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准備”的第二年：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研究心得之二

張民龔育之汪裕堯

1951年的毛澤東文稿，比較有內容的共計400多篇，其中大多是電報、批語、書信和對文件、文章所作的修改，講話稿隻有6篇。文稿中已經發表過的有60多篇，其余340多篇沒有發表。縱觀這一年的毛澤東文稿，基本的思路是為實現全黨工作重心的轉移，迎接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到來，加緊各項准備工作，努力完成民主革命遺留任務。其內容大體可概括為五個方面：

一“三年准備，十年建設”的戰略構想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要點》(1951年2月18日)，是通盤部署1951年工作的重要文獻。它總攬全局，提綱挈領，為研究這一年內容繁多而復雜的毛澤東文稿，把握其重心和脈絡，提供了清晰的指導。

《要點》第一條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戰略思想：“三年准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並且指出，這個思想，“要使省市級以上干部都明白。准備時間，現在起，還有二十二個月，必須從各方面加緊進行工作”。

周恩來把這個戰略思想稱為黨的“總方針”，要求各方面工作都要同這個總方針相配合。(1951年3月3日對各專業會議代表的講話)劉少奇把它稱為黨的總計劃，他說：有人問，你們共產黨的計劃是什麼？具體的計劃現在還沒有，大概的計劃就是毛主席提出的“三年准備，十年建設”。(1951年2月3日在全總擴大常委會上的講話)這個戰略思想可以看作從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到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思想發展過程的中間環節。今天我們回顧建國初期的歷史進程，追溯向社會主義過渡問題上指導思想的發展和演變，對於這個中間環節是應給以必要的注意的。

“三年准備，十年建設”的思想是逐漸形成的。1950年6月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即已提出要用三年或者還要多一點的時間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為有計劃地進行經濟建設准備條件。毛澤東在這一年還講過“三年五年恢復，十年八年發展”。到1951年2月，他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進一步明確地提出“三年准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這裡，第一，由於一年來工作進展順利，3年完成恢復任務確有把握了，所以沒有再提“三年五年”、“三年時間，或者還要多一點”。第二，把進行有計劃的經濟建設這一前景，更切近地提到黨的高級干部面前。多年來中國共產黨人要為中國的工業化而奮斗，現在這一任務就要變成直接行動了，當前所作的一切，都是為實現這一任務作直接的准備。這是全黨工作重心由革命轉入建設的進一步貫徹。第三，把10年作為一個建設階段，預示著同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規劃有某種聯系，使黨的領導干部對這一過渡的進程表有了較前更具體的了解。

毛澤東自己沒有對這一戰略思想作展開的論述。他曾經建議劉少奇向干部講述這一問題。1951年3月30日，在劉少奇送他審閱的向全國第一次組織工作會議所作的報告稿上，毛澤東寫道：“三年准備十年建設的思想，請你在會議中講一下，使他們有所准備。”

劉少奇在1951年多次向干部講述過這個問題。最重要的有兩次：一次是5月7日在第一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一次是7月5日對馬列學院學員作《中國共產黨今后的歷史任務》報告。劉少奇的講述中有兩點很值得注意。

第一是經濟建設的方針。劉少奇說：建設的方針呢？工業農業都要發展，現在首先還是要恢復和發展農業﹔其次是發展工業，重工業和輕工業，開始還是要搞一些輕工業。劉少奇還這樣提出問題：為什麼不可以先發展重工業？他回答說：因為農業是工業的基礎，沒有很好的農業，工業沒有基礎﹔因為農業是工業的市場﹔因為要依靠農業和輕工業的發展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因為要依靠農業和輕工業的發展來積累資金。這些意見反映了我們黨的領導人當時對我國工業化道路的設想和思索。它同后來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論述的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關系的思想，是相通的。

第二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劉少奇說10年建設之后，新中國的面貌就要改變，不但有龐大的農業，還有了自己的工業，到那時我們的國家才可以考慮到社會主義去的問題，現在不能提這個問題。當然，作為理論和理想，可以宣傳﹔作為實踐問題，10年內講不到，10年之后看情況，也可能還要等幾年。他把這個建設階段稱為新民主主義建設階段。並且說，新民主主義階段是過渡階段，也是准備階段，即准備進入社會主義。3年准備10年建設，都是為工業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作准備。

劉少奇在講話中申明，這大體上是個人的意見，中央沒有討論，不是定見，當作研究，可以批評。但是我們有理由認為，就上面引述的這些內容來說，劉少奇表達的大體上是那時中央幾位主要領導人的共同意見。我們的根據是：毛澤東1950年6月在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講到“將來實行私營工業國有化和農業社會化”時，特地解釋說“這種時候還在很遠的將來”。根據劉少奇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寫入整黨決議的《共產黨員標准的八項條件》，提出共產黨員“現在是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斗爭，在將來要為轉變到社會主義制度而斗爭，最后要為實現共產主義制度而斗爭”，這個決議得到中央的批准。這裡所說的“將來”，“很遠的將來”，估計時間有多長呢？毛澤東早在1948年9月的政治局會議上，預計和分析民主革命在全國勝利后的形勢時說過：到底何時開始社會主義的全線進攻，也許要15年。任弼時在1949年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的發言提出：“全國革命勝利后，我們仍需要有兩個到三個五年計劃，才可能到社會主義。”1949年劉少奇訪問蘇聯期間在一封信中寫道：在中國從現在起到實行一般的民族資本國有化，還需要經過許多步驟，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這一段時間到底需要多久？這要看國際的和國內的各種條件來決定，我們估計或者需要10年到15年。這年9月在政協會議期間，黨外人士問什麼時候到社會主義，毛澤東回答說，大概二三十年吧!1950年4月，周恩來向參加統戰會議的黨員領導干部說：毛主席訪問蘇聯回來，到處都碰到問，到底什麼時候搞社會主義。搞社會主義，要15年左右。

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關於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提法，作為中央討論后確定的意見，同過去闡述的設想，是大體相同而又有所不同。相同的是，3年准備，加上15年計劃經濟建設，進入社會主義。不同的是，總路線認為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當時已經開始，並將逐步實現，在3個五年計劃時期內最后完成﹔而過去的設想大體是10年、15年建設，條件成熟，然后一舉實行工業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進入社會主義。

這樣的變化是從何而來的？看來是從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發展和對它的經驗和意義的爭論中來的，是從調整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經驗和三反五反斗爭的發展中來的。這種變化無疑既有它的積極方面，也有它的消極方面，特別是后來社會主義改造步驟超越總路線原定的計劃而大大加速，更擴大了它的消極方面。

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大運動

3年准備，包括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准備。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大運動，是3項最重要的准備，在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要點中，它們分別在第2、3、4項。

抗美援朝戰爭，繼1950年第1、2兩次戰役勝利后，1951年上半年志願軍又連續取得第3、4、5次戰役的勝利。這3次戰役毛澤東沒有象前兩次戰役那樣直接進行具體部署和指揮，而主要是對戰略問題作出決策，如志願軍在朝鮮戰場輪番作戰的決策(2月7日給周恩來的信，3月1日給斯大林的電報)，對美英軍實行戰術小包圍、對南朝鮮軍實行戰略或戰役大包圍的決策(5月26日給彭德懷的電報)等等。5次戰役以后，敵方迫於軍事上和輿論上的壓力，不得不同意舉行停戰談判。毛澤東分析了敵我力量的對比，從7月初開始，為布署談判寫了十多份電報，提出作好兩手准備、實行談打結合的方針。他指出，談判期間要提高警惕，准備應付敵軍可能對我前方發起大的攻擊，在后方進行大規模轟炸﹔“應作此次和不下來，還須繼續打、還須給敵人以大量的消耗和殲滅，然后才能和下來的打算”。日后形勢的發展，証實了毛澤東的預見。

估計到台灣國民黨策應侵朝美軍，進犯我東南沿海的可能性，中央軍委在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廣西作了相應的部署。1951年初，毛澤東全面分析了台灣的軍事實力和我方的經濟狀況，提出了東南沿海地區重點設防和誘敵深入相結合的方針。1月24日，他在關於東南沿海構筑工事問題的電報中指出：“虎門，廈門，舟山，吳淞四處及珠江口外某些海島必須確保，不令侵入”，“汕頭至大亞灣一線及其他海岸線與內地，根本不要修筑什麼工事或要塞，敵來讓其登陸，並須誘其深入，然后聚而殲之。”這是毛澤東一貫的戰略戰術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運用。

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大部是在1951年(嚴格地說是從1950年冬天到1952年春天)進行的。1950年是制定新的政策，作好准備和試點。到1952年春，3億1千萬人口的新區，已有2億多完成了土改。1951年，毛澤東為指導土改先后起草了10多份電報。他根據朝鮮戰爭爆發后的形勢，提出首當敵沖的東南沿海地區要加快土改的步驟，以鞏固政權和國防。針對有些地區的干部片面理解加快步驟而忽視發動群眾的偏向，他又強調不能違背土改運動的一般秩序，不能在群眾還沒有起來、基層組織還不可靠的情況下匆忙分配土地，而是要加快發動群眾，整頓基層組織，接著進行分田，這些步驟不能省略和跳躍。隨著土改的深入發展，有些地區出現了侵犯工商業的傾向，1951年1月羅瑞卿就這個情況向黨中央寫了報告，毛澤東十分重視，當即批轉各地注意，同時還推薦了中南地區為合理解決退押糾紛和保護工商業而設立城鄉聯絡委員會的做法。在土改中，北京市組織北大、清華等高校教授分赴華東、中南、西北三大區實地考察，回來后許多人寫文章、作報告，暢談觀感，效果很好。毛澤東很重視這個經驗，一再要求《人民日報》轉載他們的文章，並多次致電各地負責干部，強調指出：“民主人士及大學教授願意去看土改的，應放手讓他們去看，不要事先布置，讓他們隨意去看，不要隻讓他們看好的，也要讓他們看些壞的”，“好的壞的，都讓他們去看，讓他們紛紛議論，自由發表意見，隻有好處，沒有壞處。”實踐証明這樣做不僅有利於鞏固和發展反封建的統一戰線，為土改創造了良好的社會輿論環境，而且使參觀者受到了生動和深刻的民主主義教育，是人民群眾自我教育的一種很好的形式。在這一年裡，毛澤東還根據土改運動在全國發展不平衡的狀況，為中央起草了《關於轉發東北農村生產合作互助運動報告的批語》等幾封電報，指出：一切已經完成土改的地區，要及時把領導工作的重點放到工農業生產上來，在農村領導農民逐步組織和發展各種以私有財產為基礎的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組織﹔在一切尚未完成土改的地區，要注意防止急躁情緒。12月13日，他在轉發中南局關於土改工作報告的批語中，強調指出：“關於農村和城市、土改和工業的領導上注意力的分配和領導重點轉移問題的具體解決，請各中央局各省委區黨委精密地掌握著，不要分配不適當和轉移不適時。”

1950年秋季，美軍在朝鮮仁川登陸，戰火燒到鴨綠江邊，大陸各地殘余的反革命分子以為時機已到，加緊進行各種破壞活動，氣焰十分囂張。這年的10月10日，黨中央向各地發出《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掀開了鎮反運動的序幕。1951年，鎮反運動在全國大規模地展開，並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毛澤東指導這場運動的文稿有100多篇，約佔這一年比較有內容的文稿篇數的四分之一。運動開始時，毛澤東針對普遍存在的和平麻痺思想和對反革命分子“寬大無邊”的傾向，主要強調放手發動群眾，大張旗鼓地鎮壓反革命，同時提出了“穩、准、狠”的方針。運動起來之后，又針對有些地方工作粗糙，發生錯捕錯殺的現象，及時作出嚴格劃分具體政策界限，精細審查捕人名單，控制捕人殺人的批准權等決定，以及對多數犯死罪分子實行“判處死刑，緩期執行，強迫勞動，以觀后效”的政策。同放手讓民主人士參觀土改一樣，毛澤東也反復強調讓他們與聞鎮反，參加審案，並且充分肯定通過城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和鄉村農民代表會議討論鎮反的經驗。這些，對於保証穩准狠地打擊敵人，鞏固革命統一戰線，起了很好的作用。

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大運動，鞏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權，使我國出現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安定局面，不僅促進了當時工農業生產的發展，而且為以后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開展創造了條件。毛澤東在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的講話《三大運動的偉大勝利》，對此作了簡明扼要的總結。

三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斗爭

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在2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未曾部署，是年底提出，在黨和國家機關內部開展的。

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權，建國伊始，即以其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以其干部無私忘我的工作和廉潔勤儉的作風，贏得了人民的信任。政壇氣象為之一新。但是，執掌政權的地位也容易產生腐化現象，舊社會種種惡習也會侵襲人民的干部隊伍。我們隊伍中的個別不純分子開始利用權力謀取私利，資產階級中的不法分子為了打開非法牟利的方便之門，用種種手段腐蝕國家工作人員。貪污案件，在新中國成立后即時有發現，並作過處理。但在一個時期內問題發展和暴露得還不很充分。在東北局報告東北地區增產節約運動中揭露出一些干部犯有嚴重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的事實后，引起了中央的警惕和重視。11月20日，毛澤東起草了轉發東北局報告的批語，第一次向全黨提出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問題。12月1日，中央又正式作出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

從11月下旬開始到年底的一個多月內，毛澤東為指導三反斗爭批轉了大量的報告，寫了許多指示、批語和書信。閱讀這些文獻，可以追蹤黨的最高領導機關如何提出、發動、推進和指導這場運動的軌跡。毛澤東指出：“反貪污反浪費一事實是全黨一件大事”，“我們認為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徹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貪污事件，而著重打擊大貪污犯，對中小貪污犯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針，才能停止很多黨員被資產階級所腐蝕的極大危險現象，才能克服二中全會所早已料到的這種情況，並實現二中全會防止腐蝕的方針。”同時，他還指出：開展“三反”，要大張旗鼓、雷厲風行，以形成有力的社會輿論和群眾威力﹔要抓住典型重大案件的處理(例如原天津地委兩任書記劉青山、張子善一案)，引起全黨的警惕和全社會的重視。他還要求各級領導，注意把反貪污同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結合起來，把“三反”同當時正在進行的整黨以及軍隊的整編工作結合起來，等等。在黨中央的有力推動下，“三反”運動迅速地在全國發動起來，在1952年初同反對資產階級的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和盜竊經濟情報的“五反”斗爭相配合，取得了重大的勝利。

“三反”斗爭的實質，是在執政的情況下保持黨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廉潔。這不僅是一個重大的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執政的共產黨和人民的政權，必須堅持不懈地同貪污浪費等腐敗現象進行長期的斗爭。“三反”運動是這個長期斗爭的勝利的初戰。“三反”採取群眾性政治運動的方式進行，決定於當時的歷史條件和歷史經驗。運動中間在追查貪污犯的“打老虎”階段，曾發生過一些過火的偏差。但總的說來，這次運動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數，挽救了犯錯誤的同志，清除了我們隊伍中的腐化分子，有力地抵制了舊社會惡習和資產階級的腐蝕。現在，我們處在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新的歷史時期。反對貪污浪費、行賄受賄斗爭的背景和形勢同過去有了很大不同。斗爭方法上我們今天強調法律手段、制度建設和經常工作，強調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新秩序，以求從根本上創造條件來堵塞貪污浪費得以盛行的縫隙。但是，無論怎樣，全黨重視和全黨努力，群眾監督和群眾動員，始終是有效地進行反對貪污浪費斗爭的必要條件。

四紀念建黨三十周年和出版《毛澤東選集》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30周年之際正式出版由作者審定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是我國思想理論戰線和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1944年6月，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曾出版過我國第一部《毛澤東選集》，此后幾個根據地和解放區陸續出版過不同版本的毛澤東選集。這些選集有的內部出版，有的公開發行，均未經作者審定。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澤東訪蘇期間，斯大林向毛澤東建議編一部毛澤東選集，以幫助人們了解中國革命的經驗。1950年春，中央政治局討論了斯大林的這個建議，決定立即著手編輯，並成立了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由於建國前各地出版的毛選體例頗為雜亂，文字也有錯訛，有些重要著作也沒有收進去，因此建國后出版的這部毛選，盡可能搜集了過去毛選中沒有包括的重要著作，並由作者對收入選集的每篇著作進行校閱，作了一些文字修正，有的地方還作了一些內容上的補充和修改。1951年的毛澤東文稿中，有幾篇涉及毛選編輯工作的，它們雖隻反映了這一工作的很小部分，但從中已經可以看到毛澤東對文稿反復斟酌、慎重選擇、認真校閱、一絲不苟的態度。以《矛盾論》為例，開始時曾列入毛選第一卷選稿目錄，在校閱中他覺得不夠滿意，仍需修改，決定暫不收入。后來經過仔細的修改和補充，收入了第二卷，1952年印行重排本，才按時間順序將它移入第一卷。毛選在文字修飾和規范化方面下了許多功夫，因為毛澤東認為語言文字應力求將思想表達得准確。在他的提議下，中共中央於1951年2月1日還發出了關於糾正電報、報告、指示、決定中文字缺點的指示(對這個指示稿，毛澤東作了許多重要的修改)，人民日報為此發了社論。毛澤東對題解和注釋逐條進行了審改，毛選第一卷的16條題解和249條注釋中，從現存的不完全的檔案看，毛澤東撰寫和修改的題解有10條，注釋在120條以上。例如《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的題解，《怎樣分析農村階級》一文中關於管公堂和收學租的注釋，都是毛澤東寫的。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正式出版以前，1950年12月在蘇聯和中國大約同時發表了確定收入這一集中的《實踐論》，1951年，毛澤東有幾封信，由《實踐論》的發表談到辯証唯物主義的通俗宣傳。為配合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30周年，從7月1日開始，《人民日報》又陸續先期發表了這一卷中的8篇最重要的文章。《毛澤東選集》的出版，在國內外引起巨大的反響，為廣大干部、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學習和研究中國革命的經驗，掌握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科學成果，提供了重要的教材。

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30周年，黨中央和部門的一些領導同志撰寫了一批很有份量的文章，胡喬木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是其中之一。這是新中國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概要講述中國共產黨歷史的著作。毛澤東對這部簡史的寫作給予了熱情的支持。1952年6月21日，胡喬木就《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中幾個提法問題寫信向毛澤東請示，毛澤東一一作了答復。

五電影《武訓傳》批判

1951年在全國范圍展開的、持續半年之久的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是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建國以后毛澤東在思想文化領域發動和支持過一系列批判運動，十幾年中一浪接著一浪。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是這一系列批判的發軔，又同后來的批判有所不同。

1950年底1951年初電影《武訓傳》在幾個大城市上映后，報刊上發表了不少評論文章。在最初幾個月裡，基本上都是肯定和贊揚，雖然程度不同。最高的贊揚，把武訓譽為勞動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幟”，“站穩了階級的立場，向統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爭”，“典型地表現了我們中華民族的勤勞、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質”等等。從1951年春開始，批評逐漸增多，引人注目的是賈霽的《不足為訓的武訓》和楊耳的《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積極作用嗎？》兩篇文章。如果按照文藝和學術問題通過文藝和學術界的自由討論來解決的方針行事，允許批評也允許反批評，允許堅持自己的意見也允許改變自己的意見，那麼，在自由討論中定能逐步克服錯誤的意見，發展正確的意見，幫助人們聯系實例學習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評價歷史人物，研究文藝和學術問題。而這樣的學習在建國初期的文藝和學術界是迫切需要的，也是普遍要求的。一般說來，在自由討論中，比較容易貫徹實事求是的精神，極端觀點比較不易產生，產生了也比較容易克服。在人民已經取得政權的條件下，尤其有可能也有必要用這種討論的方法解決文藝和學術的不同意見的爭論問題。可惜，事態未能按照學術討論的方向發展。

5月16日《人民日報》加編者按語轉載了幾篇批評《武訓傳》的文章，20日發表了《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這篇社論是經毛澤東審閱並作了大段改寫和加寫的。他加寫和改寫的這幾段話，作為他的一篇著作在“文革”中重新發表，后來收入毛選第五卷。社論中有一個很長的名單，點名批評了43篇贊揚武訓和《武訓傳》的文章及其48名作者。一場政治批判運動由此發動了。

6月，毛澤東審閱《學習》雜志《評武訓和關於武訓的宣傳》的長文，又加寫了幾段話，指出武訓行乞興學是“為富人子弟辦了兩所舊式學堂”，“不可能有真正的窮孩子進他那樣的學堂”﹔“武訓的‘義’學，其實是不義之學”，因為辦學的錢，“一是強要來的”，“二是放高利貸”，“三是倚仗官勢募捐”。7月，《人民日報》連續6天刊載了經毛澤東審改的題為《武訓歷史調查記》的長篇報告。這篇報告分為“和武訓同時的當地農民革命領袖宋景詩”，“武訓的為人”，“武訓學校的性質”，“武訓的高利貸剝削”，“武訓的土地剝削”五部分。每個部分都有毛澤東改寫或加寫的段落，有些段落是議論性的，進一步發揮了他的上述論斷。他指出：“封建制度的生產關系，是地主階級掌握主要的生產資料。地主階級有政權，有軍隊，保護這種生產關系。因而隻有地主階級能夠壟斷文化辦學校。被剝削被壓迫的農民階級是不可能有受教育學文化的機會的。在封建地主階級看來，使用簡單工具從事農業勞動的農民，也沒有要使他們受教育學文化的必要。這是幾年封建制度的規律，是唯物史觀所指示的法則。”“武訓生在滿清時代，他甘心為地主階級服務，以‘為貧寒’的口號欺騙農民，而實際上為地主和商人辦成了三所學校，這是合乎封建社會的規律的。”

武訓的“行乞興學”，過去大都當作一樁美談。一般人對之表示敬意，並不一定清楚這個人物及其作為的具體歷史事實，沒有深思過對它應當如何科學評價的問題，這是不足深責的。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的一些講話中也曾稱贊過武訓行乞興學的精神，並用它來鼓勵大家克服困難，把革命堅持下去。1951年在看了電影《武訓傳》和了解到著意宣傳武訓的其他一些材料后，毛澤東對武訓有了新看法。他修改社論、文章、調查報告時寫下的這些話，代表了他把武訓的行乞興學擺在近代中國革命歷史發展的具體環境中來重新考察所得出的新看法。毛澤東的批評，不但指向武訓，更著重地是指向宣傳武訓的人們。毛澤東對武訓和武訓宣傳的這些新看法，當然可以也應該允許有不同的意見。他的批評，看來在政治上上綱過高，語調也過於尖銳，但是他提出的用馬克思主義觀點重新研究一些歷史人物的任務，和他在這個問題上發表的一些深刻見解，應該說是重要的，對於宣傳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是有積極意義的。由於未能真正用學術討論的方法來執行這一任務，而是採取了一涌而上，無限上綱，不容分說的做法，結果使當時的批判搞得“非常片面、極端和粗暴”(1985年9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的胡喬木的談話)，在思想文化界開了用政治批判解決學術爭論的不好的先例。

電影《武訓傳》的導演孫瑜，在運動中受到很大政治壓力，但是並沒有劃為什麼“分子”，也沒有停止他工作的權利，一些影片仍然讓他執導。這些同以后的批判運動中的極端作法相比，還是較為緩和的，在評價這場批判的時候，這一點也應該提到。

除上述5個方面外，還有幾篇涉及在執政的條件下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和關心群眾疾苦的文稿。1951年5月16日，毛澤東在轉發中央辦公廳秘書室關於處理群眾來信問題的報告的批語中指出：“必須重視人民的通信，要給人民來信以恰當的處理，滿足群眾的正義要求。要把這件事看成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加強和人民聯系的一種方法，不要採取掉以輕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義的態度。”12月15日，他在一個文件中嚴肅批評了某些黨政機關動員群眾寫致敬信，發祝賀電，以及一些機關團體和群眾給中央送錦旗、禮品的做法，指出這“不但是一種浪費，而且是一種政治錯誤”。毛澤東為轉發衛生部副部長賀誠報告代中央起草的批語，提醒全黨注意：“每年全國人民因為缺乏衛生知識和衛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經濟上的損失，可能超過每年全國人民所受水旱風虫各項災荒所受的損失，因此至少要將衛生工作和救災防災工作同等看待，而決不應該輕視衛生工作。”

（來源：《黨的文獻》198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