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考察1959、1961、1962 年周恩來文藝糾“左”的三篇講話，需將其放到“反冒進”、“反反冒進”、“大躍進”直至后來的國民經濟調整這較長而復雜的歷史時段中。周恩來因為反冒進遭到嚴厲批評后的政治處境，使他已不能在經濟糾“左”上有所作為，而是在毛澤東意識到“大躍進”的偏頗並強調要“兩條腿走路”后，致力於在文藝領域進行糾“左”的努力。1959 年講話因當時“大躍進”的錯誤尚不明顯而收效不大，而1961、1962 年文藝家們對“大躍進”中“左”的危害已有了切身體會，周恩來的講話受到了熱烈歡迎，在文藝領域的調整工作中發揮了很大作用。周恩來的文藝糾“左”，體現了他對知識分子身份的認同、對文藝的熱愛和擅長，同時也要有相當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關鍵詞﹞周恩來; 文藝糾“左”;“大躍進”;“反冒進”; 毛澤東

1979 年初，在全國第四次文代會即將召開之際，經中共中央批准，周恩來關於在文藝工作中糾“左”的三篇講話，即1959 年5 月3 日在中南海紫光閣的講話《關於文化藝術工作兩條腿走路的問題》( 簡稱1959 年紫光閣講話) 、1961 年6 月19 日在北京新僑飯店的《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上的講話》( 簡稱新僑飯店講話) 、1962 年2 月17 日在紫光閣的《對在京的話劇、歌劇、兒童劇作家的講話》( 簡稱1962 年紫光閣講話) ，在《文藝研究》和《文藝報》上公開發表。從此全國文藝界開展了學習、研究周恩來“三篇講話”的活動。周恩來的這三篇講話，在當時就給文藝界人士留下深刻印象，“文革”結束后更成為文藝領域撥亂反正、糾正“左”的影響的思想武器，為新時期文藝政策的調整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今天回過頭來再看，其實他很多關於文藝領導、文藝欣賞、文藝創作等方面細致而又豐富的闡述，早已變成“常識”。有人說，解放思想，在某種意義上說其實就是“回歸常識”。而把思路放回到20 世紀50 年代末60 年代初，把周恩來的“三篇講話”出台的社會政治背景前后作點延伸，再重讀這些講話，更能感受到，有時堅守“常識”需要很不尋常的精神力度。

一、從“反冒進”到“大躍進”: “兩條腿走路”的歷史緣由

周恩來的這三篇文藝講話，直接起因都是為了糾正“大躍進”中文藝工作“左”的錯誤。不過，解讀它們還應回到更早一些的“冒進”、“反冒進”、“反反冒進”的歷史中去。需要首先好好研究的是1959 年紫光閣講話。該講話說: “在實際工作中，我們的一些同志總是強調某方面，變成一條腿，一條腿走路，難免就要跌跤。比如，我們的總路線是鼓足干勁，力爭上游， 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在速度方面要大躍進，但躍進也總有一個限度，有一定的可能性，超過這個限度就不可能了。這些經驗過去已在政治上、軍事上取得了，有時高速度發展，有時休整鞏固，這就是兩條腿走路。過去隻想不斷躍進，對波浪式的躍進想得少。我們在政治上、軍事上的經驗應用到經濟上，也是兩條腿走路。”然后提出了講話的核心內容: “文藝方面也要兩條腿走路。”

“兩條腿走路”，是毛澤東首先提出來的。在1958 年11 月30 日的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總結了“大躍進”以來的一些“左”的錯誤，提出要“兩條腿走路”，而不是像蘇聯那樣偏於重工業，輕視農業、輕工業。在全會公報稿中他又做了如下修改: “用兩條腿走路的方針，而不是一條腿或者一條半腿走路的方針，這樣的一整套方針是正確的。”（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 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年版，第643 ∼ 644 頁。）后來又屢次強調要“兩條腿走路”。這實際上是毛澤東對前一段時間“反反冒進”的反思。

說“反反冒進”，則要從“冒進”和“反冒進”講起。

“冒進”，是指1955 年下半年起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一些領導人在“一五”計劃大獲成功、全國經濟欣欣向榮勢頭鼓舞下產生的急於求成的急躁傾向。當時毛澤東想借批判黨內在農業合作化速度問題上的“右傾保守主義”來達到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目的，實際卻引起各項經濟指標偏高，經濟發展有嚴重失衡的危險。主持政府經濟工作的周恩來心急如焚，於1956 年初開始提出“反冒進”，得到劉少奇、陳雲等經濟工作領導人的支持。周恩來在“反冒進”中發表過不少措辭十分強硬的講話， 如他在2 月8 日國務院第24 次全體會議上說: “不要光看到熱火朝天的一面。熱火朝天很好，但應小心謹慎。要多和快，還要好和省，要有利於提高勞動效率。社會主義積極性不可損害，但超過現實可能和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提，不要加快，否則就很危險。”“絕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業化的口號。冷靜地算一算，確實不能提。”“當然反對右傾保守是主要的，對群眾的積極性不能潑冷水，但領導者的頭腦發熱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會清醒些”。（《周恩來選集》( 下) ，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190 ∼ 191 頁。）

1956 年6 月4 日的中央會議，主要根據周恩來的意見制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在這個方針指導下，從1956 年下半年起，我國經濟建設又開始健康發展。1956 年7 月以后，為了制訂一個比較符合實際的“二五”計劃，周恩來和陳雲等想盡辦法，試圖把原先“冒進”方案中過高的指標降下來。他在修改“二五”計劃建議草案時，在多處重要地方大膽將“以多快好省的精神”一語刪掉。他在八大做的《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中，沒有“多快好省”的提法，相反多處提到要“使計劃既積極而又穩妥可靠”。八大堅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在八屆二中全會開幕前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周恩來繼續提出“我們主要應該批‘左’”，更強調: “對於高指標應該勇於抵抗，敢於修改， 這才是馬克思主義者。指標一經確定就神聖不可侵犯的提法就是迷信。”（《周恩來年譜( 1949 － 1976) 》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年版，第629 ∼ 630 頁。）這樣， 11 月的八屆二中全會上，周恩來作《關於1957 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確定了1957 年計劃的方針是“保証重點，適當收縮”。

檢視這些言論，可以發現，周恩來“反冒進”時態度之堅決、言辭之犀利，其中的那股銳氣，筆者認為遠非以糾“左”而聞名的“三篇講話”可比。

但那股銳氣不久就被毛澤東強勁的“反反冒進”壓了下去。1957 年毛澤東發動整風反右的一個初衷，就是認為1956 年發生的黨內對經濟工作的爭論並沒有結束，決意“用整風來反掉右傾保守思想”（參見《周恩來傳》( 下) ，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版，第1358 ∼ 1359 頁。）。在1957 年9 月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尖銳地批評1956 年這一年把“多快好省”掃掉了。不久，《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開始公開批評“反冒進”。12 月12 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修改、經政治局討論通過的《必須堅持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批評“反冒進”把“多快好省的方針刮掉了”， 這樣做“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當然不能起積極的作用，相反起到了消極的‘促退’作用”。1957 年12 月的杭州會議上，毛澤東點名批評周恩來的“反冒進”。1958 年1 月的南寧會議，更是“反反冒進” 的一個高潮，同時也是發動“大躍進”的准備會。在會上，毛澤東多次講“反冒進”問題，說“反冒進” 使“六億人泄了氣”，當眾對周恩來說: “你不是‘反冒進’嗎? 我是反‘反冒進’的!”“沒有搞清楚六億人口的問題，成績主要，還是錯誤主要? 是保護熱情，鼓勵干勁，乘風破浪，還是潑冷水泄氣?”甚至指出: “右派的進攻，把一些同志拋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隻剩了五十米。”（參見《周恩來傳》( 下) ，第1366 ∼ 1367 頁。）面對如此嚴厲的批評，周恩來不得不作檢討，並對“反冒進”承擔責任。在2 月18 日傳達南寧會議精神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說: “今年下半年，你們就看到要有一個大冒就是了，我看是比那一年冒還要厲害。”（《周恩來傳》( 下) ，第1375 頁。）在同年3 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繼續批“反冒進”，周恩來再次檢討說: “‘反冒進’報告就是對群眾生產高潮這個主流潑了冷水，因而不是促進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費。”（《周恩來傳》( 下) ，第1383 頁。）1958 年4 月，毛澤東在武漢主持的一次匯報會上說，1956 年下半年和1957 年來了一個“反冒進”，搞得人不舒服。“反冒進”是穩妥派反對躍進的口號，我們要用“躍進”的口號。在1958 年5 月召開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甚至說: “搞得不好，我們黨會分裂，一分為二。”（《周恩來傳》( 下) ，第1375 頁。）面對毛澤東如此上綱上線的批評， 周恩來、陳雲等從維護黨的團結、維護毛澤東的威信出發，經過痛苦的思想斗爭，隻得一再作檢討， 承認“反冒進”是錯誤的。周恩來為准備在該會上的發言而徹夜難眠的情景，令當年幫助周恩來整理檢討發言的秘書范若愚多年后仍記憶猶新（參見范若愚: 《歷史最終會把一切納入正軌》，《在周恩來身邊的日子裡》，江蘇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45 ∼ 46 頁。）。

由此可見，在毛澤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批評后，周恩來的政治處境何等艱難。他甚至不得不向中央提出他本人“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的問題，6月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決定他“應該繼續擔任現任的工作”，才沒有改變。（參見《周恩來傳》( 下) ，第1396 頁。） 然而，據有人回憶，一段時間裡，因為都怕沾“右傾” 的邊，竟然發展到國務院各部委很多人都不找他報告和請示工作的地步。到了1959 年，出現全國性的糧食緊缺，於是周恩來親自來管這件燙手的事，一個一個地打電話、發電報，解決最令人頭痛的糧食問題。可以說1959、1960 年這兩年，周恩來的主要工作就是抓糧食。1960 年10 月底11 月初，周恩來主持起草了目的是扭轉農村工作被動局面的《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也就是“農村工作十二條”，以此為轉機，他才又開始負責起重要工作來。

總之，“大躍進”就是“反反冒進”換了個說法，而“反反冒進”就是更加“厲害”的“冒進”。“冒進”、“反冒進”、“反反冒進”直至“大躍進”，也可以說就是一個毛澤東所謂的“波浪式躍進”的過程。如上所述，這個過程以周恩來、陳雲等遭到毛澤東嚴厲批評、反復檢討結束。可以說，“大躍進”是在周恩來、陳雲等人對“反冒進”的反復檢討中開始的，他們還因此陷入政治困境，身背沉重的政治負擔，隻能小心謹慎，當然也就不可能對它提出什麼反對意見了。周恩來“處在一種特殊的地位，一方面，他要尊重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決定，不能給群眾運動‘潑冷水’; 另一方面，他面對一些過頭的做法又不能不管，不能看著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損失。他有自己的想法、看法，又不便於公開表露”。（參見《周恩來傳》( 下) ，第1265 頁。）鄧小平后來這樣回憶道: 對於“大躍進”，“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志沒有說話。”（鄧小平同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記錄，1980 年4 月1 日。見《周恩來傳》( 下) ，第1398 頁。）事實上，在“大躍進”狂潮中，周恩來不僅不能說反對的話，甚至也許還不能太過沉默，所以他還說過一些表示擁護的話，如“處在這個偉大的時代，隻要是一個真正革命者，就不能不為這種共產主義的豪情壯舉所激動，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認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設路線的正確”（《周恩來傳》( 下) ，第1399 頁。），等等。

在八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兩條腿走路”來說明綜合平衡的重要性后，會議還根據毛澤東的建議，提醒全黨既要有沖天干勁，又要有科學分析的原則，使經濟計劃建立在充分可靠的基礎上， 使國民經濟各部門的發展保持適當的比例。這表明毛澤東對“反反冒進”的“左”的錯誤有了清醒的認識。學界研究業已表明，“大躍進”是毛澤東發動的，但同時又是他率先發現“大躍進”中發生的錯誤並進行糾正的。而根據上文所述的這種情形，由毛澤東本人而不是別的什麼人首先指出和糾正， 也是順理成章的事。以周恩來當時的政治處境，是不可能為天下先，在毛澤東尚無明確表態的時候，就進行什麼“文藝糾‘左’”的。

歷史的深邃也就在這裡。往前回溯這麼長一大段歷史背景后，再來解讀周恩來“三篇講話”，才能獲得更加深刻的理解。

二、糾正“大躍進”錯誤的進退曲折在“三篇講話”中的反映

如前所述，周恩來本是“反冒進”的斗士，面對“大躍進”運動中違背客觀規律、全民頭腦發熱的問題，顯然內心洞若觀火，是極少數頭腦冷靜者之一，奈何這極少數人都不可能再作“反躍進”的嘗試。不過，一旦毛澤東本人有所清醒，察覺到並指出“大躍進”中的偏頗和錯誤，周恩來就開始為糾偏尋找機會。周恩來在政府中，既長期與劉少奇、陳雲等一起擔負國家經濟管理任務，也長期主管文藝工作。在經濟領域顯身手遭遇“反反冒進”而折翅后，周恩來已不能對經濟問題再作主張，經濟糾“左”的任務遂多留待劉少奇、陳雲等人。“大躍進”之時毛澤東關注的重點還是經濟，在文藝問題上不曾對周恩來有所指摘。從這個角度來講，周恩來致力於文藝工作糾“左”也是相對“安全”的。另外，周恩來與文藝界人士關系親近，或許這些人也相對更容易接受他的意見。因此，在毛澤東提出“兩條腿走路”意見后，周恩來即不失時機地把這原本是關於經濟建設的意見移植到了文藝領域。

文藝領域的狀況也的確令人憂慮。在經濟領域單純追求“高速度、高指標”、“快過渡”的狂熱氣氛影響下，文藝部門的一些負責人也不甘落后，甚至提出“人人作詩，人人畫畫，人人唱歌，人人跳舞”的口號，要求文藝創作“放衛星”，“每個縣出一個梅蘭芳，每個縣出一個郭沫若”。教育、體育、衛生等部門也出現類似現象。這不能不引起周恩來的注意，但發表意見卻需要時機。在毛澤東提出要“兩條腿走路”一個月后的1958 年12 月28 日，周恩來召集文化、教育、體育、衛生等部門負責人開會討論和分析這些問題。他指出，要承認共產主義的熱情，但領導干部頭腦要清醒，精神產品不能放衛星（《周恩來年譜( 1949 － 1976) 》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年版，第199 頁。)。然而在當時的環境下，這些“潑冷水”的話，不少頭腦正在發熱的人是聽不進去的。周恩來進行了反復耐心的解釋和說服。據回憶，有些人開始思想還是不通，后來都愉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見，起到了一定的“降溫”作用(林默涵: 《關心文藝事業，糾正“左”的錯誤》，《周恩來與藝術家們》，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年版，第275 頁。）。

周恩來繼續尋找機會，在更大范圍表達他的想法。1959 年4 月23 日，周恩來不顧自己生病住院，約了幾位來京參加二屆人大一次會議和三屆政協一次會議的電影界人士來談話。他在談話中說: 通過幾次會議，發現文藝工作中有一個問題，總是兩條腿走不好。指出: 不管做什麼事，都要學會兩條腿走路，都要設想一下對立面，否則就容易片面。這次個別式的談話可以說是他后來大談“兩條腿走路”的試探，表明“紫光閣講話”的思路正在醞釀中。兩會結束后的5 月3 日，周恩來邀請部分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中的部分文藝界代表和委員以及北京的一部分文藝界人士在紫光閣舉行座談會，做了《關於文化藝術工作兩條腿走路的問題》的講話。

說到“三篇講話”，人們一般比較看重1961 年新僑飯店講話。原因是這篇重點講文藝領導工作中的民主作風問題，明確批評“一言堂”，而且直言不諱地指出: “‘一言堂’從何而來? 是和領導有關的。”這些話使飽受“大躍進”之苦的文藝家們如聞春雷，如沐春風。其中很多對文藝工作的精辟見解，至今也未過時。而從研究周恩來思想歷程的角度來看， 1959 年紫光閣關於“兩條腿走路”的講話雖然比較簡短，卻更能反映當年深刻的時代背景。

比如，這篇講話並不是經過充分醞釀准備的。它的來由，周恩來在一開頭就說得很清楚: “聽說大家急著要回去，搞重點節目，放‘衛星’，很緊張。一緊張心情就不會舒暢。我叫大家多留一留，聽聽我們說的話，我是唱低調的。”顯然，周恩來當時的心情是很著急的。不過代表們對他的感受卻並不十分理解，對他們來說，當時最重要的是趕快回去完成任務。對他的這個講話，各部門、各地的反應相當冷淡。文化部黨組怕這個講話影響“大躍進”的情緒，竟然不讓向下傳達; 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也隻批准在20 人左右的創作人員中傳達。顯然這篇講話觸及了“左”傾思想的某些要害，引起了一部分思想極左者的忌恨。但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當時對“大躍進”運動中出現的偏頗和弊端，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央領導層已首先察覺並有意識地開始糾正，但由於政策慣性和心理慣性的作用，使得他們的精神尚未廣為傳播，而多數文藝家還沒有深刻感受“大躍進”之苦，對他的話也就未必加以足夠重視。因此這篇講話在“文革”結束后文藝家們的回憶中很少有人提到。

1958 年12 月28 日會后，中宣部原本准備在1959 年召開文化工作會議，根據周恩來談話的精神，進一步糾正文化工作中的“左”的傾向。但是， 1959 年紫光閣講話后不久，黨內就因廬山會議轉變了風向，盡管該講話的內容全面周到，無懈可擊，但在隨之而來的“反右傾”運動的沖擊下，無法在實際工作中貫徹執行。文化工作會議則推遲到年底才開，而且改變了議題，提出批右傾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文藝思想，文藝工作中的“左”傾錯誤進一步發展。在這種形勢下，周恩來在文化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呈現出與年初的紫光閣講話大為異樣的文風。整個講話極富激情，多次用詩化的語言感嘆過去的時代、階級社會及其作品何其渺小，現在這個時代何其偉大，號召“在偉大的時代要創作出偉大的作品”。在紫光閣講話中，周恩來兩次表示“我是唱低調的”，而這篇講話卻顯示了在周恩來身上罕見的高調。當然，在這篇講話中，周恩來也不忘強調“兩條腿走路”。他也強調“多快好省”， 但很小心地把握分寸，說: “寫作就不能多快好省嗎? 要看怎麼說。如果天天打電話去催，我是反對的”，“這會使作家緊張得不得了。但這並不等於文藝工作不能多快好省。我的意思只是說不要使作家過分緊張，要使他們心情舒暢。要鼓足干勁。鼓足干勁是主導，心情舒暢是一個方面。”（《周恩來文化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版，第195 ∼ 196 頁。）聯系周恩來在“反冒進”時對這個口號負面作用的警惕和刪除、毛澤東對此的嚴厲批評，周恩來在這裡既想提醒人們不能“多快”過頭、忽略“好省”，又要使語言全面周到、不留把柄，是相當為難的事。

到了60 年代初，“大躍進”造成的全局性困難已成不爭的事實。中共中央開始下大力氣糾正“大躍進”以來經濟領域出現的“左”的錯誤，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1961 年上半年， 在中央全面調整方針的指導下，文化、教育、科技等戰線也開始著手制定具體政策，形成條例，以糾正實際工作中存在的問題。1961 年6 月8 日至7 月2 日，在周恩來的指導下，中宣部、文化部在北京新僑飯店分別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檢查總結幾年來的文藝工作，研究調整文藝的方針政策。在這期間，周恩來閱看了大量文字資料，並深入到會議代表中做了三天調研。根據人們反映的情況，他在6 月19 日的兩會聯合報告會上作了重要講話，這就是“新僑飯店講話”。此時， 文藝界已深受“大躍進”之苦，有了更加切身的體會，對周恩來的講話期待已久。而周恩來這次講話也做了充分准備、精心醞釀，放得比較開。他指出，這次會議的主題就是要解決藝術民主的問題。這篇講話調門不高，卻擲地有聲，指出“三年來，我們本來要求解放思想，敢想敢說敢做，結果反而束縛思想”，並批評“一言堂”，批評套框子、抓辮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五子登科”。提出“文藝部門也有個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問題”。講話中一系列有關尊重文藝創作規律和創作者本人的闡述，令與會者十分振奮。有人把這篇講話比喻為“打了個驚雷”，“是文藝戰線上的反‘左’綱領”。學者們認為它具有指明方向的重要作用，是繼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之后又一篇具有裡程碑意義的文藝論著。

如前所述，周恩來在新僑飯店講話中的很多意見，在1959 年紫光閣講話裡已經講到，只是沒有充分展開而已。而對1959 年講話所受的冷遇，周恩來記憶深刻: “我在一九五九年關於文藝工作兩條腿走路方針的談話，從今天水平來看，也不一定都是對的，裡面也會有過頭或不足的地方。使我難過的是，講了以后得不到反應，打入‘冷宮’，這就叫人不免有點情緒了。這次你們要求我談一次， 我就談一談。心有所感，言之為快。”（《周恩來文化文選》，第208 頁。）上次是“請大家留一留聽聽我唱的低調”，這一次是“應大家的要求暢所欲言”，反差很是明顯。他還提到: “一九五九年我曾講過，不能老去催作家，叫他趕寫稿子。”（《周恩來文化文選》，第213 頁。）這句話指的就是“大躍進”期間給作家訂高速度、高指標的問題，是當時促使周恩來召集人開會講話的主要原因。

在周恩來的指導下，文化部和全國劇協籌備在廣州召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落實七千人大會精神，總結經驗教訓，調整文藝政策。其間，遵照周恩來的要求，文化部和全國劇協組成了幾個調查組分赴幾個大區、省、市，相繼發現文藝界“左”的錯誤仍很嚴重。如有些劇作家受到錯誤的批判; 有的人民內部矛盾被當成敵我矛盾處理; 有的領導人缺乏藝術民主，違反藝術規律，瞎指揮，簡單粗暴。周恩來感到問題嚴重，決定先召集在京文藝工作者開個會，通通氣，作個動員。1962 年2 月17 日，周恩來在紫光閣對100 多位在京的話劇、歌劇、兒童劇作家作了講話。他提出，為了破除新的迷信，在廣州會議上“第一要解放思想，第二要來個否定之否定”，“敢想、敢說、敢做”。后來， 周恩來在廣州作了著名的《論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不久，中宣部起草了《關於當前文學藝術工作的意見( 草案) 》，后來由周恩來親自主持會議討論並批准試行，經中共中央批轉全國，這就是“文藝八條”。隨后，根據該條例的精神，提出了“電影三十二條”。

1962 年紫光閣講話是1961 年新僑飯店講話的拓展和延伸。此次講話時，七千人大會已開，政治空氣更加寬鬆，周恩來講得更加舒展。令人驚訝的是，他在開頭又提到了1959 年紫光閣講話: “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我在紫光閣講了一次話，談文藝工作兩條腿走路的十個問題。今天講話，情況與那次有點變化了。那次我也是被戴了‘帽子’的。有些黨委就不准傳達我的講話。今天我看了上次講話，內容基本上是正確的。”（《周恩來文化文選》，第238 頁。）還說: “一九五九年五月我那次講話，是講政治，但主要是講文藝，講了兩條腿走路的問題。”“一九五九年我談過: 既要鼓足干勁，又要心情舒暢。每天打電話催作家寫，作家的心情怎麼能舒暢呢?”（《周恩來文化文選》，第239、247 頁。）可見周恩來對那次講話的深刻印象。

從這三次講話的比較看來，后面兩次講話的內容今天看來更豐富、更精彩，但對周恩來來說，最需要勇氣、最費功夫、他本人最重視的倒是1959 年的那一次，它雖然沒有經過充分准備和醞釀，但說出了周恩來在“大躍進”中感受最深、最想說的話，后來兩個講話的基本精神，在那次講話中都已清晰呈現，越到后來越能體會到它的寶貴。

三、周恩來在文藝工作中糾“左”的特點及其啟示

周恩來關於文藝糾“左”的這三篇講話，產生在一個歷史的轉折期，即1957 年以整風反右和“反反冒進”為開端的“左”的思想逐漸蔓延，到“大躍進”時期急劇膨脹，這中間和之后的糾正和調整。經過這一次調整，國家經濟、社會、文化生活有了一段時間的平穩發展。然而，從國家的發展思路和傾向來看，“左”的車輪只是停了停，后來又繼續往前走，最終在“文革”十年達到頂峰。把“三篇講話”放在這樣一個歷史空間來解讀，更能體會它們的彌足珍貴。有人感言，與1957 年反右擴大化和1966 年開始的“文革”聯系起來看，周恩來的講話像是“兩片大沙漠之間的一塊綠洲”，令人感到充滿希望和生機。60 年代初，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中宣部系統地提出進一步貫徹執行“雙百”方針，改進領導方法，提高創作質量等問題。文學藝術迅速繁榮起來。人們將這一時期稱為建國后的一個文藝“小陽春”。周恩來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十分突出的。

周恩來的文藝講話，是以文藝工作領導人的身份來進行的。他本人也強調自己講話是從政治角度出發。比如他1962 年在紫光閣的講話中第一句就說: “今天講點政治吧，順帶講一點文藝。”他的講話力求面面俱到，看似不偏不倚，滴水不漏，不過其傾向性讀來還是很明顯的: 他恰恰不是要求文藝家們簡單地完成政治任務，而是力圖使他們擺脫極端政治化的束縛，尊重藝術規律，創作出真正有藝術生命力的、而不是機械圖解政治的優秀作品來。

周恩來對文藝的熱愛和精通，遠遠超出一個文藝工作領導人需要的程度。因此有學者指出，周恩來不僅僅是一位總理，他還擁有鮮明的學者品格（陳揚勇: 《周恩來對新中國文藝事業的理論貢獻———兼論周恩來文藝思想的歷史地位》，《文藝理論與批評》1998 年第2 期。）。的確，周恩來對文藝的熟悉、熱愛和欣賞品味之高，達到了令人驚嘆的地步。他對許多文藝作品如數家珍，信手拈來。有時他還設身處地地思考如果他來參與創作某一個作品時應當怎麼做，后來的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就是在他的直接指導下創作演出成功的。因此他的文藝思想兼具政治家和文藝評論家的特色，不愧“藝術總理”的雅稱。周恩來在其文藝講話以及幾次關於知識分子的講話中，多次坦承自己是知識分子出身，這不應當是他為了提高講話感染力的一種修辭演講術，因當時把自己放進知識分子隊伍很需要勇氣，這是他對自己知識分子身份的明確認同。或許他傾向於把自己歸入“文藝知識分子”。周恩來對文藝作品提過的意見數不勝數，有很多為藝術家說話的正面意見，也有很多是不客氣的批評，不論是什麼樣的意見，藝術家們都很服氣，除了他出於公心、態度誠懇以外，就在於他是內行人，說內行話。

研究者普遍認同，周恩來文藝思想對毛澤東文藝思想作了闡釋和發揮。也有人認為，周恩來發展了毛澤東文藝思想，是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文藝思想發展的主要貢獻者。特別是1957 年以后，他在堅持毛澤東文藝思想正確原則的同時，也糾正了毛澤東的一些“左”的文藝思想傾向。

“大躍進”弊端初現后，毛澤東在經濟上開始了糾“左”，而文藝方面的糾“左”任務則主要由周恩來進行，筆者認為，除了前面指出的一些主客觀的復雜原因，也有毛澤東思想逐漸偏“左”未有方向性的扭轉，尤其對知識分子的認識產生失誤，長期不見鬆動的因素，同時還與毛澤東和周恩來在文藝欣賞上的不同特點有一定關系。

毛澤東對文藝有著超乎尋常的熱愛，是公認的“詩人領袖”。而毛澤東和周恩來兩人所偏愛的文藝種類有著較大差異。毛澤東的文藝鑒賞主要集中在文學作品，尤其是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上，他的文藝實踐主要是創作詩詞。音樂、舞蹈、戲劇、電影等更容易普及並產生現時影響的藝術門類，其社會政治作用受到他的重視，但不是他本人欣賞的重點。《毛澤東文藝論集》中幾乎未見對各類表演藝術的言論。他批判電影《武訓傳》、京劇《海瑞罷官》等，是出於政治考慮，談不上對它們的藝術評價。而關於話劇，周恩來在1962 年紫光閣講話中談到: “毛主席不愛看話劇，因為話劇太像生活， 又因為語言不夠好。毛主席看戲不像我們，他看戲主要是為了休息。”此話雖然是說毛澤東對機械乏味、水平不高的話劇不滿意，但毛澤東對話劇興趣不大也是實情。毛澤東愛看京劇，但也大體是為了休息。而周恩來卻是個話劇迷，有些喜歡的或者比較重視的劇目，不惜百忙中抽出時間看上好幾遍。陳毅說過: “周總理特別喜歡看話劇，各種戲劇都喜歡看，話劇尤其喜歡。”（陳毅: 《在全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上的講話》，見《周恩來與文藝》( 上)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 年版，第60 頁。）其實，周恩來早年就有過出色的話劇表演和劇本創作實踐。他在1962 年紫光閣講話中還講到，他當年聽到周文雍和陳鐵軍兩位烈士“刑場婚禮”的愛情故事后，非常感動，曾經想過把它寫成劇本。從周恩來的文藝論述看，他所欣賞和熟悉的藝術門類異常豐富多樣，遠至非洲的某個民族歌舞，小至某種人們很陌生的地方小曲藝，他都看得津津有味，評得頭頭是道。當然這與他長期主管文藝工作，所針對的問題可以更具體、更深入有關，但他的藝術興趣和眼光，也使他對藝術的兼容和共存體會更深，對藝術家“完成政治任務”和“尊重藝術規律”必須“兩條腿走路”才能保証有好的作品這一點，意識更加強烈。因此，新中國成立以后，與毛澤東偏重於對文藝“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宏觀把握相比，周恩來長期不懈地為文藝工作的各個具體領域糾“左”糾“偏”，促進藝術活動健康發展，而進行精細入微的努力這個特點是比較明顯的。

在黨內領導人中，周恩來對文藝工作中“左”的影響和危害的認識格外深刻，還可以從社會文化角度尋找原因。在共和國剛剛成立的時代環境裡，文藝工作中所謂“左”的思想表現，如不尊重藝術創作規律、不尊重藝術家的勞動，除了反右擴大化、“大躍進”等政治運動的劇烈影響外，很大程度上也是人民群眾，包括大量經過革命戰爭洗禮的領導干部文化素質還普遍偏低、文藝欣賞水平尤其低的一種表現。具體到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很大程度上不是目標正確不正確的問題，而是手段粗糙，容易把復雜的藝術創作過程簡單化和極端化。而周恩來具有深厚的文藝修養和藝術鑒賞力，熟悉藝術創作規律; 同時他的性格也善於在堅持原則的前提下崇尚和諧共存，不走極端，因而能敏銳地發現文藝工作中的一些極端做法和過激現象，並以智慧而現實的方式加以糾正。

需要重申的是，我們今天研究周恩來的文藝論述及其實效，對當年糾“左”的難度應有充分估計。“左”的思想傾向，在當時的時代條件下已成為一股強大的潮流，難以遏止。比如1955 年底開始的冒進，就不是毛澤東一個人在頭腦發熱。1956 年6 月4 日中央會議已經制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6月5 日周恩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繼續壓縮經濟建設中實踐証明仍不實際的1956 年國家預算報告草案時，部長們誰也不願意削減自己的預算。經過周恩來反復講道理並充分討論后，會議才確定再次削減國家財政預算。6 月1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原則通過《關於1955 年國家決算和1956 年國家預算的報告( 初稿) 》，批准4 日提出的經濟建設方針。但在中共領導層中，還是有人不同意報告中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提法，要求繼續反對右傾保守思想。“大躍進”的集體發熱就更不用說了。

1959 年“兩條腿走路”講話，是周恩來為藝術發展遭到破壞而痛心，不顧自己不久前還是挨批的對象、連番在黨的最高層會議上當眾深刻檢討過，而把正想趕回去“放衛星”的人們找來“潑”的“冷水”。而如前所述，“潑冷水”的效果卻是被不少地方“封殺”、不准或不敢傳達。這說明這個講話與當時的大氣氛是不合的，同時也說明周恩來出於良知、責任感和對文藝的熱愛而做這個講話確實需要相當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他列出的十條中如“既要鼓足干勁，又要心情舒暢”、“既要力爭完成，又要留有余地”、“既要有思想性，又要有藝術性”、“既要政治挂帥，又要講物質福利”、“既要敢想、敢說、敢作，又要有科學的分析和根據”，等等，條條都針對“大躍進”的偏頗，但也條條都力求周全、穩妥。又如1960 年初他在文化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還出現了少有的高調， 1961 年新僑飯店講話也肯定了反右傾和“大躍進”，1962 年紫光閣講話依然十分謹慎地講到: “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在‘雙百’方針指導下，出現了新的局面”。“大躍進以后，群眾動起來了，作家、導演、演員、觀眾結合起來了。這是新的氣象。不要因為這兩年有缺點，把成績低估了。”客觀地說，當時要求周恩來對“左”的錯誤有一個整體的認識，或全面地否定和批判“左”的錯誤，都是做不到的。

周恩來1961 年新僑飯店講話受到廣大文藝工作者的熱烈歡迎，但仍然遇到種種阻力，影響其貫徹實施。上海電影制片廠黨委書記丁一回憶: “回到上海，我在一次大會上向大家談了自己參加會議的體會，同志們都熱烈鼓掌表示歡迎。可是，會后有人卻冷冷地對我說: ‘你太過分了。’接著，各種各樣的禁令又一道一道下來了: 不准認真傳達，不准認真執行，不准討論。”此會后不久，受中共中央批轉糾正“大躍進”以來科技工作政策方面“左”的錯誤的《關於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的十四條意見( 草案) 》啟發，中宣部協同文化部和全國文聯作了大量調查研究后，起草了《關於當前文學藝術工作的意見( 草案) 》。這個條例受到周恩來的關注和文藝界的擁護，但因有人擔心出現另一個極端，條例遲遲未送中央。直到1962 年初中央召開七千人大會，接著在廣州又召開了關於科學技術工作和戲劇創作的會議，周恩來和陳毅作了克服“左”的傾向的重要講話后，人們才重新將這個條例提出來，送陳毅等看過后報送中央，這就是“文藝八條”的曲折來歷。

回顧這樣一些歷史場景，似乎有些低沉。但歷史的發展就在於低沉之后的揚起。最終客觀公正地評價反右擴大化和“大躍進”運動，糾正長期以來“左”的思想的錯誤和影響，這個任務是在十年“文革”結束后的新時期才完成的。而此前周恩來已為此付出了長期難以想象的艱難努力，“三篇講話”只是這些努力在一個時段、一個領域的小小縮影。

讓歷史的車輪從錯誤的方向回歸正確，“回歸常識”，需要時間，更需要周恩來這樣堅持不懈的努力。他的努力在當時起到的作用固然有限，但他的諸多思考和論述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而其中透出的一種為責任和良知所驅動而不畏艱辛、不懼風險的精神也至今令人感慨萬千，欽佩不已。

(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審北京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