，方針、政策、方法，以及有關改善外部環境、抓住發展機遇等一系列問題的重要論述。
一、近代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新中國必須從這個國情出發，確定自己的發展戰略。
毛澤東曾經指出，“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依據”。①[①《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頁。]全國勝利前夕，他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對中國社會的各種經濟成分，以及它們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這種狀況是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在經濟上的表現，是“在中國革命的時期內和在革命勝利以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一切問題的基本出發點，從這一點出發，產生了我黨一系列的戰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問題。對於這些問題的進一步的明確的認識和解決，是我黨當前的重要任務。”②[②《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0頁。]誰要是忽視或輕視這一點，誰就要犯右傾或“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這就是說，認清中國的國情，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和經濟結構，不僅是認清中國革命問題的基本依據，也是認清革命勝利以后中國建設問題、確定新中國發展戰略的基本依據。新中國成立后，隨著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國情的認識逐步具體化，深切感受到中國人口眾多、經濟文化落后對中國發展的深刻影響。他們為盡快改變中國一窮二白的面貌殫精竭慮，制定了一系列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其方向是正確的，成就是偉大的。但是由於對我國社會當前所處的發展階段認識不夠明確，對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長期性和艱巨性認識不夠充分，制定的某些政策脫離中國實際，超越發展階段，使實際工作遭到了挫折和損失。這些失誤同所取得的偉大成就相比，雖然是次要的、第二位的，教訓卻是深刻的。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澤東聯系中國實際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總結革命和建設的經驗，曾經接觸到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階段性問題。他說：“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①[①《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頁。]但在當時，這個看法還只是一種思想火花，沒有從理論上作進一步深入研究，形成對我國所處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階段的理論判斷，在黨內達成共識，指導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通過總結建國以來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深化了對中國國情的認識，指出：“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②[②《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3頁。]“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的努力奮斗，決不能掉以輕心。”③[③《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4頁。]他強調“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定規劃。”④[④《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3頁。]我們黨制定的建設社會主義的路線、方針、政策，都要符合這個初級階段的特點，決不能超越階段作不切實際的幻想。此后，我們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和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承前啟后，適應時代的要求，進一步總結經驗，進行理論創新，逐步形成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在這一創新理論的指導下，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有了長足的進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更加偉大的驕人成就。
二、新中國的發展必須也隻能走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道路。
這是毛澤東從世界歷史和中國歷史的發展中得出的科學結論，是對新中國發展方向、發展道路和發展目標的正確抉擇。在青年時代，毛澤東就立志要為改造中國、強盛中國而奮斗。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他比較分析了當時世界風行的幾種社會政治思潮和一些國家的發展模式，認定“列寧的主義”是解決社會問題“最宜採用”的方法，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道路，是“諸路皆走不通了新發明的一條路”，得出中國要獨立和富強，必須“走俄國人的路”的結論。①[①《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頁。]從此，毛澤東堅定不移地沿著十月革命開辟的社會主義道路奮勇前進。1940年1月，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並回答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國，企圖通過走資本主義道路來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富裕，是行不通的。因為“帝國主義列強侵入中國的目的，決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②[②《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8頁。]，它們決不允許有一個獨立的強大的中國站在面前﹔而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雖然有著發展資本主義的強烈願望，但是由於經濟上同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就決定了他們在政治上的軟弱性和動搖性，沒有勇氣和力量擔當起徹底反帝反封建的領導責任，而隻能依附於國際資本主義來尋求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他們不可能在中國建立獨立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這樣，領導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爭取獨立和解放，進而實現社會主義，謀求繁榮富強的任務，就歷史地落在中國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的肩上。歷史也已經証明，“隻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③[③《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頁。]中國要獨立和富強，除了經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沒有別的道路可以選擇。同時，毛澤東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一百多年的屈辱史中，還得出另一個重要結論：“落后就要挨打”。中國要擺脫被帝國主義壓迫和奴役的命運，必須發展現代工業，建立強大的國防，加快實現現代化。他用非常簡潔的語言概括了這兩條歷史經驗，指出，中國之所以長期被帝國主義列強欺侮，“其原因：一是社會制度腐敗，二是經濟技術落后”。“現在我國社會制度變了，第一個原因基本解決了”﹔“第二個原因也已開始有了一些改變”，但是“如果不在今后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后於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①[①《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頁。]因此，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經過一段時間的探索，把新中國發展的目標確定為，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現代科學技術和現代國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三、新中國發展經濟文化的目的，是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就提出以“發展經濟，保障供給”作為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新中國成立后，他從經濟規律的高度進一步闡明了發展經濟的目的，指出“社會主義經濟法則是發展生產，保障需要，這是主要的、基本的，是起領導作用的經濟法則。”②[②《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9頁。]他反復強調：新中國要努力發展生產，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要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的關系，兼顧三方面的利益，不能隻顧一頭﹔要一手抓生產，一手抓生活，不能顧了生產忘了生活。由於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佔我國人口的絕大多數，他們的生活水平大多比較低下，隻有不斷提高廣大農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才能使全國人民的整體生活水平不斷得到提高。因此毛澤東特別關心和重視我國農民的生產和生活問題。他說：“我國有五億多農業人口，農民的情況如何，對於我國經濟的發展和政權的鞏固，關系極大。”③[③《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頁。]“全黨一定要重視農業。農業關系國計民生極大。”④[④《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頁。]在分配問題上，“對於國家的稅收、合作社的積累、農民的個人收入這三方面的關系，必須處理得當，經常注意調節其中的矛盾。”①[①《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頁。]
毛澤東歷來重視人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認為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決定性因素，不斷提高勞動者各方面的素質，對於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人的全面發展，既是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客觀要求，又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為此，他提出新中國的教育方針應該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各方面得到全面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他向廣大青年發出“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的號召，同時要求各級黨和政府為青年人的全面發展創造有利的條件。他還積極倡導改革中國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加強對青年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合理地精簡課程，減輕負擔，使他們在各方面都得到健康成長。
毛澤東的這些思想，在新時期得到了繼承和發展。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的核心就是“以人為本”，“堅持以人為本，就是要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謀發展、促發展，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權益，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②[②《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850頁。]簡單地說，就是要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③[③《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頁。]並始終把它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充分體現了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和我門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目的。
四、在社會主義新中國，矛盾仍是我國社會發展的動力，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基本矛盾。
毛澤東指出，按照唯物辯証法的觀點，“社會總是充滿著矛盾。即使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也是如此，不過矛盾的性質和階級社會有所不同罷了。”①[①《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4頁。]“社會的變化，主要地是由於社會內部矛盾的發展，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階級之間的矛盾，新舊之間的矛盾，由於這些矛盾的發展，推動了社會的前進，推動了新舊社會的代謝。”②[②《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2頁。]革命把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加以改變，目的不在於建立一個新的政府、一個新的生產關系，而在於發展生產。“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③[③《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頁。]毛澤東指出，在我國，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是和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但是，它還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產力的發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產關系和生產力這種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以外，還有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因此，作為先進生產力代表的中國共產黨，要根據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相應地調整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以推動經濟社會不斷向前發展。毛澤東的這個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關於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理論的繼承和發展。依據這個理論，毛澤東不僅領導黨和人民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且領導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偉大的勝利。我國革命、建設以及后來改革的實踐反復証明，這個理論是完全正確的。然而，在運用這個理論指導實踐的過程中，我們黨也經歷過曲折，有過失誤，但這並不是因為這個理論本身不正確，而是因為對這個理論的認識和把握上出了偏差。譬如，在奪取全國政權以后，雖然幾次提出要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但是有相當長一段時間，由於對生產力的決定性作用認識不夠，過於強調階級和階級斗爭，工作重心實際上並沒有真正轉移過來，沒有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又如，有時由於過分強調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反作用，忽視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相對穩定性，過快地大幅度地改變生產關系，如在全國大辦人民公社等，違背了客觀經濟規律，因而挫傷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造成了對生產力的破壞。有時又過分強調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片面地提出所謂“突出政治”，“以革命促生產”，批判所謂的“折中主義”和“經濟主義”，忽略了政治與經濟、革命與生產的辯証統一關系，反而造成了以政治沖擊經濟、以革命干擾生產的嚴重后果。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新時期，我們黨經過撥亂反正，在認識上較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始終牢牢地把握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把發展作為我們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使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得到又好又快穩步健康的發展。
五、新中國的經濟應當有計劃按比例波浪式地向前發展。
國家要經常注意國民經濟各部們比例關系的變化，搞好綜合平衡。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觀察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運動，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的發展，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它是按照平衡—不平衡—平衡的規律波浪式地向前推進的。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一個時候達到了基本平衡，過了一個時候，這種平衡就會被新的發展所打破，這就需要努力在新的基礎上建立新的平衡，這種由平衡到不平衡、再由不平衡到平衡的過程，就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過程。它表現為有時候速度會高一點、快一點，有時候速度會低一點、慢一點，但總的趨勢是波浪式向前發展的。他說，“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這種矛盾是經常的、永遠存在的。”①[①《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頁。]由於經常出現不平衡，所以要經常保持比例﹔因為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務。“在整個經濟中，平衡是個根本問題”，②[②《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頁。]“搞社會主義建設，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是綜合平衡。”③[③《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頁。]這裡既包括處理好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關系，沿海和內地的關系，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國家、集體和個人的關系，以及漢族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的關系，搞好這些方面的平衡，也包括搞好農業內部農、林、牧、副、漁的平衡和工業內部各個部門、各個環節的平衡。他說，“整個國民經濟的比例關系是在這些基礎上的綜合平衡。”④[④《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頁。]
為了使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地向前發展，毛澤東依據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法則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在我國提出了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方針，指出多快和好省是對立的統一，好省是用來制約多快的，要使國民經濟多快好省地向前發展，就要依據經濟發展規律，制定國民經濟發展的長遠規劃和年度計劃，並經常觀察經濟運動的情況和比例關系的變化，通過國家計劃及時調整發展的節奏，搞好綜合平衡。遺憾的是，在實際工作中，由於片面地追求經濟發展的高速度，注重多快，忽視好省，特別是錯誤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全民大煉鋼鐵，大放高產衛星，造成了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經濟大起大落，教訓極為深刻。
在新中國建設中，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也給予高度的關注。他認為經濟與文化是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經濟決定文化，“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①[①《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頁。]﹔同時，文化的大發展反過來又會促進經濟的大發展，給經濟以巨大的支持和推動。為了繁榮社會主義文化，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毛澤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提倡“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②[②《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頁。]
黨的第二、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認真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創造性地提出把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逐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戰略思想，領導我國經濟在新時期持續、快速、穩定地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積累和創造了許多新的經驗。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研究新情況，總結新經驗，反映時代的要求，提出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領導我國人民戰勝了來自國內外的一個又一個重大挑戰，使經濟社會又好又快健康穩步地繼續向前發展。科學發展觀大大地豐富和擴展了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內涵，它不僅包括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以及各部門內部的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還包括城市與鄉村、發達地區與不發達地區、人與自然、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之間的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從而使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境界。這種科學發展觀，不僅適用於指導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為一種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
六、發展新中國的經濟文化事業，要貫徹執行“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方針，實行“全國一盤棋”。
1956年春，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對我國30多個經濟部門進行了一次系統的調查研究，為尋找適合我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作了有益的探索。毛澤東總結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的經驗，並借鑒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提出了正確處理“十大關系”的重要戰略思想，把調動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變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作為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方針。1957年2月，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中，為貫徹這一基本方針，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提出了“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方針。他強調指出：這裡所說的統籌兼顧，就是指對於六億人口的統籌兼顧。“我們作計劃、辦事、想問題，都要從我國有六億人口這一點出發，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①[①《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28頁。]對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各項問題，“都要從對全體人民的統籌兼顧這個觀點出發，就當時當地的實際可能條件，同各方面的人協商，作出各種適當的安排。”他說，這“並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來。許多人，許多事，可以由社會團體想辦法，可以由群眾直接想辦法”，而“這也就包括在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方針之內”。②[②《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頁。]這就是說，有許多事情是應當也可以指導社會團體和各地群眾去做的。這方面活動空間很大，潛力無窮，在貫徹執行“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方針時，應當大力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正確處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是貫徹“統籌兼顧，適當安排”方針的一個重要內容。毛澤東指出，“為了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有中央的強有力的統一領導，必須有全國的統一計劃和統一紀律，破壞這種必要的統一，是不允許的。同時，又必須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各地都要有適合當地情況的特殊。”③[③《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頁。]他強調要實行“全國一盤棋”，地方要有全局觀念、大局意識，有些從局部看來可行而從全局看來不可行的，局部應服從全局﹔同時中央又要注意照顧地方的利益，給地方一定的自主權，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他說，“我們的國家這樣大，人口這樣多，情況這樣復雜，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隻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①[①《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頁。]。在建設新中國的過程中，黨中央、國務院依據這個方針，對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曾作過多次調整，對於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為建設社會主義服務，作了有益的探索。
當今，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把“統籌兼顧”納入科學發展觀的基本內涵，並把它作為實現科學發展的根本方法，是符合唯物辯証法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的。我們要聯系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經驗和新鮮經驗，深刻領會和全面把握其精神實質，更好地加以貫徹落實。
七、新中國的建設要有長遠的發展眼光，走厲行節約、反對浪費的勤儉建國之路。
新中國建國前夕，毛澤東就富有遠見地指出，“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②[②《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8、1349頁。]建國以后，他一貫倡導勤儉節約，反對鋪張浪費。1951年，在他的領導下開展了全國范圍的增產節約運動。1952年，又在國家機關和企事業單位開展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1955年，他提出要勤儉辦一切事業，“什麼事情都應當執行勤儉的原則”，③[③《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7頁。]強調“節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原則之一”，④[④《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7頁。]任何社會主義經濟事業，必須盡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設備，盡可能改善勞動組織，改善經營管理和提高勞動生產率，節約一切可能節約的人力和物力，實行勞動競賽和經濟核算，借以逐年降低成本，增加個人收入和增加積累。1957年，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鄭重地把“厲行節約、反對浪費”作為勤儉建國的一條方針提了出來。他說：“要使全體干部和全體人民經常想到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國，但又是一個經濟落后的窮國，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國富強起來，需要幾十年艱苦奮斗的時間，其中包括執行厲行節約、反對浪費這樣一個勤儉建國的方針。”①[①《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頁。]當時，毛澤東雖然沒有提出“可持續發展”的概念，但是節約資源的思想是很明確的，並把它作為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一項原則，在實際工作中常抓不懈。隨著我們黨對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規律、自然發展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認識的逐步深入，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的上述思想，明確提出把可持續發展作為科學發展觀的基本內涵之一，對於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有著重大的指導意義。
八、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是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必須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進行探索，在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開拓前進。
這是毛澤東發展觀的靈魂所在。毛澤東一貫提倡並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中國成立后，在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他庄嚴地宣告“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明確指出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1962年，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經過一段曲折發展之后，他認真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進一步明確指出“必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際”“盡可能好一些地結合起來”。②[②《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頁。]在這之前，他還說過“馬克思這些老祖宗的書，必須讀，他們的基本原理必須遵守。這是第一。”但是“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他強調指出：“現在，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代，出現了一系列的新問題，如果單有《實踐論》、《矛盾論》，不適應新的需要，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也是不行的。”③[③《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頁。]這就要求馬克思主義理論必須與時俱進，要隨著社會實踐的發展不斷進行理論創新。從總體上看，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堅持了這個方向，為尋找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進行了艱辛的探索，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新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也遭到了兩次重大挫折。這裡既有對馬克思主義的某些原理存在誤解的問題，也有對某些實際情況缺乏深入的調查研究，判斷失誤，導致理論上發生偏差的問題。這就造成了在這些問題上自以為堅持馬克思主義而實際脫離馬克思主義的悲劇。毛澤東從人類社會和自然界的發展歷史中，揭示了一條普遍規律，這就是：“在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范圍內，人類總是不斷發展的，自然界也總是不斷發展的，永遠不會停止在一個水平上。因此，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①[①《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5頁。]這就是說，人類要進步，社會要發展，事業要興旺，就必須不斷總結經驗，開拓創新。對於前無古人的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來說，更應如此。毛澤東的這個思想，對於發展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具有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意義。
九、新中國的發展不能離開外部環境孤立地進行，要爭取有利的國際環境，抓住機遇加快發展自己。
毛澤東總是把中國的發展同國際的大環境聯系起來，進行思考，作出決策。1952年下半年到1953年上半年，我國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結束前后，毛澤東提出我國要用三個五年計劃或者更多一點時間，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對個體農業、手工業以及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一個重要依據就是對國際形勢的判斷。他認為世界大戰暫時打不起來，可以為我國的發展爭取到10年至15年的時間。60年代，國際形勢發生變化，毛澤東認為戰爭可能會打起來，我國面臨著戰爭的嚴重威脅，因此提出要進行備戰，建設大、小三線。70年代，為了改變不利於我的周邊環境，打破西方世界對我國的封鎖，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創造有利的外部條件，他利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矛盾，以“小球推動大球”，同美國實現了關系正常化，並同日本建立了外交關系，從而打開了對外關系的新局面，為新時期實行全方位的對外開放奠定了基礎。
為了爭取有利的國際環境，毛澤東為我國制定了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張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實行和平共處，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進行經濟、文化和科學技術的交流與合作，謀求與世界各國共同發展﹔同時主張國家不分大小、貧富和強弱，都應當平等相待，反對大國主義和霸權主義，支持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正義斗爭，援助不發達國家建設和發展自己的國家，並向世界公開聲明中國永遠不稱霸，為我國在國際上贏得了眾多的朋友。
十、新中國的發展必須建立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以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
這是毛澤東從民主革命時期就主張實行的方針。新中國成立后，在對外關系上仍然堅持這一方針。他強調中國的發展要以自力更生為主，並不排斥爭取可能的外援，更不反對向外國學習，同外國進行經濟、文化和科學技術的交流與合作。他提倡努力向外國學習，反對夜郎自大、自我封閉，指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化、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同時他又指出，“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①[①《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頁。]向先進的國家和民族學習，也並不是所有的方面都要學別的民族，而要注意保持本民族的特點。他強調“學習要與獨創相結合”，要結合中國的實際，創造出自己的新東西。為了盡快趕上和超過西方發達國家，他提出：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必須打破常規，盡量採用先進技術。“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制和批判。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②[②《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頁。]對外國的東西，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同不加分析地盲目照搬一樣，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都對我們的事業不利。這是毛澤東為新中國設計的一條富有遠見的加快發展的道路，是完全正確的。可惜，由於受當時外部條件的限制和國內某些錯誤的干擾，這些遠見卓識未能得到很好的實現。可喜的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繼承和發展毛澤東的這些思想，把改革開放作為我們的基本國策堅決貫徹執行﹔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和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又一以貫之地堅持這項國策，並不斷地豐富它和完善它，因而大大地加快了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步伐，縮短了我國同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使中國能夠為全人類逐步作出較大的貢獻。
毛澤東發展觀的哲學基礎，是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他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觀察分析中國的國情，確定新中國發展的方向、道路和目標，揭示經濟社會發展的目的、動力和規律，並總結國際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的經驗，制定了一系列適合我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的方針、政策和方法。它回答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中國應當向哪個方向發展以及怎樣發展的問題。學習和研究毛澤東的發展觀，對於深入理解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推進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仍然具有著不可忽視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作者汪裕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室務委員、編審）
（來源：《毛澤東與新中國研究文集》上2010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