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領導人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決策和思考，總體來講，經歷了這樣幾個階段：（一）積極准備武力解放﹔（二）分步驟進行﹔（三）爭取和平解放﹔（四）形成“一綱四目”構想﹔（五）任務留給后代，這一代人則“播種開路”。為此，他們進行了許多艱苦而卓有成效的努力。
一、朝鮮戰爭爆發前： 積極准備，以武力方式解放台灣
解放台灣，是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一部分。1949年3月15日， 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第三天，中共中央以新華社名義發表時評《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 提出：“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一定要解放全中國。”
此時全國還有廣大地方沒有解放，為何把解放台灣放在突出地位呢？原因一是蔣介石把台灣作為反共最后基地的意圖日益明顯，二是美國圖謀“台灣托管”的活動明朗化。
1949年５月起， 解放軍開始進行攻台准備。怎樣准備？毛澤東指出，除了陸軍外，主要靠空軍。“可以考慮選派三四百人去蘇聯學習空軍， 同時購買飛機一百架左右， 連同現有的空軍組成一個攻擊部隊，掩護渡海， 准備明年夏季奪取台灣。”（《毛澤東年譜（1893—1949 ）》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529 頁。）７月２５日、２６日，他先后致電斯大林， 請求蘇方為中國培訓更多的飛行員、地勤人員， 賣給更多的戰斗機、轟炸機，“ 做為明年下半年我軍進攻台灣之用”。斯大林表示同意。（參見熊華源， 單勁鬆：《毛澤東、周恩來對解決台灣問題的思考和決策》，《黨的文獻》2009年第６期。）從上述史料看， 毛澤東擬用一年到一年半時間，在蘇聯幫助下，壯大空軍、確保制空權后，於1950年夏或下半年攻打台灣。
解放軍渡江后， 乘勝追擊， 勢如破竹， 國民黨方面人心惶惶。美國方面分析提出， 既然無力阻止中共攻取台灣， 不如爭取主動體面地“ 棄台”。（參見《中美關系資料匯編》第２ 輯（ 上）， 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版， 第８ 頁。）金門臨近廈門， 是攻打台灣的跳板和橋頭堡。當此良好形勢， 解放軍於1949年10月24日發起金門之戰。經三天三夜血戰， 雙方均損失慘重， 但解放軍未能攻下金門。
不過金門失利並沒有影響中共解放台灣的決心。1950年４ 月中共中央發出指示， 提出“解放台灣為全黨最重要的戰斗任務” （周軍：《新中國初期人民解放軍未能遂行台灣戰役計劃原因初探》， 《中共黨史研究》1991年第１期。）， 只是推遲了原定計劃時間。毛澤東４月１３日致斯大林電表示：“ 奪取台灣的作戰，准備1951年進行之。”５月１７日， 華東軍區、三野軍前委發出《關於攻台准備工作的指示》， 加緊進行作戰准備。在６ 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擔任攻台前線總指揮的粟裕還向毛澤東匯報了准備情況和作戰方案。當月，解放軍１６個軍已集結在沿海一帶， 准備作戰。
然而，正當中國人民解放軍緊鑼密鼓地進行攻台准備的時候，1950年６月25日， 朝鮮戰爭爆發，改變了解決台灣問題的走向。
這些年總有人說， 毛澤東當年決策出兵朝鮮， 耽誤了解決台灣問題。而事實上，毛澤東曾說過， 是朝鮮戰爭發生后，“ 形勢的變化給我們打台灣添了麻煩， 因為有美國在台灣海峽擋著”，才不得不決定“把打台灣的時間往后推延”。
關鍵是，為什麼朝鮮半島發生戰事， 美國卻首先將注意力投向台灣海峽？ 這與當時的美蘇冷戰相關。當時美國把朝鮮戰爭和中共攻台准備聯系起來，看作是共產主義陣營的“ 聯合行動”。於是，６月27 日， 杜魯門悍然宣布介入朝鮮戰爭的同時， 改變從台灣“ 脫身” 的政策， 宣布台灣“中立化”。他重拾“台灣地位未定” 論， 並宣布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參見《中美關系資料匯編》第２ 輯（ 上） ， 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版， 第89——90頁。）
這一突發形勢，使得毛澤東、周恩來必須重新考置解放台灣的策略。１９５０年８月１１日，中央軍委同意華東軍區司令員陳毅的意見，決定1951年４月以前不打金門，1951年內不打台灣，待1952年看情況再作決定。毛澤東指示：在宣傳上，我們隻說要打台灣而不說時間，並刪去文件中關於１９５１年打台灣的提法。（參見沈駿：《中共三代領導集體與祖國和平統一》， 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 年版， 第80頁。）１０月１６日，毛澤東作出人朝作戰的戰略決策。11月11日，毛澤東採納聶榮臻“在目前情況下，攻打金門的任務，似宜暫時放棄，以便集中人力、物力准備應付可能發生的新情況”的意見，同意“明示華東解除明年攻打金門任務”。（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一1976） 》 第1卷， 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40頁。）攻打台灣的事，就這樣擱置了。
這一年的１０月２７日，毛澤東曾在一次談話中對出兵朝鮮作了一個形象的解釋。他說：我們對朝鮮問題，不能置之不理。美帝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們身上，從朝鮮一把刀插在我們的頭上，以台灣一把刀插在我們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們的腳上。天下有變，它就從三方面向我們進攻，那我們就被動了。（參見《毛澤東年譜（ 1949-1976 ）》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30頁。）
不論從美國當時在朝鮮開戰后的決策過程， 還是后來的周邊外交形勢以及對台政策等來看， 都証明了毛澤東“ 三把尖刀”的論斷深有遠見。
二、朝鮮停戰后： 解放台灣要有步驟地進行
1953年７月２７日， 朝鮮停戰協定簽署， 持續三年的朝鮮戰爭結束。然而，台海形勢已今非昔比。
朝鮮戰爭期間， 為穩住台灣海峽軍事局勢， 美國對蔣介石有所約束，但同時給予大量對台軍事經濟援助和扶持。蔣介石利用這個時機大力經營， 逐漸在台灣站住了腳。1953年２ 月， 朝鮮停戰協議尚未簽署， 艾森豪威爾出任美國總統。他立即宣布放棄台灣“ 軍事中立化”。朝鮮停戰后， 美國對台灣戰略地位的作用愈加重視， 對台軍援大幅加強。
在此種形勢下， 作出是否重啟攻台計劃的決策， 絕非易事。葉飛回憶， 停戰不久， 陳毅曾提出用５ 個軍的兵力攻打金門， 中央軍委、毛澤東審慎考慮后曾予批准， 但又很快改變了決定， 將攻打金門的計劃擱置下來。（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847頁。）
1953年10月， 毛澤東召開中央軍委會議， 研究解放台灣的作戰方針。研究結果， 在朝鮮停戰后趨於緩和的形勢下， 目前不宜發動大規模渡海作戰。決定“ 採取從小到大， 逐島進攻， 由北向南打的方針解放沿海島嶼﹔ 要在實戰中訓練部隊， 提髙三軍聯合渡海作戰的能力， 為解放金門、馬祖創造條件”。（參見聶鳳智等：《三軍揮戈戰東海》，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頁。） 據此， 彭德懷責成制定了在1955 年１ 月底前完成解放金門一切戰備的計劃。
然而這一年， 正在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大規模經濟建設， 需要和平安全的環境， 同時戰爭准備需要大量后勤物資、交通、海空保障。毛澤東權衡利弊， 審時度勢， 綜合考慮朱德、彭德懷、陳毅等的意見， 又於12月下令暫緩作戰准備。（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582——583頁。）
樹欲靜而風不止。1953年底， 美國拉攏西太平洋沿岸一些國家，構筑反華軍事同盟的態勢日益明朗。而台灣當局為求美國長期支持， 也向美提出締結條約。這引起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高度關注。次年４月２８ 日至７月2１日召開的日內瓦會議， 促成了印度支那停戰。７月７日，會議期間，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出：“我們要破壞美國跟台灣訂條約的可能。”（《毛澤東文集》第６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３３頁。）日內瓦會議剛結束，中央就指出：“在朝鮮戰爭結束之后我們沒有及時（約遲了半年時間）地向全國人民提出這個任務，沒有及時地根據這個任務在軍事方面、外交方面和宣傳方面採取必要措施和進行有效的工作，這是不妥當的，如果我們現在還不提出這個任務，還不進行工作，那我們將犯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毛澤東傳（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上），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８５頁。
中央為何把形勢估計得這樣嚴重呢？周恩來作過解釋，指出：遠東有三個戰爭，朝鮮戰爭、印度支那戰爭和台灣戰爭。現在朝鮮戰爭、印度支那戰爭都停了，“剩下的就是美國加緊援助台灣進行騷擾性的戰爭”。如此時“我們不提出解放台灣，保持不了祖國的完整版圖，我們就會犯錯誤，也對不住自己的祖先”（《周恩來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８４頁。）。
《人民日報》１９５４年７月２３日發表題為《一定要解放台灣》的社論，再次向全世界宣布“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面向全國和全世界的“解放台灣、反對美國干涉”的宣傳，大張旗鼓地開展起來。
１９５４年９月３日和２０日，毛澤東下令再次炮擊金門，直接對台當局實施懲罰性軍事打擊，同時也對美台簽訂《共同防御條約》發出嚴重警告。雖然沒有阻擋住美台於１２月３日正式簽約，但這場斗爭還是對該條約起到了一定制約作用。條約規定，美協防范圍為台灣和澎湖地區，未包括金馬地區，同時台當局對大陸的軍事行動受到嚴格控制。
而中共加大解放台灣宣傳的同時，具體准備工作繼續進行。周恩來這樣解釋：中國如果解放沿海島嶼，美干涉可能性不大﹔如渡過台灣海峽攻打台灣，第七艦隊則是要阻撓的。因此，解放台灣“要有步驟地進行”，“要從沿海島嶼開始打擊敵人”。（參見熊華源、單勁鬆：《毛澤東、周恩來對解決台灣問題的思考和決策》，《黨的文獻》２００９年第６期。）他指出：我們總的口號是解放台灣。但是要有步驟地進行，因為中國海軍還未鍛煉好，各方面准備還需要時間。（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７年版，第410頁。）
９月２５日，中共中央發出周恩來主持修改定稿的《關於解放台灣宣傳方針的指示》，指出：“斗爭是長期的，因為我們沒有強大的海、空軍，就要有時間去把它建設起來”，最后達到解放台灣。（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２00７年版，第４１２頁。）毛澤東還提出要“邊打邊建”，即在准備解放台灣的戰爭中，加強空軍和海軍工作，推動軍事工作、外交工作、政治宣傳工作和經濟工作。（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８５頁。）
１９５５年１月１８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一江山島。美國務卿杜勒斯竟於當天宣布，如果台海發生戰爭，美國准備使用戰術核武器。２月５日，解放軍解放大陳島，２月２６日進佔南麂島。至此，浙江省沿海所有島嶼全部解放。世界輿論普遍認為，解放軍的下一步行動就是攻打金馬，進而攻台。到了３月３日，美台《共同防御條約》正式生效。美國迅速加強在台灣的軍事指揮系統，派出美軍協防台軍司令，美軍駐台軍事顧問團擴大到2600人，美空軍第１３特種航空隊進駐台灣。（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８４９頁。）
面對美國在台灣島及台灣海峽越來越強大的軍事威脅，包括它公然發出的核威脅，中國人民解放軍沒有實施進攻金門、馬祖的行動。
１９５５年３月５日，毛澤東在致赫魯曉夫電中表示：“解放台灣應該分兩個步驟：第一步是解放台灣沿海島嶼，第二步（可能需要很長時間）是解放台灣本島。”（參見熊華源、單勁鬆：《毛澤東、周恩來對解決台灣問題的思考和決策》，《黨的文獻》2009年第６期。）這仍是一個清晰的“兩步走”方案，但“第二步”可能所需“很長時間”，意味著中共不再考慮近期解放台灣本島的問題，這使得“第一步”即解放金馬，也顯得不那麼迫切了。
三、萬隆會議后：爭取和平解放台灣，實行第三次國共合作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逐步確立爭取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是在１９５５年４月萬隆亞非會議召開以后。（參見《毛澤東傳（１９４９一１９７６）》（上），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８４６頁。）
在周恩來率參會代表團離京前，毛澤東曾指示：“可相機提出在美國撤退台灣和台灣海峽的武裝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灣的可能性。”（《人民日報》１９９４年２月２７日。）在會議期間的一次冷餐會上，為回應參會東南亞國家關心的緩和台灣地區緊張局勢問題，周恩來作了一個６９個宇的聲明：“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和緩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人民日報》１９５５年４月２４日。）他還聲明：“中國人民解放台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中美關系資料匯編》第２輯（下），世界知識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版，第２２５３頁。）聲明獲得了與會國和世界輿論的熱烈歡迎。
周恩來回國后，將爭取和平解放台灣的聲明內容寫進國務院公報。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正式、公開地提出和平解放台灣的主張。
在國際輿論的壓力下，杜勒斯於４月２６日發表聲明，表示不排除同中國進行雙邊談判。（參見《當代中國外交》，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９９頁。）８月１日，中美大使級會談在日內瓦正式開始，關於台灣問題的斗爭主戰場轉入外交舞台。
到了１９５６年，中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不僅需要和平環境，而且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毛澤東、周恩來的對台思路由此進一步發展。
１月３０日，周恩來在全國政協會議上強調，要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參見《周恩來傳》（三），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２９７—１２９８頁。）６月２８日，他又在全國人大會議上“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們願意同台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放台灣的具體步驟和條件，並希望台灣當局在他們認為適當的時機，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適當的地點，同我們開始這種商談。”（《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５８９頁。）這是中共第一次公開表達通過與台灣當局商談和平解放台灣的願望。
１９５７年４月，在歡迎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的宴會上，周恩來介紹對台情況時說：“國共兩黨過去已經合作了兩次。”毛澤東接著說：“我們還准備第三次國共合作。”這是中國最髙領導人首次公開而且明確提出第三次國共合作的主張。
毛澤東、周恩來關於統一台灣的具體政策思路，也逐漸明朗起來。
該年初，毛澤東就表示，台灣隻要同美國斷絕關系、與祖國統一，其他一切都好辦。當與從台灣來的人士商談時，毛澤東、中共中央指示向對方提議：（１）國共兩黨通過對等談判，實現和平統一﹔（２）台灣成為中國政府統轄下的自治區，實行髙度自治﹔（３）台灣地方政府歸蔣介石領導，共產黨不派人前去干預﹔（４）國民黨可派人到北京參加對全國政務的領導，但外國軍事力量一定要撤離台灣和台灣海峽。
關於中國政府同台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放台灣的具體步驟，周恩來指出，這“是中央政府同地方當局之間的協商”（《中美關系資料匯編》第２輯（下），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版，第２２９６頁。）﹔“我們對台灣決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談’隻要政權統一，其他都可以坐下來共同商量安排”（新加坡《南陽商報》１９５６年８月１４日。）。
關於統一后的安排，毛澤東表示：“一切可以照舊，台灣現在可以實行三民主義，可以同大陸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務來破壞，我們也不派‘紅色特務’去破壞他們。談好了可以訂個協議公布”。“台灣隻要與美國斷絕關系，可派代表回來參加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全國委員會。”周恩來補充說：“蔣經國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協是理所當然的。蔣介石將來總要在中央安排。台灣還歸他們管，如果陳誠願意做，蔣經國隻好讓一下作副的。”“陳誠如果願意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義之下，蔣經國也可到中央工作。”（參見《人民日報》1994年２月２７日﹔廖心文：《為兩岸和平統一開路的周恩來》，《百年潮》１９９７年第２期。）
國際輿論十分關心統一后如何安排蔣介石，周恩來回應說：“如果台灣歸還中國的話，那麼蔣介石就有貢獻了，而他就可以根據他的願望留在他的祖國的任何地方。”（《人民日報》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１１日。）“如果蔣中正願意回歸祖國，絕不會低於國務院總理的地位。”（《周恩來傳》（三），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288８頁。）等等。
毛澤東、周恩來密集闡述和平統一台灣主張，也有復雜的國際背景。在美國不承認和圍堵、孤立新中國的形勢下，中美大使級會談是雙方唯—直接接觸通道。但美方在會談中一直堅持要首先討論“放棄使用武力”問題，要求中方同意發表凍結台灣地區現狀的聲明。（參見（周恩來傳》（三），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1290頁。）這當然談不攏。美國還在聯合國等國際場合推行“兩個中國”的主張。美國企圖分裂中國的行徑，不僅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嚴正批駁，也遭到蔣介石堅決抵制，蔣因此多次面臨被美國趕下台的危機，美台矛盾激化。這令毛澤東、周恩來看到了爭取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可能性。
中共方面關於國共和談的建議，不僅在世界上得到關注和好評，也曾引起蔣介石關注。可惜他將其解讀為中共“和平攻勢”“統戰陰謀”而未作回應。
四、第二次炮擊金門后：從“兩步走”到“一攬子”解決
1957年起，美國又開始縱容台灣當局對中國大陸的襲擾，還公開宣布在台灣部署了可攜帶核彈頭的斗牛士導彈和電導導彈，對中國進行軍亊威脅和挑舋。台海局勢又緊張起來。美國對華強硬，與1956年出現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和波匈事件，世界社會主義陣營出現挫折，美認為冷戰格局發生有利於西方的變化有關。１９５７年１２月，美方故意提出降低中美大使級會談級別，中方予以拒絕，會談中斷。中美重回隔絕狀態。毛澤東和中國政府不能不考慮調整對美政策，從爭取和平協商到加強對美斗爭。（參見《毛澤東傳（１９４９一１９７６）》（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850頁。）
１９５８年，國際形勢再生重大變化。５月，黎巴嫩發生反對親美當局的斗爭﹔７月１４日，伊拉克爆發推翻親美君主政府的革命，次日美國出兵黎巴嫩，中東局勢驟然緊張。為轉移世界對中東局勢的注意，美國武裝干涉黎巴嫩同日，宣布其遠東地區陸海空軍進入戒備狀態，並揚言加強“保衛台灣”的部署。（參見《人民日報》1９５８年７月２５日。）台灣當局同日發布戒嚴令，並向金門、馬祖大幅增兵。
對此，毛澤東連續召開會議研究，於７月１８日晚對炮擊金門作出明確指示，並說：金門炮戰，意在擊美。（（美）艾森豪威爾：《白宮歲月》（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7年版，第３２８頁。）８月６日，艾森豪威爾獲悉有關“確切情報”（（美）艾森豪威爾：《白宮歲月》（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１９７７年版，第３２８頁。），當天台灣當局宣布進入戰備狀態，美海軍參謀長伯克宣稱隨時准備像在黎巴嫩那樣登陸。（參見沈駿：《中共三代領導集體與祖國和平統一》，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２１頁。）８月１７日至３０日，毛澤東在北戴河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作出了炮擊金門的最后決定。８月２３日，“萬炮轟金門”開始，連續數天，重創國民黨守軍。
這場斗爭看起來是對蔣，實質上是朝鮮戰爭以來同美國之間的一場包含軍事、政治、外交等內容的重要較量。（參見《周恩來傳》（三），中央文獻出版社２00８年版，第１２８６頁。）吳冷西回憶，毛澤東說：我們的要求是美軍從台灣撤退，蔣軍從金門、馬祖撤退。你不撤我就打。台灣太遠打不到，我就打金馬。美國同國民黨訂了共同防御條約，防御范圍是否包括金門、馬祖在內，沒有明確規定。美國人是否把這兩個包袱也背上，還得觀察。打炮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偵察蔣軍的防御，而是偵察美國人的決心，考驗美國人的決心。（參見吳冷西：《憶毛主席》，新華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７４—７７頁。）
這次炮擊又迫使美國不得不考慮“戰爭邊緣線”劃在哪裡的問題。於是它的態度開始鬆動。毛澤東等分析認為，“我們這一打，打出美國想談了”。果然，美國回應中國提議，中斷了９個月的中美大使級會談於９月15日恢復。
在會談的第一次會議上，中方提出雙方共同發表聲明，其中包括金門、馬祖等沿海島嶼必須收復，之后將爭取用和平方法解放台灣和澎湖列島的內容。（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２卷，世界知識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441頁。）美方卻在聯合國大會提出一個要中國“放棄對金門和馬祖群島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的“停火”方案。（參見《周恩來傳》（三），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29２頁。）９月２０日，中國外交部長陳毅發表聲明：中國在金門、馬祖並未同美國打仗，談不上“停火”﹔解決台海緊張局勢的關鍵是美國撤軍。同時，根據周恩來建議，福建前線再次猛烈炮擊金門、馬祖，“打而不登，斷而不死”，以“使敵晝夜驚慌、不得安寧”。（參見《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３５６頁。）
在中共持續炮擊和內外壓力下，美國開始表示，如果放棄這些沿海島嶼不會對“保衛台灣”產生不利影響，就不考慮在那裡使用部隊。毛澤東很快覺察到美“以金馬換台澎”的圖謀，也獲悉了該方案遭蔣拒絕的重要信息。於是，中共中央、毛澤東作出了暫不收復金、馬的決策。
１０月３日、４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台灣海峽局勢，提出：“讓金、馬留在蔣介石手裡如何？這樣做的好處是金、馬離大陸很近，我們可以通過這裡同國民黨保持接觸，什麼時候想要就什麼時候打炮，什麼時候需要緊張一點就把絞索拉緊一點，什麼時候需要緩和一下就把絞索放鬆一下，可以作為對付美國人的一個手段。”（《周恩來年譜（1979——1976）》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177—178頁。）這就是“絞索政策”。
根據毛澤東命令，炮擊金門形成了一個奇特的規律，逢單日打，雙日不打。打，是給蔣軍拒絕美要其撤離金馬一個理由﹔不打，是給蔣軍運輸補給留出時間，且隻打沙灘，不打民房和工亊。中國政府又打又不打、一會兒打一會兒不打，搞得美國很被動。到了該年１２月１０日，美國宣布從台海地區撤出部分海空軍，並決定隻要中國雙日不開炮，美國將不參加護航。台海緊張局勢再次緩和下來。
“絞索政策”的形成，表明中共中央已根據形勢變化，迅速調整了解放台灣的戰略步驟，從原來准備分“兩步走”調整到將來台澎金馬“一攬子解決”。
１０月５日和１４日，周恩來兩次會見蘇聯駐中國大使館臨時代辦安東諾夫，對此作了說明。他說：中央原先的方針是准備分兩步走：先收復包括金門、馬祖在內的沿海島嶼，再爭取解放台灣。現根據目前的局勢變化，決定還是把蔣介石繼續留在金門、馬祖沿海島嶼上，暫時不收回，今后爭取一下子收回這些沿海島嶼、澎湖列島和台灣。（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２00３年版，第876、878頁。）毛澤東也說過：“金、馬、台、澎是一起的，現在統統歸蔣介石管，將來要解放一起解放，中國之大，何必急於搞金、馬？”（《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878—879頁。）
此后，金門時有炮聲，但已演變成純粹政治意義上的行動，即毛澤東說的“基本上還是文打”了。敵對的兩岸雙方，就以這樣奇特的方式共同維護著“一個中國”的共同認知。五、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后：“播種開路”，為將來解決台灣問題創造條件
可以看出，經過包括兩次炮擊金門在內的長期中美博弈、兩岸交鋒，毛澤東、周恩來在台灣問題上作出了極其冷靜的戰略判斷。在中美經濟、軍事、國際地位對比懸殊的現實條件下，難以解決台灣問題。毛澤東對此說過，台灣歸還祖國，實際上是一場政治、軍事、經濟實力的競爭。晚一些收回，有利於動員國內人民搞建設，增強國防力量。（參見廖心文：《１９５８年毛澤東決策炮擊金門的歷史考察》，《黨的文獻》１９９４年第１期。）
到了２０世紀６０年代，毛澤東對解決台灣問題的時間有了更明確的估計。１９６０年５月２２日，他在一次會議上說：解放台灣的任務不一定要我們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去做。現在要蔣過來也有困難。逐步創造些條件，一旦時機成熟就好辦了。（參見沈駿：《中共三代領導集體與祖國和平統一》，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１０３頁。）周恩來也不止一次講，對台工作急是無用的，今后可能會拖下去。我們這輩子看不到統一，下一代或再下一代總會看到的，“我們隻要播好種，把路開對了就行”。（參見廖心文：《為兩岸和平統一開路的周恩來》，《百年潮》１９９７年第２期。）
今天來看，毛澤東、周恩來那一代人的不懈努力，確實為后代最終解決台灣問題打下了堅實而寶貴的基礎。
其一，形成“一綱四目”重要構想。
早在１９５５年開始提出以和平方式解放台灣時，毛澤東、周恩來就為其具體策略進行了構思。６０年代初，毛澤東、周恩來托人向台灣當局傳達過中共和談條件，有最低條件和最高條件。最低是暫時什麼都不談，雙方先作有限度的接觸，如相互訪問（官方或私人團體均可），通郵、通電，然后通航。最高是在台灣和平解放后，給台灣類似當年陝甘寧特區的地位，可擁有自己的政府、軍隊、黨組織，經費亦可由大陸負擔，隻要求台灣承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后來經周恩來歸納，毛澤東同意把這些政策概括為“一綱四目”。用張治中給陳誠信中的話來說，一綱是“隻要台灣歸回祖國，其他一切問題悉尊重總裁（指蔣介石—引者注）與兄（指陳誠—引者注）意見妥善處理”﹔四目包括“台灣歸回祖國后，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由總裁與兄全權處理﹔所有軍政及建設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台灣之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並荨重總裁與兄意見協商決定，然后進行﹔雙方互約不派人進行破壞對方團結之事”。（參見《周恩來傳》（三），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２９９—１３００頁。）
“一綱四目”，成為后來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構想的雛形。
其二，促進兩岸溝通和聯系，為兩岸和平談判作准備。
周恩來長期領導和關懷、持續進行了大量對台聯絡工作。如他委托張治中、傅作義寫信給蔣經國和陳誠，轉達中共中央的和談方針和政策。（參見（周恩來傳》（三），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３００頁。）他還做寓居台灣的國民黨元老於右任的工作，通過章士釗、邵力子、費彝民等向台灣當局傳話，促進相互了解，等等。（參見《周恩來傳》（三），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３０２頁。）１９６５年７月，李宗仁在周恩來關懷和精心安排下輾轉回國、葉落歸根，成為轟動世界的新聞。
為了表達和平誠意，自1959年起，中共中央還分批特赦在押的國民黨戰犯，至１９６６年特赦了６批。1975年國務院特赦全部在押戰犯，並允許和幫助他們赴台與家人團聚，等等。
其三，穩步增強綜合軍亊實力，成為核大國。
中共方面在提出和平解放主張的同時，也從未承諾過放棄武力解放的方式。劉少奇在八大政治報告中有明確的表述：“我們願意用和平談判的方式，使台灣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談判喪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談判失敗以后。”（《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255頁。）為此，我軍在“邊打邊建”中，兩岸常規軍事力量對比逐步發生有利於大陸的逆轉，約於６０年代下半期已取得在台海的軍事優勢。
就在１９５４年１２月美台《共同防御條約》簽訂后不久，１９５５年１月１５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正式作出了研制原子彈的決定。經過長期艱苦奮斗，至２０世紀７０年代初，中國“兩彈一星”事業獲得成功，躋身世界核大國之列。中國擁有核反擊力量，獲得了堅持對美斗爭、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重要保障。
其四，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彰顯大國地位。
２０世紀６０年代以后，中美關於台灣問題的直接斗爭和博弈，主要在國際政治領域，核心是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自１９６１年起，阿爾巴尼亞等國在每屆聯大提出“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權利”議案，均因美國等阻燒未獲通過。７０年代初，國際關系發生重大變化，中美都希望改善關系以聯手抗蘇。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７日，美國中止了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持續１０多年的巡邏。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４日，第２６屆聯大以壓倒多數通過１８國提案，恢復了中國的常任理事國地位。
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尼克鬆正式訪華。在２８日發表的中美上海聯合公報中，美方聲明：“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隻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個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無論如何玩弄辭藻，這是美國第一次以法律文件形式對“一個中國”的承認。中方除了重申主權立場外，並未在聲明中要求美方立即廢約、撤軍，而是明確了這一未來目標。這是出於將最終解決台灣問題作為一個長期任務留待后代完成的既定戰略考慮。因為，在毛澤東的預見中，美國最終從台灣廢約、撤軍，中美建交，是大勢所趨，遲早的事。
總之，經過毛澤東、周恩來以髙超的政治智慧、深遠的戰略眼光、堅韌的意志定力，帶領人民長期堅持不懈的艱苦奮斗，新中國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領域綜合國力日益發展壯大，國際地位逐步鞏固加強，也將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主動權，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