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對20 世紀50 年代中國共產黨提倡和實施節育的過程和領導人人口控制觀點的梳理和分析表明, 在當時處於世界生育高峰, 各國仍普遍傾向於增長人口, 傳統生育觀念十分頑固的背景下, 中共領導人既出於政治戰略考慮和勞動力需求而難以放棄對人口資源的重視, 又受限於技術水平難以有效推廣節育。他們的人口控制思想雖然有不成熟甚至失誤之處, 特別是“大躍進” 期間毛澤東對中國人口判斷偏離實際, 但依然是點燃新中國計劃生育事業“星星之火” 的第一步。
〔關鍵詞〕20世紀50年代;中共領導人;毛澤東;人口控制
中國政府是從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正式推行或者說全面實施人口控制政策的。關於在這之前中國政府已經做了些什麼, 人們並不清楚, 反而可能對那些負面事件印象更深, 如1949年9月毛澤東發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 駁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關於美中關系的白皮書中對中國人口問題的論斷, 以及1958年批判馬寅初的《新人口論》。然而讀史可知, 星火難點, 起步多艱。20世紀50年代中共領導人已經產生控制人口的思想, 雖然這種思想有不成熟甚至失誤之處, 但仍是新中國計劃生育事業的萬裡長征第一步, 完成了“點燃星星之火” 的任務。本文擬將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對中國人口問題的思考及初步應對措施進行一番梳理和分析, 展現那個年代中國人口控制艱難醞釀和起步的歷史, 以便更好地理解中國共產黨探索中國人口發展之路的曲折歷程。
一、從實際鼓勵生育到贊成節育觀念: 以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為契機
新中國成立前, 並不是沒有出現過控制人口、節制生育的主張。馬爾薩斯人口論(馬爾薩斯人口論的主要觀點是: “人在無妨礙時” , 以幾何級數增加, 而生活資料隻以算術級數增加。因此, 在長時段裡人的增長必然大大超過生活資料的增長, 造成人口過剩。使人口和生活資料保持平衡的辦法:一是提高人口死亡率, 如戰爭、瘟疫、飢饉;二是在道德上限制生殖本能, 降低出生率, 如禁欲、不婚、不育。馬氏還把貧窮的原因歸結於生育過多和人口過剩。參見[ 英] 馬爾薩斯著、郭大力譯《人口論》(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8年)。）傳入中國后引起過很多討論, 特別是20世紀20年代、30年代兩次較大規模的討論, 對知識階層產生了一定影響。比如魯迅就是一個節育的踐行者, 他曾感嘆兒子周海嬰是避孕失敗的結果（魯迅在1931 年3月6 日致李秉中信中探討避孕問題, 並說: “我本以絕后顧之憂為目的, 而偶失注意, 遂有嬰兒。” 參見《魯迅全集》第12 卷(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1 年)第4 1頁。）。但反對者也很多, 其影響很大。如李大釗就認為馬爾薩斯人口論成了日本人奉“地球之面積有限, 人口之增庶無窮, 吾人欲圖生存, 非依武力以為對外之發展不可” 之論的依據（參見《戰爭與人口問題》, 《李大釗文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 2 006年)第23 頁。）;孫中山直斥馬爾薩斯人口論為亡國滅種的學說。在政府理念方面, 1945年國民黨六大第15次會議通過的人口政策綱領《民族保育政策綱領案》第一條規定, 提倡適當教育, 增進國民健康, 提高生活標准, 減少災病死亡, 以期人口數量之合理增加。同時, 也提倡“鼓勵健全夫妻之生育, 指導適當之節育, 維護孕產婦之安全, 以期優良子女之增加” , 表達了為國民健康和人口素質應當適當節制生育的理念, 但在人口數量上還是鼓勵增長的。（參見冉志、楊化《抗戰時期國民政府人口政策研究》(《重慶師范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 2007 年第1期)。）這大致體現了當時整個社會的主流意識。這樣的社會思想狀況,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基本上沒有發生變化。
剛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在人口問題上並沒有超越社會意識, 而它所秉承的人口觀念有其歷史淵源和現實需要。
其一, 在中國共產黨長期帶領人民推翻舊政權、迎接新中國的奮斗歷程中, 人口資源作為發展生產的依靠力量和人民軍隊的來源, 曾經發揮過極其重要的作用。毛澤東等人在運籌帷幄時, 敵我人口數量對比, 是軍事力量較量的重要方面, 衡量地盤大小也常以人口多寡論。人口優勢是中國最終取得抗戰勝利的一個重要原因, 也是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堅信勝利的一大底氣。后來積極支持節育的陳雲, 在1949年上海經濟斗爭中也曾將4億人口作為贏得勝利的一個重要因素。毛澤東在批駁艾奇遜的白皮書時說:“世間一切事物中, 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 隻要有了人, 什麼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毛澤東選集》第4 卷,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第1512頁。）這句話是得到實踐充分驗証的。
其二, 當時的中國千瘡百孔, 百業待興, 急需勞動力, 特別是因耕地拋荒而急需農業勞動力。這都使得人口問題一時顯現不出來。
其三, 長期以來, 中國人口問題與土地問題聯系在一起。民國時期就有人提出:“人口問題就是吃飯問題, 民生主義實現之后就無所謂人口問題了。”（陳長衡: 《三民主義與人口問題》, 中國經濟學社, 1930年。） 艾奇遜的白皮書代表了外界對中國共產黨解決人口問題也就是解決吃飯問題能力的普遍懷疑。而中國共產黨人在新中國成立以前就有過的成功生產建設實踐, 如抗戰時期的大生產運動、各解放區的土地改革, 使他們對戰勝所謂人口過剩、糧食危機信心十足。所以毛澤東駁斥說:“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如像馬爾薩斯者流所謂食物增加趕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謬論, 不但被馬克思主義者早已從理論上駁斥得干干淨淨, 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蘇聯和中國解放區的事實所完全駁倒。”（《毛澤東選集》第4 卷, 第1511 ∼ 1512 頁。）如今, 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4億多人民不懈努力, 既然吃飯問題解決了, 自然就不應該存在人口問題了。
其四, 當時蘇聯由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人口損失巨大而實施鼓勵生育政策。而中國共產黨當時明確反對馬爾薩斯人口論, 同時採取“一邊倒” 政策, 效法蘇聯, 鼓勵生育, 強化了一般人對節制生育的反感。在很多人心目中, “隻有在帝國主義或資本主義國家才利用反動的馬爾薩斯人口論去提倡節制生育, 至於社會主義國家和新民主主義國家都是獎勵生育的”（參見《〈實用兒科學〉不應提倡節制生育》(《人民日報》1951 年6 月25 日)。） 。甚至有人認為“節制生育” 就是“和平的殺人名詞”（孫敬之:《人民地理教師怎樣貫徹思想政治教育?》, 《人民日報》1949 年1 0月10日。）。
其五, 按照人口發展規律, 20世紀50年代初期世界各國都經歷了一個多年戰爭之后的“補償生育” 高峰期, 這個生育高峰需要釋放一段時間才能放緩, 不可能強行阻擋。而且中國自古以來盛世的標志之一就是“人丁興旺” , “地大物博, 人口眾多” 是當時令中國人自豪的事情。
在這樣的普遍意識和時代背景下, 雖然中國共產黨並沒有明確鼓勵生育, 但不少政策, 尤其是衛生部一系列限制節育的規定, 實際上起到了鼓勵生育的作用。1949 年衛生部頒布《機關部隊婦女干部打胎限制的辦法》, 規定除非有醫學認定的必要情形, 禁止打胎。打胎者必須有醫生証明或經機關首長批准, 否則對其本人及執行打胎者予以處分。1952年衛生部制定《限制節育及人工流產暫行辦法》, 規定施行人工流產和絕育手術須有醫學認定的必要情形, 或者“已婚婦女年逾35歲, 有親生子女6人以上, 其中至少有一個年逾10歲, 如果再生將嚴重影響其健康以至為害其生命者”。手術亦須有醫學認定的必要情形。嚴厲限制出售避孕藥具, 規定購買節育用具者必須持有醫師証明交由藥房按照限量出售。凡違反規定者均要予以處分（參見彭佩雲主編《中國計劃生育全書》(中國人口出版社, 1997 年)第8 89頁。） 。1953年1月, 衛生部還通知海關:“查避孕藥和用具與國家政策不符, 應禁止進口。” 這樣, 部分飽受多子女之苦的群眾的節育意願得不到實現。
然而, 中國的人口國情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責任, 決定了這樣的思想狀態很快就面臨著巨大的挑戰。1954年11月1日公布的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 截至1953年6 月30日, 全國人口總數為58260 萬人, 大大超過原先的估計。短短幾年時間, 中國人口增長速度驚人, 這個數字立即引起了國內外各界的高度關注。
中共最高領導層對這種人口狀況的反應應當說是迅速的, 從6月30日開始人口普查不久的內部預估結果中已經感到形勢嚴峻。較早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鄧小平, 1953年8月就指示衛生部改正限制節育、禁止避孕藥和用具進口的做法。政務院還指示衛生部要幫助群眾節育, 批准衛生部修訂的《避孕及人工流產辦法》。該《辦法》說, 國家提倡避孕。（參見楊魁孚、梁濟民、張凡編《中國人口與計劃生育大事要覽》(中國人口出版社, 2001 年)第2 ∼ 6 頁。）1953 年9 月29 日, 周恩來在關於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基本任務的報告中指出:人多, 這是我們的一個優點。但是, 優點中也帶來了困難, 這樣多的人口, 要滿足他們的需要, 就是一個很大的負擔。（《中國人口與計劃生育大事要覽》, 第7頁。）
1954年12月27日, 劉少奇在召集國務院第二(文教)辦公室、衛生部、輕工業部、商業部、中共中央宣傳部、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等單位負責人座談節制生育問題時作總結, 明確表示: “現在我們要肯定一點, 黨是贊成節育的”（劉少奇: 《提倡節育》,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5冊, 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3 年, 第713 頁。） , 並提出了一些具體措施。
由此, 1953年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是新中國成立后中共領導人人口控制思想產生的起點。這是新中國推廣節育的真正開始。
二、從謹慎吹風到大造輿論: 黨和國家領導人大力提倡節育
大約從1955年起, 中共領導人開始在各種場合為節制生育造輿論, 1956年、1957年尤為頻繁。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陳雲等從事實際經濟管理工作的領導人, 以其解決吃飯(包括就業)問題的切身體會, 在人口問題上顯示了高度的危機感和警惕性。毛澤東表明態度沒有這麼快, 但后來對人口問題談得更多。
今天看來, 當時政府期望普及的節育意識還相當初級, 不過是要“有所節制” , 最初的實際工作主要是幫助那些苦於生育過多的群眾實現節育意願, 且沒有限制生育數量。1954 年5 月, 全國民主婦聯副主席鄧穎超就給鄧小平寫過信, 反映一些機關干部要求節育的意見, 得到鄧小平的支持。毛澤東也說過, 認為群眾沒有節育的要求是不對的, 要幫助他們避孕。但是, 最高領導層的節制生育思想畢竟超越了普遍社會意識, 在一定程度上也超越了中共長期以來形成的人口思維定式, 所以他們的提倡和宣傳有個逐步放開的過程。
首先是傳統觀念的障礙。當時, “避孕是不合乎自然規律的”、“生育是個人私事不能管” 這樣的觀念還很流行。的確, 不論東西方國家, 傳統上統治階級的人口控制政策都隻干預婚姻形式, 如強迫結婚、限制婚齡等, 從未涉及具體生育行為。而在中國民間, 隻有旨在增加生育的控制行為是正當的, 減少生育或者不育的行為均屬不道德。所以1957年8 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成立中央節育委員會時, 陳雲在發言中說:“在中國社會裡, 節育不大好講, 不但女同志怕羞, 男同志也怕羞, 不好意思去買避孕工具。”（《陳雲文選》第3 卷, 人民出版社, 19 95 年, 第68 頁。）馬爾薩斯也反對避孕, 認為這將導致道德敗壞。馬寅初曾明確指出這是他與馬爾薩斯完全不同的地方。然而, 面對中國人口激增的勢頭, 中共領導人將不得不背離“自古天經地義” 的理念, 打破自由放任的傳統生育行為模式, 開始把政府管理之手伸向私人空間。
其實, 許多黨政高層領導干部的態度轉變有個過程。他們中很多人腦子裡還是“主張節育就是馬爾薩斯人口論” 的印象, 對黨和政府管生孩子的事不適應、不習慣。例如衛生部由於政策慣性的作用, 曾一時轉不過彎來。鄧小平在對鄧穎超信的批示中說, “我認為避孕是完全必要的和有益的”, 並指出“衛生部對此似乎是不很積極的”（《中國人口與計劃生育大事要覽》, 第7頁。）。周恩來也提到: “邵力子建議節育, 當時衛生部不同意。”（《周恩來年譜(1949— 1976)》上卷, 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7 年, 第494 ∼ 495 頁。）劉少奇也說過:關於節育問題, 在我們的衛生機關、宣傳機關裡是有人反對的。1955年馬寅初把《新人口論》的初稿拿到人大會議小組會上討論, 結果支持者寥寥。他隻好撤回稿子, 等到1957年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明確提到人口問題后, 才大膽地拿出來。1957年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下簡稱《正處》)講話中說到生育不能“無政府”, 要搞一個“生育計劃部” 時, 引起了全場大笑。
中央領導層對節制生育的難度和長期性是有相當估計的。如陳雲一直大力支持馬寅初的控制人口主張, 但他也提醒說, 這“可能不會一下子被所有人接受”, “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備, 事先把困難設想得多些”。他很清楚: “推行任何一種政策, 輿論准備都是不可少的。”（《陳雲年譜》中卷,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0 年, 第256 ∼ 257 頁。）毛澤東說過: “抓人口問題恐怕也是三年試點, 三年推廣, 四年普遍實行。” “將來要做到完全有計劃的生育, 沒有一個社會力量, 不是大家同意, 不是大家一起來做, 那是不行的。”（《毛澤東文集》第7卷, 中央文獻出版社, 1 999 年, 第307頁。）所以1954年剛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們的態度還比較謹慎。周恩來建議: “目前提出避孕問題, 是可以的, 但不要寫在決議上。”（《周恩來年譜(1949— 1976)》上卷, 第355 頁。）他指出, “人口增加的速度, 隻能隨著經濟的建設和文化程度的提高才能漸漸地減慢”, 所以他隻設想“將來政府還要提倡節制生育”（《周恩來年譜(1949— 1976)》上卷, 第410 頁。）。1954年11月衛生部發出通報說, 現根據各地多子女群眾的意見, 放鬆過去對節育的嚴格限制, “避孕節育一律不加限制”, 但仍規定“亦不公開宣傳”（參見《中國人口與計劃生育大事要覽》, 第9 頁。）。劉少奇在1954 年12月的那次講話中也說:“公開登報宣傳現在不必進行。但是可以做口頭宣傳。首先搞一個黨內指示, 在黨刊上發表, 先把黨內思想統一起來, 使干部看法一致。” “現在在農村中也不要搞節育的宣傳動員運動。”（劉少奇: 《提倡節育》,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5冊, 第713 頁。）1955年3月, 中共中央批轉的衛生部關於節制生育問題的報告, 只是要求各地黨委在干部和人民群眾中(少數民族地區除外)適當地宣傳節育問題 （參見《中國人口與計劃生育大事要覽》, 第9 頁。）。
但隨著人口激增給國民經濟發展造成的問題的嚴重性日益顯現, 周恩來、劉少奇等國家經濟決策者和管理人身上的壓力越來越重, 因此對控制人口的態度越來越堅決, 要求的力度越來越大。如周恩來愈加感到“避孕要大力宣傳” （《周恩來年譜(1949— 1976)》上卷, 第568 頁。）。他不僅反對攻擊馬寅初、邵力子具有馬爾薩斯思想, 還認為“馬爾薩斯在分析人口規律上有他一定的客觀性”, 只是“他主觀主義作出的結論為帝國主義所用, 則成為反動的理論”（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 1976)》上卷, 第630頁。） 。劉少奇說: “避孕問題, 我們要無所顧忌地搞。” 鄧小平說: “我們要想盡一切辦法實行節育。” “節育宣傳工作要像愛國衛生運動那樣做到家喻戶曉, 深入人心。” 陳雲甚至提出“可以號召共產黨員不生第三個孩子” 這樣明確的數量目標設想（《中國人口與計劃生育大事要覽》, 第13、19 頁。） , 呼應馬寅初提出的每對夫婦生兩個孩子就夠了的主張。
毛澤東對中國人口問題的看法要復雜一些。人口普查結果出來后, 一開始他並沒有像其他領導人一樣很快就發表看法, 而是思索了一段時間。到1957年2月的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 他專門談到了人口問題, 指出:“我國人口增加很快, 對於這個重要問題, 似乎可以研究有計劃地生育的辦法。” 在這裡他第一次提出計劃生育的概念, 並表示贊成邵力子、馬寅初的觀點。毛澤東的表態直接推動了馬寅初《新人口論》的發表。
毫無疑問, 毛澤東是贊成節制生育的, 特別是在保障母嬰健康、提高人口素質和人民生活質量這個層面, 有多次明確的表述。但他更願意用“計劃” 而少用“節制” 。對整個國家的人口發展來說, 毛澤東認為應該有更寬闊的視野、更長遠的把握。例如眼下是不是應當控制人口, 就不能一概而論, 要看現實需要。他對人口問題的思考, 是從一個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來說的。他心目中的“計劃”, 從宏觀上說, 是指要根據需要控制人口數量和增長速度。他說過:“人類要自己控制自己, 有時候使他能夠增加一點, 有時候使他能夠停頓一下, 有時候減少一點, 波浪式前進。”（《中國計劃生育全書》, 第131 頁。）從微觀上說, 就是要教會人們做到“按照計劃生孩子”, 如: “我主張中學要上課, 要教育怎麼樣生孩子, 怎麼樣養孩子, 怎麼樣避免生孩子, 要生就生, 要不生就不生。”（《中國人口與計劃生育大事要覽》, 第20頁。）“夫婦之間應該訂出一個家庭計劃, 規定一輩子生多少孩子。”（《毛澤東文集》第7 卷, 第150頁。）
對於當時中國是否必須立即大力控制人口數量, 毛澤東在很長時間裡沒有得出一個穩定的判斷。更多的時候, 他是傾向於認為人口問題還沒那麼嚴重, 控制人口的事現在還不那麼要緊。他在1957年2月《正處》講話中一方面認為人類不計劃生育就要毀滅, 另一方面又強調我國現有6億人口是“我們的本錢”（《毛澤東文集》第7 卷, 第228頁。）。在1957年3月1日第11次最高國務會議結束語提綱中, 他寫道:“控制在六億人口(控制一個時期少增長, 以待條件具備, 再作適當增長)。”（《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 冊, 第36 2頁。）
幾天之后的3月8日, 在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中, 他又批評“宗派主義” 者, 說“他們總是覺得六億人口太多了, 少一點才好”（《毛澤東文集》第7 卷, 第249頁。）。
人口增長過多過快, 積累趕不上消費, 必然造成資源(糧食、耕地、就業機會等)緊張, 打破平衡, 照此發展會造成嚴重后果, 周恩來、劉少奇、陳雲等對這一點比毛澤東有更真切的認識。他們認為, 雖然可以大力開荒、提高單位產量等, 但這畢竟是有限度的, 必須同時壓縮人口。如長期為幾億人的口糧殫精竭慮的陳雲就認為“我國地大物博, 人口眾多” 是個錯覺, 實際上“我們是人多地少的國家”, 人口壓力很大（參見《陳雲文集》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5 年)第206 ∼ 207 頁。） 。而毛澤東卻認為: “我們靠精耕細作吃飯, 人多一點, 還是有飯吃。” “我們人口雖多, 但是可以依靠自己滿足人民的吃、穿。” “我們人口在增加著, 估計到二十世紀末中國人口將達到十億。可是到那時我們的工農業都發展了。” （《毛澤東文集》第7 卷, 第307、153 頁。）在人既是“人手” 即生產者, 又是“人口” 即消費者這一對關系上, 毛澤東更看重前者(人是生產力、是歷史和奇跡的創造者)。“人多是好事, 困難也不少” 這樣的話, 是那時中央領導人經常說的, 但毛澤東的側重點多在“人多是好事”, 而周恩來、陳雲等的側重點多在“困難也不少”。雖然如此, 中共中央領導層對於應當實行節育是有共識的, 對於應當採取的實際措施看法也沒有分歧, 因此, 這些思路上的差異在相當一段時間裡並沒有對逐步展開的節制生育宣傳和服務工作造成妨礙。
在新中國剛成立那些年, 即使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 人口與資源環境平衡問題也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關於地球土地肥力能否無限增長、滿足人口的需要還在爭議中。雖然有人口學家警告說, 如不控制人口, 地球遲早會被人類的繁殖淹沒, 也頂多被人們尤其是各國政府當作杞人憂天。就當時中國的經濟發展來說, 從短期來看, 隻要糧食供應能跟上人口增長, 積累就不會被消費抵消掉, 人口的適量增長就是可以接受的, 甚至是需要的。中央領導人的總體人口主張可以歸納為大力提倡節育和降低過高的人口增長率, 而對於毛澤東闡述得比較多的中國人口總歸還是要有計劃地逐漸增長這一條, 未見異議。如周恩來1957年9 月就說過: “我們要有計劃地、逐步地增長(人口), 這樣才能和整個生產相適應。”（轉引自費虹寰《周恩來的計劃生育思想》, 《當代中國史研究》1998 年第1期。）
陳雲是傾向於採取比較嚴格的人口控制措施的, 他的“二孩” 主張已經接近后來人口理論發展中出現的“零增長” 目標(今天中國的人口控制數量目標實際就是“零增長” 直至將來的“負增長”, 最終達到人口資源平衡的“適度人口”)。雖然就當時從上到下整個國家社會的人口認識和實施條件來說, 這還很難立即推廣, 但充分體現了陳雲在人口問題上的遠見。假設當時堅持朝著這個方向努力奮斗, 或許改革開放后在人口膨脹的明顯事實面前, 陳雲就用不著放那句狠話了:“這次先念同志對我說, 實行`最好一個, 最多兩個' 。我說要再強硬些, 明確規定`隻准一個' 。准備人家罵斷子絕孫。不這樣, 將來不得了。”（《陳雲文集》第3 卷, 第460頁。）
三、“大躍進”期間毛澤東的人口主張和節育工作的挫折
1957年的計劃生育宣傳本來勢頭很好。在中央領導人改變了不公開宣傳的做法, 提倡節育主張的鼓舞下, 報刊輿論漸趨活躍, 決心“積極地、公開地將科學的避孕知識普及到群眾中去” , 到1957年形成了一個人口問題大討論高潮, 對宣傳節制生育、改變人們的生育觀念產生了積極影響。普及節育知識、推廣節育服務的工作也開展起來。但眾所周知, 這年也是整風反右的一年, 人口工作也無法避免受到影響。“大躍進” 正在醞釀和鼓動起來。毛澤東的人口控制思路在這個過程中逐漸走到了與節制生育相反的方向。
毛澤東關於人口的論述, 特別是在“大躍進” 前夕和“大躍進” 期間的, 理解起來有時令人困惑。如1957年10月在八屆三中全會上, 他說:“人多一點, 還是有飯吃”, 接著又強調: “當然, 還是要節制生育, 我不是來獎勵生育”。在1958年1 月的最高國務會議上, 他就講起“現在人多好, 恐怕還要發展一點” 來。而就是在這次會上, 他仍然強調:“我並不是說不要做宣傳, 不要制造工具。要做宣傳, 要盡可能做宣傳。我是贊成節育的, 並且贊成有計劃地生育的。” 在同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 他說: “要破除迷信: `人多了不得了, 地少了不得了' 。多少年認為耕地太少, 其實每人二畝五分地就夠了。宣傳人多, 造成悲觀空氣不對, 應看到人多是好事, 實際人口七億五到八億時再控制, 現在還是人少。”（《中國人口與計劃生育大事要覽》, 第22頁。）同時他又表示, 除少數民族地區可不節育外, 其他地方可試辦節育。這些講話初聽起來自相矛盾, 也造成了后來的一些爭議:不論是力挺毛澤東贊成計劃生育的, 還是指責毛澤東喜歡人多、不搞計劃生育的, 都能找到文獻依據, 甚至就在他的同一篇講話裡。因此, 有人說毛澤東對計劃生育的態度是搖擺的。如果從“適度人口” 角度來看, 毛澤東在人口控制的終極目標和大原則上並無搖擺, 搖擺的是對這個“適度” 究竟在哪一個點的判斷, 比如現在的人口6億就不能再增加了還是等到8 億再控制。“大躍進” 以前他還有點猶豫, “大躍進” 一來, 面對虛夸的糧食產量和勞動力不足的現象, 他就強烈地感到現在的人口不是越過了“適度” 的問題, 而是還不夠、達不到“適度”, 反而需要“計劃” 適當多生點了。而且在盲目樂觀情緒作用下, 他低估了人口發展的復雜性, 對國家控制人口能力的估計嚴重偏離實際, 以為依靠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我們已經完全可以掌握人口生產計劃的尺度快慢。1957年10月, 他還擔心計劃生育如果“十年不搞, 將來又增加到八億”, 翻過年來, 1958 年1月他就認為現在因為“大躍進” 需要鬆一下, 到了七億五甚至八億時再控制也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不過要說毛澤東真以為土地出產能力可以無限度增加, 滿足無限的糧食需求, 再增加多少人也有辦法, 似乎也有些令人難以置信。毋寧說是因為, 在新中國還處於實際被包圍被封鎖的孤立狀態, 需要充足勞動力作為自力更生的本錢和在有可能爆發的戰爭中作為預備兵源的考慮下, 他堅持把人口的政治分量放在首位。有時候他並不是沒有看到人口和耕地、糧食的不平衡, 但是隻要有一點可能, 他就不願放棄人口這個優勢, 而寧肯採取別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提高糧食單產量當然是最重要的途徑, 但還可以加上別的辦法, 比如減少人均消費。1958年1月, 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提綱中寫道:“人多好, 少吃一點, 東方風味, 身體健康。” 講話時他說: “中國地大物博, 隻有那麼一點田, 但是人口多。沒有飯吃怎麼辦? 無非少吃一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 冊, 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2年, 第44 頁。） 再比如尋找替代資源, “假使人類能發明人造糧食就好了, 目前穿衣可用人造纖維解決”（《毛澤東文集》第7 卷, 第153頁。）。總之, 毛澤東的想法是採取種種辦法既不控制人口, 又能維持人民有飯吃。
毛澤東在“大躍進” 期間對人口發展形勢的判斷是個失誤, 不過出乎一些人的意料, 他的主張在同時期的計劃生育工作中並沒有得到反映, 相反在一些地方出現過一陣“計劃生育大躍進”。1958年3月23日, 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講“應看到人多是好事”, 而在幾天后, 即3月28日到4月2 日, 衛生部召開全國節育工作匯報會。會議認為, 節育是廣大人民的迫切需要, 許多地區的節育工作已經開展起來。廣大勞動人民迫切要求有計劃地節制生育, 以增進父母子女健康, 提高勞動生產能力。目前推行節育的主要障礙, 首先是有些地區的領導干部對這個工作的重要意義、節育對家庭和國家的好處缺乏認識, 或者不相信節育可以普遍推廣。同時, 許多群眾, 包括干部, 雖然有避孕節育的要求, 但是認為這種事“不能登大雅之堂”, 不敢談避孕節育, 不敢學技術, 不敢買用具;這種情況, 今后必須扭轉。（參見《人民日報》19 58年4月14日。）
會后, 衛生部黨組向中共中央寫了《關於節育工作的報告》, 提出:計劃生育的中心問題是要“生得少一些, 生得遲一些”, 生得少是根本問題。認為節育工作在全國已形成全面發展的形勢, 在很多先進典型鄉、社, 實行避孕的婦女佔育齡婦女人數的50%至80%以上。群眾說: “一兒一女一枝花, 多兒多女是冤家, 計劃生育好辦法, 利國利社利自家。”（參見《中國人口與計劃生育大事要覽》, 第23 頁。）在一派如火如荼的氣氛中, 出現了連陳雲都還隻考慮在共產黨員中提倡的“隻生兩個” 的數量目標, 顯示當時的節育工作也不甘落后, 以群眾運動的方式“躍進” 起來了。同年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健康報》依然在發表有關計劃生育的社論、消息、文章, 有關節育、避孕的科普讀物也陸續出版。4月4日, 《健康報》發表《婦幼衛生, 大步躍進》社論, 指出:伴隨著1957年冬季生產大躍進, 計劃生育工作在全國出現了不可遏止的新形勢, 全國群眾紛紛實行避孕。文中列舉全國10個縣市的計劃生育工作重點鄉鎮, 已有70% 以上育齡人口實行避孕。5月20日的《光明日報》還報道了全國計劃生育先進縣河北省河間縣落實節育措施情況。據介紹, 全縣夫婦要求避孕的已佔總數的96%, 已實施避孕的夫婦佔84.5%。這些統計數字高得離譜。
但是, 節制生育畢竟還是個新事物, 還處於艱難而緩慢的觀念轉變階段, 本來很難期望立即達到什麼看得見的實際效果, 群眾運動式的節育工作實效也很難鞏固, 這時毛澤東又大講“人多是好事”, 給很多原本思想轉變就不穩定的干部群眾造成很大困惑。在1957年人口大討論中, 贊成節育的意見差不多是一邊倒, 而1958年4 月陳伯達等開始組織文章大批馬寅初, 風向就變了。這一批就批了一年多。最初馬寅初還奮起反擊, 報刊上也仍然不斷出現支持他的文章, 但力量逐漸減弱。在這種情形下, 決策部門也不得不考慮調整方針了。1959年3 月, 衛生部黨組書記徐運北在一次會上說, 1954年前不宣傳計劃生育, 甚至認為犯法, 事實上是保守思想結合舊觀點, 形成對廣大人民生育問題不正確的認識。1956年經中央指示后有很大改進, 改變了衛生部門不正確的看法。今后的宣傳主要是把計劃生育的科學知識交給群眾自己掌握, 但不提指標、不規定任務, 不舉辦展覽會、不搞運動。在人工流產問題上, 應宣傳人工流產對婦女健康的危害, 但也應掌握特殊情況解除婦女的痛苦。（參見《中國人口與計劃生育大事要覽》, 第27 頁。）顯然, 政府並沒有放棄計劃生育方針, 只是不再大力宣傳和開展大規模群眾運動了。客觀形勢的發展, 包括隨之而來的國民經濟困境和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 也已使計劃生育工作難以為繼。到了1960 年, 《人民日報》上宣傳節育的文章已經消失無蹤。這樣的看法又流行起來: “自1959年繼續躍進以來, 我國在農業和工業生產上都感到勞動力的不足。現在我們在進行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 就是為了在增產不增人的條件下, 持續躍進, 迅速發展生產。但是別有用心的人還在到處宣傳新的馬爾薩斯人口論, 妄言中國人口過剩, 需要節制生育。這種反動的學說, 在鐵的事實面前, 是不攻自破的。”（《人民日報》1960 年4 月10日。）
經過三年困難時期, 民眾生育活動幾乎已回到不受控制的自然狀態。自1962年起, 新一輪自然災害后的“補償生育” 高峰洶涌而來, 人口呈現前所未有的爆增趨勢, 對社會經濟生活造成了極大困難。空前嚴峻的現實令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深刻地認識到人口問題的重要性, 意識到放鬆人口控制將帶來何等嚴重的后果, 下決心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但綜觀60年代, 中央還需集中大量精力精減城市人口, 解決城市人口和職工人數嚴重過剩的沉重負擔, 計劃生育工作仍然沒有全面鋪開, 而是首先在城市實行, 控制人口的效果不明顯, 到1966年我國人口出生率才降到50年代初期高峰水平之下, 而此時人口總數已達7.5億, 總和生育率(平均每個婦女一生中生育子女總數)仍高達6.26。直到70年代初計劃生育政策逐步向農村推廣開始, 人口自然增長率和出生率才加快了下降的速度, 總和生育率在1974 年降到4.17, 1992 年降到2以下, 直到1999年人口自然增長率才降到周恩來在60年代提出的1%以下的目標。
四、思考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共領導人人口控制思想的幾個視角
從20 世紀70 年代初算起, 中國人口控制政策全面推行了近40年, 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中國為此付出了很大代價, 至今仍採用世界上最嚴厲的生育數量控制目標(半數以上的人實行“一孩” 政策)。人們也許會想到, 如果早些採取哪怕比今天更溫和的措施(比如陳雲、馬寅初設想過的“二孩” 政策), ———甚至有一種說法是“如果當初不批馬寅初的話” , 也不至於后來被迫採取“急剎車” 式的激烈措施, 至今在人口問題上面臨巨大壓力。
事后諸葛亮自然好當。現代世界人口控制進程表明, 人口是個綜合性問題, 解決人口問題受到政治、經濟、文化條件乃至國際環境的極大制約。從某個突出的人口狀況引起注意, 到影響國家人口決策的領導人因此產生一定的人口控制思想, 到這種思想成為決策者的共識從而制定出政策辦法, 再到花費巨大的人力物力以某一種形式具體實施, 最后該措施初見成效, 是一個復雜而漫長的過程。對中國來說, 20世紀50年代還處於這個過程的最前端。有時邁開大步、有時瞻前顧后, 有時冷靜、有時沖動, 有時跑得太快、有時反而倒退, 都是這種開端的表現。而事實証明, 一旦方向、步伐調整好了, 也就基本穩定不動搖了。在以往的研究中對經驗教訓已經總結了很多, 不再贅述。這裡再從幾個視角審視20世紀50年代中共領導人的人口思想, 希望對更深刻、豐富地理解那段歷史的一些側面有所助益。
第一, 從國際政治戰略角度看待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對人口資源的重視。
前面已經談到, 毛澤東特別看重人口的政治意義。毛澤東駁斥艾奇遜的《唯心歷史觀的破產》, 有人認為未必完全體現了他的真實思想, 而主要是政治策略的考慮。此外, 發達國家發出的帶有貶義的評論, 會傷害曾長期受欺壓的發展中國家的民族自尊心, 從而造成政治情緒上的對立。如果了解美國當時的情形, 也許更能理解毛澤東的反感和憤怒。美國當時正是戰后“嬰兒潮” 時期, 但政府對人口增長基本放任不管。美國的節育運動獲得成功和人工流產合法化, 是經過女權主義者等力量的長期奮斗, 到20世紀70年代才實現的。
毛澤東是戰略家, 從戰爭時期得到的人口對於戰爭勝利、革命成功、國家擺脫侵略和奴役所起重要作用的深刻經驗中走過來, 作為一個大國領導人, 他願意看到一個人口眾多的中國, 能增強在世界上的政治分量。從很多例子可以看出, 他在國際政治戰略中考慮陣營和地盤大小, 還像戰爭年代一樣以人口來計算。如他在《正處》中說: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 出了一個蘇聯, 兩億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 出了一個社會主義陣營, 一共九億人口。如果帝國主義者一定要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 可以斷定, 其結果必定又要有多少億人口轉到社會主義方面, 帝國主義剩下的地盤就不多了。”（《毛澤東文集》第7 卷, 第353頁。）
事實上, 由於認識上的時代局限, 多數領導人長期認同中國人口從長遠來看還應增長的看法。1963年中國勞動力過剩、城市人口過多的問題已經相當嚴重, 周恩來在不遺余力地精簡城市人口、不斷強調要計劃生育的同時, 仍然表示, 中國當前出現的人口問題只是暫時的, 採取措施解決了就好, 說: “人總是要增加的, 但要有計劃地增加。那麼, 我國人口到了七萬萬、八萬萬、九萬萬、十萬萬的時候, 我們就更強大、更有力量, 就會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周恩來文化文選》, 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 年, 第706頁。）
20世紀70 年代初, 中國政府已經確定了全面實施計劃生育政策的方針, 但是, 1972 年至1974年, 中國政府代表在聯合國有關會議上的發言中, 對中國人口政策仍然表述為“有計劃地增長人口的政策”（參見侯文若《各國人口政策比較》(中國人口出版社, 1991 年)第137 頁。） 。直到改革開放初期, 中國的人口政策才被明確為要控制人口增長。改革開放以后, 鄧小平多次強調計劃生育工作的緊迫性, 說即便將來中國人口不再增加, 人口多也還是一個問題。但他還說過這樣一句話:“建國以后, 我們處於被孤立、被封鎖、被制裁的地位有幾十年之久。但歸根結底, 沒有損害我們多少。為什麼? 因為中國塊頭這麼大, 人口這麼多, 中國共產黨有志氣, 中國人民有志氣。”（《鄧小平文選》第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第329頁。）可見鄧小平對人口的戰略作用也是非常看重的。
其實把人口作為一種重要資源, 也曾是世界各國的普遍觀念。比如1960年9月周恩來接受英國記者電視採訪時, 記者在表示擔憂中國人口增長太快會造成嚴重問題之前, 也承認中國“在天然資源方面, 而且當然在人口方面比蘇聯有著更雄厚的潛在力量”（《人民日報》1960 年1 1月5日。）。當美國人口於1915年達到1億、1967年達到2億時, 全國都為之歡欣鼓舞, 認為這有助於鞏固美國的大國地位。直到2006年美國人口達到3億時, 美國人的憂慮才多於喜悅。（參見《人民日報》20 06年10月18 日。）這都說明, “人多是好事” 與“困難也不少” 是一對辯証關系, 人口的多與少, 都是相對而言, 關鍵看對國家整體發展來說是不是“適度”。
第二, 從節育技術發展的角度看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面臨的人口控制難題。
人們長期忽略了一個問題:在中國推行計劃生育, 曾經長期困擾於缺乏可靠、簡便、易於接受的避孕技術。一些群眾接受了節育宣傳后嘗試避孕, 又因容易失敗、使用麻煩而不願堅持。國外資料表明, 一種新的避孕藥具從發明到應用可能需要25 年至30年的時間, 並花費5000萬到1億美元（參見李新建《中國人口控制中的政府行為》(中國人口出版社, 20 00年)第47頁。） 。20世紀50年代, 中國避孕技術的落后可想而知, 而中國對國外技術的引進要考慮到文化觀念上能否接受的問題。其實那時國外的避孕技術水平也比現在差得遠, 這個問題在全世界也沒有很好地解決。很早推行節育並成功控制人口增長的日本, 1948 年出台《優生保護法》, 宣布人工流產和絕育合法化;1949年宣布允許生產和銷售避孕藥具; 1952年開始推廣各種避孕方法。據研究表明, 因為當時的避孕技術水平不高, 從戰后初期到1955年, 日本人口出生率的降低有70%是靠人工流產而不是避孕來實現的。（參見侯文若《各國人口政策比較》, 第196頁。）
所以, “大躍進” 期間中國報道的大規模群眾節育運動即便是真實的, 其成效由於避孕技術不過關也不可能理想, 何況不知其中有多少浮夸的成分。
1957年, 周恩來曾十分關注日本節育技術和成功經驗, 希望中國能有所借鑒（參見《周恩來年譜》中卷, 第49 頁。）
。但是由於兩國的實際情況不同, 中國難以借鑒日本的經驗。出於對婦女健康的保護, 同時又缺乏成熟安全的技術和人員, 我國一直反對把人工流產作為常規節育手段, 而提倡依靠避孕達到控制生育的目的。1965 年, 毛澤東曾對斯諾表示對中國計劃生育進程不滿意, 因為在農村沒有推廣, 並說最好能制造一種簡便的口服避孕藥。（參見《中國人口與計劃生育大事要覽》, 第37 頁。）
可見當時在農村推廣計劃生育的一大難題就是避孕技術。所以60年代的政策文件裡關於計劃生育工作多次提出要“努力研究安全、有效、簡便、經濟的避孕方法” , “特別要研究解決口服避孕藥品問題” 這樣的要求。節育首先是要減少非意願生育, 其次才談得上降低人們的生育意願。如果由於技術緣故不能有效控制非意願生育, 又何談降低生育意願呢? 更別說提出一個具體的人口數量控制目標了。半個世紀前推行節育之難由此可知。
第三, 從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視野中認識20世紀50年代中共領導人人口控制思想的得失。
人口問題不僅僅是吃飯問題,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發展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全世界都經歷過“嬰兒潮” 即人口生育高峰, 但總的來說, 發達國家很快就退潮了, 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無法控制人口的劇增, 成為以后國家發展的一大障礙。經濟文化發展了, 人口生育率就會隨之逐漸降低, 這是規律, 但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問題, 卻既無法坐等經濟文化發展來自發解決, 又不能採取超越經濟文化條件的措施, 因此成為世界性難題。所幸新中國經過包括50 年代在內的多年探索, 已經踏上了成功之路。
中國共產黨人口觀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恩格斯根據對他們那個年代的觀察斷言, 馬爾薩斯人口論所謂生活資料趕不上人口增長的規律在現實社會中根本不存在;人口相對過剩問題隻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貧窮是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的, 不能歸結於人口過剩。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很多人頭腦曾受限於這些教條, 又長期習慣於戰爭年代對人口資源的追求, 對人口問題日益嚴重的現實缺乏足夠的認識。
另一方面, 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又匯集眾人智慧, 根據中國發展的實際情況, 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的計劃性要求人口發展也要有計劃的創新思想, 解決了計劃生育的理論依據問題。但實踐比理論復雜百倍, 他們在不斷犯錯誤中去尋找適合的辦法。周恩來指出過: “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 經濟要有計劃發展, 但就是對人口增長沒有計劃, 這也是個缺陷。對於這一點, 馬克思、列寧都沒訂出過辦法, 因為沒碰到過這樣的問題。我們遇到了, 就得想辦法解決。”（《周恩來年譜(1949— 1976)》中卷, 第537 頁。）可見, 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是否應當實行節制生育, 隻能自己去判斷; 應當怎樣實施有計劃的生育, 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其他方面一樣, 沒有經驗可循(可以借鑒的對象蘇聯面臨的卻是相反的問題), 隻能自己去摸索。因此, 中國的人口控制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的一個新課題。經過幾十年的摸爬滾打, 包括20世紀50年代人口思想上經歷的思考、爭論、徘徊乃至停滯, 中國共產黨終於交上了一份令世人滿意的答卷。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編審北京 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