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一生敬重的老師、歷史學家卡拉姆津，是19世紀俄國思想史上不可忽略的人物。以前，人們習慣於把他看作農奴主貴族思想的代表。其實，卡拉姆津曾經深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后來才熱衷於維護俄羅斯民族傳統。而當時的歐洲思想界，卻始終認為他並不守舊。這似乎有些矛盾，但細究起來，其實不然。在面對變革與傳統矛盾的時候，他做出的選擇令人深思。

19世紀初，歐洲文化在俄羅斯貴族社會的傳播十分廣泛。沙皇亞歷山大一世也受到影響，一度頗為倡導。他組成了一個秘密委員會來擬訂方案，准備進行國家改造。當時農民問題是當務之急。秘密委員會成員強烈譴責農奴制度，說它是俄羅斯的“奇恥大辱”，是造成人民普遍貧困的苦難之源。

1809年秋，西方文化的熱心追隨者斯貝蘭斯基伯爵作為主要設計者完成了《國家法典緒論》，准備以法國為榜樣，對俄國的國家制度進行“大刀闊斧”、“一針見血”的改革，要使俄國向君主立憲制過渡。

但是，國務會議通過的民法典前兩部分出版后，遭到了許多人的猛烈抨擊。這其中就包括卡拉姆津。他痛斥斯貝蘭斯基是要“把我們斑白的頭鑽進由巴黎的六七個前律師或前雅各賓黨人弄成的小書中去”﹔“感謝上帝，我們還沒有落到那個征服者的鐵蹄之下，我們這裡還不是威斯特伐利亞、意大利王國、華沙大公國，在那些地方，拿破侖法典伴隨著眼淚被作為公民的典范。”他宣稱：“我們都熱愛俄羅斯，熱愛君主，熱愛它的光榮和幸福，我們都仇恨那個血染歐洲、把如此多的大國化為烏有的民族。”卡拉姆津如此激烈地反對斯貝蘭斯基方案，源於他本人的一次農奴制改造實踐。

自從彼得一世推動俄國開始“西方化”進程之后，許多受到西方文化熏陶的俄國貴族都曾進行過小范圍的農奴制改造。這在很多文學作品中都有所反映。例如普希金筆下的奧涅金就在自己的庄園裡創建了一種所謂的新制度，即用“輕微地租”代替“世代徭役的重輒”，以減輕農民的沉重負擔。這是19世紀20年代歷史的記錄。如50年代《一個地主的早晨》中的聶赫留朵夫、屠格涅夫筆下的羅亭、《安娜•卡列尼娜》中70年代農奴制改造后的列文，都進行過庄園改造。這些改造無不遭到鄰居地主的不滿和農奴的不信任，以失敗告終。有人總結說：“羅亭的不幸在於他不了解俄國。”

卡拉姆津的經歷恰是這個總結的注腳。他也曾經熱烈贊揚過彼得一世的政策，嘗試解放農奴。出人意料的是，對他的舉措強烈不滿的卻是他一心想要解放的農奴們。這個“種下龍種，收獲跳蚤”的尷尬結果，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后來他的思想走向傳統。

卡拉姆津24歲時曾去歐洲旅行。在長時間遠離家鄉前，他毅然決定“讓自己的農奴得到幸福”。他把全部土地都分給了農奴，隻要他們繳納不多的租賦，使他們成為實質上的自由農民。他也沒有任命管家，而是讓農民自己選出領頭人。但當他結束游歷歸來，卻發現農民們並沒有過上好日子，反而還陷入了極端的貧困。這個結果令他震驚不已。原來他給予農民的“自由”，沒有使得他們為自己的幸福更加辛勤地勞動，卻導致了無所事事。相反，他的父親一直生活在鄉間，不但留心自己的地產，還精心管理自己的農奴。所以他父親那裡沒有得到解放的農奴反而過得更好。於是，卡拉姆津痛心地收回了土地，決心做一個勤勉的主人，並分給窮人從事經營所需要的東西。結果，農奴們在他的管理下安心勞動，日子好過了，對他都感激不已。

我們今天讀到這段歷史，可能會覺得當時農奴的思想不可思議。卡拉姆津的結論是：大多數農奴已經世世代代養成了一時難以改變的習慣，失去了在自由的環境下生活和勞動的能力。客觀環境變了，主觀能力卻一時跟不上。所以，他主張首先應該給予那些勤勞的農民擁有地產的權利，使他們逐漸在事實上成為能夠支配自己的人，然后再考慮放棄地主對農民的保護人資格問題。所以，卡拉姆津不是變成了徹底的保守派，而是轉而主張“漸進”式改造，從最有條件的地方入手，再逐漸擴展到整個社會。

卡拉姆津由此深感自己對俄國社會現實，尤其是農奴的生存和思想實際了解不深，進而對俄國歷史和政治體制進行了很多思考。他認為，在俄國進行任何思想和政治變革，都不能過於激烈地破壞歷史悠久的俄國文化傳統，兩者應該結合起來，即在現存國家社會制度的范圍內進行改革。以此為標尺，他態度激烈地反對斯貝蘭斯基的西化改革就不足為奇了。事實上，原本全力支持改革的亞歷山大一世，也發現問題遠非如此簡單，開始擔心大幅度的變化會引起劇烈動蕩，動搖俄羅斯的國家基礎。於是，斯貝蘭斯基於1812年被沙皇放逐。

值得一提的是，仍然處在傳統文化支配下的群眾，也不願意徹底否定俄羅斯傳統。迷戀純朴寧靜、和諧自然的俄羅斯民族生活方式，認為古老的村社制度是不能變更的優良傳統，這些思想在俄國各個階層中都有著根深蒂固的影響。因此，否定斯貝蘭斯基方案的，不僅有懼怕利益受損的貴族、擔心皇權削弱的沙皇，還有佔人口90％的農民。據說，對斯貝蘭斯基的改革方案，“不論是在宮廷還是在茅舍，到處都是怨聲載道”。當斯貝蘭斯基被貶黜的消息傳來時，竟然出現了“連暴君之死也不會出現的普遍的歡欣”。這何嘗不顯示了他們距離群眾之遙遠。可見，判斷任何改革是否真正有益於人民的福利，不能光看其表面上的設計是否完美，關鍵是要看其是否合乎實際。如果它與現實的距離有天地之遙，說得再美好動聽也必遭失敗。

今天看來，卡拉姆津並沒有完全放棄自己改造社會的良好願望，而是根據當時的現實作了調整。聯系他所處的時代背景，這應當是一個務實的選擇。畢竟他的目的是為了農奴生活更加幸福。從文化的角度看，在19世紀的俄國國情下，卡拉姆津的思想轉變，體現的是他對國情的正視和對自己所依存的深厚文化傳統的尊重。值得一提的是，經過這番對變革與傳統的思考，卡拉姆津較早地看到了“俄羅斯必須從歐洲的陰影下解放出來而成為自我”的迫切性。他在這方面的論述，對后來關於俄羅斯民族觀念的思考和討論起了開先河的作用。

〔作者李琦，女，中央檔案館副研究館員，北京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