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和處理好全面深化改革的幾個重大關系 

作者:李琦    發布時間:2019年07月09日    

[摘要]在指導和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工作中,習近平十分重視改革方法論問題,強調要把握和處理好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膽子要大和步子要穩、改革發展穩定這幾個重大關系。習近平關於把握和處理這幾個重大關系的精辟闡述,展示了黨的領導人代代接力、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地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建設路徑、方法的新探索、新總結,是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的鮮明體現,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理論創新成果,體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有機融合,也是對我們黨長期執政探索出來的寶貴治國理政經驗的總結。深刻領會習近平的這些重要論述,對我們更好地把准改革脈搏,把握改革內在規律,掌握正確有效的改革方法,推進新時代的全面深化改革事業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作用。

[關鍵詞 ]習近平﹔全面深化改革﹔方法論﹔改革開放

習近平十分重視改革方法論問題。他指出,必須從紛繁復雜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脈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內在規律,特別是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幾個重大關系,即: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的關系、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的關系、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的關系、膽子要大和步子要穩的關系、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參見《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4年版,第 37頁。)結合改革開放以來的重要實踐和寶貴經驗,他多次對如何正確把握和處理這幾個重大關系進行精辟深入的闡述,提出了若干重要觀點和論斷。認真學習和深刻領會這些重要論述的理論內涵和方法論要求,對新時代繼往開來、不懈奮斗,全面深化我國改革開放事業,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指導作用。

重大關系之一: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

可以說,我國改革開放就是從“解放思想”這四個字開始破題的。對於“解放思想”,鄧小平曾下過明確定義:“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實際相符合,使主觀和客觀相符合,就是實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堅持實事求是,就必須繼續解放思想。”(《鄧小平文選》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364頁。)當時解放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恢復了我們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可見,解放思想與實事求是在本質內涵上是一致的。

改革開放 40年來,中國共產黨始終強調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常用“繼續解放思想”“不斷解放思想”“進一步解放思想”等表述加以強調。在不同階段,由於所面對的形勢和任務發生變化,解放思想的時代內涵也在不斷發展,但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緊密相連這一條是始終不變的。

習近平對於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推進改革開放事業,作過許多重要闡述,提出了明確行動要求。

其一,解放思想永無止境。

習近平指出:“領導我們這樣前無古人、世所罕見的偉大事業,最要不得的是思想僵化、固步自封。”(《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 11頁。)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是一個不斷解放思想、破除教條和思想框框、不斷創新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順應形勢、追趕時代潮流的過程。40年前,世界和緩趨勢和發展潮流使鄧小平發出了實行改革開放“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形勢不等人”的急迫聲音。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習近平指出:“縱觀世界,變革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是浩浩蕩蕩的歷史潮流,順之則昌、逆之則亡。”(《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 11頁。)他還向亞洲及世界各國發出“勇做時代弄潮兒”和推行變革、促進發展的倡議。(參見《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 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 330頁。)習近平指出,一定要有發展的觀點,要以更大決心去沖破思想觀念束縛,破除妨礙改革發展的“不合時宜的思維定勢”。(《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 152、153頁。)所謂“不合時宜”,也就是不符合新的情況,不符合時代潮流。

因此,要做到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就要認清和把握“天下大勢”,不斷跟上時代發展的腳步。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多次在重要時間節點,對形勢的機遇和挑戰作出分析研判,審時度勢,開拓創新,作出大量戰略決策,推動改革開放進程。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握國際國內大勢,作出了我國發展仍然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提出要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作出新的重大戰略決策、實現新的重大突破、積極順應乃至引領時代潮流的特征愈加明顯。正如習近平所強調的,要勇於不斷沖破思想觀念的障礙,“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改革開放也永無止境”(《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 30頁。)。

其二,解放思想要堅持正確的方向和原則。

解放思想並不是隨心所欲、恣意妄為,做“時代的弄潮兒”首先要弄清什麼才是真正的潮流。20世紀八九十年代,借開放之機,西方思潮洶涌而來,曾一度蠱惑人心。有人打著解放思想的幌子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竟至走到否定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邪路上去了。對此,鄧小平鮮明地指出:“解放思想決不能夠偏離四項基本原則的軌道,不能損害安定團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離開四項基本原則去‘解放思想’,實際上是把自己放到黨和人民的對立面去了。”(《鄧小平文選》第 2卷,第 279頁。)

習近平高度關注改革大方向問題。當中國日益深入地融入世界,開拓出前所未有的改革開放局面的時候,各種議論和“支招”紛至沓來。他提醒人們在道路問題上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指出:社會上熱炒的一些重大議題,有很多意見和建議值得我們深入思考,但有些意見偏於極端。一些敵對勢力和別有用心的人也在那裡搖旗吶喊、制造輿論、混淆視聽,把改革定義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則就是不改革,這是“項庄舞劍,意在沛公”。(參見《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19頁。)他旗幟鮮明地講:“不實行改革開放死路一條,搞否定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也是死路一條。”(《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 15頁。)“我們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 14頁。)這就清晰地亮明了中國共產黨解放思想、推動改革的根本原則、立場和方向。

其三,解放思想的過程就是統一思想的過程。

人心齊,泰山移。解決思想問題,是實際工作中很重要的一個環節。習近平指出:“解放思想的過程就是統一思想的過程,解放思想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統一思想。思想統一了,才能最大限度凝聚改革共識,形成改革合力。 ”(《人民日報》2013年 11月 14日。)

當前,推進改革矛盾多、難度大,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統籌兼顧各方面利益任務艱巨繁重。不同地方、不同階層、不同領域、不同方面,

存在著各種不同的觀念和認識。然而,沒有廣泛共識,改革就難以順利推進,推進了也難以取得全面成功。怎麼辦?習近平強調:首先就要解決思想問題,“下功夫去凝聚共識”(《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 31頁。)。具體來說,就是要“求同存異”,經過做工作,包括通過試點先行、尊重群眾首創精神等方式方法,用實際工作來解決思想認識問題,進而找到“最大公約數”,達成共識,形成合力。這也是一個重要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過程。

其四,解放思想的關鍵是解決實際問題。

鄧小平說過:“解放思想必須真正解決問題。”“我們講解放思想,是指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打破習慣勢力和主觀偏見的束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鄧小平文選》第 2卷,第 279頁。)解決問題,是解放思想的根本目的。習近平在上海工作的時候,曾就如何進一步解放思想以深化和推進上海的改革開放問題尖銳地指出:“解放思想不是紙上談兵、夸夸其談”,“關鍵要轉化為克難攻堅的實際行動,切實解決實際問題”。(《人民日報》2007年 7月 19日。)這是他從事改革開放實際工作的經驗之談。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站在引領中國新時代改革開放事業的高度,十分重視這個問題,多次予以強調。他指出:“解放思想,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是為了更好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 17頁。)他強調,一定要堅持問題導向,哪裡有問題,改革就跟進到哪裡,去解決實際問題,“要以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問題、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著眼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用,著眼於對實際問題的理論思考,著眼於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4年版,第 114頁。)。總之,無論多麼宏偉的新思想、新舉措,都必須最終落地生根見成效。中國改革開放正是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方法指導下,走出了一條“人間正道”,並在不斷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中,把這條路走得越來越寬廣。

重大關系之二: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

“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富有戰略思維的政黨,對自己的事業作出長遠戰略謀劃,加強頂層設計,是黨領導治國理政的一大優勢。在領導改革開放過程中,我們黨十分重視從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高度考慮問題、作出決策。

鄧小平被公認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習近平總結鄧小平對改革開放事業的貢獻時,認為他有著“放眼世界,放眼未來,也放眼當前,放眼一切方面”的世界眼光和戰略思維,認為他善於從全局上思考問題,善於在關鍵時刻作出戰略決策。(參見《人民日報》2014年 8月 21日。)的確,鄧小平不僅領導開創了改革開放事業,而且對我國改革開放的性質、宗旨、方向、目標以及一些具體政策的籌謀、實施步驟等,都作出了宏偉規劃和設計。改革開放 40年來,中國共產黨的歷次黨代會,也都會明確黨的奮斗總目標、分目標、階段性目標,以及一些重大改革舉措和部署等,形成慣例。

1992年,改革開放已進行了十余年,在實踐過程中不斷深化發展,並走到一個重要歷史關節點上。回望歷史,展望未來,鄧小平作出一個論斷:“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鄧小平文選》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372頁。)而今,改革開放已走過 40年,作為新時代改革開放事業的領路人,習近平對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歷程又作了深入思考,指出:“從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國社會主義實踐的前半程已經走過了,前半程我們的主要歷史任務是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並在這個基礎上進行改革,現在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礎。后半程,我們的主要歷史任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為人民幸福安康、為社會和諧穩定、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 27頁。)這是對整個改革開放事業長期性、方向性的重大判斷和謀劃。黨的十九大明確作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的重大政治論斷,並對在這個“后半程”中如何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亮出了一系列基本方略、決策部署、戰略安排。全面深化改革,正是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一個重大戰略決策。它的總目標,就是在鄧小平戰略思想基礎上提出的“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 20頁。)。習近平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加強頂層設計和整體謀劃。”(《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 38頁。)黨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明確了總目標,在總目標統領下還明確了各項分目標。之后,各項改革要明確戰略目標、戰略重點、優先順序、主攻方向、工作機制、推進方式,提出改革總體方案、路線圖、時間表,等等。(參見《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 32頁。)這是一整套宏大的頂層設計。

一分部署,九分落實。習近平曾說:治理中國這樣一個國家,很不容易,必須登高望遠,同時必須腳踏實地。(參見《人民日報》2014年 2月 9日。)為此,黨中央專門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而后改名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由習近平親自主持,不僅負責改革總體設計,還負責改革的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等工作,務使改革能夠落地生根。

鄧小平、陳雲等常用的“摸著石頭過河”,生動形象地描繪出中國改革開放實踐方式的鮮明特色。可以說,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一路摸著石頭過河走下來的。其路徑,就是先試驗、后總結、再推廣,不斷積累經驗,在從農村到城市、從沿海到內地、從局部到整體的推進中不斷深化、波浪式向前發展。比如搞試點試驗就是其中廣泛運用的一個好辦法。改革開放 40年來,我們設立的深圳、珠海、汕頭、廈門、海南 5個經濟特區,充分發揮了改革開放試驗田的作用。

有人提出,摸著石頭過河是剛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提的,現在是不是過時了?針對此問題,習近平明確回答說:不能說改革開放初期要摸著石頭過河,現在再摸著石頭過河就不能提了。他十分重視這個方法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作用,強調抓好試點對改革全局意義重大,還對這個方法作過詳盡的講解。他說,“摸著石頭過河,是富有中國特色、符合中國國情的改革方法”,摸著石頭過河就是摸規律,要採取試點探索、投石問路的方法,取得了經驗,形成了共識,看得很准了,感覺到推開很穩當了,再推開,積小勝為大勝。(參見《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34-35頁。)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部署開展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試點,探索了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發揮了對全局性改革的示范、突破、帶動作用。例如,在辦好經濟特區的基礎上,又進行了一系列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2018年又出台了一個新的重大試點舉措,即在海南全島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探索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建設。

總之,摸著石頭過河和加強頂層設計是辯証統一的。推進局部的階段性改革開放要在加強頂層設計的前提下進行,加強頂層設計要在推進局部的階段性改革開放的基礎上來謀劃。(參見《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 35頁。)回望歷史,加強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貫穿了整個改革開放全過程,新時代的全面深化改革事業,就是這樣在二者相互結合、相互推動中一步步向前發展的。

重大關系之三: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

在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工作時,習近平十分看重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這對關系。他指出,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的辯証統一,就是要堅持系統的觀點,堅持“兩點論”和“重點論”的統一,善於厘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區分輕重緩急,在兼顧一般的同時緊緊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重點突破帶動整體推進,在整體推進中實現重點突破。(參見《習近平關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6年版,第 204頁。)

結合中國改革開放歷程,可以加深對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辯証統一關系的理解。

一方面,中國的改革歷來是全面、整體、系統推進的。

習近平指出,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場深刻而全面的社會變革”(《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 35頁。)。這句話有著深沉的歷史意味。很長一段時間裡,國內外思想界存在一種聲音,認為中國的改革是不徹底、不全面的,一些方面的改革推進了、一些方面的改革卻滯后了,實則是指中國未進行他們所期望的所謂“改革”,或者未在一些重要領域實行他們所期望的“全面的開放”。這樣一些模糊不清而又頗具迷惑性的看法也影響到社會輿論,需要回答和澄清。習近平針鋒相對地表示:“不能籠統地說中國改革在某個方面滯后。在某些方面、某個時期,快一點、慢一點是有的,但總體上不存在中國改革哪些方面改了,哪些方面沒有改。問題的實質是改什麼、不改什麼,有些不能改的,再過多長時間也是不改。”(《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 15頁。)

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從總體上說是在整體向前推進的,當然,不是整個進程和所有方面都是那麼協調均衡,而是有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正如習近平所指出的:“中國的改革歷來是全面的改革”(《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 15頁。),而從階段性特征來說,有時“在經濟發展水平落后的情況下,一段時間的主要任務是要跑得快,但跑過一定路程后,就要注意調整關系,注重發展的整體效能,否則‘木桶’效應就會愈加顯現,一系列社會矛盾會不斷加深”(《習近平關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論述摘編》,第39頁。)。

總之,在改革開放的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矛盾要解決,有不同的重點要突破,而從長時期來看,經過了 40年改革開放的不斷積累,中國的整體面貌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取得了全面而輝煌的成就。不過歷史發展的規律就是如此,新的不平衡、不協調的矛盾總會出現,需要不斷調整、改進、完善。今天,改革已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各種矛盾和問題更加尖銳和復雜,到了一個迫切需要更加全面、系統、深化的新階段。

黨中央為全面深化改革確立了“完善和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更凸顯了改革開放是一個極為宏大的系統工程的鮮明特征。習近平指出,“這項工程,零敲碎打調整不行,碎片化修補也不行,必須是全面的系統的改革和改進”(《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 27頁。),必須“在各項改革協同配合中推進”(《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 35頁。)。他多次強調,全面深化改革涉及黨和國家工作全局,涉及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重大改革,需要全面考量、協調推進。(參見《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43、44頁。)要使改革開放的事業變得更加系統協調,整體推進。要增強各項改革的關聯性、系統性、協同性、耦合性,力爭最大綜合效益,避免畸輕畸重、顧此失彼,避免各行其是、相互掣肘。(參見《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47-50頁。)

另一方面,在整體推進的同時,要牽住改革的“牛鼻子”,抓重點,抓關鍵。

習近平強調,整體推進不是平均用力、齊頭並進,而是要注重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注重抓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標相結合、漸進和突破相銜接,實現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相統一。(參見《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44頁。)面對改革的復雜形勢和繁重任務,既抓重要領域、重要任務、重要試點,又抓關鍵主體、關鍵環節、關鍵節點。(參見《人民日報》2016年 11月 2日。)

他提出,要牽住改革“牛鼻子”,從而抓住重點帶動面上工作。(參見《人民日報》2016年 1月 31日。)哪些方面是“牛鼻子”呢?就是那些有牽引作用的重大問題、主要矛盾。如全面深化改革就要突出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重點是發展。(參見《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47-48頁。)他還強調要抓那些樞紐性質的“關鍵”。如在“十三五”規劃開啟之時強調,抓准、抓住、抓好戰略重點,是保証“十三五”發展開好頭、起好步的關鍵,是保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獲得全勝的關鍵﹔而推進結構性改革特別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又是“十三五”的一個發展戰略重點。(參見《人民日報》2016年 1月 31日。) 闡述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時,他多次強調必須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轉變和優化職責是關鍵(參見《人民日報》2018年 3月 29日。),等等。

習近平還突出強調了“補短板”這樣一個關鍵環節。補短板,就是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問題。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突出的短板主要在民生領域,而農村貧困人口脫貧是最突出的短板。“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關鍵在於補齊“短板”,尤其必須補好扶貧開發這塊短板。(參見《習近平關於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5年版,第 47頁。)他還十分強調“精准”這個關鍵詞。例如,指出扶貧開發成敗之舉在於精准,而精准扶貧關鍵的關鍵是要把扶貧對象摸清搞准,把家底盤清,精准施策,等等。(參見《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 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 21頁。)總之,要在堅持全國一盤棋的前提下,確定好改革重點、路徑、次序、方法,使改革更加精准地對接發展所需、基層所盼、民心所向。(參見《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 2卷,第 108頁。)

從前面對加強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的闡述中可以看出,為什麼在以往改革開放成就的基礎上,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會更加全面和更加深入。而對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的分析,可以從實踐角度總結出全面深化改革之“全面”的特征,以及從何處著手、如何深化的方法,成為新時代進一步扎實推進改革開放事業的行動指南。

重大關系之四:膽子要大和步子要穩

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特別重視鼓勵人們大膽探索,開拓創新。他有一句話叫“殺出一條血路”,說的是要大膽搞經濟特區試驗。在1992年的南方談話中,他又強調: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業。(參見《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372頁。)當然,鄧小平所說的“膽子大”,並不是“直接趟過河或跳過河去”那樣的魯莽蠻干,而是“大膽地試”“敢於試驗”這樣謹慎地“摸著石頭過河”的行動。

那麼,為什麼在全面深化改革這樣一個改革開放的新階段,要特別強調“膽子要大,步子要穩”呢?習近平特地作了說明:中國改革經過了這麼多年,已進入深水區,“可以說,容易的、皆大歡喜的改革已經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這就要求我們膽子要大、步子要穩”(《人民日報》2014年 2月 9日。)。他曾就這一條對外國記者作了生動細致的說明:“膽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難也要向前推進,敢於擔當,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步子要穩,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駛一定要穩,尤其是不能犯顛覆性錯誤。”(《人民日報》2014年 2月 9日。)

結合改革開放歷史和當前的形勢,對這個說明能體會得更加深刻。40年前改革開放剛啟動的時候,其復雜程度、敏感程度、艱巨程度,人們都深有感受。而今天的改革,難度一點都不亞於那個時候。習近平指出,改革進行到今天這個階段,面對的必然是長期積累下來的頑瘴痼疾,各種深層次利益關系和矛盾盤根錯節,他用“布滿暗礁”的“深水區”“險灘”和“硬骨頭”等來形容。他指出,必須要“以勇於自我革命的氣魄、堅忍不拔的毅力推進改革”(《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 2卷,第 39頁。),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堅決行動。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雷霆之勢、刮骨療毒之勇氣厲行反腐,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重大成果,就生動地詮釋了這一條。

他嚴厲批評那些畏首畏尾、不敢出招、怕得罪人、“愛惜羽毛”、不作為的干部,贊賞那些迎難而上、敢於擔當、敢於盡責的人。他格外重視強化領導干部的責任意識、擔當意識,要求領導干部敢於干事、敢於擔責,原因亦在於此。

但是,膽子大不是蠻干,不是瞎折騰,而是既敢闖敢拼,又穩扎穩打。在這個問題上,既有我們改革開放“摸著石頭過河”的成功經驗,也有世界上一些國家用所謂“休克療法”來搞激進民主化改革,企圖一步跨過河去,結果引起劇烈政治動蕩和社會動亂的深刻教訓。(參見《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 43頁。)

習近平指出,我們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失誤,一旦出現就無可挽回、無法彌補。今天中國的改革,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重大改革,作為改革巨輪的掌舵者,必須慎之又慎。(參見《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 42頁。)他曾用“審慎穩進”“穩中求進”“審慎穩妥推進”“蹄疾步穩”等表述對此反復重申,並從多角度闡述其內涵和具體方法:

一是務求實效,不求轟動效應,不搭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參見《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 20頁。)要以抓鐵有痕、踏石留印的勁頭,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參見《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145頁。)

二是循序漸進,一步一個腳印,穩扎穩打向前走,積小勝為大勝。對改革進程中已經出現和可能出現的問題,困難要一個一個克服,問題要一個一個解決,勿求“畢其功於一役”。(參見《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151頁﹔《人民日報》2014年 1月 23日。) 既要敢於突破,又要步步為營,通過不斷努力逐步達到目標。(參見《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41-42頁。)

三是把握節奏,講求時度效。要堅持應該改又能夠改的堅決改,不應改的堅決守住﹔應該改而不具備條件的創造條件改,該快的一定要快、不能快的則循序漸進。對看准了的改革,要下決心推進,爭取早日取得成效。(參見《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19-20頁。)

四是保持定力,處變不驚,遇事不慌。要見微知著,善於發現苗頭性、傾向性問題,在可能出現的困難面前,設想種種預案,及時採取有效措施加以解決。(參見《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147頁。)特別是在今天,開放發展的大環境總體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有利,但同時面臨的矛盾、風險、博弈也前所未有,甚至“稍不留神就可能掉入別人精心設置的陷阱”(《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 2卷,第 213頁。)。“要從紛繁復雜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脈搏,在眾說紛紜中開好改革藥方,沒有很強的戰略定力是不行的。”(《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 19頁。)因此,我們既要有冒的勇氣、闖的勁頭,又要始終堅持以我為主。(參見《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19頁。)

社會上一度關注和爭論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就很能說明問題。從發展規律上講,要推進農業現代化,是應該改變傳統農業分散粗放的經營方式,發展規模經營的。但縱觀世界,種種歷史經驗教訓表明,如果這些措施造成農民失地又在城裡待不住,就容易引發大問題。因此,在這個事上追求大干快上是行不通的,中央決策層對此慎之又慎。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在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中,要“保持土地承包關系穩定並長久不變,第二輪土地

承包到期后再延長三十年”。這一政策安排就是既體現了穩,也體現了活。(參見《人民日報》2018年 4月 9日。)這可以說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改革開放重大決策上“審慎穩妥推進”的一個生動例証。

“膽子要大,步子要穩”,顯示了中國共產黨人對自身施政方式,包括對決策和施策者心理素質、行事風格等“技術操作”層面的高標准嚴要求,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一條重要經驗和方法。

重大關系之五:改革發展穩定

“改革發展穩定”這組辯証關系,描述的是整個國家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運行的總體動態平衡。改革開放 40年來,中國始終重視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並不斷摸清規律,積累了豐富經驗。“發展是硬道理,穩定也是硬道理,抓發展、抓穩定兩手都要硬。”(《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 2卷,第 384頁。)習近平的這句話,道出了在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已經形成的共識。在堅持不懈的努力下,從長時段和全局范圍來看,中國的改革開放形成了良性循環、正向協同推進的機制,保持了動態穩定和平衡發展狀態,避免了大起大落,使整個政治經濟社會總體平穩有序發展。

到了今天,隨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定性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國際形勢也更加復雜多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了“我們面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前所未有、面對的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前所未有”(《習近平關於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論述摘編》,第 11-12頁。)的重要判斷。正如習近平所說,中國的改革,是不改不行,改慢了不行,過於激進也不行。(參見《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34頁。)不改不行,是從大的方面說的,因為改革開放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隻有改革開放,才能贏得發展﹔改慢了不行,因為好的形勢和機遇往往稍縱即逝,錯過了就不會再來﹔但過於激進也不行,社會無法承受,造成動蕩,最終一切心血付之東流,甚至出現倒退。

那麼,面對如此嚴峻、“前所未有”的新形勢,怎樣處理好新時代的改革發展穩定關系呢?對此,習近平提出了明確要求:第一,要增強改革措施、發展措施、穩定措施的協調性,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第二,把改善人民生活作為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的結合點﹔第三,在保持社會穩定中推進改革發展﹔第四,通過改革發展促進社會穩定。(參見《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 36頁。)

習近平在向世界闡述中國發展情況及展望時,曾這樣表示:看中國經濟,不能隻看增長率,還要看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最終要看對整個社會發展的增益。“堅定地深化改革開放”,同時“促進經濟社會平穩健康發展”,這是中國每個改革階段都注重追求的完整目標。(參見《人民日報》2015年 3月 29日。)因此,中國採取的是“漸進式改革”方式,注重總體平衡、整體協調、步伐穩重,避免了因情況不明、舉措不當而引起的社會動蕩,反過來,維護社會穩定,也為穩步推進改革、順利實現目標提供了保証。(參見《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 34頁。)事實上,這也是改革開放40年來形成的一條富有中國特色的成功經驗。

習近平認為,一個好的社會,既要充滿活力,又要和諧有序。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鬆,波濤洶涌也不行。(參見《習近平關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論述摘編》,第 139頁。)一靜一動,靜要有定力,動要有秩序,關鍵是把握好這兩者之間的度。“穩”也好,“改”也好,是辯証統一、互為條件的。(參見《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 49頁。)應當說,“靜”與“動”、“穩”與“改”之間,把握好這個度,並不那麼容易。依據中國共產黨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關系的經驗,關鍵是要把握好三者相結合的那個“點”,也就是牢記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並將它落實到具體決策和行動上。正如習近平提出的,要把“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體現到經濟社會發展各個環節之中。更通俗點說,就是做到“老百姓關心什麼、期盼什麼,改革就要抓住什麼、推進什麼,通過改革給人民群眾帶來更多獲得感”(《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 2卷,第 103頁。)。抓住了這個點,就抓住了問題的關鍵,也就能把握好這個度,從而達到三者相互促進、良性互動的總體效果。

發展經濟始終是改革的一個重點,但習近平強調,不能忘記發展經濟的根本目的是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多一些雪中送炭”(《人民日報》2015年 5月 28日。)。比如,從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入手,做好基礎性、兜底性民生建設,統籌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業、社會保障、醫療衛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參見《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 2卷,第 374頁。)改革還要促進共享發展,注重解決社會公平正義問題,“必須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習近平關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論述摘編》,第 42頁。)

習近平還指出:“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是改革發展的前提。隻有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改革發展才能不斷推進。”(《習近平關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論述摘編》,第134頁。)在改革開放的不同時期,我們曾處理過各種棘手的社會矛盾,包括許多由利益爭端引發的維穩問題、恐怖活動、境外勢力的破壞等,這些問題稍一鬆懈就會影響社會安定。特別是現在,我國既處於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也處於社會矛盾凸顯期,在社會穩定中推進改革發展尤為重要。(參見《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36頁。) 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實施了一系列有利於加強社會建設、維護安全穩定的重要改革舉措,如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提出“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的總體國家安全觀(《人民日報》2014年 4月 16日。)﹔建設平安中國、和諧中國,等等。這些措施都以開拓創新、銳意改革的方式謀發展,大大夯實了社會穩定的基礎,使人民的獲得感、安全感、幸福感進一步提升。

從更深層次來看,正因為擁有中國共產黨這個始終不忘初心使命、時刻堅定地代表人民利益、為人民謀幸福的執政黨,中國在改革開放中才能把握好改革發展穩定這三者的結合點,即“以人民為中心”,“改善人民生活”,也才能真正處理好這三者的辯証關系。從這個角度看,始終堅定不移堅持黨的領導,對保証改革開放的正確航向及平穩推進,發揮著關鍵性和根本性的作用,是維護“改革發展穩定”這個中國改革開放事業“鐵三角”關系的重心和基石所在。

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幾個重大關系 論述的理論特征和重要意義

習近平指出:“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 3頁。)“關鍵一招”這個表述,既意味著改革開放戰略抉擇的重大意義和目標方向的堅定性,也意味著改革方法論問題的重要性。

習近平曾對外國記者感慨,在中國這樣一個擁有 13億多人口的國家深化改革,絕非易事。(參見《人民日報》2014年 2月 9日。)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前無古人的、全新的偉大事業,對於執政者戰略思維、決策水平、施政能力乃至心理素質的考驗和挑戰都是難以想象的。從本文的梳理可見,中國共產黨已逐漸形成一整套環環相扣,理論與實踐相聯系,既講得清楚又能熟練運用、靈活有效的改革方法。它從實踐中來,又付諸實踐,並長期持續積累,不斷進步完善,使整體事業得到累進式快速推進和發展。習近平對上述幾個重大關系的提煉和闡述,就是對這一套方法的精辟概括和總結,其內涵豐富而深刻。

筆者體會,這些論述具有以下幾點突出特征和重要意義:

其一,從歷史縱向上看,它展示了黨的領導人代代接力、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地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建設路徑、方法的新探索、新總結。

新中國成立后,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中,毛澤東一再強調要摸清、掌握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方法、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曾花大功夫思考和探討處理好“十大關系”、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等問題。改革開放也是一個邊實踐邊總結經驗的過程,鄧小平對改革開放的路徑、方法等問題就作過許多思考和指導。今天,習近平對全面深化改革幾個重大關系的概括和闡述,則是對黨領導改革開放 40年方法論經驗智慧的精辟總結。

習近平是在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事業中經受歷練、鍛造成熟的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自改革開放初作為最接地氣的基層黨政干部,致力於改變中國一隅的面貌起,他全身心投入偉大實踐,在改革開放洪流中銳意進取、務實創新,不斷開拓出一個又一個新局面,進而引領開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他積累了豐富的改革經驗,同時又勤於思考、精於總結。他的許多論述,也是從他本人長期從事改革開放實踐中提煉出的方法論精華。

可以說,習近平關於把握全面深化改革幾個重大關系的論述,從一個側面展示了中國共產黨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軌跡的歷史延續和卓越發展。

其二,從理論高度上看,它是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的鮮明體現,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理論創新成果。

習近平對這五個重大關系的論述,不少看起來只是就事論事,是講怎麼對待這些關系的“態度”的,但實際上也運用了馬克思主義原理來進行描述和闡釋,變成了“哲學”問題。如他指出,加強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相促進,“也是歷史

唯物主義的要求”。(參見《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48頁。)

在這五大關系中,“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是從黨的指導方針高度強調理論聯系實際的思想路線,解決的是改革開放事業內生動力的問題,以防止“左”右偏差,穩定立場宗旨,保証正向驅動﹔“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與“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注重改革決策及實施的統籌安排,宏觀與微觀、頂層與基層、整體與局部全方位協調有效推進﹔“膽子要大和步子要穩”,解決的是行動步驟和節奏把握問題,更強調執政群體及干部個人的精神素質、工作作風﹔“改革發展穩定”,解決的是協調國家政策安排與實際施政舉措及整個社會影響,促進改革開放事業達到整體協同、穩定均衡、和諧發展、全面持久效果的問題。這五大關系,可以說構成了從宏觀到中觀到微觀,從頂層設計到細部配合協調,相互呼應聯系的一個較為全面完整的改革方法論組合。

以上分析可見,習近平的這些概括和闡述,嫻熟運用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實踐的觀點、關於矛盾的觀點、關於發展的觀點、關於聯系的觀點等基本原理,具有鮮明的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証法理論品格。

其三,從文化角度看,它也體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有機融合,從中可以領略到獨特而優秀的中國文化特色和中國政治智慧。

習近平非常重視從中國傳統文化那裡吸取經驗智慧,以提高治國理政能力。如他指出:“摸著石頭過河,是富有中國智慧的改革方法,也是符合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實踐論的方法。”(《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 43頁。)他引用過中國古語“治大國若烹小鮮”,來形容治理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之不易。有道是,“一招不慎,滿盤皆輸”。中國傳統上講求治國之“道”、之“方”、之“技”、之“術”,對於治國興邦既注重理念指引,也注重“謀略”乃至“手藝”。的確,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完成改革開放這樣的重大治國任務,前所未有、世所罕見,講求方式方法是極其重要,極其關鍵的。

習近平強調改革開放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那麼他所提出的這幾組方法論原則,實際上不能僅僅被看成是一些單純分散的戰術性“招數”,而是改革開放這個關鍵“大招”“總招”之中所包含的一系列、一整套“高招”組合。它有著宏偉堅固、結構合理、動態穩定的大架子,又富有實際操練中的機動性,隨形就勢,靈活機變,注重實戰效果,極具獨創性,可以說已形成一個成熟的中國式改革開放路徑“套路”。習近平對把握好這幾個重大關系的論述,既登高望遠又腳踏實地,大處著眼、小處著手,求真務實、中正沖和,剛柔相濟、動靜自如,循序漸進、步步為營,既有金剛怒目、泰山壓頂式的猛士氣魄,也有庖丁解牛、抽絲剝繭那樣精准細致的“繡花功夫”,等等。所有這些,無不鮮明體現著中國人的思想和行事風格,散發著中國傳統哲理和文化精神的氣息,發人深省,啟人哲思。

其四,從實踐層面看,這些改革方法論精華,也是我們黨長期執政探索出來的寶貴治國理政經驗的總結,對於新時代的全面深化改革事業具有重要現實指導作用。

透過習近平關於改革方法論的精辟闡述可以看出,我們黨對改革開放事業,指導思想高屋建瓴,眼光深遠堅毅,目標方向明確清晰,實踐時又從容不迫,不疾不徐,精准把握節奏分寸,不耍花槍,不圖虛名,注重實效。這充分體現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治國理政的能力、魄力和經驗,包括領導人素質等方面的成熟和完善,體現出對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堅定持守。進行這樣成熟、務實、充滿自信的經驗總結,目的不是別的,正是為了實實在在地解決實際問題,務實穩健地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現黨中央確定的全面深化改革宏偉總目標。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正是充分運用了這些經長期實踐檢驗証明是行之有效的寶貴方法,大刀闊斧地推進和深化改革,從而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使國家治理和現代化發展取得了極不平凡的成就。

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正處於關鍵時刻,改革開放也走過了 40年的歷程,中國改革開放事業又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關節點。在開啟全面深化改革新的起點上,我們面臨著前所未有的重大機遇和嚴峻挑戰。習近平鄭重提出並反復強調要把握好、處理好這幾個重大關系,既是他作為改革開放偉業親歷親為者的經驗之談,也有著十分深刻而緊迫的現實針對性,對於如何進一步推動實際工作,提出了更多更高更新的要求。我們要深刻領會這些思想方法,將其作為行動指南,積極投身於全面深化改革事業,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懈奮斗。

﹝作者李琦,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審,北京 100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