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以及中國國內收藏馬克思書信的若干情況

作者:魯路    發布時間:2019年07月23日    

自梁贊諾夫搜集馬克思恩格斯原始手跡以來,馬克思恩格斯新文獻的不斷發現充實了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為研究人員提供了必要且盡可能全面的文獻資料。近年來最為著名的新發現是,蘇黎世城市檔案館新發現了恩格斯致博伊斯特的7封書信。[1]

做出類似的發現,歐洲學者條件得天獨厚。像上述書信就是歐洲學者在自己居住的城市的檔案館發現的。相形之下,中國學者隻能借助於中國國內的收藏交易,窺測有無發現新文獻的可能。例如,前不久中國國內發現了一篇馬克思新文獻:馬克思於1860年2月3日致呂西安.若特蘭的書信。當年,為了撰寫論戰檄文《福格特先生》,馬克思廣泛搜集証據、求助証人。為此目的,他致信若特蘭:“由於訴訟《奧格斯堡總匯報》一事,日內瓦的福格特教授發表了一份小冊子。那些針對我本人的種種誹謗中傷迫使我,為了自己的家庭與友人利益起見而同他對簿公堂。既然我說的這個人誹謗我的全部歷史,我就請您給我寫一封信(當然是私人信件),在信中實事求是地澄清我在布魯塞爾擔任的榮譽職務、我有幸同您一道參與的政治事務的性質,以及不同國家持極端觀點的代表人物。”[2]

再如,1872年9月,第一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在海牙召開。恩格斯在大會上做了關於 “社會主義民主同盟”從事破壞第一國際活動的調查報告,巴枯寧開除出第一國際。此前,在6月18日的會議上,恩格斯等人接受總委員會委托,公開發布召開海牙國際代表大會這一決議。馬克思、恩格斯、勒穆修、賽拉葉等人簽署了會議記錄。會后,恩格斯於1872年6月26日致信賽拉葉和勒穆修書信,請他們公布決議:“這裡是各項決議,請抄寫一份,馬上將其寄給勒穆修,以便他盡快寄往必要的目的地。”

這一封書信夾雜在賽拉葉的其他文獻遺存中,以前從未發現出來,直至在賽拉葉的文獻遺存得以交易的今天在中國藏家手中重見天日。中國國內私人收藏的這封書信,同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收藏的恩格斯1872年9月25日致本杰明.勒穆修的信相得益彰,因為在后一封信中,恩格斯同樣囑托勒穆修:“我們現在就需要那些筆錄,首先來公布會議決議,隨后公布上述筆錄。請在一周內將上述材料交給馬克思。”這種相得益彰的情況表明,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原中央)編譯局)開展馬克思文獻典藏工作,影響了中國國內的收藏取向,以至於中國國內的收藏起到了同編譯局的收藏相得益彰的作用。

無論是恩格斯致賽拉葉和勒穆修的書信,還是馬克思致若特蘭的書信,本身數量都有限。而本身數量較多、在中國國內同樣收藏較多的,是馬克思致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的書信。就其本身而言,截至目前,最為全面的統計是巴加圖利亞及其俄國同事取得的結果。馬克思致科勒特的書信,從寫信時間上說,第一封寫於1856年8月11日,最后一封寫於1882年2月10日,時間跨度約四分之一各世紀。從內容上說,它涉及方方面面,如向對方索取報刊雜志、澄清自己文章的編輯問題、評價當時人物、論述時事問題。其中,較為重要的是1868年11月2日、13日、19日和23日的連續四封書信。

科勒特是《自由新聞》(外交評論)的編輯,馬克思於1868年11月1日同他談到,在英格蘭銀行提高貼現率至10%的情況下,俄國可以根據1844年皮爾銀行法案提取俄國貸款,將英格蘭銀行擠破產。第二天,馬克思寫下上述內容的第一封書信。由於科勒特回信,詢問在俄國突然取消貸款的情況下,英國政府能否終止1844年法案,從而避免英格蘭銀行破產,馬克思又於上述后三天分別去信,額外加以論述。科勒特提議,發表馬克思上述第一封書信,這是馬克思在1868年12月2日的《自由新聞》(外交評論)上發表《格萊斯頓先生的1866年銀行條款是如何獲取六百萬俄國貸款的》一文的由來。馬克思在文中分析1844年銀行法案的作用,對於他構思《資本論》第三卷涉及同一問題的內容,顯然具有啟發意義。

另外同樣重要的是他1866年9月26日的書信。它分十項講述德國選舉和議會體制,首先講普魯士下院議員根據均等的人口選出且享受津貼。競選者不享受津貼,競選費用由地方政府出,因而作議員與參與競選都沒有條件限制。其次,它講述參選人員的構成以收入為基礎。基本選民根據納稅多少分為三個等級,每一個等級推選出名額彼此相等的二級選民。二級選民構成選舉團,選舉團最終推選出議會成員。普魯士各地選舉模式並不統一,但總的說來,大多採取兩級選舉體制。馬克思關注議會選舉,為我們理解他的思想發展提供了一條線索:此時馬克思雖未明確放棄武裝斗爭的想法,卻開始關注議會斗爭的可能性。恩格斯晚年的書信証明,他的想法是同馬克思一致的。就此而言,這封早在1866年的書信就對他們的思想發展具有一定的預示性。上述在巴加圖利亞的統計中的兩封書信概括了馬克思一生的兩個主要方面,一是理論方面,即《資本論》的寫作,二是現實方面,即對社會政治的關注。可以說,馬克思致科勒特的書信是馬克思一生的一個影像。

但是,巴加圖利亞及其俄國同事僅統計出23封書信。而根據我們的調查,實際上還有兩封書信,即1862年7月27日和1878年6月25日這兩封書信。已出版的MEGA第三部分第13卷收錄1862年初至1864年底的書信,但未刊登前一封書信。第三部分第23卷應當刊登1877年1月至1879年5月的書信,可以刊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收藏的這后一封信,但該卷尚未出版。所以,我們不妨在此將這兩封信的內容介紹出來:

在1862年7月27日的書信中,馬克思表示要應拉薩爾的請求,陪同他訪問下院,盡管馬克思對此一點兒興趣也沒有。在1878年6月25日的書信中,馬克思向科勒特借閱《自由新聞》(《外交評論》)上抨擊布赫爾先生的一篇文章:“迄今為止,我隻了解布赫爾先生回復我的信的一段話,這段話刊登在(今晚的)《回聲報》上。顯然,他企圖撒一個彌天大謊來脫身。”

阿道夫.洛塔爾.布赫爾(1817─1892)於1848年革命時期當選普魯士制憲議會議員,恩格斯在《關於區等級會議的妥協辯論》中講到,布赫爾當時提出廢除區等級會議課稅權的議案。[3]正是因為持這種左翼傾向,布赫爾被判監禁並流亡倫敦,在倫敦作柏林《國民報》通訊員。[4]在馬克思與對手的爭論中,他也曾支持馬克思。例如,馬克思在1860年12月19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提到:布赫爾認為,“反對福格特的証據是完全可靠的。此外,我的書把‘他關於馬克思的鼓動活動的偏見’全都摧毀了。”[5]但是,即使在這時,馬克思也認為布赫爾屬於“流亡者上層”,即不屬於普通的工人流亡者群眾。[6]馬克思用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中的“高尚意識”概念來概括布赫爾等人,暗示正像黑格爾意味的那樣,真理在於他們的思想意識的對立面。

威廉四世頒布對政治流亡者的大赦令后,布赫爾返回普魯士,進入外交部,深受俾斯麥器重,為霍亨索倫家族成員登基西班牙王位而出使馬德裡,參加在歐洲外交史上舉足輕重的1878年柏林會議,任會議秘書長,並在俾斯麥下野后跟隨俾斯麥到鄉下庄園,協助俾斯麥撰寫回憶錄。布赫爾還曾為俾斯麥與拉薩爾的秘密會見牽線搭橋,因為布赫爾與拉薩爾過從甚密,甚至是拉薩爾的遺囑執行人之一,[7]在拉薩爾決斗后繼承了拉薩爾全部遺稿,出版了拉薩爾的著作。對於俾斯麥、拉薩爾和布赫爾的關系,馬克思有著清醒的認識,他於1851年8月31日致信恩格斯說:“他們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他們投入了那些可尊敬的‘國家要人’的懷抱。”[8]燕妮·馬克思在1865年3月30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同樣講道:“拉薩爾已經完全走上了一條歪道,這條歪道把他像他的朋友布赫爾一樣引到俾斯麥陣營,引入內閣……”。[9]

普魯士政府對1848年革命的流亡者實行大赦后,馬克思也曾一度考慮自己回國的問題,但他最終選擇留在英國,並為《紐約每日論壇報》等報刊撰稿。1865年10月8日,布赫爾致信馬克思,延請馬克思為普魯士官方報紙供稿,甚至提出稿酬由馬克思自己決定。布赫爾非常重視馬克思,他甚至抄襲過馬克思。馬克思在一系列私人書信中透露過布赫爾的為人,如在1856年10月16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講:“偉大的布赫爾在《國民報》上寫了一篇關於‘有趣的揭露’的文章,一字一句都是從我的文章上抄襲的﹔但是不提我的名字並使人推測揭露是來自英國方面。”[10],在1867年12月7日致路·庫格曼的信中透露:“布赫爾曾建議我擔任《普魯士王國國家報》的經濟問題的通訊員。”[11]還在1865年11月21日致威·李卜克內西的信中透露:“(自己)收到了布赫爾的一封信,邀請我擔任《普魯士國家通報》的金融問題的倫敦通訊員。他向我示意,凡是一生中還想對德國有影響的人,就應當‘投靠政府’。我已經給他寫了幾行回信,他大概是不會發表的。你當然也不必在報紙上公布這件事,但是你可以私下告訴你的朋友們。”[12]

馬克思與布赫爾的公開交涉反映在馬克思與恩格斯合寫於1878年6月12日的《布赫爾先生》[13]中,以及馬克思寫於1878年6月27日的《答布赫爾的<聲明>》[14]中。馬克思從1878年6月12日的《泰晤士報》上獲悉,布赫爾出任柏林歐洲會議秘書,隨即在上述前一篇文章中公開揭露布赫爾的所作所為,而不再限於私下裡向朋友透露布赫爾的為人。布赫爾發表聲明,竭力遮掩自己作為政府代表同馬克思這樣一個革命者搭訕的丑聞,引發馬克思寫下上述后一篇文章,揭露布赫爾靠撒謊來脫身的行徑。正是為了寫作這后一篇聲明而索取材料,馬克思寫下了上述於1878年6月25日致科勒特的這封書信。

這兩封我們額外發現的書信中,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收藏的后一封書信涉及拉薩爾的背景資料呼應了前一封書信涉及拉薩爾的文字,表明隨著時間推移,馬克思與拉薩爾越來越分道揚鑣。而且本文最后提到的這封關涉布赫爾的1860年的書信同本文最初提到的那封關涉福格特的1878年的書信共同顯示出馬克思的一個影像,即馬克思終生是在論戰之中,無論是主動的,還是被迫的。這一影像同我們講述巴加圖裡亞的統計中的致科勒特的書信時所提到的影像相吻合,令馬克思的影像愈發活靈活現。這是馬克思書信收藏在史料收獲、理論收獲之外給人的又一重收獲。

附錄:馬克思致科勒特的書信:

編號

書寫時間

發表

收藏地

內容

1

1856年8月11日

中文第一版第29卷第521頁

阿姆斯特丹

馬克思在《自由新聞》(外交評論)中的文章的編輯問題

2

1856年8月25日至9月13日之間

 

阿姆斯特丹

馬克思在《自由新聞》(外交評論)中的文章的編輯問題

3

1856年10月23日

中文第一版第29卷第522頁

阿姆斯特丹

馬克思在《自由新聞》(外交評論)中的文章的編輯問題

4

1857年3月25日

中文第一版第29卷第523頁

阿姆斯特丹

稿酬

5

1857年6月5日至10之間

MEGA2 III/8, S. 121.

阿姆斯特丹

稿酬

6

1857年6月10日之后

MEGA2 III/8, S. 122.

阿姆斯特丹

馬克思在《自由新聞》(外交評論)中的文章的編輯問題

7

1860年3月7日

中文第一版第30卷第508頁

阿姆斯特丹

涉及福格特對馬克思的指控

8

1860年6月1日

MEGA2 III/11, S. 5

牛津大學

倫敦電訊業同俄國介入普奧電訊聯盟一事的關聯

9

1862年7月27日

 

國內私人收藏

拉薩爾

10

1863年1月25日

MEGA2 III/12, S. 320.

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紐約每日論壇》上的華盛頓通訊對俄國公使的報導

11

1866年9月26日

 

中山大學

德國選舉和議會體制

12

1868年11月2日

 

國內私人收藏

英格蘭銀行貼現率至10%、俄國可根據皮爾法案令英格蘭銀行破產

13

1868年11月13日

 

國內私人收藏

提現有可能導致銀行危機

14

1868年11月19日

 

國內私人收藏

俄國政府貸款

15

1868年11月23日

 

國內私人收藏

俄國政府貸款

16

1868年12月30日

 

國內私人收藏

俄國沙皇的頭銜

17

1869年5月28日

 

國內私人收藏

郵寄《俄國信札》

18

1870年2月19日

中文第一版第32卷第639頁

牛津大學

俄國公債

19

1871年9月6日

中文第一版第33卷第290頁

阿姆斯特丹

澄清自己的著作

20

1872年10月5日

 

國內私人收藏

郵寄《資本論》法文版第一分冊

21

1876年11月10日

《新發表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

莫斯科

格萊斯頓

22

1876年12月9日

《新發表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

莫斯科

格萊斯頓

23

1878年6月25日

 

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布赫爾

24

1879年10月1日

 

歐洲私人收藏

索取文章

25

1982年2月10日

 

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英俄引渡條例

參考文獻:


[1] 相關情況見於MEGA第三部分第13卷。

[2] 這篇新發現的文獻,具體情況請參見拙作《中國國內新發現的一封馬克思書信——馬克思致呂西安.若特蘭》(載於《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8年第2期)。

[3]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版,第318─322頁。

[4]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64版,第506頁。

[5]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30頁。

[6]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120頁。

[7]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頁。

[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348頁。

[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7頁。

[10]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77頁。

[11]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9頁。

[1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1頁。

[1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5─186頁。

[1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7─189頁